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脱东京审判》：甲级战犯背后的故事大川周明是日本国家主义者的荣誉元老。在通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岁月里，他大肆鼓吹军事扩张的教条。他经营教养院，策划军事政变，为1932年刺杀犬养毅首相提供资金。1946年的美国文件断定：“无疑，大川对国家主义密谋的核心起了推动作用。”1946年春天，远东军事法庭上，盟军指控指控大川周明为日本的军事冒险铺平了道路。1948年12月，法庭做出判决，28名甲级战犯中七人因战争罪被判死刑，18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有期徒刑。在28名甲级战犯中，大川周明是唯一的平民，其他人要么是高级政府官员或军事首脑，要么曾经担任要职。
但是在审判时，大川周明突然精神失常，在法庭上悍然殴打东条英机，他病发的时间恰到好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审判刚刚结束，他又恢复正常。他成功地愚弄了精神病医生，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受命鉴定大川是否神志清醒的精神病医生，正是作者杰夫的祖父丹尼尔?贾菲上校。
在地球的一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大川周明戏剧性崛起。在地球的另一端，丹尼尔?贾菲一步一步成为美军当中屈指可数的精神病学家。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两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大川和丹尼尔?贾菲为人截然不同，却以类似的方式实践各自的理想主义。
作者简介：
埃里克·贾菲
毕业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有大量作品在《洛杉矶时报》、《科学新闻》、《板岩》、《波士顿杂志》等刊物上发表。目前，他是《大西洋月刊》网络版的专栏作家。
艾瑞克·贾菲的祖父丹尼尔·贾菲，二战时作为盟军的精神科医生，在东京审判时为甲级战犯大川周明做过精神鉴定。
目录：
第一章 震惊世界的掌掴
第二章 年轻的爱国哲学家
第三章 莱姆街上的老屋
第四章 神授的使命
第五章 无解之谜
第六章 昭和维新
第七章 战地精神病医生的成长
第八章 亚洲解放之战
第九章 崩溃
第十章 无意识中的意识
第十一章 审判
第十二章 东方和西方的幽灵“二战后不久的东京，埃里克·贾菲的祖父在一次被标榜为‘日本的纽伦堡审判’的军事审判中扮演了一个小而重要的角色。在《逃脱东京审判》一书中，贾菲讲述了这段故事。本书对这段纠缠难解的历史进行了大胆、考察细致，又完美平衡的描绘。”
——乔纳森·韦纳，《鸟喙:加拉帕格斯群岛考察记》作者
“作者的叙述在不同时间、地点之间转换游刃有余。埃里克·贾菲重现了两个同样天性好奇者之间的一次碰撞。大川周明，嫌疑战犯，二战期间日本战争动员背后的精神领袖；丹尼尔·贾菲，年轻的美国战争心理诊疗师，同时也是作者的祖父，他最终诊断大川严重精神失常，已无法接受审判。两人的碰撞产生一系列令人深思，有时还引人发笑的观点，我们对自己的精神与想象世界有多大的控制权呢？《逃脱东京审判》一书有力证明，真实的生活比虚构的文学更加奇异。”
——堀田江理，《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作者
“二战后不久的东京，埃里克·贾菲的祖父在一次被标榜为‘日本的纽伦堡审判’的军事审判中扮演了一个小而重要的角色。在《逃脱东京审判》一书中，贾菲讲述了这段故事。本书对这段纠缠难解的历史进行了大胆、考察细致，又完美平衡的描绘。”
——乔纳森·韦纳，《鸟喙:加拉帕格斯群岛考察记》作者
“作者的叙述在不同时间、地点之间转换游刃有余。埃里克·贾菲重现了两个同样天性好奇者之间的一次碰撞。大川周明，嫌疑战犯，二战期间日本战争动员背后的精神领袖；丹尼尔·贾菲，年轻的美国战争心理诊疗师，同时也是作者的祖父，他最终诊断大川严重精神失常，已无法接受审判。两人的碰撞产生一系列令人深思，有时还引人发笑的观点，我们对自己的精神与想象世界有多大的控制权呢？《逃脱东京审判》一书有力证明，真实的生活比虚构的文学更加奇异。”
——堀田江理，《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作者
