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叶兆言精选散文集★由4次获得“中国zui美的书”称号的设计师制作，32开精装，典雅精巧，世界大师的绘画做封面图。★小说家的散文——zui不虚妄的文字zui不做作的性情zui不雕琢的思想zui不掩饰的本色★“小说家的散文”丛书，打开另一扇窗，呈现小说家的本色。在散文里，小说家是藏不住的。他们把自己和盘托出，与zui真实的灵魂照面。 近年来，小说家叶兆言创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受到读者喜爱。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是小说家，散文只是玩票！”但其散文的精彩，可与小说媲美。也许是家学渊源的缘故，小说家叶兆言的散文表达了浓厚的文人情调，无论是漫谈陈年旧事、闲话文化名人，还是追怀亲朋师友，都显得学识丰富、坦诚真挚，散发出平和恬淡的儒雅气息。他的文笔简洁平实，或直抒胸臆，或旁征博引，或幽默谐趣，自有一种韵味，反映了一个作家的深厚学养及其浓厚的现实与人文情怀。本书《永远的阿赫玛托娃》是小说家叶兆言zui新散文自选集，以人文关怀的视角，写人记事描物，体悟五味杂陈的人生。
作者简介：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驰向黑夜的女人》，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等。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
目录：
第一辑
重读莎士比亚
《少年维特之烦恼》导言
契诃夫的夹鼻镜
芥川龙之介在南京
永远的阿赫玛托娃
关于略萨的话题
去见奈保尔
第二辑
朱自清先生醉酒说英语
胡适先生的应节
闹着玩儿的文人
郴江幸自绕郴山
万事翻覆如浮云第一辑重读莎士比亚《少年维特之烦恼》导言契诃夫的夹鼻镜芥川龙之介在南京永远的阿赫玛托娃关于略萨的话题去见奈保尔 第二辑朱自清先生醉酒说英语胡适先生的应节闹着玩儿的文人郴江幸自绕郴山万事翻覆如浮云 第三辑从解手说起西津古渡蔡公时的意义1929年，美国人怎么看蒋介石不重要的谭延闿考试院长戴季陶吴佩孚眼里的张良文化中的乡音叶兆言说：“我是小说家，散文只是玩票。”——玩票亦精彩！契诃夫的夹鼻镜1大约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契诃夫是非常好的作家。或许也可以叫作潜移默化，反正大人们都这么说，听多了，不受影响几乎不可能。契诃夫在我的最初印象中，是书橱上一大排书，各种各样版本，大大小小厚厚薄薄，汝龙通过英文翻译的那套二十多卷本最整齐。当然，再也忘不了那张经典照片，正面照，头发微微向上竖起，大鼻子上架一副眼镜。父亲跟我详细解释过这种眼镜，它不是搁在耳朵上，是夹在鼻子上，夹的那个位置一定很痛，因此眼镜架上总会有根链子，平时搁上衣口袋里，要用了，拿出来夹鼻子上。外国人鼻子大，夹得住，不过还是会有意外，譬如正喝着汤，一不小心掉下来，正好落在汤盘里。一向不愿意回答家庭对我的文学影响，很多人都喜欢追问，喜欢就这话题写成八卦类的小文章，其实真谈不上有什么太大影响。不知不觉中，大人们总会跟你灌输一些看法，他们说的那些成人观点，他们的文学是非，你岁数小的时候根本听不懂。譬如说契诃夫最好的小说是《草原》，是《六号病室》，是他的剧本《樱桃园》，是《海鸥》，是《万尼亚舅舅》。我的少年阅读经验中，契诃夫从来不是有吸引力的作家，他的书都是竖排本，《草原》虽然写了孩子，可是并不适合给孩子阅读。至于剧本，更没办法往下看，戏是演给观众看的，那些台词要大声念出来才有效果。如果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契诃夫的戏剧可以上演，我们直接观摩看戏，而不是面对枯燥的剧本，结局完全不一样。断断续续总能遇到一些契诃夫的小说，他的短篇最适合编入教材，最适合用来给学生上课。对西方人是这样，对东方人也是。我们说一部好的短篇小说，要有批判精神，要有同情心，要幽默，要短小机智，所有这些基本元素，都可以轻易在他的小说中找到。我一个堂哥对契诃夫的看法跟我父亲差不多，他觉得能把契诃夫晚年的几篇小说看懂了，把几个好剧本读通了，就能真正明白这个作家是怎么回事，就会立刻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小说家，什么才是最好的剧作家。在我的文学影响拼图中，契诃夫确实尴尬，肯定有他的位置，而且也还算相当重要，可是总有些说不明道不白。无疑是位经典作家，是一位你不应该绕过去的前辈，可惜课堂上的契诃夫常常一本正经不惹人喜爱，成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符号。