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后的鲁迅，真实的鲁迅，青年人眼中的鲁迅鲁迅先生一生交游甚广，但不掩其犀利文风。无论是朋友还是论敌，他都直言不讳，用词泼辣，力透纸背，大大小小的论战多达百余次，正是这些笔墨论战成就了鲁迅和他的文坛地位。
本书通过描述、评析鲁迅与林纾、章士钊、陈源、顾颉刚、梁实秋、周扬、周作人、胡适等十余位主要论敌的笔墨官司，来反映鲁迅作为“凡人”的本质面目，以及其他文化名人的本色人生和真实人性。
让鲁迅回归本真面目，也让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重现。
作者简介：
张守涛，80后，知名青年学者、新锐作家，南京大学硕士毕业，现工作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在各类纸媒发表文章百余篇，出版作品《说说当今这些文化名人》《先生归来》。
目录：
鲁迅与林纾的“弑父”之战
“我怎样做起小说来”
双簧戏
溃烂的“国粹”
科长鲁迅“告倒”部长章士钊
杨荫榆与女师大学潮
状告“老虎总长”
与许广平“偕行”
杨荫榆成了历史符号
鲁迅与陈源的“抄袭”之争
陈源的“闲话”
“正人君子”的“把戏”
“这样的中国人应该受‘呸’”
《中国小说史略》剽窃真相
历史自有公论鲁迅与林纾的“弑父”之战
“我怎样做起小说来”
双簧戏
溃烂的“国粹”
科长鲁迅“告倒”部长章士钊
杨荫榆与女师大学潮
状告“老虎总长”
与许广平“偕行”
杨荫榆成了历史符号
鲁迅与陈源的“抄袭”之争
陈源的“闲话”
“正人君子”的“把戏”
“这样的中国人应该受‘呸’”
《中国小说史略》剽窃真相
历史自有公论
鲁迅与顾颉刚的未遂官司
《语丝》同盟
“陈源之流”
“他来，我就走”
“知我罪我，听之于人”
鲁迅与高长虹的是非恩怨
《莽原》之初
“权威者”事件
“退稿纷争”/
“月亮”风波
“失踪”之谜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
卢梭引发的“战争”
人性是永久不变的？
鲁迅的“硬译”
资本家的“乏走狗”
“我并不心服”
鲁迅与周扬等人的分歧
“才子流氓”
“‘左’，都是容易办到的”
“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
“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
“四条汉子”
两个协会的争论
最后的檄文
民族魂
“他是完人”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阋墙
“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
兄弟失和
形同陌路
鲁迅的宽容
周作人的“苦茶”
鲁迅与胡适：也曾相知相重
白话英雄胡适
短暂的“蜜月期”
分道扬镳
“做了过河卒子”
鲁迅与林语堂、许寿裳：从相惜到疏离
南云楼风波
相得复疏离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道不同不相为谋
“相知之深有如兄弟”
参考书目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氏篡权，二次革命，宋公被刺，洪宪帝制，护国运动，张勋复辟，讨逆运动，军阀混战……短短几年，神州巨变，天翻地覆，可波澜壮阔的水面下似乎一切又没变，似乎黑夜越来越深了。
这是1916年，还叫周树人的鲁迅时年三十五岁，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是鲁迅一生最寂寞无望的时期，已过而立之年的鲁迅仍然是个“屌丝”，业未兴，爱无踪，家残缺。因看不过国人麻木，而在东京弃医从文的他原希望以笔为枪唤醒国民，如今却出于生计做了一个“区区佥事”。他也曾希望在体制内有一番作为，制定字母方案，讨论小说审核标准，筹备博览会……
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险恶的环境下又能成就什么呢。鲁迅的顶头上司夏曾佑原是鼓吹“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的风云人物，而今深知一切不可为，整日喝酒敷衍。其他同事要么赌博，要么讨姨太太，要么玩弄书画。大家都在逃避、颓废，“莫谈国事。”鲁迅原本对革命、共和充满期待，可革命原本是让人生，而结果却是让人死；革命以前是奴隶，革命以后却成了奴隶的奴隶。微风吹起几个涟漪又能怎样，不久就一切复原，渣滓重新泛起。
共和了，人人“咸与维新”了，可旧思想、旧传统仍在一波波地袭来。范源濂任教育总长后，甚至提出“祭孔读经”。鲁迅坚决反对，联名同事写信驳斥。结果，其他同事被排斥到外地，鲁迅因为身在重要岗位而免于外放。社会是如此的黑暗，反抗是如此的无力，鲁迅能做的也只有逃避，逃到他的古籍里去。
读佛经，抄古碑，玩古董，沉闷之余，鲁迅便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摇蒲扇。天空看不见几颗星星，唯有冰冷的槐蚕不时地掉下来。夜正长，路也正长，这样绝望的黑夜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心中深埋的梦想究竟还能否实现？鲁迅在“麻痹”、在“装死”、在沉默，“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在黑夜里，如果不能发光发亮，那至少还可以不丧其志，积蓄羽毛，守时待机。黎明总有一天会到来，积蓄羽毛的人总有一天会展翅高飞。对于鲁迅，不久，这一天就到来了。
“我怎样做起小说来”
1916年8月，鲁迅的同窗好友钱玄同来访。同在东京听章太炎课时，钱玄同的话最多，而且爱在席上爬来爬去，故被鲁迅称之为“爬翁”。这位“爬翁”今非昔比，现是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的教授，兼《新青年》杂志编辑。
看到鲁迅桌面上的古碑抄本，钱玄同很不屑地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明白钱玄同的意思，他看过《新青年》杂志，原本有些瞧不起它。《新青年》刚开始虽然倡言“文学革命”，登的却是古文，鲁迅认为其中很有些谬论。而且，虽然《新青年》诸位同仁卖力呼喊，但应者寥寥，甚至连激烈的反对声都没有。这种寂寞是最可怕的，鲁迅想起了自己当年在东京留学筹办《新生》杂志时类似的情景，不免有些同情，但依旧感到绝望。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又问。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坚定地回答。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如此解释自己为何答应钱玄同。
1932年，鲁迅在为《自选集》作《自序》时，对于这段往事，又补充回忆道：“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希望”、“助威”其实都是“借口”，归根结底，重新提笔还是因为鲁迅心中的梦想在燃烧，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是打破铁屋唤醒国民。从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加入了新文化运动阵营，从周树人转为鲁迅，开始了自己一生的战斗生涯。“鲁”是母亲的姓，“迅”字表示自己的中国梦并未中断，还是要迅捷地反抗要挑战要救国民。
双簧戏
鲁迅等“新青年”的第一场论战很快来了，对阵的是自己曾经的偶像林纾。
1917年1月，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举“文学革命”大旗，“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杂志主编陈独秀随之在下一期《新青年》刊出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明确提出“文学革命”和“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学革命”雷声滚滚，震惊了守旧势力，首先跳出来反对的是林纾。他在1918年2月8日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认为白话文可以提倡，但古文不必因此废除：“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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