“埃里克·贾菲给我们献上这本出色的书，在很私密的同时（一个关于家族精神病史的悲惨故事），又很宏大（两个国家全民投入一场惨烈的战争）。作者的叙述一直保持快节奏，他在两个差异甚大的人之间找到一个装满问题的合流点：爱国主义到了什么程度会变成犯罪？战争怎样影响人的精神？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可能给被打败的敌人公正的审判吗？这部伟大的作品如顶尖侦探小说一样引人入胜，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是一部侦探小说。”
——理查德·斯诺，
《无量的黄祸：美国在大西洋战场中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长的战役》作者第一章震惊世界的掌掴
甲级战犯——判定精神失常——疑似装疯
——美国中央情报局，大川周明个人档案，1958年7月25日
提审时，大川周明看上去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那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上午八点半，从巢鸭监狱开出的汽车把被告送到法庭门前。走进法庭时，大川穿着传统的日式木屐，皱巴巴的浅蓝色衬衫看上去像是一件睡衣。被告席有两排，他在后排正中的位置坐下，正对着世界各地来的法官。坐在大川前面的是东条英机，全世界都认得他的光头和那副镜片圆圆的眼镜。东条英机穿着卡其色的上衣，神色平静肃穆，已经做好了接受处决的准备。所有的被告中，只有大川一个人没有表现出在这种场合下应当具备的严肃。他眼神涣散，穿着松松垮垮的睡衣，让人觉得他仿佛是在梦游状态下走进了一场葬礼，或是在教堂里闲逛的小丑。
大多数人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简称为东京审判，一些人将之称为“日本的纽伦堡”。无论怎么称呼，审判的目的是对日本施以法律上和道德上的制裁，如同纽伦堡审判制裁德意志那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盟军起诉了二十八名日本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导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滔天大罪的元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发生时，“明星犯人”东条英机时任日本首相，他的罪行最为骇人，和他同属一个阵营的还有一群领导者，包括三位前首相、几位陆军和海军上将、战争部长、内阁成员、两位大使和天皇的一位首席顾问。东京审判的判决中将这群人称作“军国主义犯罪团体”。
抛开穿着睡衣不说，大川周明在这群呼风唤雨的人中依然显得格格不入（他名字的发音是Oh-ka-waShoe-meh，meh的发音近似may）。他是坐在审判席上唯一的平民，既没参与政治，也没有当过军人，但某些盟军检察官认为，他才是日本帝国主义行为背后的中枢。一位检察官认为大川周明就是“火花塞，是他让整个战争期间不断上演着的阴谋保持活力”。东京审判开始前不久，一位曾驻日本的情报官员说，他宁愿看到被定罪的是大川周明，而不是东条英机：“大川才是全局的核心。”大川周明被人们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锦囊库，他的大脑主导着整个帝国的力量。
法庭位于东京市谷，地势较高，能俯视城市被炸毁后留下的废墟。战争期间，这栋三层楼的建筑物曾是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所在地，看上去有一点像碉堡。工人忙碌了几个月才将法庭准备就绪：他们在大厅里架起木栅栏，安上明亮的电灯，在旁听席边缘搭了翻译席，在四周封上玻璃；大厅里放了一千张座椅，每张座椅上都有一个三音轨耳机，听众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调节收听英语、日语或俄语。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上午，大约十一点十五分时，木门缓缓关闭，一记柔和的铃声宣告审判开始。或许是为了让东京审判摆脱纽伦堡审判的阴影成为聚光灯聚焦的唯一对象，大法官威廉·韦布以一句“历史上不会有更加重要的战争审判了”开场。
