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从革命中心到财富中心的转变过程中，知识人的处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关怀和压力已不是唯一的至少不是主要直面的问题与处境，经济方面的约束和追求成为新的重大关切。当文化更多是娱乐和休闲时，所谓的文化理想又被稀释与解构，以学术文化为业的知识人到哪里去寻找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本书所述及的这些知识人的故事与思想，对我们正在进行的选择无疑深具启发。
本书简介：
本书为作者近年撰写的系列有关中外知识人的文化随笔精选集。不同的时代格局，不同的国事天下事，不同的知识人因立场、境遇不同，自然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与抉择。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贺麟、潘光旦、富特文格勒、海涅、君特·格拉斯这些中外文化名宿在大变局中的社会，既背负时代的重荷，亦无法挣脱复杂人性的缠绕，面临抉择，作为知识人的他们给出各自思考的同时，也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呈现了迥异的精神世界与生命姿态，为世人搭建了多彩而独特的文化景观。
作者简介：
单世联，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美学—文化理论、文化产业与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出版著、译作20余种。近期的作品包括《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文化大转型：解释与批判——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发展研究》《革命人》《论文化观念与文化生产》《文化不是任性——价值观、多样性与中国经验》《一个人的战斗》等。
目录：
上辑 1、康有为论物质救国2、章太炎论文化多元3、梁启超反思进化论4、王国维的智性纠结5、贺麟的『爱国主义』6、潘光旦的『优生学』
下辑7、『二二得几』的引申8、海涅的烦与怕9、另搞一套的悲剧10、指挥贝多芬的政治11、特莱津艺术的歧义12、纳粹大屠杀与西方文明的除魅13、在故事中掌握时代 前言永远的关怀与压力永远的关怀与压力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上大学时，我最喜欢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论，至今仍然记得上刚买到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和伍蠡甫、蒋孔阳主编的《西方文论选》时的兴奋。在古典文学方面，我最喜欢的又是嵇康的诗文与姜夔的词，曾发愿要下一番功夫。我当时读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戴明扬先生的《嵇康集校注》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的夏承焘先生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后书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但前书却一直未见重印或再版。这使我很感困惑。“文革”结束后，各出版社纷纷出版各种古典文学作品，当时比较权威也甚为流行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在此后的30多年中，三套丛书大量推出，或为旧版重印，或为新近整理，于学习古典文学作品极有便利。我理所当然地期待《嵇康集校注》的重印或再版，但一直失望。直到2014年，它才由中华书局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再版，今年又作为“中华国学文库”重印。为什么拖这么久？我百思不得其解：要说质量，戴明扬先生的校注肯定是可以信任的。2014年的“出版说明”也如此说明：“《嵇康集校注》详校诸本，厘定文字，择录旧注，征引典故，广辑嵇康事迹及其人其作之评论，用力甚勤。”新版对旧版也只是补苴罅漏：覆校底本，核对征引文献，施以全式标点。要说“市场”，嵇康的诗文不但在文学史、思想史上地位极高，且也为当代学者所喜爱。我就买过1986年黄山书社出版的《嵇康集注》，2009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大家精要”中《嵇康》。地方出版社都在出版今人整理的嵇康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何以不趁势重印或新版？从经济上考虑，在1980年代的阅读环境中，像《嵇康集》这样的名著，印数一定不会少，至少会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印数较多的一种。要说有倾向方面的考虑，嵇康当然是魏晋之际的“异端人物”，但经过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不应当是有争议的古代人物，何况鲁迅对他有过很高的评价并耗费大量时日考校《嵇康集》。事实上，黄山书社和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嵇康集并没有引起政治上的议论。而与嵇康齐名的阮籍，不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就整理出版了《阮籍集》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一；1987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陈伯君的《阮籍集校注》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这不应当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疏忽。谜底何在，希望有人说明。也是在1980年代的大学期间，因为老师的引用，我注意到了叶嘉莹女士的作品，先后读过、买过《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迦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版）四书。此后，我虽已不再有古典文学的梦想，但每逢遇到叶著，至少也会翻看一下。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诗讲录》，是1980年代叶嘉莹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古诗歌时的讲稿。我在其中读到一段话：