换句话说，在我的读书年代，选择让大家阅读的契诃夫作品，都不是太让人喜欢——我不喜欢《套中人》，不喜欢《凡卡》，不喜欢《小公务员之死》。老师讲得津津有味，我却在课堂上读别人的作品。毫无疑问，契诃夫身上汇聚着一个作家的许多优点，在我看来，仅仅有一点已足够，那就是“含泪的微笑”。有点泪，有点微笑，一个作家有这点看家本领足够了。我不太喜欢小说中的讽刺，不太喜欢小说中的批判，它们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不喜欢的理由是它们还不能完全代表优秀，我不喜欢小说的居高临下，不喜欢它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对于同情和怜悯也一样，一个作家不应该仅仅是施善者。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不幸的，同时我们又都很幸运。我不认为小说家必须是思想家，是说道理的牧师，是阐释禅经的和尚，是把读者当作自己弟子的孔老二。一个好作家如果还有些特别，就是应该有一双与别人不太一样的眼睛，他能看到别人容易忽视，或者别人从来就没看到的东西。有时候，重要的不只是真相，而是你究竟想让别人看到什么。据说契诃夫逝世不久，熟悉他的人已开始为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展开热烈争论，有人说是黑色的，有人说是棕色的，还有人说更接近蓝色。对于没有亲眼见过契诃夫的人来说，这永远都会是一个八卦。对于那些见过契诃夫的人，因为熟视无睹，同样还可能是个疑问。2真相总是让人难以置信，契诃夫对我更多的只是一种励志。现在说出来也不丢人，我的文学起点很低，最初的小说非常一般。除非你是个天才，大多数从事文学的人，都会有一个很低的起点。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是常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天生缺陷。刚开始学习写作，我很希望自己能写《第六病室》和《草原》那样的作品，那时候，我的脑海里有着太多文学样板，可供挑剔的选择太多。相对于俄国古典文学，我似乎更喜欢20世纪的美国作家。在俄国文学中，契诃夫可能还算年轻，但是他的年龄，也比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先生还要大九岁。不妨再比较一番，鲁迅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然而他的岁数，居然还可以是海明威和福克纳的父辈，因此，作为文学新手的我们，追逐更时髦更年轻的文学偶像无可非议。我从来都不是个有文学信心的人，作为一名“文二代”或“文三代”，注定了会眼高手低。文学野心是最没用的东西，是骡子是马，你得遛过了才知道。小说只有真正写了，你才会知道它有多难写，你才会知道它是多么不容易。好东西都可遇不可求，古来万事贵天生，没有技巧是最好的技巧，这些可以是至理名言，也可以变成空洞大话，变成偷懒借口，真理常常会堕落成邪门歪道。因此，看到自己小说中的种种不足，发现小说写得那么不如意，你只能跟自己较劲，只能咒骂自己。笨鸟必须先飞，勤能补拙，功不唐捐，不是文学天才的人，只有多写这一条胡同，哪怕是条死胡同。契诃夫就是这方面的最好代表，是文学起点低的最好代言人。如果我没记错，他不止一次说过，自己从一个三流作家，逐渐步入了一流。毫无疑问，什么话都是相对的，契诃夫的三流，很多人看来早已属于一流。这个话题不宜展开，也说不清楚，反正多写总归不会有错。契诃夫的最大特点就是多写，他的窍门就是写，真刀实枪操练，好坏不管写了再说。很多人喜欢把文学的位置放得非常高，弄得过分神圣，神圣过了头，就有点神神鬼鬼。文学改变不了社会，拯救不了别人，它能拯救的只是你自己。写作就是写，用不着选好日子，用不着三叩九拜，用不着沐手奉香。写好了是你运气，写不好再继续再努力。年轻的契诃夫写了一大堆东西，自然不是为了故意三流，他只不过是喜欢写。喜欢才是真正的王道，喜欢写作的人，三流一流本来无所谓，不像有些人，他们对文学并不热爱，或者说根本就谈不上喜欢，他们从事文学，仅仅为了当一流的作家，为了这个奖那个奖，为了反腐败，为了世道人心，为了拯救似是而非的灵魂。契诃夫是学医的，他玩文学完全业余，是为了贴补家用，是因为走火入魔喜欢写，三流一流的话题也是说说而已，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巴金和丁玲，属于一炮而红，相同例子还有曹禺，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们大大咧咧走上了文坛，上来就登堂入室，就等着日后进入名人堂。