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媒体名人的阅读笔记敏锐独到他发现了一本本书真正的价值 书后附有作者五年读书单 附有170种值得收藏的书目 《更优秀作品请进入新星出版社旗舰店》点击进入 这本书是作者最近五年的读书笔记，涉及到的书皆为思想、历史等人文出版物，作者对这些书籍的解读，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完全出自自己的内心体验,敏感、多思，新意迭出，可给予读者丰富的启发。这些文章大多发表于腾讯大家专栏，曾引起广泛反响。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九日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六月八日七月十六日，他在致函俄共（布）中央委员时，直接点了一些“敌人”的名字，还用了“全部驱逐出去”、“毫不怜惜地驱逐出境”、“让他们都滚出俄罗斯”、“必须迅速清理”等字句，当然还有“据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最恶毒的敌人”、“抓几百人且不必告知理由”，等等！ 二在接下来的“清理”运动中，一切都是程式化的：要求逮捕圈定名单上的所有人，三天内向他们宣布指控，并建议其自费出境（彼时苏俄很穷），如拒绝自费则由契卡出资递解出境。当然，例行的调查和鉴定是必不可少的手续和程序。程序大体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鉴定，其实就是政治定性，圈定某人犯有某事，或者说有某种倾向，决定驱逐某人；第二部分是审讯记录，很简单；第三部分是实情供述，由即将被驱逐者按照确定的问题回答，其中包括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对社会团体知识分子的任务看法、对政党和俄共的态度、对其他反革命派别的态度等等。比如，在后来被流放驱逐出境的俄罗斯作家奥索尔金的鉴定中写道：“反苏维埃倾向毋庸置疑的右翼立宪民主党人……有理由认为，他跟国外保持着联系。”无论他们在实情供述中如何表示自己拥护新政权，苏维埃政权都已经圈定了他们的命运。不仅如此，还要在逮捕后的审讯中，以程序加以羞辱，在精神上羞辱那些被视为敌对的知识分子。在这程式化的白开水般的审讯鉴定中，我们完全可以读出这个政党、这个政权的怯懦、蛮横、荒唐和无耻来。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本书中讲述了一个惊人的细节：有一次我不得不和作家协会一位理事到加里宁那儿，为释放奥索尔金说情，他是因为赈济饥民委员会的事而被捕的。我们转引了卢那察尔斯基[1]的话，而国家首脑加里宁对我们说出了惊人的话：“卢那察尔斯基的推荐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我写推荐并签名也一样——可能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斯大林同志推荐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国家首脑承认他自己在这类事情上没有任何意义。在整个清理运动中，政治保卫局公布的二百二十五人名单里，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被取消了惩罚，一部分人在国内被流放——这也是俄国的传统，还有一些人下落不明，被驱逐出境的不到一百二十人。当然，类似的对同类的摧毁不惟这一起，此前的法国大革命中，也发生过更残酷的杀戮。在这样的事件之后，苏联还发生了更为惨烈的杀戮，而不只是流放。几十年后的中国，也有过内部流放。“哲学船事件”的领导者和积极的执行者托洛茨基大概没有想到，自己后来的命运，竟然还不如他们。当然，相比后来的“古拉格”，相比斯大林时代，相比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的大清洗，列宁、捷尔任斯基和托洛茨基及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算是够仁慈的了。那些侥幸逃过被驱逐出境的人，大多数最终没躲过“古拉格”和枪毙的命运。