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继茅盾、巴金之后的中国作协女性主席；她是拥有国际读者众多的中国作家之一，被授予“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她既努力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为中国作家们服务，也以文学为生命，坚持创作；本书为铁凝自选近十年的散文随笔、演讲、文学对话等31篇；书写别样的杨绛、马识途、汪曾祺、贾大山、张洁、井上靖、大江健三郎、诗琳通公主等，在国际论坛上发出“中国声音”，部分内容从未发表过；雅致设计，精装典藏，附赠藏书票、书签。 本书是当代作家、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女士近十年来的散文、随笔、演讲、对话的自选集，共31篇文章，都是作者自2007年担任作协主席以来的作品。部分篇幅，如她与杨绛先生深情交往的细节、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的文学对话等，都未发表过。书中既刻画了杨绛、马识途、汪曾祺、贾大山、张洁、井上靖、大江健三郎、诗琳通公主等文学家，也精选了作者在国际文学论坛上睿智、激情的演说，更可见深度对话中的真诚、犀利。作者以诗意之笔，将多年来铭刻于心的人和事，生活态度的真诚，对文学的坚守，与作家的畅谈，对促进中外文艺交流的努力，一一呈现给广大读者。本书兼具文学性、思想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一 辑 二○一五年暮春，我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参加中国—哥伦比亚文学论坛。论坛结束之后的那个下午，我和同行的几位作家赶往慕名已久的黄金博物馆。哥伦比亚是著名的黄金大国，十七世纪中叶，黄金产量就已占世界产量的百分之四十。时间有点儿仓促，到达博物馆时，闭馆时间将近，馆内的一些展区已经不再对观众放行。正当我们站在宏阔的迎门大厅，不知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当如何选择参观内容时，一位个子不高、浅棕肤色、身着蓝色工装的男士敏捷地走上前来，他自我介绍是博物馆工作人员，接着热情、文雅地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助。得知我们的想法后，男士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圣湖所在的展厅，并亲自带领我们前往。他步履迅捷，小跑一般，力图多争取时间给身后这几位迟来的参观者。随之疾步的我们，为他的真诚所感动。 铁凝说：“文学艺术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路灯，它照亮心灵，并使人对时光和生命心存眷恋。我从事的职业恰好和它发生关联，这本身就是幸运和荣光。未来我将带着这份荣誉和同行们一道加强同国际、特别是法国文学界的合作。” 人民网、新华网——2015年5月16日，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向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女士颁发了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法比尤斯外长回顾了铁凝的创作生涯，特别是她为中法文学交流做出的贡献，并指出“铁凝女士从小深受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中国女作家”。铁凝说：“文学艺术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路灯，它照亮心灵，并使人对时光和生命心存眷恋。我从事的职业恰好和它发生关联，这本身就是幸运和荣光。未来我将带着这份荣誉和同行们一道加强同国际、特别是法国文学界的合作。”铁凝的多部作品曾被翻译为英文、法文与德文，并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铁凝坦承，写作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新闻网——“真正写出人类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是自己创作的高远目标。”“我本质上还是一个作家，也zui重视作家身份。”铁凝透露，自己会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读书写作，近期正在坚持写短篇小说，为下一部长篇做些深厚积累，“我从不认为短篇是长篇的陪衬，正像一位作家所说，人生不是一个长篇，而是一连串的短篇。” 姑苏晚报——她辨析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区别，就有独到见地。她的“资源是泥土里的东西，影响是空气里的东西”也一定会对有心的读者有启发。铁凝的路还长，路上的桥也多，让我们相跟着阅读下去，在自己的心灵上，也生出这桥的翅膀来。 大江健三郎——我以前认为西班牙语文学是zui优秀的，但是现在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作家如铁凝、莫言等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已经在海外引起关注。