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黄埔军校“*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高语罕之定鼎力作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文化性于一体的《红楼》盛宴一部视角独特、深度解密《红楼梦》的颠覆性力作
本书简介：
高语罕胡适冯玉祥胡适先生个人在这四十年中的生活和遭遇，并且晓得他所经历的时代曾经是怎样一个时代，他所生息的社会曾经是怎样一种社会，至少它们的轮廓我们是可以得其仿佛的了，推而至于其他一切传记或自传一类的小说，皆是一方面描写自己，同时也就反映着它的著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这一层，《红楼梦》尤其做得功德圆满，毫无遗憾。或许有人说：写实小说，只是写实而已，有什么稀奇？实则这是误解了写实主义的内容。写实主义并不是把你的遭遇、生活、见闻或思想随你的意思描写出来，便算完事，而是要在你所生活、所遭遇、所见闻的森罗万象、纷纷纭纭之中，分别出轻重、主客、本末、深浅来，然后把握住现象的内幕、问题的核心、事实的主要因素和历史的动力等等，尤加以处理、加以组织技巧地叙述出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法国的伟大文学家巴尔扎克（1799—1850）为要创作写实作品，特地降低自己的物质生活，住在很僻静的小街上，“常到郊外去看看那里的生活方式、那里的居民的性格”。“因为，”他说，“我是不大喜欢修饰的，而且穿得像工人一般，所以一点也不使他们见外，当他们大家站在一堆的时候，我也混进他们中间去，留心地看看他们争论各种生意经，就是在那时候，观察之对于我，已经成了直觉的了；它并不忽略外表的肉体，但是它更深入。深入到内部的心灵，或者宁可以这样说，它把我们外表的琐事把握得这样完善，所以它能即刻超过这些琐事而更深入，它给我这样一种势力，使我觉得自己遇着自己所观察的那一个人的生活，使我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代替他，像《天方夜谭》中那个回教僧一样，当他向某一个说了某些话的时候，他就占有这个人的肉体和灵魂了。”（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就是说，他考察那个人的生活时，就设身处地同他过着一样的生活，有着一样的心灵，怀着一样的感觉，起着一样的思想。这就是法国写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说他要写作而走到贫民窟与庸众为伍的故事。若是写实主义那样容易，巴尔扎克又何必去吃这些苦头呢？但是光能舍得身子与庸众为伍，牺牲自己的高贵舒适生活和世俗尊荣的地位还不够。因为社会的一般现象，除了少数居高位的人而外，要想见到贫民的生活现象并不难，所难的是怎样能遇到这种现象便把它抓住，不让它打你面前空空滑过，这需要另一种工具，就是社会科学、历史科学、哲学、心理学、生理学或其他艺术等等的造诣。所以每一个写实主义大师都是社会科学家、历史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和艺术家。某一种社会现象在常人看来一文不值，然在写实主义的文学大家看来，却是极可宝贵的材料或题材；而在一般凡庸作家所看见的，认为必须描写的材料，在天才的写实主义作家看来，却极不重要。因为伟大的写实主义作家，除了他自有生以来禀赋的天才外，还富有热烈的同情心与上述各种科学的精深的修养，遂从其中养成一种极明快、极深刻、极锐利的眼光，极深远的幻想力，和极伟大的描写技术，才能从森罗万象、纷纭错杂之中，看出现象的重要成分，加以合理的处理，把它组织起来，这才能成为写实主义的作品。譬如《红楼梦》，设非曹雪芹身历其境，所谓“亲见亲闻”，怎样能写出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即使“亲见亲闻”，设使没有曹雪芹那样细心的体贴、精密的观察，也写不出它这样深刻的小说，设使没有他那笃性至情、泛仁深爱，又怎样能以把它写得那样可泣可歌、一唱三叹？设使他没有综合极错综的现象、处理极复杂的材料的天才以及精巧绝伦的描写技术，也不会把它写得这样匀称、这样美丽、这样生动！假使曹雪芹对于中国的诗歌没有深造，则大观园的历次诗社的叙述尤其是姽婳将军长歌从何处下手呢？林黛玉对香菱说诗的那种意境又从何得来呢？大观园那些题名与对联又如何能想得那样典雅堂皇呢？清代八旗诗人敦诚答曹雪芹诗有云：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影交寒光！我有古剑尚在匣，一条秋水苍波凉！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据此，则知雪芹实有很大的诗才，且负奇气，但其诗不传，真正可惜可叹！假使雪芹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建筑艺术没有研究或心得，那他对于偌大的一个大观园的场面又怎样能加以井井有条的描画呢？假使雪芹对于中国的绘画艺术没有素养，薛宝钗代惜春设计描画大观园图，举凡调色、布局、分光以及关于艺术种种问题，又怎样能以说得头头是道、丝丝入扣呢？假如雪芹对于佛学，至少对于中国佛学，或至少对于禅宗没有问过津，那宝黛之间的谈禅和宝妙之间的一些机锋又怎样能以说得入情入理，举重若轻呢？