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在娴熟掌握贯通西方文论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学、文化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本土化的卓越研究。《南帆文集》以时间为顺序整理收录南帆先生从事学术研究以来撰写的理论专著、批评文章和文艺短论，完整地呈现其宏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内涵，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很高的理论借鉴价值。适合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及文学爱好者阅读。 与流行的编年体式文学史著作不同，《隐蔽的成规》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力图发掘文学生产背后一些隐蔽的控制和监察，诸如现代性，国家神话，历史的理解与叙述，传统和民间的意义，如此等等。阐明这些文化观念形成的各种成规有助于解释文学史的各种特征。
作者简介：
南帆1957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本名张帆。1975年下乡插队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84年研究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84年至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为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福建省文联主席。1992年被评为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国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4年被评为福建省优秀专家。“闽江学者”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理解与感悟》、《阐释的空间》、《文学的冲突》、《文学的维度》、《隐蔽的成规》、《敞开与囚禁》、《双重视域》、《问题的挑战》、《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文学理论新读本》、《理论的紧张》、《无名的能量》。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百多篇，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多次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目录：
引言语言的内部与外部 第一章文学史、经典与现代性 第二章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资源 第三章性格与典型 第四章长篇小说与历史叙事 第五章诗与国家神话 第六章批评与意义再生产 第七章传统与文学传统 第八章民间的意义 第九章边缘的声音 第十章电子时代的文学引言：语言的内部与外部这部著作力图描述和阐释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当然，某些时刻，这样的描述和阐释必须上溯到20世纪之初，甚至更早一些。罗兰·巴特曾经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历史的叙述愈是接近自己的时代，话语行为的压力愈大，历史时间的移动愈缓慢。这时，历史的叙述逐渐陷入密集的资料，步履蹒跚；这些资料的真伪一目了然，编年史式的时间序号排列不再说明什么——如果没有一个尖锐的主题浮现，描述和阐释似乎只能沉没于名著汇编之中。的确，叙述古代历史的时候，资料的考辨与时间序号的确认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修复某种事物历史面目的常规手段，同时还秘密地认定了“起源”的时间和情节。如同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这篇著名论文之中所说的那样，“起源”故事的认定时常隐含了事物“本质”的认定：“我们往往以为，当事物令人眼花缭乱地从造物主手中或者从创业第一天清晨那毫无阴影的光芒中出现时，这才是它最伟大、最完美的时刻。”因此，“追求起源是这样一种努力，它试图捕获事物的精确本质、事物最纯粹的可能性以及事物被精心保护的同一性；也因为这种追寻假定在这个充满偶然事件和不断演替的外部世界之前就存在一些不变的形式”。可是，临近自己的时代，历史资料的丰富和廉价却导致了这种魅力的丧失。许多资料的真实性已经无足轻重，它们似乎不再完整地闪烁事物的“本质”。历史资料与历史“本质”不再重合，历史的阐释骤然复杂起来。这样的阐释渐渐类似于福柯从尼采那里提炼出的系谱学：试图从众多历史资料的互相关系之中发现某种可信的基本秩序。这时，形而上学的“本质”概念成为空中楼阁，具体的历史存在于多重合力的交汇之处。恩格斯表述过这样的思想，福柯也表述过。于是，这部著作力图描述和阐释的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史内部隐藏的种种成规。这些成规来自一系列有力地插入文学的文化因素，诸如现代性、文学观念、典型、历史叙事、国家神话、意义生产机制、传统、民间的概念、美学力比多、电子传播媒介，如此等等。这些文化因素经历了某种奇特的美学转换之后分别进入了文类、风格、修辞、叙事话语、意象等文学话语范畴。这些成规编织为半个世纪文学史的框架结构，决定文学史这样而不是那样运行：一些成规联合制造了文学史的某种可能，一些成规封锁了文学史的另一种可能。考察这些成规的复杂分布，犹如考察文学史的骨骼、内脏、脉络和神经。文学在源源不断地生产。殚精竭虑的构思，天才的想象，汹涌的灵感，美妙的遣词造句，成规隐藏在文学的深部，如同重力一样制约了作家飞翔的高度。一些成规曾经浮出地表，并且带来激烈的冲突和争辩；另一些成规甚至没有被察觉，所有的制约仿佛都是理所当然的前提。于是，描述和阐释这些成规首先是解除“理所当然”的理论麻痹，揭示这些成规的隐蔽位置。无论是肯定这些成规、质疑这些成规，还是挑战这些成规，人们必须意识到这些成规的坚硬存在。这部著作无法面面俱到。这并不奇怪，所有的描述和阐释都同时包含了拒绝的机制。放弃某些部分也就是聚焦另一些部分。事实上，人们的疑问可能指向的是，这部著作引进了某些文学之外的内容，例如现代性的辩论，历史叙事或者国家神话，大众传播媒介以及科学意识形态，等等。这还是“文学”的分析吗？这些资料的介入是否会损害文学学科的纯洁无瑕？这里涉及学科与问题的关系。多数学科的设置可以追溯久远的传统渊源，中国的文学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学科逻辑的延续性时常支配了现有的学科研究范式。可是，某些问题——尤其是某些复杂的问题——的形成超出了既定的学科边界，踞于跨学科的交叉地带，盘根错节。这个意义上，人们没有理由让学科的陈旧版图肢解完整的问题。学科的版图并不是一个无可置疑的权威。这些版图同样是历史的产物，并且时时根据历史环境重新绘制。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很大程度上，文化研究的兴盛打破了各个学科分疆而治的限制。所以，弗·詹姆逊说，他无所谓文化研究是否再度成为一个标准的学科：“它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这还是“文学”的分析吗？——这样的疑问具有深刻的原因。文学批评史上，文学曾经被视为社会学文献，视为作家心理症状的病历卡，或者视为哲学思想的例证。人们无法从这里发现文学之为文学的说明。20世纪以来，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均对这样的文学研究提出了强烈的异议。这些批评学派不约地将焦点转向了文学的语言，“内部研究”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文化研究是不是重返“外部研究”？回答既否定又肯定。在我看来，文化研究没有理由省略文学的语言层面，单纯地将文学想象为再现现实的一面客观而公允的镜子。事实上，种种文学问题的提出必须包含了文学语言的考察，或者说，文学语言的考察表明了这些问题的确是“文学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种种文学问题的解决仅仅回旋于文学语言内部。人们没有理由狭隘地将文学语言的考察想象为挤柠檬式的字、词、句辨析。许多时候，文学语言的隐喻、反讽、叙事特征、文类的演变与历史语境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文学语言的美学意义只能书写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内——文学的先锋意义或者文学的美学反抗无一不是以某种历史文化的概况作为衡量的基准。这个意义上，巴赫金的观点富于启示。巴赫金承认语言相对自主的内部逻辑，但是，语言同时还卷入社会关系，卷入政治系统、意识形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种种“卷入”恰恰是文学史上一个又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这即是文学语言与种种成规的相互遭遇。如何描述与阐释文学史内部种种隐蔽的成规？这部著作再三地徘徊、往返于历史与语言之间。这样的描述和阐释分门别类地展开的时候，这部著作返回了我所习惯的文体：既是叙述，又是分析；既是历史回忆，又是理论思辨——也许，对于这部著作说来，叙述与分析、历史回忆与理论思辨之间的距离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第一章文学史、经典与现代性第一章文学史、经典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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