有一本书我还要提一下，就是戴明扬在1962年写的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嵇康集校注》，这本书收集的资料很全，而且对其中所收集的资料还附有自己的考证。我要说的有些人著书立说，在某一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背景下是具有特殊的寓意的。阮籍在魏晋之交将自己内心隐藏的万端感慨借诗歌加以表达，而有的人不用诗，而是用编书来表达。魏晋之交正直的知识分子嵇康被无端地杀死了，而到了20世纪六十年代“反右”之后，“文革”之前将这本表达清白正直知识分子内心感慨的诗文集整理得这么好，这实在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当然我不能说其中一定有什么意思，但我深信有许多学术著作之中是有着编著者的理想和志意的。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戴明扬在校注嵇康时有无政治上的关怀？戴是名学者黄侃的弟子，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多所高校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1953年，时任四川大学教授的戴明扬先生去世，当然不存在对“反右”与“文革”期间的气氛有所反应的问题。据安庆师范学院叶当前先生研究，从大学期间直到1953年去世，戴一直在校注嵇康，而其接触嵇康的机缘，或许是因为《广陵散》与古琴曲，根据是戴明扬在《广陵散考》一文所说的一段话：“予少好雅琴，因颇留心其故实，昔年谒杨时百先生，见案上稿有说嵇叔夜《广陵散》者，叩以此曲之情致，先生曰：‘此杀伐之声也。’时已入夜，遂未竟谈，即听《渔歌》一曲而别，其后先生忽归道山，不能请益矣。迨先生书出，始获观其全文，与予意略有不合，乃更详考之，作为此篇，区以十目。”叶文认为，这是戴讲自己写《广陵散考》的动机与始末，也正是戴氏研究嵇康的开始。叶文还认为，戴校注嵇康集主要基于专业学术的考虑，故“不必追究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是不是有特殊的政治关怀”。叶文客观平实，所论合理。所以，叶嘉莹女士地讲嵇康时的“联想”并非事实。但叶的“联想”也不是毫无道理。戴明扬早已去世，但《嵇康集校注》却是1962年出版的。此时正是“经济困难”、“政策调整”时期，文化领域相对宽松，此前此后一些不能出版的作品，都可能在此期间出版。这个时期的宽松气氛，我们从上面对哲学家冯友兰的评价中看出。1958年6月5日，意识形态领导人之一康生在中宣部召开的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冯友兰的哲学，说什么抽象的意义，实际上他的哲学并不是什么哲学，说得好一点是语言学，只是玩语言上的诡辩。但到了1961年4月23日、5月6日，康生在谈到毛泽东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改造，一方面要看成国家财富”的观点时，又说：我们现在是否真的看成财产，如冯友兰是病毒还是财产，我看病毒是有一点，但基本上还是财产。他责问北京市委领导：高级党校请过朱光潜、冯友兰去讲课，你们市委党校说还没有？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如此与时俱变，下面的事也就不难理解。据李新回忆：1962年，他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间通史》四卷出齐，不久就“收到学部副主任潘梓年一封信，说我们不应在书里公开批评冯友兰和贺麟的学术观点，并说冯、贺都是政协委员、学术界的知名人士，我们这样作在妨碍统一战线。看了这封信我感到很奇怪，前些时候你们不是随便就批判人，任意给人家戴上‘右派’、‘右倾’帽子吗？怎么现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竟连学术批评（而且是历史上的）也不能进行了呢？要就是一团和气，要就是把人打倒整死，这算什么样的统一战线。” 事实上，不但《嵇康集校注》在此期间出版，嵇康其人也以另一种方式进入我们的文化生活。老作家陈翔鹤继《陶渊明写〈挽歌〉》（发表于1961年第11期《人民文学》）后，又发表了以嵇康生平为素材的《广陵散》（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年第10期），讲述嵇康因不慕权贵、恣情任性，为钟会构陷，与吕安一起被司马集团杀害的故事。《广陵散》写出了知识分子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无地自由的处境和嵇康欲“独善其身”而不能的形象，容易唤起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联想。似乎考虑到这一点，陈翔鹤特意在《附记》中提出要区分不同时代，提醒读者不要产生联想:“这篇故事是想通过嵇康、吕安的无辜被杀，来反映一下在魏晋易代之际，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争夺王位和政权，一些具有反抗性、正义感的艺术家们，曾经遇见过怎样的一种惨痛不幸遭遇。像嵇康、吕安这样的人，如果生在今世，我们不难想象，是要在作家协会或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中才能找到他们，然而他们就是那样在最高封建统治阶级曹氏和司马氏两家内部斗争中白白作了牺牲。”然而，陈翔鹤的小心没有带来安全。“困难”和“调整”期结束后的1964年秋，康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作了一个报告，号召文化界进行大批判。根据这个报告，文学界开始批判陈翔鹤的小说。