他们好像都没经过让人有点难堪的三流阶段。与契诃夫的例子差不多的是沈从文，沈先生远没有上述几位作家的好运气，他能够苦熬出来，多年媳妇熬成婆，一是靠自己的笨办法，多写拼命写，还有就是靠文坛上的朋友帮忙推荐。他的创作道路是个很好的励志故事，沈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只要多写，认真写，写好了一点都不奇怪，写不好才奇怪。记得年轻的时候，退稿退得完全没有了信心，我便用沈先生的话来鼓励自己。为什么你会被退稿，为什么你写不出来，显然是写得还不够多，因此，必须向前辈学习，只有多写，只有咬着牙坚持。有时候，多写和认真写是我们唯一可控的事。出水再看两腿泥，沈先生和他的文学前辈契诃夫一样，如果不是坚持，如果不能坚持，他们后来的故事都可以免谈。契诃夫出生那年，1860年，林肯当了美国总统，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太平天国还在南方作乱，大清政府惶惶不可终日，两年前签订的《瑷珲城和约》，就在这一年正式确认。此前还一直硬扛着不签字，说签也就签了，这一签字，中国的大片区域，成了俄国人的“新疆”，而库页岛也就成了契诃夫与生俱来的国土。熟悉契诃夫小说的人都知道，如果他不是去那里旅行，世界文学史便不会有一篇叫《第六病室》的优秀中篇小说。考虑到只活了四十四岁，考虑到已发表了大量小说，1888年，二十八岁的契诃夫基本上可以算一位高产的老作家了。这一年，是他的幸运之年，他在《北方导报》上发表了中篇小说《草原》。此前他的小说，更多的都发表在三流文学期刊上，《北方导报》有点像美国的《纽约客》，有点像中国的《收获》和《人民文学》，想进入纯文学的领地，必须到那儿去应卯。契诃夫闯荡文学的江湖已久，从此一登龙门，点石成金身价百倍。他开始被承认，并得奖，得了一个“普希金文学奖”。这个奖在当年肯定有含金量，大约和我们的鲁迅文学奖差不多。3《草原》和《第六病室》是中篇小说中的好标本，是世界文学中的珍贵遗产，说是王冠上的明珠也不过分。如果要选择世界最优秀的十部中篇小说，从这两部小说中选一个绝对没有问题。文学的江湖常会有些不成文规则，有时候，一举成名未必是什么好事。譬如巴金，大家能记住的只是《家》，而他此后做的很多努力，都可能被读者忽视。以文学品质而论，巴金最好的小说应该是他后期创作的《憩园》，是《寒夜》。那种近乎不讲理的误读，不仅发生在一炮而红的作家身上，而且会殃及苦苦地写了一大堆东西的作家。很多人其实并不怎么关心契诃夫在他真正成名前，曾经很努力地写过什么。同样的道理，大家谈论沈从文，是因为《边城》；谈论纳博科夫，是因为《洛丽塔》。代表作会让阅读成为一种减法，而减法又是省事和偷懒的代名词。以一个同行的眼光来看，一个优秀作家，他的所有作品，都应该是作者文学生命的一部分。一个人也许要吃五个包子才会饱，不能因此就说，光是吃那第五个包子就行了，对有些作家来说，你真不能太着急，你就得一个包子接着一个包子吃，非得慢慢地吃到第五个，你才会突然明白写作是怎么回事。火到猪头烂，马到才成功，好的买卖往往并不便宜。伟大的纳博科夫与海明威同年，这一年出生的作家还有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还有中国的老舍和闻一多，如果仅仅是看成名，纳博科夫成名最晚，晚得多，他的《洛丽塔》出版时，已是我这把年纪的老汉，已经接近了花甲之年。话题还是回到契诃夫身上。他就是一名干写作活儿的农夫，只知耕耘不问收获。刚开始可能还是为了些小钱，到后来，作为一名医生的他，如果不是因为热爱，不是喜欢干这个活儿，完全可以放弃写作。中国人谈写作，过去常常要举鲁迅的例子，常常要举郭沫若的例子，都喜欢煞有介事地说他们放弃医学，从事文学，是因为文学对中国更有用，或者说文学比医学更重要更伟大。这样的看法，不仅是对医学的不尊重，也是对文学的亵渎。对于那些有心要从事文学的人来说，有一个观点必须弄明白，有句话必须说清楚，并不是文学需要你，你没有什么大不了，是你需要文学，是看你喜欢不喜欢文学。文学没有你没任何关系，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没有文学，很可能就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契诃夫是我们文学前辈中最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家，同时，他又是最优秀的剧作家。有时候，你甚至都难以区分清楚，到底是他的小说好，还是他的剧本更优秀。契诃夫究竟是应该写小说，还是应该写剧本，好像并没有人讨论这样的话题。很难想象的却是，一百多年前，已经成为小说大师的契诃夫，曾经为这个选择痛苦和不安。1896年，三十六岁的契诃夫创作了《海鸥》，这个剧本上演时，遭遇到了空前的惨败，观众一边看戏，一边哄堂大笑。