为了等待另外两名被告的到来，上午的审判暂告一段落，休庭。下午两点三十分，所有人回到法庭上听取判决。法庭四周站着一小队头戴白头盔的警察，他们的长官奥布里·肯沃西上校没戴头盔，站在被告席的正后方。就在法庭书记员一字一句地宣读五十五项指控时，大川周明变得越来越焦躁。他在椅子上扭来扭去，不时尖声地胡言乱语几句。他先是骚扰坐在右边的松井石根，此人指挥的日本军在南京犯下惨绝人寰的罪行；接着又骚扰坐在左边的日本前首相平沼骐一郎。他解开上衣扣子，露出瘦削的胸口，拍打着从肩上滑下来的一条布片。他“啪”的一声合上双手，像是在祈祷，然后又猛然把手掌分开。
大约下午三点三十分，书记员念到第二十二条判决时，大川周明从座位上欠身站起来——记者后来说他“诡异地咧嘴笑着”，伸长细瘦的手臂，张开手掌，猛地拍了一下前排东条英机的光头。原本正在低头听着判决结果的东条惊诧地转过身，看见肯沃西上校正按住大川瘦瘦的肩膀。韦伯大法官宣布休庭十五分钟，一个记者朝东条英机走去，想要拍照，大川挣脱了肯沃斯的手，起身在正对摄影机镜头的地方又拍了一下东条的脑袋。
法庭中爆发出一阵窃窃私语，韦布大法官高声要求大家保持肃静。后来一些人说，戴头盔的警察把大川周明架走时，他正在叫嚷着，说着胡话；其他人则称，在一片喧哗声中听见他喊道：“这是一场闹剧。”好像他认为审判只是精心排演的一出滑稽戏。几年后，回忆起这一幕时，大川周明说，让他恼怒的，是在场的人把这场审判秀当作一场光辉的审判，他突发奇想，拍了一下东条英机的脑袋，想打破法庭上荒唐的严肃气氛。
然而，那天庭审继续时，一点都看不出大川是一个如此处心积虑的人。他光着脚坐在椅子上，与东条英机和其他被告隔开一段距离。睡衣罩在他骨瘦如柴的身上，睡衣外面披了一件外套。下午的整个审理过程中，他都拿着手帕低声哭泣，连肯沃斯上校都忍不住时不时拍拍他的背脊，喃喃地说着“好啦，好啦”安慰他。
第二天早晨，韦布大法官要求大川周明接受精神检查，为了顺利宣读判决，他把大川从被告席上移除了。下午，大川的行为让记者们越发兴奋，他似乎是间歇性地疯狂一阵，清醒一阵，他在一位俄亥俄州来的公关人员身上再次施展了打人技术，他用流利的英语说，他不喜欢美国，因为那里“全民皆疯”（译注：原词为democrazy，与democracy——民主一词谐音）；他还说，他是哈皮·钱德勒的好朋友，钱德勒是美国职业棒球联盟的成员；他说，他已有七十二天没有吃过东西，并且了发现了一种从空气中汲取养分的好方法。然后，他要求抽一支烟。
大川周明的话极具吸引力，各大报纸都难以抗拒，纷纷引用，不吝笔墨地描写大川的怪诞行为。只有少数报纸刊登了将负责为大川做检查的两位精神病医生的名字，控方辩方聘请的是一位姓内村的日本医生，按《纽约太阳报》的说法是“一个布鲁克林人”——丹尼尔·S.贾菲少校。
从严格意义上说，一九四六年五月时，我的祖父不是布鲁克林人。一九一四年，丹尼尔·S.贾菲在布鲁克林出生，在那里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期，一九三四年离家去医学院学习，在担任美国陆军医务官期间，他一直都住在首都华盛顿。他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入伍，东京审判时，他正是圣伊丽莎白医院精神科的住院医生。他身高约五英尺六英寸，浓眉大眼，尖尖的鼻尖配上一对尖尖的耳朵，两撇小胡子整整齐齐，这让他的脸看起来不那么孩子气。
我的祖父没有亲眼看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战役，但他到过很多地方。一开始，他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斯塔克综合医院任精神科医生，几个月后被调往宾夕法尼亚州的福吉综合医院。一九四三年末，他加入驻路易斯安那州的第九十七步兵师医疗营，在加利福尼亚州海岸接受水陆训练。一九四四年坦克大决战的惨重损失迫使欧洲加强兵力，那时我的祖父刚在太平洋完成一次危险的登陆，第九十七师匆匆忙忙横跨美国赶到纽约，从大西洋起航去法国港口。他们沿着鲁尔河河谷，把德军逼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发动了一场漂亮的最后进攻。欧洲胜利日（译注：指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国签署投降书的那一天）之后，第九十七师立即回到纽约，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布拉格堡会师，再度穿越美国全境，这次的目的地是位于华盛顿州的劳顿堡（FortLawton），他们要去参加一开始就预料到的太平洋岛屿战役。在赶往劳顿堡的途中,传来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他们转而去东京执行占领任务。大家一致认为第九十七师是陆军中调动最频繁的师，陆路和海路的总行程达到三万五千英里。
