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写给陈毅的诗文中，有一句“将军本色是诗人”。我愿意把这句话稍作变更，亦即“将军本色是作家”，写给我的文友邓高如。
与邓高如将军相识，是他在重庆警备区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说来奇怪，重庆警备区的另外两位将军，也是我的朋友。一位是副司令员陈知建，相交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候我的处女作《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问世不久，便收到他的来信。原来他是陈赓将军的儿子。我在处女作的开篇，就写到这位共产党将领在解放战争中的洛阳大战里，是如何生擒了我的舅父，国民党将领邱行湘的。另一位是重庆警备区司令员杨冀平，他在上任不久便与我见面，说是在我的电影里当过演员。原来他是杨勇将军的儿子。我父亲黄剑夫起义投诚后，在刘伯承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官，他的学员之一，便是杨勇。这件事情我写进了处女作，当处女作改编为电影《决战之后》的时候，导演李前宽找到杨冀平，要他在影片里扮演他的父亲。
郭沫若写给陈毅的诗文中，有一句“将军本色是诗人”。我愿意把这句话稍作变更，亦即“将军本色是作家”，写给我的文友邓高如。
与邓高如将军相识，是他在重庆警备区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说来奇怪，重庆警备区的另外两位将军，也是我的朋友。一位是副司令员陈知建，相交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候我的处女作《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问世不久，便收到他的来信。原来他是陈赓将军的儿子。我在处女作的开篇，就写到这位共产党将领在解放战争中的洛阳大战里，是如何生擒了我的舅父，国民党将领邱行湘的。另一位是重庆警备区司令员杨冀平，他在上任不久便与我见面，说是在我的电影里当过演员。原来他是杨勇将军的儿子。我父亲黄剑夫起义投诚后，在刘伯承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官，他的学员之一，便是杨勇。这件事情我写进了处女作，当处女作改编为电影《决战之后》的时候，导演李前宽找到杨冀平，要他在影片里扮演他的父亲。
与邓高如结缘，却没有这些父辈的牵连，历史的瓜葛。联系他的纽带，除了文学还是文学。早在他由成都军区战旗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调来重庆警备区不久，就有四川的两位文人向我提到邓高如。一位是与我同为全国政协委员且同在文艺二十七组与会的魏明伦，他告诉我：“邓将军*有才华的写作是他的散文，如果说他的杂文不如我，那么他的散文我永远写不过他。不说过去，也不说将来，他现在就是一位散文大家！”另一位是百岁高龄的马识途，他回忠县老家途中，留宿重庆潘家坪，邀我共进晚餐，尚未动筷，便提及邓高如的近作《邓老太爷面面观》（收录于《半轮秋》-书），见我一脸茫然，就用命令的口吻说，一定找来读一读。翌日读毕这篇万言系列散文，顿然想起贵州作家何士光的小说《乡场上》。后者写的是肉贩子，过去把宝肋肉藏在柜台下留给乡镇干部，如今把宝肋肉卖给教儿子读书的村校老师。前者则通过《邓老太爷的文化观》《邓老太爷的价值观》《邓老太爷的消费观》以及《邓老太爷的婚恋观》四组散文，异曲同工地揭示着一个深刻的主题，那就是农村改革开放是怎样悄然兴起的，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又是怎样发生蜕变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