假使雪芹对于中国的儒道两家的内容没识得透彻，那他又怎样对于它们加以褒贬或叙述呢？凡此皆足以证明《红楼梦》这部伟大写实主义作品的著者之所以成功不是偶然的啊！不是光会写几句“你呀”“我呀”或“的”呀“吗”呀的能侥幸成功的，必须博古通今才有可能的。我们再看托尔斯泰（1828—1910）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是用他的哲学（无抵抗主义）为基础，描写十九世纪的俄国和世界种种世相的伟大作品；左拉（1840—1902）的《卢贡家族的家运》是用心理学、生理学、遗传学描写并分析法兰西第三帝国时代之一班新贵族的一切生活、一切形相和一切心理状态的杰作。现在还生存的“未来世界”的作家韦士（H.G.Wells）的文艺作品大都是运用机械科学、化学、物理等科学和知识为题材写出来的。韦氏的著作虽属于理想（有时且失之幻想，流于非科学，如他对于中日战争的预言），但它仍然是建筑在现代科学和客观条件之上的，也不能逃出现实。这样看来，写实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人人能做得到的。可见《红楼梦》的写实的成功非同小可。有人说：那么，《红楼梦》是写实主义的作品，难道《水浒传》《儒林外史》等不是写实主义作品吗？谁说不是？但是《水浒传》的描写固然不错，它那短小精悍的造句遣词虽然难得，但它所描写的农民社会和梁山泊的生活极其单调，没有《红楼梦》所包含的这样丰富复杂，这样波澜壮阔！《儒林外史》的描写技术虽然深刻，但它的组织不相连贯，各篇各自独立，不像《红楼梦》体大思精，自始至终，脉络贯通，才撑得起长篇巨制，所以《红楼梦》实是一部空前的写实主义的伟著。章回小说到了《红楼梦》才算完成了它在明清之际文学发展的使命。但这也不是无因的，我们知道文学的内容对于它的形式是有着决定的影响的。社会的经济——生产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从前矗立在它上面的一切建筑，如各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等等便不能和它相适应；不但不能适应，反而做了它发展的障碍，而必须加以变革。文学上的表现形式就是这样。因为某一时代某一社会，它的物质生活一经转变到另一阶段，那表现它的一切意识形态的文学形式也必然要发生变革，我们前面略述的中国文学之史的发展就是这个缘故。明清之交的章回小说，便是十七十八两世纪日趋于繁荣的中国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之产生是济宋元以来的平话和元明以来的词曲之穷，所以是应运而生的。但《红楼梦》出世，集了章回小说之大成，同时也就结束了章回小说的命运，因为此后再没有一部章回小说胜过它的或和它抗衡的。因为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的兵舰大炮轰开了我们的万里长城，中国的经济政治都起了急剧的变化，由太平天国的革命可以证明这一点；其后甲午战败，八国联军，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又经过一次巨变，由戊戌政变证明了这一点；其后辛亥革命，反对帝制、反对北洋军阀，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又一巨变，由五四的文化运动得到证明。至此中国的经济政治已走上一新阶段，不独思想上起了大变化，即表现思想的形式——文学也起了变化。这就是说，内容决定形式，即在《红楼梦》本身也可得到证明：贾政命宝玉、贾环、贾兰等题咏“姽婳将军”林四娘时，贾兰作了一首七绝，贾环作了一首五律，宝玉却不以为然，他说：“这个题目，似不称近体，须得古体，或歌或行，长篇一首，方能恳切。”（第七十八回）宝玉所谓“不称”，就是说绝与律诗太单调，太拘于格律音节，不能把姽婳将军为国为夫慷慨赴死的伟大场面，写得淋漓尽致。故必用古体即歌行来描述它。因为歌行的句调长短，比较自由，音节亦较近于自然。这便是内容决定形式一个更有力的证据。这在杜甫、白居易等的集子中，随处都可以得到证明的，推之其他文艺也莫不如此。在《红楼梦》出世前后素来被认为“稗官野史”，被认为“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的小说家言，也渐渐为一般社会所承认、所重视，甚至视为生活所必需了。实则真想知道古今来的真正史实，与其读那堂哉皇哉的断烂朝报的正史——官书，毋宁读稗官野史，因为在不平等的时代只有稗官野史才是极可宝贵的社会史。一部廿四史中，真正值得我们称赞的，只有迁史，其他十九皆是“奉令承教”的官书，不能成为信史，所以陈寿的《三国志》，后人称之为“秽史”，良有以也。因为正史的编修没有不受当时或继盛朝而起的统治者的指示或严重监视的，凡与统治者的威望和利益相抵触的记载，虽属铁一般的史实，也只得割爱；而所记载的大都不离乎歌功颂德之词，所述说的大都是神奸巨憝、独夫民贼之流。至于野史稗乘，拘束顾忌较少，可以振臂直书，藏之名山，不布之于当时，必传之于后世。曹雪芹著《红楼梦》，据说原稿写得极其率真露骨，屡经改纂，始成今本。所以第一回便说：“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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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出章回，又题名‘金陵十二钗’。”