每每读到类似的故事，我就常想起《左传》中那句著名的成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是一旦从肉体上消灭了异心，这个国家也就失去了未来。当一个政权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动消灭自己民族精英的运动时，自然也就能建立起自己意识形态的垄断威权，成功地完成对统治阶层自己和被统治阶级的洗脑，未来采取新的行动时，必定如探囊取物，予取予求。苏联后来的镇压清洗几无反抗，只有认命，与其曾经发生的对异端知识精英的摧残不无关系。“贫乏的反动精神慢慢地控制了他们。”被驱逐的俄国哲学家斯捷蓬在《往事与未竟之事》里回顾说。“有一次我去格别乌，等待负责驱逐的审讯员，我很惊讶格别乌的走廊和接待室全是神职人员，他们全是新生教的。这让我感觉很沉重。”“哲学船事件”中被驱逐的另一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写道。这或许就是列宁要的“长期净化的俄罗斯”。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中写道：“在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中，潜伏着一些自我残杀的因素”；“整个一百年，俄罗斯知识分子都依靠着否定而生活，这破坏着俄罗斯存在的基础”。谁说不是呢。幸运的是，“哲学船事件”虽然摧折着俄罗斯的基础，但相比后来大清洗的那些受难者，这些被迫离开祖国客居异乡活下来的人，倒也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别尔嘉耶夫，俄国著名哲学家，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四七年获剑桥大学荣誉神学博士，成为继屠格涅夫和柴可夫斯基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位俄国人。我此前并不知道他，最近在集中阅读他的一些著作，国内有人把他比作“俄国的胡适之”。索罗金，俄国社会学家，创办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曾任哈佛社会学系主任多年，后来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 三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被放逐的神学家布尔加科夫写道：“个体像一扇窗，透过他可以看到整个生命的流程，而个体的命运则是一个框，个体在其中形成、碎裂、具体化。那些重要、野蛮又可怕的事物，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成为见证人和参与者，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体验和感受。讲述每个人各自的感受、理由和动机就在于此。”《哲学船事件》一书中，大部分文字来自当事人的自述回忆，我们能够从中读到那种被迫告别生养自己的旧邦的痛苦，以及埋在心中难舍的乡愁。作家奥索尔金写道：“在俄罗斯的最后一个夏天，在我的记忆中和许多只对我个人而言极其珍贵而重要的东西息息相关——它将永远伴随着我。而整个俄罗斯对我来说，就是有着清澈河流和保护林的村庄的形象，它最好的形象”；“我在这里放下了铁幕”；“铁幕隔断了俄罗斯、故土、父辈的国度，一隔就是二十年。我在离别纪念日写完了这个回忆录。我走的时候还很年轻，当时我确信回不来了，而且这种感觉一年比一年强烈”。斯捷蓬详细地描述了离别故国时的场景，与亲友的告别，如他所言，“也许，在另一个世界，我们将不再用嘴交谈，也不用眼睛彼此相望……”哲学家洛斯基则写道：“我深爱的彼得堡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天空下的伊萨基耶夫教堂和滨海大道上的建筑美丽的剪影。”社会学家索罗金回忆，当流放者到达边境的一个居民点，红旗闪过后，俄罗斯就留在了身后，“晚上，我们五年来第一次没考虑‘今晚会不会来抓我们’就躺下睡觉了”。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它到遥远的异地找什么？它把什么抛在了故乡？