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长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次全方位、多角度、全景式真实地、全面地、系统地叙述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这一悲壮而又 辉煌的历程，满腔热情地讴歌了“老西藏精神”。 降边嘉措十二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跟随进藏部队参加了被刘伯承元帅称之为“第二次长征”的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 进军西藏，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六十五周年 降边嘉措十二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跟随进藏部队参加了被刘伯承元帅称之为“第二次长征”的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这期间他曾为进藏部队的领导和各级干部，以及藏族的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和农牧民群众担任翻译。 作者怀着对进藏部队全体指战员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以亲身经历为依据，查阅历史文献，拜访有关人士，重走进藏道路，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历时十多年，深入研究，刻苦写作，孜孜不倦，数易其稿。第一次全方位、多角度、全景式真实地、全面地、系统地叙述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这一悲壮而又辉煌的历程，满腔热情地讴歌了“老西藏精神”。 在回顾这段艰难历程时，曾经跟随党中央、毛主席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进藏部队司令员张国华将军不无感慨地说：“进藏部队所经受的艰难困苦，真是一言难尽。进军西藏同红军北上抗日所经受的困难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跟随党中央、毛主席参加过第一次长征的进藏部队政治委员谭冠三将军说：“头上没有敌机，后面没有追兵，除此而外，进藏的路，比长征的路还要艰难。”进军西藏的胜利，使祖国大陆最后一片土地获得解放，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怀抱，巩固了西南国防，为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防止帝国主义以颠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罪恶目的而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当天下午，毛主席即在丰泽园召见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进藏部队司令员张国华，听取汇报。毛主席对《协议》的签订给予高度评价。毛前言“老西藏”精神永放光芒为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西藏工作的战略方针，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1950年，张经武、张国华和谭冠三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为维护祖国统一，巩固西南国防，加强汉、藏两个兄弟民族的传统友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在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这样，长征时担任红军总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元帅曾经深刻地指出：“进军西藏，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1951年5月23日，在党中央、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在敬爱的周总理直接指导下，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经过平等友好协商，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得到和平解放，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使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怀抱，西藏人民从此得到新生。这一历史事件，无论在西藏民族发展的历史上，还是在我国各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5·23”，作为一个光辉的日子，永远为西藏人民，同时也将为我国各族人民所怀念。当天下午，毛主席即在丰泽园召见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进藏部队司令员张国华，听取汇报。毛主席对《协议》的签订给予高度评价。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毛主席谆谆告诫李维汉和张国华这两位指导西藏工作的领导人：“一定要把西藏的事情办好！”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十分重要，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60年后，即2011年7月，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习近平同志率中央代表团到西藏祝贺。在西藏期间，习近平就西藏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了许多重要指示。7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号召要发扬“老西藏”精神。他说：“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构建西藏各族人民共有精神家园的必然要求。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艰苦奋斗为核心的‘老西藏’精神鼓舞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斗志，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深入人心，转化为全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要继承和弘扬西藏优秀文化传统，坚持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不断推动西藏文化事业发展繁荣。”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又高瞻远瞩地指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与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是一脉相承的，都深刻地阐述了做好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国家分裂、加强民族团结、建设和谐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藏族人民的亲切关怀。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人民解放军分四路向心进军，即从四川、西康、青海、新疆和云南进军西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进藏部队主力直线走了2000多公里，四路大军总行程达8000多公里。他们横穿了被称作“世界屋脊上的屋脊”的阿里草原，走过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翻越二十几座连绵横亘、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渡过几条大河，蹚过无数条季节性河流，涉过几十条寒冷刺骨的冰河，克服千难万险，经过千辛万苦，在付出巨大牺牲之后，在藏族人民的热情帮助下，终于把五星红旗插在喜马拉雅山上，在4000多公里绵延起伏的国境线上，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巩固了西南国防。从此永远地结束了我西南边境有边无防的历史。进军西藏的胜利，使祖国大陆最后一片土地获得解放，使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怀抱，为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做出了伟大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西藏人民把第一批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地方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亲切地称为“老西藏”。这些“老西藏”们，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教导，肩负着全国人民的重托，怀着全心全意为藏族人民服务的满腔热忱和高度责任感，意气风发地踏上了雪域高原这片祖国圣洁的土地。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发扬爱国主义情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早在进藏之初，他们即提出“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响亮口号。