原来这书——《石头记》——通称《红楼梦》，后来又改名《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又题曰《风月宝鉴》。它本有一段很惨痛的历史，后来再说，现在只顾名思义，就晓得它（本书）乃是人间男女的一面爱的镜子，所有痴男怨女，我我卿卿，离合悲欢，生生死死，都一一映入这面镜子——这一部书里。其实这面镜子也许就是本书一件荫蔽的外衣，故意把人的眼光移在风月方面，逃开当时政治上的注意，所以那时虽已流传人间，但仅有极少数士大夫取为消闲排闷之资，并没把它当作正经书看。这便无异于沉沦海底一般。直到五四运动前后，这部书才真正蒙到一般人的青眼，这一面镜子才刮垢磨光，重以其晶莹澈照的光辉与世人相见。所以我说的“这面镜子”并不只是鉴戒人间的风月冤业，反照男女悲欢离合的镜子，而是清初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比风月宝鉴不知要夸大多少倍呢！我想诸位听了这话，一定会有人笑我“未免过分夸张”，实则不然！无论什么超时代的作品，它的出发点和它的根据总脱离不了它的作者所生息其中的时代和社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譬如他的“乡下医生”吧，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每一条江河、每一座城池、每一个教堂、每一个村庄、每一个人物的装束穿着、每一件艺术品、每一件武器，以及军队的教育或编制都脱不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法兰西的物质生活的本相。左拉的《卢贡家族的家运》所叙述的每一革命人物、每一革命行动、每一宴会、每一周旋、每一座谈，都在暴露法兰西第三帝国前后，革命运动中一切实际生活的真相和反映这种生活的家庭组织和关系、国家政治之兴衰更替、农民生活情形和人民心理状态都如实地光照在它上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是如此。托尔斯泰生存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和二十世纪的初头，这时俄国从一八六〇年代以后，工业受了欧美先进国家的影响正在资本主义化，农村土地一天天地在集中，因而农村一天天地革命化，同时，它的贵族便日即于没落，然而它还在挣扎，所以托氏的作品在这“现存的而且相当巩固地组织旧式的贵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氛围中”产生出来，“就不能不取材于贵族家庭，莫斯科附近的领地，彼得堡的宫殿，莫斯科别墅，看家人、农奴、地主、年贡以及具备一切独特‘色彩’秩序，风俗的、经济的、政治的、家庭的生活；此外，还须在这些组织上以构造的形象建立本能的反应、风习以及见解、道德规范、意见、定见、艺术趣味、科学知识、信条、迷信、疑惑等等”。凡此种种都在托尔斯泰的这部伟著中表现着。托尔斯泰是位世界的大文学家、天才的艺术家、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伟大的写实主义的作家，他在进求他的写实主义的使命时，对于俄国的贵族政治、农奴政治、专制政治以及俄国贵族的豪奢、地主的剥削都予以极深刻极客观的描画，并予以极无情的批评。但同时，他是贵族出身，因而他对于贵族政治的兴衰存亡不能忘情，所以一谈到贵族政治权应该颠覆或是应该维持的问题，他就彷徨起来，徘徊在歧路之上了。于是可敬又可怜的托尔斯泰就不能不乞怜于宗教了，就不能不提出他的“无抵抗主义”的哲学，企图给行将没落的俄国贵族打救命针了！所以他的作品，就表现出矛盾来。伊里奇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伊先生的意思是说：看了托尔斯泰的代表著作，我们便可以认清俄国如何必须资本主义化，俄国的土地如何日即于集中，俄国的人民大众如何日益革命化，俄国革命从一八六〇年以后到一九〇五年，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究竟是怎样一种过程。就是说，托尔斯泰本身和他的著作所表现的矛盾——“一方面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给了我国（俄国）生活一幅无比的图画，而且给了世界文学以最上等的作品；一方面对于社会的虚伪和谎言进行极有力的直接和诚直的反抗；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一个腐烂的、带神经病气质的辗转于污泥中的人……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加以无情的批评，暴露政府的凶残，揭穿一切司法的和行政管理的喜剧，显示在财产的增加和文明的进步与工人群众的贫穷、粗暴和痛苦的增长之间的矛盾的深度；另一方面又愚蠢地宣传‘不要用武力去抵抗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写实主义，撕毁任何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又鼓吹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Religion”。所以托尔斯泰的著作就是俄国革命过程中的一面镜子，它把俄国那时社会上的一切矛盾都须眉毕现地照了出来。