……呼啸的海风翻卷着波浪，桅樯弓着腰在嘎吱作响………唉！它不是在寻找幸福，也不是逃离幸福的乐疆。下面涌着清澈的碧流，上头洒着金色的阳光……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仿佛风暴里才有宁静之邦。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这首著名的《帆》，某种意义上算得上是一种不幸的预言。他们不是在寻找幸福，也不是在逃离幸福的乐疆，仿佛只有风暴里才有宁静之邦。 四由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茨威格《当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和阅读列宁文集所构建的列宁形象，被“哲学船事件”里摘登的他的那两封信彻底摧毁了。行文结束的时候，我愿意整段摘录“哲学船事件”两位当事人的话，作为对自己的警醒：在“红星”的照耀下，我们都重新明白了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友谊，诗人之于诗匠、真正的哲学家之于哲学教授、英雄之于装腔作势者、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之于偶遇俄罗斯的路人等的区别是什么。辨别实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变得十分必要，因为每个十字路口都站着命运，因为每个拐弯都意味着选择忠实于自己还是背叛自己。……为了要坚持住，使自己免遭最可怕的事情，防止灵魂和良心泯灭，必须拥有一双灵活且正直的眼睛，具有能直观地辨识“香水”的天赋……不相信自己的天职、自己的星宿、命运和上帝，就不可能在伤寒病人车厢哆嗦着为老人和孩子取面包，不可能相信亲近的人不会在拷问时出卖你而你自己出卖他会死得更快。每个时刻、每个注视、每个姿势都有着极其严肃和一成不变的意义。……我承认……有时心中会升起一阵难以克服的伤感并产生逃离到艺术、哲学、科学领域去的念头。但这一念头很快就消退了。我们不能逃，也无处可逃。以上来自斯捷蓬的回忆录《往事与未竟之事》。另一段则来自索罗金的《漫长的旅途：自传》：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现在知道有三个东西会永远留存在我的脑海和心里：生命，哪怕是最艰难的生命，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信守义务是另一个宝物，它使生活幸福并带给心灵以不背叛自己理想的力量；我所认识到的第三种东西是，残暴、仇恨和不公，无论在智识还是道德、物质方面，都不能也永远不会创造任何永恒的东西。2013.4.14 不读书年代的阅读——读《读书年代：带上所有的书回巴黎》 在一个不读书的年代，谈论阅读是奢侈和昂贵的。在许多人看来，花费在阅读上的时间和金钱，完全可以用来挣更多的钱。“读书有什么用？现在谁还读书？你看看谁不是拿着手机看新闻，有几个像你这样读书的？”这样的声音充塞着我的耳朵。但我继续安详地阅读着自己选择或者被动选择的图书（出版界朋友馈赠的书籍）。算上不久前读完的安妮·弗朗索瓦的《读书年代：带上所有的书回巴黎》，这两年，专门谈阅读的图书，我已经读过三本了。安妮·弗朗索瓦是出版社编辑，另外两人可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普鲁斯特和大江健三郎。普鲁斯特关于阅读的书籍，名为《阅读的时光》，大江健三郎的书，则叫《读书人》。三本书都是喜欢阅读的人谈自己的阅读故事，风格各异。普鲁斯特的拗口晦涩，大江的浅显易懂，我最喜欢的还是安妮这本书。安妮向我娓娓诉说了自己五十年的阅读故事，如借书弃书、条码书腰、气味音乐、亲友旅行，这些和书的缘分与纠结，轻松幽默，随处可见让我忍俊不禁的小桥段——那些只有喜欢阅读的人才喜欢的故事。安妮说自己在床上度过了最美好的阅读时光，童稚时趴着，长大后躺着。而坐着读书，“始终是上学、上班或者身体不方便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安妮不喜欢在书上做记号，怕“它们不知羞耻地出卖主人，玷污他的满腔热诚，暴露他的阅读习惯”，我则相反，喜欢到处折页，在书上胡乱画线、写字。当然，安妮更了不起，她不做记录，却会根据书中的场景画画！