毫无疑问，在未来三十年之内，中国文学将会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一个中心位置。“何不就叫杨绛姐姐？”——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五月二十七日晨，在协和医院送别杨绛先生。先生容颜安详、平和，一条蓝白小花相间的长款丝巾熨帖地交叠于颈下，漾出清新的暖意，让人觉得她确已远行，是回家了，从“客栈”返回她心窝儿里的家。二○一四年夏末秋初，《杨绛全集》九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二百六十八万字，涵盖散文、小说、戏剧、文论、译著等诸多领域，创作历程跨越八十余年。其时，杨绛先生刚刚安静地度过一百零三岁生日。这套让人欣喜的《杨绛全集》，大气，典雅，厚重，严谨，是热爱杨绛的出版人对先生生日最庄重的祝福，也是跨东西两种文明之上的杨绛先生，以百余岁之不倦的创造力和智慧心，献给读者的宝贵礼物。现在是二○一六年的七月，我把《杨绛全集》再次摆放案头开始慢读，我愿意用这样的方式纪念这样一位前辈。这阅读是有声的，纸上的句子传出杨绛先生的声音，慢且清晰，和杨绛先生近十年的交往不断浮上眼前。一作为敬且爱她的读者之一，近些年我有机会十余次拜访杨绛先生，收获的是灵性与精神上的奢侈。而杨绛先生不曾拒我，一边印证了我持续的不懂事，一边体现着先生对晚辈后生的无私体恤。后读杨绛先生在其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写下“初识铁凝，颇相投”，略安。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我自然不敢，但那份放松的欢悦已在心中，我和杨绛先生一同笑起来，“笑得很乐”——这是杨绛先生在散文里喜欢用的一个句子。那一晚，杨绛先生的朴素客厅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了文稿、信函、辞典。沿墙两只罩着米色卡其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只更旧的软椅。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枚手印很是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至今我连陪嫁都没有呢。”杨绛先生笑谈。后来我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描述过那几枚黑手印，杨绛先生读了那篇文章说：“铁凝，你只有一个地方讲得不对，那不是黑手印，是白手印。”我赶紧仰头再看，果然是白手印啊。岁月已为天花板蒙上一层薄灰，手印嵌上去便成白的了。而我却想当然地认定人在劳动时留下的手印必是黑的，尽管在那晚，我明明仰望过客厅的天花板。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熊人玩偶“蒙奇奇”，还会告诉我保姆小吴从河南老家带给她的五谷杂粮，这些新鲜粮食，保证着杨绛饮食的健康。跟随钱家近二十年的小吴，悉心照料杨绛先生如家人，来自乡村的这位健康、勤勉的中年女性，家里有人在小企业就职，有人在南方打工，亦有人在大学读书，常有各种社会情状自然而然传递到杨绛这里。我跟杨绛先生开玩笑说，您才是接“地气”呢，这地气就来自小吴。杨绛先生指着小吴说：“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吴则说：“奶奶（小吴对杨绛先生的称呼）有时候也不乖，读书经常超时，我说也不听。”除了有时读书超时，杨绛先生起居十分规律，无论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钱锺书先生所教的“八段锦”，直至春天生病前，弯腰双手可轻松触地。我想起杨绛告诉我钱先生教她八段锦时的语气，极轻柔，好像钱先生就站在身后，督促她每日清晨的健身。那更是一种从未间断的想念，是爱的宗教。杨绛晚年的不幸际遇，丧女之痛和丧夫之痛，在《我们仨》里，有隐忍而克制的叙述，偶尔一个情感浓烈的句子跳出，无不令人深感钝痛。她写看到爱女将不久于人世时的心情：“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送别阿圆时，“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摧垮杨绛，她还要“打扫现场”，从“我们仨”的失散到最后相聚，杨绛先生独自一人又明澄勇敢、神清气定地走过近二十年。这是一个生命的奇迹，也是一个爱的奇迹。我还好奇过杨绛先生为什么总戴着一块圆形大表盘的手表，显然这不是装饰。我猜测，那是她多年的习惯吧，让时间离自己近一些，或说把时间带在身边，随时提醒自己一天里要做的事。在《我们仨》中杨绛写下这样的话：“在旧社会我们是卖掉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如今在家中戴着手表的百岁杨绛，让我看到了虽从容却严谨的学者风范。而小吴告诉我的，杨绛先生虽由她照顾，但至今更衣、沐浴均是独自完成，又让我感慨：杨绛先生的生命是这样清爽而有尊严。二有时候我怕杨绛先生戴助听器时间长了不舒服，也会和先生“笔谈”。