《红楼梦》把十七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给我们照了出来：它给我们照出当时宫廷贵族的奢侈生活，大观园中贾府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镇日价的各种享乐；他们只知穷奢极欲，不复知人间有什么痛苦，他们认不得“当票”是什么，他们不晓得米多少钱一升布多少钱一尺。我们现在且拿宝玉的一个大丫头——袭人回家探母一事做比吧！当她要回家，凤姐派了周瑞家的带了一个跟着出门的媳妇，又带着小丫头，雇了大车一辆、小车一辆，又派四个有年纪的跟车。至于袭人头上戴着几枝金钗珠钏，身上穿着桃红百花刻丝银鼠袄、葱绿盘金彩绣锦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凤姐还以为不阔气，又给她一件大毛子的——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又嫌她的弹墨花绫水红袖里子灰包袱不够漂亮，给她一个玉色?里的哆罗呢包袱；又给她一件半旧大红猩猩毡的大氅——雪褂子。（第五十一回）一个大丫头出门，乃有这样的排场，这样的奢华，则当时贵族的生活已可窥见一斑了。我们再看看大观园中公子小姐们吃螃蟹吧！刘姥姥看了之后，发表了一段谈话的故事便明白了。故事是这样的：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见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称两个三个，这么两三大篓，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都吃，只怕还不够。”平儿说：“哪里都吃？不过都是有名的吃两个呢。那些散众也有摸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刘姥姥道：“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第三十九回）现在的人听来，对“二十多两银子”并不一定会表示惊讶，因为现在重庆一桌比较像样的酒席就要一万数千元到两万元，但是在差不多二百年前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这个数目也就够骇人的了，因为他们吃一顿螃蟹就吃去“庄家人”一年的嚼用！若果这种描写还不够，我们可拿赵妈妈下面的话做个说明，她说：“……如今还有现在江南的甄家。啊呀呀！好世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罪过罪过’四字竟顾不得了！”（第十六回）这里我要附带说明一下：《红楼梦》中所谓“甄家”，实际上就是“贾家”，贾者假也，“甄”者真也。因为曹雪芹明明告诉我们“将真事隐去”，故用“贾雨村”一名画龙点睛。而且甄家贾家都是指的“曹家”，因为康熙帝南巡六次，曹家在江南接了四次驾，可以考见。作者之所以如此故弄玄虚，自然是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不得已的办法。还有书中所谓大观园并不在北京而是在南京，据袁子才的记载，他的随园就是大观园的故址；所谓书中“长安”也不是指陕西的长安，而是泛指当时的京城北京，因为著者既用种种方法避免指实朝代和政治首都，故浑用“长安”一词，暗指北京，犹之乎我们现在常常在书信中说：“长安大不易居”，乃是指各人所身居的战时国都，即重庆。读书不可拘泥，否则为古人所欺矣！在土地关系和农民问题上，《红楼梦》有一段极详尽的叙述，给我们把它透视得清清楚楚。当宁国府的黑山村乌庄头乌进孝送租课来时，他的禀帖和账目，恕我冗长，把它们读给诸位听听。红禀上写着：“门下乌进孝叩请爷、奶奶万福金安，并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荣贵平安，加官进禄，万事如意。”（第五十三回）单子上面写着：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鱼二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兔子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干菜一车，外卖粱谷，牲口各项之银共折银二千五百两。外门下孝敬哥儿姐儿顽意：活鹿两对，活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第五十三回）诸位看了这大堆租谷百物，我想没有一位不惊讶的，但这不过是宁府所拥有的土地八九分之一的出息而已，而且是歉收的年成的收获，因为贾珍皱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两银子来。这够做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下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潦，你们又打擂台，真正是别叫过年了！”（第五十三回）从这一篇冷酷而残忍的数字账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贵族占有的土地是多么广大，再加上八九倍，那更是庞然怪物了！况且据贾珍的口气看来，就是八九个这样大的庄子，已经是衰败的时代，以前隆盛时，这样的庄子还要多呢！