他们热爱西藏人民，热爱西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宏伟事业中，与藏族人民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血肉相连的亲密友谊，使历史上早已形成的汉、藏两大民族之间和我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加强和升华。藏族人民亲切地称他们是“新汉人”，是“金珠玛米”——砸碎锁链的人。在修建康藏、青藏公路时，他们又提出“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口号。筑路健儿们饮雪卧冰，风餐露宿，艰苦奋斗，五易寒暑，终于在世界屋脊之上，修建康藏、青藏两条公路，踏出万里坦途，在世界筑路史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藏族人民热情歌颂这两条公路是“吉祥的彩虹”“幸福的金桥”，把北京与拉萨、把祖国内地与万里边疆、把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进藏部队和广大干部战士提出的“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得到全国各族军民的热烈响应。这种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革命理想、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无私的奉献精神，形成“老西藏”精神的核心内容，不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强大精神力量，而且已经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宏伟事业中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西藏军民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贡献。可贵之处在于，西藏各族军民不但提出了这些口号，更重要的是，他们坚决地、忠实地实践了这些口号。毛泽东同志生前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人是应该有点精神的。在我党、我军几十年发展的历史上，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老西藏”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这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宝贵财富，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张经武、张国华和谭冠三参加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直接领导的井冈山斗争，受到井冈山精神的熏陶；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陈明义、天宝（桑吉悦希）、杨东生（喜饶顿珠）、胡宗林（仁钦索朗）、吴忠、金绍山、陈子植等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参加了长征，经受了艰苦卓绝的严峻考验；进藏部队更多的同志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在战火硝烟中，在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过程中，他们亲身经历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的熏陶和磨炼。在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过程中，他们发扬了这些革命传统，并创造了“老西藏”精神。“老西藏”精神既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的继续，又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升华和发展。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因健康原因从西藏回到内地后，又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决然参加我国的核工业建设，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勇挑重担，再上高原，无私奉献，艰苦创业，担任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总指挥和我国第一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为研制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和第一艘核潜艇，发展核工业、完成“两弹一星”的壮举，做出了重要贡献。接着又积极参加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建设，为和平利用原子能、造福各族人民，做了有益的探索，为“两弹一星”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陈明义、李觉、天宝、杨东生、胡宗林等这一代人的经历和人生选择，与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说明他们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与我们祖国、与各族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自觉自愿地献身于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典型意义，也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能够给我们以启迪和警示。他们经历了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发展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本质特征和光荣传统哺育了他们，教育了他们，锻炼了他们，造就了他们；在他们的身上，又生动地体现了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本质特征和光荣传统。这种优秀的传统和高尚的品格，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老西藏”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上。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伟大胜利，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毛主席、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新中国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是共产党、毛主席民族政策正确性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和国家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依然有借鉴和指导意义。“老西藏”们就是凭着这种精神，与藏族人民亲密团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彻底埋葬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使西藏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他们这一代人，有着高尚的情操和宝贵的品德，只讲奉献，不求索取；只有付出，不求报酬；志在创造，不图享受。一位哲人曾经说过这样一段令人深思的话：人不一定能够使自己伟大，但一定可以使自己崇高。的确，不是每一位“老西藏”同志都能做出伟大的成绩，创造辉煌的成就。但是，他们有着崇高的精神境界，正如藏族人民所称颂的那样，他们都有一颗金子般纯洁的心。他们在走向世界屋脊，与藏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同时，也在不断攀登人格的高峰。进藏部队以及在藏工作的广大干部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牢记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西藏这样一个特殊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增添了光辉的新篇章。崇高的理想可以鼓舞人，高尚的情操可以陶冶人，艰苦的环境可以锻炼人。西藏高原这片雄伟壮丽的土地，也是英雄辈出的一片沃土。她可以使懦弱者变得坚强，使平庸者变得高尚，使创造者有用武之地，使崇高者闪射出灿烂光辉。孔繁森就是在这种“老西藏”精神哺育下，锻炼成长的新一代优秀干部。在西藏，有着许许多多孔繁森式的优秀干部，几十年来，他们默默无闻，辛勤工作，为藏族人民的翻身解放与和平建设，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孔繁森则是他们当中的一位杰出代表。这种“老西藏”精神是我们西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可靠保证。不少“老西藏”满怀深情地说：“在当前形势下，继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从继承革命事业，发扬革命传统，弘扬社会正气，反腐倡廉，保障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质、永不变色的高度中，充分肯定继承“老西藏”精神的重要现实意义。