当时的媒体终于找到一个狂欢机会，一家报纸很得意地评论说：“昨天隆重的福利演出，被前所未闻的丑陋蒙上了一层暗影，我们从未见过如此令人眩晕的失败剧本。”另一家报纸的口吻更加刻薄：“契诃夫的《海鸥》死了，全体观众一致的嘘声杀死了它。像成千上万只蜜蜂、黄蜂和丸花蜂充斥着观众大厅，嘘声是那么响亮那么凶狠。”虽然此前也写过剧本，作为一名戏剧界的新手，契诃夫似乎已意识到这部作品可能会有的厄运，他准备撤回出版许可，甚至有些心虚地不打算参加首演。然而，首演成功的诱惑毕竟巨大，剧作者当然渴望观众的认同，当然渴望剧场上的掌声。在契诃夫小心翼翼的期待中，演出开始了，上演到第二场的时候，为了躲避观众的嘘声和嘲弄，他躲到了舞台后面。这是一场活生生的灾难，是一个写作者的末日，演出总算结束了，本来还假想是否要上台接受观众献花的契诃夫，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就从剧场的侧门脸色苍白地逃了出去。深夜两点，痛苦不安的契诃夫还独自一人在大街上游荡。巨大的失望变成了一种绝望，回家以后，他对一个朋友宣布：“如果不能活到七百岁，我就再也不写剧本了。”其实这个结果完全可以预想到，事情都是明摆着的，就像面对你的小说读者一样，写作者永远是孤独的、无援的，对你的受众是否能接受你，必须有一个痛苦的磨合过程。像契诃夫这样的戏剧大师，也许注定了不能一帆风顺，也许注定了不能一炮而红，也许注定了要经历失败。从三流作家变成一流作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改变需要付出代价，要么是作家做出改变，要么是受众做出改变。究竟是谁应该做出改变呢？在小说中，主动做出改变的是契诃夫，他的前后期小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很显然，如今在戏剧方面也出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他的做法不太符合当时的清规戒律，而所谓“清规戒律”，说白了就是舞台剧的游戏规则。出来混，你就必须遵守规则。早在写作剧本期间，契诃夫就承认自己完全忽视了舞台剧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不仅仅是用来描绘人物的对话太长了，而且出现了最不应该的“冗长的开头，仓促的结尾”。然而契诃夫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去他妈的基本原则，清规戒律也好，游戏规则也好，这些都是为平庸者而设置。只要自己觉得好，“冗长的开头”就是可以的，“仓促的结尾”就是有力的。这一次，契诃夫相信了自己的直觉，他宁愿放弃戏剧创作，也不愿意去遵守那些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在写小说方面，他知道自己的确曾经有过问题，因此，必须做出改变的是他自己，而在戏剧方面，他没有错，他代表着正确的方向，问题出在观众方面，因此，必须做出改变的是观众。要准备让受众做出改变的想法，无疑有些想当然，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疯狂。一个作家能改变的只是自己，对于读者，对于观众，你不得不接受无能为力的命运。你用不着去迎合他们，读者和观众的口味五花八门，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们满意。与其知难而上，不如知难而退，写作说到底还是让自己满意，自己觉得不好，就进行修正；自己觉得不错，就坚定不移地坚持。真正改变观众口味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位大导演彻底改变了契诃夫的命运。就在《海鸥》惨遭滑铁卢的第二年，斯氏创建了莫斯科艺术剧院，这以后又过了一年，也就是距离上次演出的两年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再一次将《海鸥》搬上了舞台。在俄罗斯的戏剧史上，这是一次巨大冒险，历史意义完全可以与法国雨果的《欧那尼》上演相媲美。当时，失败的阴影仍然笼罩在契诃夫心头，除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没有人看好这部戏，没有人知道最后会是怎么样。演出终于结束，结果大大超出意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后来回忆说：所有的演员都捏着一把汗，幕在死一般的寂静中落了下来，有人哭了起来……突然观众发出了欢呼声和掌声，吼声震动着帷幔！人们疯狂了，连我在内，人们跳起了怪诞的舞蹈。