宁府如此，荣府的土地所有当亦在伯仲之间。诸位或许要问：当时贵族拥有的土地为什么这样多呢？又为什么后来日渐减少了呢？第一件乃是清初一个极严重的问题，因为八旗入关以后，乱圈人民的土地，闹了很大的乱子。原来，明太祖朱元璋借着驱逐蒙古统治者和解除农民痛苦，即利用民族主义和吊民伐罪的口号，推翻了元朝的政权取而代之，当时占有民田甚多，由政府派人管理，名曰“庄园”。这种庄园为害农民，实非浅鲜，兼之地主剥削、政府暴敛、官吏贪污，弄得人民无以聊生，遂致农民叛乱，相继迭乘，最后李自成、张献忠等崛起，明室之命运以终。满清入关，挟战胜余威，借口明室庄园及荒地，听入关立功的勋戚王公任意圈地，我记得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曾经提到这件事；我们再看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上一段记载原可明了：先是，清人初入关也，东来诸王及八旗兵丁，强占田地。视为己有，圈以标志，是谓圈地。盖当混乱之际，又属异族入主，直不啻取消前朝之土地所有权而以圈画为先占也。此种事实，本不合理，惟以战胜征服之余威，此亦为必然之现象。（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00页）后来清政府虽经许多大臣诤议下诏停止圈地，然民地已入满人之手的，恐怕难以物归故主了，这就说明了贾府当时土地为什么这样多。不过贵族的生活是建筑在剥削农民的制度上的，他们衣租食税，不知生计为何物，结果便养成他们只知骄奢淫逸，安富尊荣，久而久之，必至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入不敷出，窘相毕露，遂不得不将拥有的土地或当或卖转入他人之手，而自己日即于破产、堕落，这种现象，差不多成了东西各国的历史公例；贾府自然也没有例外，《红楼梦》便给我们照明了这一点。贵族既占有了农民的土地，农民无以为生，只得降为农奴，为地主服务；地主既奴役了农民，夺去了农民的膏血，他们自然只有穷奢极欲、荒淫无度了。因而种种丑事便闹出来了。譬如：贾琏之于多姑娘、鲍二家的、尤二姐甚至娈童；贾珍之包娼窝赌、秽德彰闻，甚至同他的媳妇秦氏都有暧昧之处；王熙凤之于贾蓉，也是不干不净的；而贾瑞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平儿语）；金桂之于她所诡称的兄弟，后来又妄想勾引薛蝌，而终于自杀；他如贾蔷之于龄官（第三十四、三十六回）；贾芹在铁槛寺之于一班女尼戏子，莫不闹下了风流孽案。甚至一般在学里读书的小学生都弄得一塌糊涂。原来贾府里有一个家学，收纳族中子弟在内读书，素有龙阳之癖的薛蟠听说塾中广有青年子弟，因此也假说了来上学，不过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第九回），目的只在猎取小学生来满足他的肉欲。果然，这学内的小学生图了薛蟠的银钱穿吃，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记。（第九回）当秦钟和香怜在外偷着说话时，内中有一个学生名叫金荣的，是贾府璜大奶奶的内侄儿，就吵了出来说：“我可拿住了！还赖什么？先让我抽个头儿！”又笑着说道：“我现在拿住了是真的！”说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贴得好烧饼！你们都不买一个吃去！”谁知这金荣也是薛大爷旧相好！我们从他母亲嘴里便可听得出。因为金荣在学里辱骂秦钟被宝玉大闹一顿，自己以为受了委屈，回家后，自己还在那里咕咕唧唧，他娘教训他说：“好容易我望你姑妈（所谓璜大奶奶）说了，你姑妈又千方百计的向他们西府里琏二奶奶说了，你才得了这个念书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们家里还有力量请得起先生么？况且家学里茶饭都是现成的，你这二年在那里念书也有好大的嚼用呢！省出来的，你又爱穿件鲜明衣服。再者，那里念书，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那薛大爷一年也帮了咱们七八十两银子。你如今要闹出这个学房，若再要找这样一个地方，我告诉你吧，比登天还难呢！你给我老老实实的顽会子睡你的去吧，好多着的呢。”（第十回）我们从金荣的母亲这段“教子”的家训中，可以看出几件事：（1）金荣这小子虽然拿奸捉盗，但他自己却是薛大爷玩上了手的，还恬不知耻地带着嘴巴说人长短！“劝世文贴在背后”，人之常情！（2）他母亲公开承认薛大爷每年津贴他家七八十两银子，这银子，她当然知道，不是从周急济贫的立场出发，乃是买欢取乐的代价！既知之，而公然认之，且劝之忍耐，这金荣之母之为人，也就可想而知！（3）但她之为此，岂得已哉？她的说话，还全从经济生活立场出发，大半因为是困于经济，不得已而为之，因而“生活决定意识”，夫复何言？（4）地主贵族的专制社会中，卖淫的不独是女子，男子失了业，无计生活的也往往卖淫，前清时代的北京此风极甚；卖淫的男子俗称为“兔子”，公开地出局，听人呼唤。直至辛亥革命才与满清政权同被消灭。则贵族政治之腐败、肮脏，世界历史没有例外，《红楼梦》又给我们明明白白地照了出来。贵族既强占了农民的土地，农民对他自不得不成为隶属的关系。地主对于农民可以自由地生、杀、予、夺。他们都是大绅粮，都是官宦人家，纵或犯了法，告到官里，他们都官官相护的，而且地方官对于他们哪敢得罪，结果，总是“叫皇天不应”“有冤无处申”！