我从茶几上拿过巴掌大的小本子，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的小本子是杨绛用订书器订成，用的是写过字的纸，为节约，反面再用。我在这简陋的小本子上写字，想着，当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我还想到作为文学大家、翻译大家的杨绛先生，当怎样地珍惜生命时光，靠了怎样超乎常人的毅力，才有了如此丰厚的著述。为翻译《堂吉诃德》，她四十七岁开始自学西班牙语，伴随着各种运动，七十二万字，用去整整二十年。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杨绛参加了邓小平为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举行的国宴，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把译者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杨绛先生说，那天她无意中还听到两位西班牙女宾对她的小声议论，她们说“她穿得像个女工”。“她们可能觉得我听不见吧，我呢，听见了。其实那天我是穿了一套整齐的蓝毛料衣服的。”杨绛说。有时我会忆起一九七八年的国宴上西班牙女宾的这句话：“她穿得像个女工。”初来封闭已久、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西班牙人对中国著名学者的朴素穿着感到惊讶并不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单从穿着看去，大约都像女工或男工。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杨绛，坦然领受这样的评价，如同她常说的“我们做群众最省事”，如同她反复说的，她是一个零。她成功地穿着“隐身衣”做大学问，看世相人生，哪怕将自己隐成一位普通女工。在做学问的同时，她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操持家务，织毛衣烧饭，她常穿的一件海蓝色元宝针织法的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织成的。我曾夸赞那毛衣针法的均匀平展，杨绛脸上立刻浮现出天真的得意之色。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和台湾“中研院”一位年轻学者见面，十几年前她在剑桥读博士，写过分析我的小说的论文。但这次见面，她谈的更多的是杨绛，说无意中在剑桥读了杨先生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两部话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惊叹杨先生那么年轻就展示出来的超拔才智、幽默和驾驭喜剧的控制力。接着她试探性地问我可否引荐她拜访杨先生，就杨先生的话剧，她有很多问题渴望当面请教。虽然我了解杨绛多年的习惯——尽可能谢绝慕名而来的访客，但受了这位学者真诚“问学”的感染，还是冒失地充当了一次引见人，结果被杨绛先生简洁地婉拒。我早应知道会是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只让我更切实地感受到杨绛先生的“隐身”意愿，学问深浅，成就高低，在她已十分淡远。任何的研究或褒贬，在她亦都是身外之累吧。自此我便更加谨慎，不曾再做类似的“引见”。二○一一年七月十五日，杨绛先生百岁生日前，我和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前去拜望，谈及她的青年时代，我记得杨绛讲起和胡适的见面。胡适因称自己是杨绛父亲的学生，曾经去杨家在苏州的寓所拜访。父亲的朋友来，杨绛从不出来，出来看到的都是背影。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杨绛最好的朋友陈衡哲跟她说，胡适很想看看你。杨绛说我也想看看他。后来在陈衡哲家里见了面，几个朋友坐在那儿吃鸡肉包子，鸡肉包子是杨绛带去的。我问杨绛先生，鸡肉包子是您做的吗？杨绛先生说：“不是我做的。一个有名的店卖，如果多买还要排队。我总是拿块大毛巾包一笼荷叶垫底的包子回来，大家吃完在毛巾上擦擦手。”讲起往事，杨绛对细节的记忆十分惊人。在她眼中，胡适口才好，颇善交际。由胡适讲到“五四”，杨绛先生说：“我们大家讲‘五四运动’，当时在现场的，现在活着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了，我那时候才八岁。那天我坐着家里的包车上学，在大街上读着游行的学生们写在小旗子上的口号‘恋爱自由，劳工神圣，抵制日货，坚持到底！’。我当时不认识‘恋’字，把‘恋爱自由’读成‘变爱自由’。学生们都客气，不来干涉我。”杨绛先生还记得，那时北京的泥土路边没有阴沟，都是阳沟，下雨时沟里积满水，不下雨时沟里滚着干树叶什么的，也常见骆驼跪卧在路边等待装卸货。汽车稀少，讲究些的人出行坐骡车。她感慨那个时代那一代作家。“今天，我是所谓最老的作家了，又是老一代作家里最年轻的。”那么年轻一代中最老的作家是谁呢？——我发现当我们想到一个人时，杨绛先生想的是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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