《海鸥》的成功像一场美梦，或者说它更像是从噩梦中苏醒过来，从那以后，演出一场接着一场，掌声再也没有停止过。一只飞翔的海鸥成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标志，契诃夫从此成为戏剧界最有影响的剧作家。《海鸥》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著名剧院不断上演的保留节目，成为一种时尚，在当时，不去看契诃夫的戏是一种没文化的表现。《海鸥》的失败和成功，充分说明了原作者之外，其他参与者的重要性。剧本还是那个剧本，两年前所以失败，是因为导演对剧本不理解，演员对扮演剧中人物的不理解，来看热闹的观众同样是什么都不理解，而这样的不理解，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会存在。好在时间会纠错，真金子迟早都会闪光，“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记得曾经看过这么一段逸闻，已记不清是在哪一本书上记载，契诃夫的戏正在上演，契诃夫邀请高尔基去看他的戏，当时的高尔基虽然年轻，比契诃夫要小八岁，却已经是非常的当红和火爆。高尔基像明星一样走进剧场大厅，全场起立热烈鼓掌，这种反客为主的反应让高尔基很不高兴，因为这等于冷落了他身边的契诃夫，于是高尔基当场发表了演讲，请观众想明白他们今天是来看谁的戏。后来，高尔基亲眼见证了《海鸥》的成功，他满怀激情地给契诃夫写信：从未看过如同《海鸥》这般绝妙的、充满异教徒智慧的作品……难道你不打算再为大家写作了吗？你一定要写，该死的，你一定要写！契诃夫后来又写了几个剧本，每一部戏都大获成功。就像老舍对于北京人艺的重要性一样，没有契诃夫，就没有大名鼎鼎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就没有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没有能享誉世界的俄国高品质观众。同样，没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没有莫斯科艺术剧院，没有高品质的观众，也不会有伟大的契诃夫。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在这种共生共灭的关系中，机会恰恰是可遇不可求，作家力所能及的，也就只能是处理好与自己作品的关系。要保持住自己的信心，不是每个写剧本的人，都能遇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你完全有可能遇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众。4记不清自己看过的第一个剧本是哪部戏，我生长在戏剧大院里，看排演，蹭戏，给人去送戏票，听别人议论男女演员，这些似乎都是与生俱来的。我父亲差不多一生都在写糟糕的剧本，都在和别人讨论怎么才有戏剧冲突，他已经跟剧本和舞台捆绑在一起，起码在我的印象中是这样。或许是父亲工作太无聊的缘故，从小我就不喜欢看戏，尤其不喜欢戏曲的那种热闹，总觉得一个人说着话，突然冒冒失失唱起来，这个真的很滑稽。我也不是话剧的拥趸，在我的青少年时期，能看到的话剧都和阶级斗争有关系，好人坏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说话的声音都太大，都太装腔作势。为什么优秀的剧本会成为个人文学影响拼图中的一块，还真有点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有阅读经验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会把好的外国文学剧本当作小说看。一开始，这跟写作没什么关系，早在没打算做作家前，我就读过莎士比亚，读过易卜生，读过尤金?奥尼尔，读过田纳西?威廉斯，当然也包括契诃夫。这些剧本是世界文学名著的一部分，也许我们的阅读，仅仅因为它们是名著。名著的威慑可以说是永恒的，它们始终是文学教养的一部分，是我们能够夸夸其谈的基础。我承认自己当年阅读了那么多的书，很大一部分的原因都是为了吹牛，为了能跟别人侃文学。事实上，在开始写小说后，我才有意识地拿好的文学剧本当作对话训练教材。换句话说，好的文学剧本就是好小说，小说对话应该向好的剧本学习。这种态度在写小说前根本不会有，有了写小说的体验，情况立刻发生了变化。首先，小说肯定要面临对话，怎么写对话对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是个必须讲究的技术活儿。