薛蟠在家因争夺香菱，打死了冯公子，贾雨村掣签要拿办，为门子所阻，他把一张“护官符”递给雨村，上写道：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找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都是当时民间的“谚俗口碑”，还了得！“贾不假”就是指的贾府，“金陵一个史”就是指的史老太君的娘家史侯家里，“金陵王”就是指贾政夫人王氏和贾琏夫人凤姐的娘家，“大雪”就是指的薛姨妈家。结果，贾雨村“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第四回）。《红楼梦》又明明白白地给我们照明了！他们不但生杀予夺可以自由，即对于自己的奴隶——奴才——男女仆人，用钱买来的奴隶或“家生子”的一切也可以自由摆布；奴隶的贞操也操在主人之手，丫头仆女只要稍微有点头面的，主人要如何就如何。看上了眼，便收到房里做妾，不如意了，色衰了，又可赐或送给人，或转卖，奴隶是不能反抗的。贾赦要贾母的仆女鸳鸯做小老婆，鸳鸯不肯，贾赦便发起怒来，对她的哥哥金文翔说：“我说与你，叫你女人向他（指鸳鸯）说去，就说我说的‘自古嫦娥爱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约他恋少爷们，多半是看上了宝玉，只怕也有琏儿。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来，以后谁敢收他？这是一件。第二件，想着老太太疼他，将来外边聘个正头夫妻，叫他休想；凭他嫁到了谁家，也难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终身不嫁男人，我就服了他！若不然时，叫他趁早回心转意，有多少好处！”（第四十六回）贾赦对于一个仆女威逼利诱，要强迫她做妾，况至以人的生死性命相胁迫，以剥夺她的婚姻自由相恐吓，而贾琏是他的儿子，宝玉是他的胞侄，即使他们真被鸳鸯“看上了”，更不该与子、侄争风吃醋，赦老此等行为也真够塌台的了！要知道这种现象，这种凶残无耻的狰狞面目，乃是贵族社会中的家常便饭！这又是这一面镜子给我们赤裸裸地照出来的。再从另一方面看：《红楼梦》又告诉我们清初的官制——官爵、品级等等。贾蓉的夫人秦氏的丧事，贾珍为他儿子贾蓉捐个官，为的要使他已死的媳妇丧礼上风光些，遂开了一张履历托太监戴权给他去走门路，那履历写道：“江南应天府江宁县监生贾蓉……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丙辰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贾蓉捐了一个“五品龙禁卫”。我们又看秦氏出殡时，官客送殡的，有镇国公牛清之孙现袭一等伯牛继宗，理国公柳彪之孙现袭一等子柳芳，齐国公陈翼之孙世袭三品威镇将军陈瑞文，治国公马魁之孙世袭三品威远将军马尚，修国公侯晓明之孙世袭一等子侯孝康，缮国公诰命亡故，故其孙石光珠守孝不曾来得。这六家与宁荣二家，当日所称“八公”的便是。余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孙，西宁郡王之孙，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孙世袭二等男蒋子宁，定城侯之孙世袭二等男兼京营游击谢鲸，襄阳侯之孙世袭二等男戚建辉，景田侯之孙五城兵马司裘良。余者锦乡伯公子韩奇，神武将军公子冯紫英……这便可以看出清初官爵的大略。清朝官制：一方面有亲王、君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又有各种将军，又袭用自曹魏至北魏，降至有明相沿为制的九品官级制，每品又分正从，故九品实有十八级，十八级之外，又有一级名“未入流”。另一方面则又袭用明代的科举制度，牢笼士子；同时又开捐纳之路，卖官鬻爵，与科举并行，清朝的仕途之滥，官制之杂，比明朝更厉害。贾珍假习骑射为名，每日召集许多纨绔子弟在家里滥赌狂欢，则清人入关时一点剽悍之风，已消灭殆尽；功勋子弟，习于宴乐，武臣之腐败亦可以想见，这也是从这面镜子里给我们明明白白照了出来的。康熙（清圣祖玄烨，1662—1722）、雍正（清世宗胤禛，1723—1735）、乾隆（清高宗弘历1736—1795）年间与外国通商已颇频繁，西洋的商品已相当多地输入中国，如凤姐身上的“翡翠撒花洋绉裙”（第三回）、黛玉眼中所看见的宁府大厅中的“猩红洋毡”和“梅花式的洋漆小几”（第三回），刘姥姥在荣府所“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以手打锣筛面一般”的东西（自鸣钟），蒋玉菡从小衣儿里面解下来的那条“茜香国女王所贡之物”的“大红汗巾子”（第二十八回），探春房内的“洋漆架”（第四十回），刘姥姥在大观园内陪着贾母吃酒时，大家用的“每人一把银洋錾自斟壶，一个什锦珐琅杯”（第四十回）和她在里面所见的那有“南洋机括”的穿衣镜，薛宝琴跟她“父亲到海沿子上买洋货”回来告诉贾府里的人“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年十五岁，那脸面就和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戴着都是玛瑙、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带着倭刀……”（第五十二回）宝琴既看见西洋画，则西洋美术品其时已输入中国可知；其他如玛瑙倭刀等物当然是外国的了。