一九四六年回家时，我的祖父对战争不置一词，现在他成了个沉默寡言的人，这是他最突出的特征。但即便他能说会道，他也有权不再谈及战争，以后也几乎没有谈过。
他的克制对我而言很不幸，因为我后来得知，他在军队中的职责相当特殊。他是第九十七师的神经精神科医生。战时，军队里有上百万人，祖父这样的人却只有不到一百个。战争开始时，美国军队认为入伍体检时能筛除有精神缺陷的人，但经过两年残酷惨烈的战役，受到精神创伤的人的数量不断递增。官员们这才明白，几乎所有人在战斗中被榨干到心理承受能力的临界点。所以到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军队为每个师都安排了一位精神病医生，和士兵一同作战，他们负责军队在作战全过程中的精神健康——从训练营中表现出的士气，到在前线的治疗。每一万五千名现役士兵中，有一位孤独的医生在保护着他们的大脑——当然头盔也在保护着他们的脑袋。
战斗中，每个师的精神病医生都在医疗营的伤员清理连中治疗精神受损的士兵。这是在距前线几英里的地方搭起来的简易治疗站，其主要任务是缓解士兵的“战斗疲劳”，这是更新后的术语，二战时叫作“炮弹休克”。无论怎么称呼，在某时某刻，只要听见大炮的声音，或看见弹片，或闻到浓烟和鲜血的味道，所有相关记忆就会形成一个感觉信号，作用于年轻人的神经，使他们坐立不安。如果不及时干预，战斗疲劳可能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病人常常需要送回美国的综合医院；但如果在离战场附近治疗得当，给病人服用大量镇静剂并加以安抚，这种疾病的治愈率很高，许多士兵几天就能重回战场。
一九四六年三月，军方解散了第九十七师，许多士兵乘着太平洋的海浪回家了。我的祖父留在东京第三六一驻地医院，担任神经精神科主任医生。整个春天，他都待在那里，主要工作是抑制大规模扩散的性病，对于那些离家千里又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来说不足为奇。祖父的多次退伍申请都遭到拒绝，他在越来越强烈的绝望之中挣扎，滋生出一种对军方的病态仇恨，他认为是他们阻碍了自己和家人团聚，断送了他的前程。大川周明需要接受精神检查以判定是否能接受审判的命令传来时，我的祖父刚好开始做噩梦，梦见他永远滞留在日本。
大川周明在东京审判时的奇特举止成了全世界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美联社对于“这一震惊法庭的事件”的报道轰动全美，《时代周刊》写道，审判一开始就弥漫着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气息（译注：吉尔伯特与萨利文指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幽默剧作家威廉·吉尔伯特与作曲家阿瑟·沙利文的合作，两人在一八七一年到一八九六年长达二十五年的共事过程中，创作了十四部喜剧，其中最著名的有《皮纳福号军舰》《彭赞斯的海盗》和《日本天皇》）。一位记者怀疑，许多年后，人们回忆起这场历史性审判的开幕，可能只会记得东条英机被人拍了两下脑袋。《华盛顿邮报》刊登了四张新闻照片，题为《大川周明的重大时刻》，第一张中，大川把手伸向东条；第二张是他刚打完人，肯沃西上校从后面揪住他的衣领；第三张中，东条朝大川转头咧嘴笑；第四张，肯沃斯按住大川的肩膀，大川茫然地盯着远处。
审判时，大川周明还差半年就六十岁了，他身高约六英尺，高于大多数日本人，非常瘦削，他曾经说自己瘦长的体形就好像“一栋破烂的小木屋”。他平时的穿着透露着一股贵族气息，为他奇特的身材裹上一层学者气质。他的牙齿歪歪扭扭，耳朵很大，脸颊又瘦又苍白，难怪一个美国人说他“毫无吸引力”。他的同胞也隐隐约约觉得他的面部特征不太像个日本人，他长着一双乌黑的眼睛，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镜片又厚又圆，让人一看就觉得神秘、诡异而又充满智慧。
