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与注释》：让材料与注释对话，呈现历史的多面性。将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叙述并置的做法，展现出历史的多面与复杂，也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 《材料与注释》收录了洪子诚教授最新的学术论文：主体为对部分当代文学史料的钩沉，以材料与注释相对照的形式呈现，材料包括重要讲话稿、会议记录等，注释补充了相关的历史背景、文学事件、人物关系，展现出历史现场的复杂局面，使得不熟悉当年材料的学生及研究者可以获得更全面的理解；另外的文章为对于当代文学史写作及教学的探讨。 没有原则的转向、见机行事，自然遭人嫌弃。但是，这种现象如果普遍产生，就不能仅从个体品质上解释。费孝通在他有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就委婉指出，知识分子对于“百家争鸣”的号召所表现的矛盾、犹豫、摇摆，重要原因是对权力可能深藏的谋略、圈套的担心。这里，费孝通关注了与道德相关的心理现象，和行为的社会根源。换句话说，不少“不真诚”的，或“两面派”的道德现象，不论是强者基于地位权力的觊觎争夺，还是弱者迫于压力，为保护自己而选择心口不一，除了从社会个体的行为品格上观察之外，还存在着应该深入考察的“一个社会所宣称的准绳与其形态相对应程度”，和“一个社会培育或败坏其公民的真诚的程度”的空间。从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的生活经验看，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有时个人连“置身事外”的“边缘化”地位也不能自由选择，在这样的时候不去讨论“环境”问题而专事追究他的“真诚”，确是有点模糊事情的焦点。1955年，中国作协在内部秘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时候，据黄秋耘的叙述，不得不参加会议的陈翔鹤就有这样的感叹： 人在自己生命处理上的无奈，在陈翔鹤60年代初写的短篇《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中有所流露。就是说，在一个“言论的强迫统一”的社会里，“优秀的人注定只能沉默，大多数人则学会讲两种语言：一种在他们自己的四壁里的本来的语言，以及一种不是本来的，在公共领域里所说的语言”。不追问社会情境、制度，不解析权力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只严苛地纠缠个人道德，只能说是轻重不分。
从这里可以提出的问题有，为什么“道德”拥有“超凡权力”的规范性力量？为什么它具有“终极评价”的地位？谁有资格、权力做出道德评价？审查者在指控他人的道德问题时，是否便证明他的“道德纯正”，而可以使用任何（包括“非道德”）的手段？后面这个问题，涉及“目的”和“手段”的关系。50年代斯大林事件之后，美国作家法斯特宣布脱离共产党，中国文艺界对他展开批判。巴金在他的文章里就触及了令自由知识分子苦恼的这个问题。“目的”的崇高自然可以抵消在手段上的“不道德”，不过，从“当代”文艺史看，当年标榜的正义、崇高目的（捍卫“正确文艺路线”、还原“历史真相”等等），许多都未能经得起检验。退一步说，即使承认目的的崇高性，这样的忧虑也不能完全消弭：“以太过无情手段促进的人性理想，有变成其相反物的危险；自由，变成以自由为名而行压迫；平等，变成以维护平等为名而久居不去的新寡头体制；公道，变成要打破一切不妥协，人类爱则变成怨恨所有反对以残暴手段达成人类爱之人。”
也是在1957年，施蛰存在《才与德》的文章中说，“任人以德，现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们在最近20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这看起来是“士”对“君主”谏言的现代版本，目的当在争取“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不过，里面似乎也透露了对“当代”“道德主义”趋向的警惕；这种“道德主义”是在承担推进“一体化”思想政治体制的功能，是在促使这样的现象产生：一边是绝对的纯洁正义，另一边则完全是欺骗和邪恶——端看谁掌握着权力而进行这种二元的道德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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