它如贾宝玉“身上穿着荔枝色哆罗呢的箭袖，大红猩猩毡盘金彩绣石青妆缎沿边的排穗褂”（第五回）和贾母赐给他的那件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雀金呢”的大氅，薛宝钗身上穿的那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巴丝的鹤氅，都是外国的来路货。凡此，皆足证明这时东西洋的商品输入中国已相当繁多。不过这里应该说明的，《红楼梦》时代所输入的外国商品，不是适应民间一般需要的日用品，乃是适应宫廷贵族的豪贵生活的奢侈品。那时所谓“皇商”大概就是专门为宫廷贵族采购这些奢侈品的，所以王熙凤说：“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所以当时，有个口号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找金陵王。”（第十六回）这等奢侈商品因宫廷贵族的生活需要而输入，也是《红楼梦》这面镜子给我们照了出来的。现在我们再说《红楼梦》一书所反映的中国艺术。大观园本身的一切结构一切布置，就是中国的古典艺术的典型。假使诸位有到过北京逛过清宫的一定会联想到大观园的轮廓，因为贾府既是宫廷贵族，则大观园的建筑，对于清宫的模样，总有许多仿佛的地方，因为据《红楼梦》的叙述看来，着实是经一番钩心斗角的计划的。你不看那正门五间，上面桶瓦泥鳅脊，那门栏窗格俱是细雕时新花样，并无朱粉涂饰，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阶，凿成西番花样……不落富贵俗套，你又不看一进大门，便有“一带翠嶂挡在面前”，使全园风景不至一览无余，是何等“丘壑”？你又不看一入石洞，只见佳木葱茏，奇花烂灼，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泻于石隙之中。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俯而视之，则青溪泻雪，石磴穿云，白石为栏，环抱池沼，石桥三港，兽面衔吐？你又不看崇阁巍峨，层楼高起，面面琳宫合抱，条条复道萦纡，青松拂檐，玉兰绕砌，金辉兽面，彩焕螭头？（第十七回）你又不看“大桥”之下，“水如晶帘一般奔入”（第十七回），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为垣，或编花为门，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长廊曲洞，或方厦圆亭？又不看那房内有的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或流云百蝠，或岁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或万福万寿各种花样，皆是名手雕刻。一格一格，或贮书，或设鼎，或安置笔砚，或供设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格式或圆或方，或葵花蕉叶，或连环半壁，真是花团锦簇，玲珑剔透。倏而五色纱糊，竟系小窗；倏而彩绫轻覆，竟如幽户。且满墙皆依古董玩器之形抠成的槽子，如琴、剑、悬瓶之类，俱悬于壁，却是与壁相平的？（第十七回）这种建筑艺术较之意大利或英法各国的建筑艺术自各有其特点，而与现代所谓“立体”建筑艺术更恰成一个对照。大观园的建筑艺术正是中国农业经济和商业资本已发展到了一定高度而西洋的商品和艺术品之输入已为相当时之必然的产物。至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即“臆底渥逻辑”（Ideologies）自然也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在支配着。第一就是儒教的思想拥护孔子传说的礼教——尊君抑民，它在明清两代用以牢笼青年士子的工具便是科举，它的形式便是八股试帖。我从十二三岁到十七岁这一个期间也曾经受了它的毒害，八股试帖我也都尝试过。这种滋味在座的人尝过的大约不多了，所谓文章经济，都经过它化为乌有了！我敢说，明清之亡，大半是亡于科举，所谓“作茧自缚”者此也！《红楼梦》上所表现的人物，如贾政、薛宝钗之流皆是这种思想的代表。第二是道教，奉道教的人，都托始于老子，和周易其实不相干。道教始于汉之符箓。他们假托神仙，念咒画符，摇惑人心，以迎合当世皇帝求仙求长生的幻想，后世因之，到了宋儒又援儒入道。《红楼梦》中所表现十八世纪的中国之道教徒则以贾敬为代表，他中进士以后，厌弃世事，把爵位让给他儿子贾珍承袭，自己避居城外元真观修炼服了“秘制的丹砂”之后，竟“功成圆满升仙去了”，这也就足见道家之为道家了。宋人又援儒入道，佛教哲学的思想在隋唐以后，侵入中国一般之人心既深且溥，断非道教可比。不过宋明以来的学者，又为什么援儒入佛呢？这也有政治上的原因，汉以后千余年，中国的君主总是利用孔子做他们保持皇统的思想武器，士大夫纵然皈依佛教，也不敢公然与儒家相峙，因为政治上不许可，而韩愈《原道》一篇，向佛老声罪致讨，所谓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至比之于“无父无君”“乱臣贼子”。宋代学者大半习禅宗，然不敢公然承认，遂把禅宗的道理嵌入儒家道理（宋明儒家的语录，即从禅宗的语录脱胎而来）。譬如阳明的致良知本袭于禅，然他也步韩愈后尘为文辟佛，这也不是偶然的啊！至于禅宗虽说是佛教之一，宗派虽说也被称为是印度佛法之一，其实达摩西来以后，不说法而只物色天资高明的传授衣钵。