安妮讲，小时候家里遭遇回禄，母亲是最后撤离的人——她穿着睡衣，腋下还夹着一本借来的书。至于安妮自己，如果不慎把书忘在了小酒馆，自己会在一分钟内出发，即便横穿巴黎，也要把它找回来！我没有听说过中国有这样的读书故事。安妮坦承，即便心爱的书，也会在书架上睡大觉，积满灰尘，“书本喜欢灰尘，与之亲近；尘土也乐意结缘，温柔地覆盖书本”，“人们心甘情愿地忍受积在书本和酒瓶上的灰尘，大概因为那代表着某种贵族气质。”这多少也为我书房里那些沾满灰尘的图书找到了托词。一些如雷贯耳的名著，安妮至今没拜读过，一些则怎么也读不完，“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正是它们那必读经典的架子才让我敬而远之，因为越是必经之路，我越不愿意循规蹈矩，一段段读下去”——我不得不说，太有同感了。安妮还谈到了书的另类用途。最悲哀的莫过于萨拉热窝的故事：“萨拉热窝人缺柴烧时，会把书打湿，压制成砖，他们就这样毫不犹豫地把铁托的书做了燃料。其他书——尽管解体命运初现，尽管电力供应被切断，连电池、蜡烛都十分稀罕，尽管水和食品都供应不上了——萨拉热窝人还是舍不得就这样烧掉。”估计以后我们经济陷入困境时，可以当柴烧的书不少，不过，我家的那些书就有些舍不得了。可以当柴烧的书，不读也罢。安妮喜欢暴饮暴食般读完某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这个习惯，大江健三郎也谈到了类似的方法：“每三年时间选择一个想读的新对象，然后集中阅读那位作家、诗人、思想家。如此就不可能不接受那位一直阅读着的对象的影响。自己就这样不断发现新的话语感觉。期间，为改变自己的文体，有时便有意选择未曾读过的某个方向的书籍。我用每隔三年就改变自己文体的方法写小说至今。”大江健三郎的阅读法启迪过我，虽然我没有集中三年读一人作品的能力，但后来我也常常选择某一段时间内集中阅读某一个人的作品，比如，读以赛亚·伯林的作品、李娟的作品、布罗茨基的作品、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作品，等等，都是一种借鉴。当然，安妮也有交叉阅读，我也经常会有交叉阅读。但是，时代变了，读书的时代过去了。独自一人在灯下静静地读书，那是富人的乐趣，工人和放牛娃无福消受。我不理解的是，过去读书能感化妓院的老鸨和整天泡酒馆的酒鬼，尽管那时候的社会风尚并不怎么鼓励人们读书；如今，阅读已不是一项花销很大的消遣，大家都在极力主张要多读书，可阅读却成了一桩勉为其难的任务。大人们耳提面命，千方百计地想让孩子多读点书，其蛮横行径就像专制暴君。我感同身受，在压迫自己孩子阅读上，我有些像专制的暴君，但却收效甚微！安妮写道，某个七岁孩子从每个大人那里得到的所有生日礼物全都是书，书，书，还是书！“那天，大家都仿佛被人掴了一个耳光。这种鼓励孩子读书的方式真残忍，简直像是恐怖行动”。还好，我在女儿生日的时候，从来不送她图书。最后要说的是，安妮这本书，也告诉了我一个秘密：书是独一无二的乐器！一个人静静看书，手里的书哼着柔和的曲调。书页何时翻动，如水珠滴落般无法预计……留心倾听，就会发现书的音乐无处不在……但恐怕没有多少人愿意去享用这些秘密了。如今的社会，诱惑比安妮的时代更多了，电子产品虽然扩展了阅读的空间，但阅读的质量却难以恭维。更可怕的是，人人都想走捷径，企图靠社交媒体的只言片语来认识理解世界。不读书的时代，世界变得越来越脆弱。回到前面的主题，不读书的年代，繁重的工作之馀，我为什么能安静地读书？因为读书是我的生活方式，构成了我的命运。是普鲁斯特在《阅读的时光》中告诉了我其中的秘密：正是在阅读活动中，在同其他心灵的接触中，一个人的心灵修养才能养成。是大江健三郎把他的秘密告诉了我：在别人的书中遇见真正的自己。是安妮·弗朗索瓦把她的心得告诉了我：书有两个生命，它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见证了我的生活。《读书年代：带上所有的书回巴黎》，如果我是出版社编辑，一定说服作者或者版权所有者，把“读书年代”去掉，直接用“带上所有的书回巴黎”！“只有巴黎才会产生这样一本书”！安妮·弗朗索瓦，出版社编辑，二〇〇九年辞世。在不读书的年代，图书是最奢侈的礼物。201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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