岁月流逝，60多年过去了，当年率部进藏的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陈明义、范明、慕生忠、天宝、杨东生、胡宗林、王其梅、李觉、刘振国、吴忠、金绍山等老红军、老首长们都已故去；许多老同志因健康原因离开了西藏；还有不少同志长眠在风雪高原的深山峡谷之中。但是，“老西藏”们的这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会消失，不会泯灭，更不会失去光彩，而会一代一代传下去，发扬光大。1950年6月，进藏人民解放军南路部队来到我的故乡，巴塘青年热烈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召唤，踊跃参加18军，走向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伟大征程，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做出了一份光荣贡献。我也跟随大批巴塘青年参加了解放军，那一年，我12岁。刚入伍时，在18军53师157团文工队当战士，随即参加昌都战役，为参战部队担任翻译。1951年初，到达玛拉山参加修筑康藏公路任务。8月，调到18军文工团当文艺战士，同时担任翻译。进藏途中，为18军政委谭冠三、第二参谋长李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担任翻译；也曾为张经武、张国华担任翻译。1951年10月，跟随张国华、谭冠三、李觉和刘振国到达拉萨，参加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6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每当回想那段艰难困苦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总是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感慨无限。对于“老西藏”精神，有切身的感受。“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有许许多多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是用千千万万参加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同志的汗水、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本书试图从亲身经历出发，真实地、全方位地、全景式地、整体式地反映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叙述“老西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满腔热忱地讴歌“老西藏”精神。由于受到长期的革命传统教育，应该说广大干部群众对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还是比较熟悉的，但是，相对来说，对“老西藏”精神就不那么熟悉了，尤其是对年轻的读者来说，还很陌生。通过本书，假若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对“老西藏”们那一代人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高尚情操有所了解，进而增进对“老西藏”精神的理解，我将感到无限欣慰。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党组书记李冰和中国作家出版社社长葛笑政、责任编辑罗静文等有关领导和编辑同志，以及一些“老西藏”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谨致深切谢意！ 降边嘉措 2014年7月6日 第一章远方的指示 新中国成立不到两个月，毛泽东主席即致电彭德怀副总司令，明确指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1950年新年第一天，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又做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西藏问题的高度重视，对西藏人民的亲切关怀。 这是公元1950年的第二个凌晨，实际上是第一个工作日的继续。以西历计，历史的车轮已经滚动到了1950年，进入20世纪50年代。一千九百五十年，与创造了灿烂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相比较，那似乎也不算太长。五千年也好，一千九百五十年也好，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20世纪那样发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演出了，而且还在继续演出着一幕幕惊心动魄、波澜壮阔、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而站立在这个宏伟的历史舞台中心，驾驭着历史风云变幻的，是一位历史的巨人，是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伟大的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叫毛泽东。此时此刻，他正站在莫斯科郊外一座并不豪华但却十分舒适的别墅里。这座别墅叫姐妹河别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就住在这里，指挥伟大的卫国战争，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匪徒。毛主席到莫斯科后，斯大林请他在这里下榻，以示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领袖的尊重和亲切。20世纪上半叶，中国各族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从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整整50年，终于战胜了国内外一切敌人，建立起人民自己的国家。就在91天前，这位历史巨人用他那震撼宇宙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用他那扭乾转坤的巨手，按动电钮，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个辉煌篇章。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毛泽东不同于一般的领袖人物。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他的的确确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辉煌，也不停留在已经攀登的高峰，更不会陶醉在万众欢腾的热烈气氛之中。他总是在不断地奋进，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造新的辉煌。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满目疮痍，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百端待举。急需要办的事何止千千万万！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防止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以便专心致志地进行经济建设。为此，毛主席亲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毛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是1949年12月6日离开北京，坐火车穿越俄罗斯大平原，横跨欧亚两大洲，于16日到达莫斯科。这是毛主席一生中第一次走出国门。到今天已半个月了。与苏联同志的谈判，进行得并不太顺利。几天前，毛主席电召周恩来总理，来莫斯科参加谈判。与斯大林和苏联方面要商谈的事还很多很多。当时，一般人并不知道，可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从已经解密的许多资料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时斯大林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新中国的建设和安全，而是苏联自身的利益，对中国表现出一种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此，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必须严肃应对，既要维护新中国的根本利益和民族尊严，又要维护中国与苏联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友谊，共同对付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维护世界和平。关于当时的局势，专门研究中苏关系史的学者沈志华在《中苏关系史纲》里有这样的叙述： 新中国建立后在外交方面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与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毛泽东在莫斯科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经过反复协商和谈判，终于如愿以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中苏关系史上最值得研究的历史事件之一。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已经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目标是一致的。