他们不立语言文字，直指一心，以言哲理，殆难详究，他们只就一言半句的机锋去求参悟，绝非一般人所能领会，而禅家之不能为佛学正宗，也就是这个缘故。《红楼梦》中所表现之佛教只是禅而不是佛教哲学。譬如宝玉听了宝钗念的《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一曲中的“漫挥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便有动于中，参悟起来，立占一偈语道：“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后来被黛玉续了下两句：“无立足境，方是干净。”境界又更进一层，又经宝钗援引六祖慧能与五祖弘忍的上座弟子神秀及所做偈语不同之处的历史，解释一番，说道：“当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寻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彼时惠能在厨房碓米，听了这偈说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他。今儿这偈云，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机锋尚未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第二十二回）云云，已把禅宗的渊源和重要关头说着了，禅宗到了六祖才发挥光大，前此未有多少教理见于世，但禅宗宾和智者大师（隋智覬）所创的“天台宗”，唐玄奘三藏所创立之“法相宗”即“唯识宗”，与夫唐法藏（贤首国师）与实叉难陀所阐扬之“华严宗”均为中国佛教哲学之特产物，我们读了《红楼梦》也可对于中国的佛教宗派，至少禅宗得其概略。这也是这面镜子给我们照出来的。因此我就把那疯癫道人所赠给贾瑞的名叫“风月宝鉴”的镜子扩而大之，变成十七八世纪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它不但给我们照出人世间痴男怨女的悲欢离合，并且给我们照出当时的形形色色：（一）贵族社会的生活；（二）农民与贵族的关系及身份的差别；（三）商业资本之发达与西洋商品之输入；（四）政治制度——如官爵科举等等；（五）贵族社会的建筑艺术；（六）贵族家庭之内幕；（七）社会之意识形态；（八）人性之善与恶、美与丑、黑暗与光明、崇高与卑鄙、酸甜与苦辣。总而言之，凡社会生活所有的——从底层到上层，从外表到内心，无不予以彻头彻尾、须眉毕现、如见肺肝的烛照。不过这面镜子，也和那跛脚道士的风月宝镜一样，不可照正面，若照正面，只能看出森罗万象的幻影，反倒误事，应该从反面照，才可看出真相来。所以贾瑞从正面照这个镜子竟看出他心里所幻想的“凤姐站在里面点首叫他”，但从反面一照却“只看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这事是足以发人深省的。因为我们看《红楼梦》若不从反面看，那得到的结果，一定很恶，而且它的作者已屡屡地警告我们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明明告诉我们不要误会作者的意旨，不要为表面的文章所误，要了解其中的滋味。所谓“反面照”这一指导原则本是哲学的最高的方法论，西洋的历史科学言之綦详，中国和印度古代哲人也往往阐明此理：周易之所变易，所谓“否极而泰来”，所谓“满招损”，以及“太极生两仪”，老子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庄子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以及印度哲人所谓“无色相”，其解曰“现在色亦无住时。如四念处中说：若法后见坏相，当知出生时坏相，以随逐微细故不识。如人着履，若初日新而无有故，应当新不应有故。若无故应是常。常故无罪无福，无罪无福故则道俗法乱，复次生灭相常随作法无有住时。若有住时，则无生灭。以是故现在色无有住，住中亦有生灭。”（《大智度论》八念）一般俗人对于某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往往把生灭新故都认为一成不变的东西，其时一切色相都无常住，都时时刻刻在变。林黛玉看到了这一层说：“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第二十七回）宝玉也看到这一点，所以续《庄子·胠筪》说：“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灭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第二十一回）黛玉见到自然和人生的变化而感到悲哀，却只是悲哀而已。宝玉烛到人情的矛盾，而欲以“焚花散麝”等等的“剖斗折衡”和“闭明塞聪”的办法，解决这种矛盾，也只是消极的，因为他的时代不许可他能以了解自然和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的法则。不过《红楼梦》提出“真假”二字作为相反相成的法则的指标，假使我们善看的话，那也就把这面镜子的正反两面的内容一语说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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