其次，小说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占领舞台的欲望，相对于一本打开的书，舞台或者银幕展现了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好的小说家都应该去尝试剧本写作，高尔基写过，契诃夫写过，毛姆写过，海明威写过，福克纳写过，萨特写过。有成功的例子，当然也会有失败。小说家听不到剧场里的嘘声，同样也听不到鼓掌，然而潜在的嘘声和掌声，却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读者的趣味与剧场里的观众喜好并无区别，写作者在乎也好，不在乎也好，它们总归会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由得想起自己当年考研究生，最后一道大题是比较曹禺先生的《雷雨》和《北京人》，事后现代文学专业的陈瘦竹先生很严肃地表扬我，说答得非常好，有自己的看法，说到了点子上。我想当时所以能够让老师感觉回答得不错，专业考试的分数在一百多名考生中最高，很重要的原因是有感而发。是因为我更喜欢《北京人》，从《雷雨》到《北京人》有许多话题可以讨论，而曹禺的粉丝更多的只是知道成名作《雷雨》，这就和巴金先生的许多爱好者一样，他们心目中的好作品唯有《家》。对于他们来说，成名作代表作永远是最好的，其他的作品已经不重要，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好的剧本不仅可以教我们如何处理对话，如何调度场景，还可以提高写作者在文学创作上的信心。与小说相比，戏剧更世俗，更急功近利，更依赖于舞台和观众，它所要克服的困难也就更大。小说显然比戏剧更容易耐得住寂寞，虽然都是伏案写作，毕竟出版一本书要方便得多。然而有一种遗憾总要让我们纠结，这就是好作家在自己的创作达到顶峰时，经常会戛然而止，再也写不下去。造成写作中断的原因很多，譬如契诃夫，他的艺术生涯因为生命短暂而成为绝唱。不妨设想一下，契诃夫逝世时才四十四岁，如果天假其年，以他良好的写作状态，最后能达到什么样高度，真说不清楚。1949年大陆易色，这时候，巴金四十五岁，曹禺三十九岁。通常的观点就是，一个时代必将决定一代作家的写作，在这个观点下，作家们都是无能为力，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无心谈论这样那样的原因，更不愿意人云亦云，作为一个写作者，有时候，我更看重的只是结果，有了这样的结果，我们作为后来者又应该怎么样。结果是什么呢，死亡也好，封笔或换笔也好，结果都是一种写作状态的终结，都是写作的中断。契诃夫四十四岁时死了，巴金四十五岁以后基本上不写了，曹禺写不出，沈从文写不了，移居海外的张爱玲也失去往日光彩。在评论家眼里，最后写不出来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一种天命。人注定斗不过死神，挣脱不开时代。然而前辈经验是不是还可以给我们别的启示，起码可以让我们再次遇到时，有些心理准备。一方面，生命不是无限的，我们必须珍惜有限的时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如果我们真具备了写作这种才能，应该尽可能地抓紧时间将它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在逆境中，我们有没有尽力而为，有没有跟必然趋势和天命做斗争。这个前辈或许没能做到，并不代表我们就一定不能做到。优秀的作家都应该有些自不量力，都应该义无反顾，都应该去做点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优秀的文学是试图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检验优秀作品的标准，也是看你完成了多少前人还没完成的东西。因此，真正的写作者一往无前，他的人生意义就是，无论逆境顺境，无论能否得到文坛的支持和承认，都必须保持专注度，都必须一心一意。海明威曾经说过，一个人是打不败的，这话听上去很励志，充满了自我安慰，但它确实是一剂镇痛的良药。一个写作者，可以打败他的东西太多了，默默无闻不被文坛承认，功成名遂带来的种种诱惑，这样那样的政治运动，生老病死天灾人祸，除了不屈不挠的抵抗，没有人能笑到最后。人说到底都是渺小的，也许，唯一可以安慰我们的只是精神上不被打败。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不屈不挠，能够顽强地保持精神上的不败已经足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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