无论大川周明的外表有多少缺陷，他都用他的智慧加倍弥补。他年轻时就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撰写大部头，内容涉猎极其广泛。他详尽地研究了西方殖民史、日本两千六百年的历史；他曾写过一部六百页的自传，对自己的见地感到满意后，就匆匆把书稿付之一炬；他精通康德和柏拉图，也深谙孔孟之道；他懂得至少八门语言，包括英语和梵语。不著书立说时，他就以教书为业；不教书时，则在日本最重要的智囊团里做经济分析师；不做经济分析时，就组建激进组织，好让他的想法为日本带来一些实际的影响。
年复一年，大川周明的想法确实深刻影响了日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他的著作和演讲反复敦促人们把整个东亚团结起来，抵御西方霸权。东京审判中指控他的人认为，这是“从心理上”让日本人为战争做好准备。三十年代早期，大川周明为一场起义出资，结果一位首相遭到暗杀。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事件正说明日本人把民主出让给了军权。一九四一年末，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大川在电台做了一系列讲座，介绍西方政治入侵的过程，并告诉听众，他曾经的预言将变为现实：日本和美国将卷入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为了世界的秩序，日本会取得胜利。
大川周明兼具卓越的智慧和暴躁的脾气，所以人们称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或“聪明绝顶的疯子”。当时有人评价说，大川的知识太渊博，难以成为爱国者，但是他又太热血，成不了学者。他两次受到监禁，和军方很亲密，和艺伎更加亲密，甚至还娶了一位艺伎为妻。他信念坚定，因此被人们称为“日本的戈培尔”；他行为古怪，所以人们说他是“东方的堂吉诃德”。“他生来就是一丝不苟，有条不紊，既紧张又充满激情。”一位精神病医生如是写道。酒精夺去理性，只留下激情：大川变得粗鲁、啰唆、易怒，他成了醉鬼。他最喜欢去的一家艺伎院的东家说，他一旦喝了酒，就和原来判若两人，就好像日本的“化身博士”（译注：《化身博士》是史蒂文森得意的代表作之一，因为书中人物杰奇和海德善恶截然不同的性格让人印象深刻，后来成为心理学“双重人格”的代称），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公然殴打他人也不足为怪。
大川周明在法庭上拍了东条英机的脑袋后几天，我的祖父在东京的第三六一驻地医院为他做检查，那时，大川卓越的智力似乎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有力量了。
我的祖父建议将大川周明从被告席上移除，理由是“他无法分辨是非，无法为自己辩护”。内村医生独立做出的结论与我的祖父意见相符。于是，大川被送往东京大学医院，后来被送往松泽精神病院，盟军希望大川能在那里康复。审判进行到一九四七年时，韦伯大法官要求为他再做一次检查。内村医生认为大川仍旧无法出庭，但这次，另两位新来的美国医生（我的祖父已经回美国了）认为他可以出庭了。
那时，大家都对东京审判不耐烦了，希望赶快有个了结。韦布大法官得知两国医生的意见分歧后，要求大川周明不再参加庭审，不过将来可能就同样的指控再度进行审判。一九四八年，地狱般的庭审结束了，最终审判结果尘埃落定，大川周明的案件撤销。这样的结果让一些日本人很疑惑，他们对美国记者说，大川在“意识形态层面煽风点火”，理应“是战犯中的罪魁祸首”。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东条英机和其他六名被告在巢鸭监狱外被绞死，其他人开始服刑，刑期从七年至终身监禁不等，另有两人在审判过程中去世。一个星期后，大川周明离开精神病院，回到东京西南角安静的家中，神志非常清醒。美联社称他是“二十八名被起诉的战犯中唯一逃脱制裁的”。
如果大川周明继续接受审判，他的刑罚无疑会很重，艾尔弗雷德·罗森堡和大川扮演的角色差不多，他在纽伦堡被判处绞刑（译注：艾尔弗雷德·罗森堡，德国纳粹党内的思想领袖。他是最早的成员之一。曾担任纳粹刊物主编和德国在苏联的东部占领区政府局长，经常对党内成员发表演说，内容包括种族清洗、地缘政治、生存空间和纳粹主义）。东京审判时，一些西方记者在新闻发布厅里做了一张记分卡，发现日本初期阴谋证据的呈堂证供对十名被告最为不利，这些人中五人被处死，四人终身监禁。
第十个人是大川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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