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桑禀华为游历中国文学的无边景致提供的一份别致指南，巧妙运用具体例证来讲述普遍主题，关注文学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回应，以及文学与历史和哲学之间盘根错节的牵连。三千年文学长河，六万字清晰鸟瞰。文字灵动，译笔优美。
本书简介：
本书讲述了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历程，尤其关注文学文化在回应社会与政治关切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不仅涵盖了诗歌、诗学、戏剧、小说，也包括了历史和哲学，作者遵循了这种理解，在书中讨论了文学文化的哲学基础以及文学直面历史创伤、陶冶情操、滋育感性的力量。桑禀华从古代的历史文献一直追踪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全球化，突出了伦理和审美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展现了中国思想的多样性。
作者简介：
桑禀华，美国史密斯学院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副教授，兼任文学翻译学刊《蜕变》执行编辑、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2011至2013年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公共知识分子项目研究员。著有《时光的心灵:20世纪中国小说的道德力量》（2006）、《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2012），另合著、翻译有其他作品，并在中文研究期刊上发表论文。精通中文、俄文、法文和英文。
目录：
前言1基础：伦理、寓言和鱼2诗和诗学：山水、典故和酒3文言叙事：史书、笔记和志怪小说4白话戏剧和小说：园林、草寇和梦5现代文学：创伤、运动和车站索引英文原文桑禀华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在如此短的篇幅内，对中国文学从古至今三千年中的主要趋势、作者和作品进行清晰而迷人的鸟瞰，并且在具体例子和一般分析之间做到了恰到好处的平衡。——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伊维德（WiltL.Idema）以六万多字的篇幅，呈现中国文学各体的面貌，勾勒中国文学发展的线索，突显中国文学文化的特色，更非易事。只有高瞻远瞩，执简驭繁，才能高屋建瓴，纲举目张，做到既有论述高度，又有信息密度。我以为，本书就是采取这样一种策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第一章基础：伦理、寓言和鱼中国文学中的求知之路有时会令人惊讶。以传说中的智者庄子（约前369—前286）命名的文集会让偏爱直觉领悟的读者眼前一亮。庄子和名家的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时曾有下面一段对话：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先是用惠子本人的逻辑来反驳，然后却提供了通向智慧的另一条路径。正如惠子即使不肯承认，其实也知道庄子所知，庄子同样能感觉到鱼的快乐。对名家而言，语言是交流的唯一工具。而在庄子看来，既然他和鱼同属一个宇宙，他就可以和鱼感同身受。物我之间的此种感应意味着不断扩展人的视野，这正是《庄子》的一则寓言中河伯所收获的道理。河伯游至北海，方知此前所见只是一隅。北海若评论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中国思想的各大流派都渴望更加辽阔的视野，最受爱戴的诗人、乐天的政治家苏轼（1037—1101）最精彩地表达了这种向往。在《前赤壁赋》中，苏轼记述了泛舟长江的一次夜游。当饮酒的宾客途经一处著名的战争遗址时，气氛变得忧郁起来。此地的兵败事实上决定了汉朝覆亡的命运，所以众人不免谈起了无常与恒常的话题。应当如何看待历史上那些王国的终结？一位宾客不禁哀叹人生的无足轻重：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为了解开朋友的心结，苏轼以盈亏不止的月亮和奔流不息的江河为例，说明自然也有恒常的一面，应该更达观地看待变化：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轼在11世纪关于无常与恒常的沉思触及了中国文学想象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人生如此短暂，我们该如何应对？时间流逝的忧虑让得失荣辱的问题，出仕为官的责任以及对友谊、家庭和种种成就的追求都变得格外紧迫。文学文化起到了帮助人们探讨这些问题和欲望的作用，这种对人生抱负的关注也能指导他们如何面对时光中的变迁。按照公元前4世纪晚期《左传》的说法，“言”是实现“不朽”的三条途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之一。第二章诗和诗学：山水、典故和酒诗意地栖居在《芦滩钓艇图》中，吴镇（1280—1354）的诗所占据的空间超过了作为主角的渔夫，虽然比起水边的芦苇岸来它还是小些。书、画和诗的含义融为一体，这幅手绘卷轴浓缩了自然界和它内在的模式，堪称微型宇宙。红叶村西夕照馀。黄芦滩畔月痕初。轻拨棹,且归欤。挂起渔竿不钓鱼。他凝神注视光影的变幻，似乎在劳作之外看到了什么。观画者或许会在他的休憩中体会到许多种情绪，从沉静到坦然，再到不安，甚至到阴郁，然后或许又循环一遍，因为渔夫可以象征失意的文人，这在堵死了出仕之路的元朝尤其能触痛他们的心。这种情感的起伏与水面的波浪和风中的芦苇一样，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画常被称为“无声诗”，它能传递难以言表的情绪，书法被看作性格的窗口，而诗则负有更复杂的使命，不仅要唤醒自然的种种神秘，还要让它们激发情感的共鸣和历史的联想。在中国，诗歌向来都承担了许多功能，修身养性、教化社会、治理天下都在其中。人们认为诗歌呈现了自然的运行模式，因而可以在易逝的时间中发现意义，也可调节身体的“气”，培养善的品格。陆机（261—303）在《文赋》中写道，“诗缘情而绮靡”。诗歌表达复杂情感的能力使得它既适合幽独的沉思，也适合众人的雅集。许多诗都是应景之作，所以在标题或序言中记录了时间、地点和场合。互赠此类诗歌有助于见证并深化彼此的关系，也能促进政治的稳定。正因诗歌有如此丰富的用途，它在古代中国就成了最受尊崇的文学体裁。古代的朝廷会采集民歌，经史子集各类书籍都收入了诗歌。到了公元3世纪，上层的扶植已经可以让文人专心作诗，而且写诗几乎成了士大夫阶级的必备才能。7世纪末，唐朝更把这种要求变成了制度，写诗作赋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科举考试的科目。虽然现代学者对唐朝以后的诗评价不高，认为基本是因袭前人，但在整个帝制时代，诗歌仍保持了文学至尊的地位。诗歌的感染力经常需仰赖理性所不能把握的“气”，中国诗歌尤其擅长表达微妙易变的情绪。例如在《二十四诗品》中，诗评家司空图（837—908）不仅讨论了“悲慨”和“旷达”这样的情感，而且还将“精神”等动态情绪与“缜密”等更静态的情绪彼此对照。司空图的这篇诗话本身就是一首长抒情诗，它既可形容诗，也可形容人。在开篇描绘“雄浑”的短章之后，立刻有“冲淡”来与之平衡，并突出了这种特质的飘忽难测：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其中一些情感（或者司空图所称的“品”）聚焦于人的世界（“典雅”），另一些则指向人类陈规之外的东西（“超诣”“飘逸”）。“自然”“实境”等品侧重可感的表象，“含蓄”“流动”等品则突出无形的变化。这些诗品之间经常彼此交叠，体现了中国诗歌各种维度相交织的丰富质感。以山水诗为例，它不仅可以提供超脱红尘的一条路径（“飘逸”），也可呈现人心与自然的亲密交流以及自己的心境（“冲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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