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穆木天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分上下两编进行论述。共四章，十四节。
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象征主义并非是穆木天早期诗论的全部，单纯凭借一篇《谭诗》很难全面展示出穆木天早年诗学理论的全部丰富性，同时也会让研究者不经意的切断了诗人思想发展的流变性。任何一种比较成熟的思想形成，都必然有一个不断调整、不断深入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谭诗》仅仅是流变过程中一个闪光的结点，但从研究角度说，我们却不可以以点带面。写于1924年10月17日的《给郑伯奇的一封信》和1925年穆木天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论文《阿尔贝•萨曼的诗歌》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流变的过程。活生生的事实一再的告诉我们，在诗人前后看似断裂的文本中始终被一种力量紧紧的黏合在一起，要透析这种力量，单纯从外部研究出发是得不到有益的结论的。穆木天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不能仅仅被界定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反映，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参照物。只要我们还不忘记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首先作为具有独立审美标准的文学本体，那么穆木天的真正价值才能被发现。笔者认为,无论是他的诗歌文本，还是他的诗学批评；无论是他的象征诗作，还是他为民族抗争谱写的战歌，都充满了他对诗本体在形式、音律、结构的严肃态度和对诗情的苛刻要求。他从开始作诗的那一天起，就始终致力于把诗与散文进行严格区分。所有这些，把他的前后两期创作有机的结合到一起，在看似变化的文本中保有着一份对诗本体一如既往的热情，这正是穆木天诗作嬗变中的不变，也应该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贡献。穆木天后期创作可以进一步的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它可以反映诗人在1930年之后创作的基本风貌。如果说，象征主义时期的穆木天恪守着他的“旅人”情结，那么此时的穆木天则用他的诗歌诉说着“故园的屠杀和烽火”，这个曾经努力探索个体生命内心体验的“旅人”现在要踏上新的征程，去为自由而高歌，“流亡者”成了诗人对自己的定位。这个充满诗性的“流亡者”在一路上唱出了三种不同的调子，有的高亢而近命令，有的尖利而失于浅白，但更多的曲子在朴质中透出深刻、在平实中展现着激情，他们共同谱成这新征程中的三部曲，回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天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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