一文体源流嬗变论文体研究，需要追源溯流。清人王兆芳云：“释源流，源取信于可考，流略举以见例，明观体之来路也。”〔清〕王兆芳《文体释》，载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6321页。在古代文体论中，关于文体渊源的讨论具有鲜明的经学色彩。“原道”“宗经”作为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础，对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表现在文体批评里，即“文源六经”说，意谓各种文体的渊源都出自儒家经典。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云：“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2页。将多种文体都导源于六经。此后，“文源六经”说遂成定论，宋人亦多秉持之。其实，诸多宋人讨论的，都是“文”的“原道”“宗经”，但因“文”的内涵宽泛，其中或多或少皆有“文体”的含义。如宋代早期的道学家孙复、石介等都发表过关于“文”的意见。如孙复《答张洞书》云：诗书礼乐大易春秋，之文也，总而谓之经者。以其终于孔子之手，尊而异之尔。斯圣人之文也。后人力薄，不克以嗣，但当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而已。或则发列圣之微旨，或则擿诸子之异端，或则发千古之未寤，或则正一时之所失，或则陈仁政之大经，或则斥功利之末术，或则扬圣人之声烈，或则写下民之愤叹，或则陈大人之去就，或则述国家之安危，必皆临事摭实，有感而作，为论，为议，为书、疏、歌、诗、赞、颂、箴、辞、铭、解、说之类，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宋〕孙复《孙明复小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173—174页。这是说所有文皆归于道、统于经，以阐发圣人之旨为根本。细细体味，“文”中显然包含“文体”之意。略有可取者，指出文体写作应该“临事摭实，有感而作”，而且他把歌、诗等文体也包括在“原道”“宗经”的范畴之内，故不宜一笔抹煞。石介的《上蔡副枢密书》以纲常礼教等套用到“文”上，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对“文体”不同层面和维度的阐释：故两仪，文之体也；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九畴，文之教也；道德，文之本也；礼乐，文之饰也；孝悌，文之美也；功业，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纲也；号令，文之声也。圣人职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宋〕石介《石徂徕集》卷之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12页。虽然石介的论说道学色彩浓厚，令人感到牵强附会，但他把“文”分出那么多层面，这对后来解说细辨文体的结构层次，无疑有或多或少的启发。南宋陈骙《文则》卷上云：大抵文士题命篇章，悉有所本。自孔子为《书》作序（孔子《书》序，总为一篇，孔安国各分系之篇目），文遂有序；自孔子为《易》说卦，文遂有说（柳宗元《天说》之类）；自有《曾子问》《哀公问》之类，文遂有问（屈原《天问》之类）；自有《考工记》《学记》之类，文遂有记；自有《经解》《王言解》之类（《王言解》见《家语》），文遂有解（韩愈《进学解》之类）；自有《辩政》《辩物》之类（二辩见《家语》），文遂有辩（宋玉《九辩》之类）；自有《乐论》《礼论》之类（二论见《荀子》），文遂有论（贾谊《过秦论》之类）；自有《大传》《间传》之类（二传见《礼记》），文遂有传。〔宋〕陈骙著，刘彦成注释《文则注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陈氏把序、说、问、记、解、辩、论、传诸种文体的渊源都上溯到儒家经典，如果考虑先秦为古代文章的形成期，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南宋张炎为给词争地位，也把词的源头归于儒家经典，其《词源》序认为：“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宋〕张炎著，夏承焘校注《词源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其实类似观点有较大的盲目性，一味把各种文体的源头导向经学，不过是为了显示儒家经典涵天盖地的巨大影响力。古人只考虑为文体寻出了高贵出身，却未意识到在文体渊源上单纯尊经的牵强附会，很多情况下并不能自圆其说。有源必有流。文体的嬗变演进论在宋代文体批评中也多有论列。如严羽的《沧浪诗话·诗体》就关注了诗歌的流变过程，并对几种诗体的初始作出说明：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五言起于李陵、苏武（或云枚乘）；七言起于汉武柏梁；四言起于汉楚王傅韦孟；六言起于汉司农谷永；三言起于晋夏侯湛；九言起于高贵乡公。〔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第48页。严羽论诗体流变，简明扼要，看出他对诗体发展的精熟，但对几种诗体的起源创始说，则多不可信。宋代王铚《四六话》对于本朝四六文的源流作了专门的研究，为zui早的骈体文话。其书序言云：“赋之兴远矣。唐天宝十二载，始诏举人策问外试诗赋各一首，自此八韵律赋始盛。……世所谓笺、题、表、启，号为四六者，皆诗赋之苗裔也。”〔宋〕王铚《四六话》，载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5—6页。指出律赋因科举考试而兴盛，并认为四六的本原是诗赋。四六骈文的主要特点是语言对偶、句式整齐、声韵和谐、使事用典和辞采华丽，这些文体特征的形成与诗、赋关系密切，故而王铚的四六源出诗赋论是切中肯綮的。宋代另一部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原序》亦对四六文流变有所描述：三代两汉以前，训诰、誓命、诏策、书疏，无骈俪粘缀，温润尔雅。先唐以还，四六始盛，大概取便于宣读。本朝自欧阳文忠、王舒国叙事之外，自为文章，制作混成，一洗西昆磔裂烦碎之体。厥后学之者，益以众多。况朝廷以此取士，名为博学宏词，而内外两制用之。四六之艺，咸曰大矣。下至往来笺记启状，皆有定式，故谓之应用，四方一律，可不习知？〔宋〕谢伋《四六谈麈》，载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33页。四六在宋代兴起实非偶然，既涉及欧阳修等文体大家对骈文进行艺术改造，又有科举考试的关系，再加上朝廷内外的应用文字都用四六，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骈文在宋代的新变发展。
该书是一部研究宋代文体学的专著，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三章以文体为主题，diyi章述宋代各文体的历史情况，第二章分析各文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章是五个个案研究，即上梁文、教坊乐语、青词、露布、“至宝丹”体诗。下编以文体理论为主题，四个章节，分别探讨了宋代文体批评的特征和研究类型、宋代文体分类、宋代文体学争论的核心问题，以及文体学与宏观的文化之间的联系。作者有意识地把文体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眼光开阔、思辨敏锐，结论充实可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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