然而，如何以法律的形式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反映了双方的利益冲突——斯大林希望与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在条约中保证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中苏关系史纲》第111页第1行～112页第2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尽管形势如此之严峻，事务如此之繁多，但是，此时此刻，毛泽东主席深邃而睿智的目光已经超越莫斯科大平原，转向国内，转向96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使毛泽东主席感到欣慰的是，人民解放战争比国内外所有人包括他本人和中共中央的估计还要快的速度（党中央原来估计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仅用了三年多时间，就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之势，埋葬了蒋家王朝。另一方面，时时萦怀于胸的是，10月1日那一天，他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还不能在我们祖国的三个地方飘扬：东边，青天白日旗伴随着阵阵海风，在宝岛台湾上空嗦嗦抖动。南边，号称“日不落国”的老牌帝国主义的米字旗，还插在香港；与其紧邻的澳门，也插着葡萄牙的旗子。这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是腐败的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恶果，是民族屈辱的象征。在西南边境，那片世界上最高最高的地方，辽阔壮丽而又神奇的西藏高原，尚未解放。国内外有那么极少数心怀叵测的人，企图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阴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这种分裂活动也紧锣密鼓，一时间闹得甚嚣尘上。也就是说，香港（包括澳门）问题、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留给新中国的政治遗产。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和高度警惕。正因为这样，尽管毛主席日理万机，千头万绪，但是，西藏问题始终是他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说： 早在1949年2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来访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时就指出：中国“大陆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同年8月6日，毛主席在给彭德怀和西北野战军的电报里，对兰州战役和进军大西北的作战部署做了周密安排的同时，对十世班禅问题做了专门指示，特别强调：“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将“解决西藏问题”的任务提到全党、全军面前，足见“西藏问题”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担任解放青海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军政委廖汉生将军很快与客居青海塔尔寺的十世班禅及其行辕取得联系。10月1日，几乎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的同时，班禅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从西宁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 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主席从未出过国，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选择的第一个出访对象是社会主义苏联。出访之前，11月23日，日理万机的毛主席与朱总司令联名复电班禅： 接读10月1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1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 就在这一天，毛主席电令彭德怀以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做好进军西藏的准备，“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并强调指出：“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毛主席的电报是这样写的： 德怀同志并告贺习刘：（一）复班禅电略加修改即可发表。（二）经营西藏问题请你在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11月2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1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 13天之后，即12月6日，毛主席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乘火车前往苏联访问。这是在毛泽东的一生中，第一次踏出国门。毛泽东并不是那种故步自封、留恋乡土、不愿远行的人，早在青年时代，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就曾打算与他的同学们一起到欧洲去学习和考察。毛泽东积极筹集经费，做各种准备，告别父老乡亲和新婚的妻子，准备渡海远行。但是，在最后时刻，毛泽东却毅然决然留了下来。他送走了同学们，自己却回到故乡从事革命活动。对于毛泽东的这一选择，当时很多人感到惊讶和不理解。对于毛泽东的这一选择及其一生革命事业和治国理念的影响，后来的专家学者们有各种评论和推测，也做了各种各样的假设。这些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历史事实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从未踏出国门；新中国成立两个月零五天后，毛主席第一次走出国门，去访问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巩固与发展，建立中苏同盟、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毛主席在从事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出访活动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忘记西藏问题。出国之前，毛主席就西藏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毛主席在前往莫斯科的列车上，依然在思考西藏问题。离开国境前，途经满洲里时，用变色铅笔在一张便笺上起草了致中央的电报，明确表示：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49年12月31日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祝贺1949年在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胜利，并把“解放西藏”列为1950年的一项光荣战斗任务。此刻，毛主席接到国内电报，向他汇报了解放西藏的准备情况，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新年伊始，有许多事情等待他处理。但是，西藏问题是个重要问题，必须由他亲自做出决策。眼下正是严冬时节，尽管室内是暖融融的，室外气温却在-30℃左右，俄罗斯平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毛主席伫立窗前，神思飞扬。从俄罗斯的积雪，他仿佛看到了万里高原的崇山峻岭，皑皑白雪，从克里姆林宫的红灯看到了布达拉宫的金顶。这次来苏联，毛主席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陈伯达。陈号称“中共一支笔”，很多重要的文件都出于他之手。现在就住在隔壁，给国内的复电本可由他起草。但他不熟悉西藏情况，毛主席不放心。于是展纸挥毫，亲自起草致中央的电文： 中央、德怀同志，并请转发小平、伯承、贺龙三同志：（一）德怀同志12月30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三同志研究。（二）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三）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共四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4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1月上旬）至4月中旬以前共三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4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唯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四）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毛泽东1月2日上午4时于远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08～2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 毛主席在电文上签名之后，又特意注明：“1月2日上午4时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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