轻者如古典文学专家余冠英所说小说的内容“充满了阴暗消极的思想情绪，宣扬了灰色的人生观”，从中“只能听到没落阶级的哀鸣和梦呓”。重者则将小说与1959年“庐山会议”挂钩，说它们“恶毒的攻击党的庐山会议”，“险恶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煽动他们起来和党抗争到底”。1969年4月，陈翔鹤含冤去世，《广陵散》悲剧重演。那么，陈翔鹤写作《广陵散》等小说是否什么特别的“政治关怀”呢？应当不是。陈是老作家，1954年后又编辑《文学遗产》，写历史人物小说是很自然的事。而且陈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49年后也是文教界高官，对党的忠诚是无可怀疑的，所以不可能有什么“影射”。问题只是在于，对于嵇康等魏晋士人这种漠视权贵、任真率性、清高独立的人格，陈在很大程度上是认同的，在环境松动时借机抒发一下心中的块垒也是可能的，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多年噤若寒蝉的知识分子的共鸣，所以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这篇小说受到严厉批判、陈本人受到迫害就不是不可解释的。1978年11月，中共文学研究所总支委员会为陈翔鹤平反，次年4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陈翔鹤追悼会的新闻。陈翔鹤“没有问题”，嵇康当然更没有问题。《嵇康集校注》在“文革”后也长期未能重印，原因只能另外寻找。叶嘉莹女士的联想不是偶然的。政治至上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现象，中外都有许多经验教训，知识人的关怀很大程度上来自外部的压力。本来，知识人的关怀主要应当在文化、艺术和学术方面，政治原不是他的专业。但在高压的气氛下，文化无由自主，文人无法独立，知识人的关怀也就被迫集中于政治，“关心政治”成为中外知识人的积习，类似嵇康这样的人物及其诗文自然也很能得到知识人共鸣。文化政治化一方面造成了无数文化悲剧，另一方面也发生了无数可惊可叹的文化故事。时过境迁，他们的所思所为几乎不可理解——现代读者怎么能完全读懂哲学家冯友兰当年无数的检讨和交代？本书所述的文化人，大多与此有关。但要说明的是，写这些文章的本意不只在于回顾历史，也希望借此向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引申：在政治依然强大但时代的主题毕竟已经转向经济之后，知识人是否就不存在压力呢？再说一件与叶嘉莹女士有关的事。1987年，叶与著名学者缪钺合作撰写的《灵谿词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数4500册（平装3000，精装1500）。因为有阅读叶、缪两先生著作的经验，当我在书店看到此书时，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精装本（定价8.9，比平装多了1.4元）但当该书续编于1993年时，却是由湖南的岳麓书社出版的，书名亦改变《词学古今谈》。一本名著的正续编不是由一家出版社出版，且出之以不同的书名，很是令人疑惑。虽然当时的岳麓书社声誉颇好，但依世俗之见，古籍出版还是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优。那为什么要改出版社、改书名呢？叶的说明是：《灵谿词说》出书之际，“据上海古籍友人相告云各地新华书店对此书征订之册数甚少，此或由于此书之题名及撰写之体例皆不免过于古雅之故。”这就是说，4500册很可能也没有全部卖出。1992年此续编完成时，叶希望此书能在缪先生90华诞之际出版，曾函询上少古籍是否愿意出版，“俟接复函之虽极愿出版此书，但因出版任务过重，积压稿件甚多，无法赶在缪先生寿期出版。”但我以小人之心猜测，上海古籍之所以不愿出版续编，可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灵谿词说》印了4500册，从经济效益上说，不太合算。事实上，《词学古今谈》只印了1.5千册，岳麓书社肯定是赔钱的。因此上海古籍所谓“出版任务过重”云云很可能是托词，这样权威的出版社什么时候任务不重？这样权威的出版社当然也不宜以经济原因拒绝缪、叶两位知名学者。1990年代初，正是中国学术著作出版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市场经济初潮涌动，几乎全民都奔钱而去；另一方面官方的发行系统效能极差，民营的“二渠道”刚刚起步，所营销的主要是通俗书籍。如果像叶、缪这样名满天下的作者出书都有困难，遑论其他学者？我在扬州读书时的老师李人鉴先生，1936年即开始研究《史记》，1985年完成百万字巨著《太史公书校读记》后，出版无望。好像是1986年，我在广州文德路79号的蜗居里，读到《光明日报》的一篇为此事鸣不平的报道，以为会有出版社响应，但一直要到1994年，此书才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而与此书相关的《史记十表考证》（50多万字）、《史记语法概要》（20多万字）、《史记索隐单行本校读记》（10多万字）、《司马子长年谱》（20万字左右）等四部书稿，却至今也未见出版。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和经济对文化出版的投入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像《灵谿词说》这样的著作一般来说已不存在出版困难的问题，叶嘉莹的论著一版再版，缪先生的全集也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2014年，《灵谿词说》正续编终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首次完整呈现，出版者称之为“深受读者称赏的词学经典”——想到此书当年的出版困难，真令人的人事全非之慨。所以，尽管依然有优秀著作出版困难，但现在知识人的焦虑主要不在学术论著出版方面，而是在全民日见富裕之时如何摆脱相对贫困，是如何把知识化为财富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在经过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冲突、奋进和牺牲和奋进之后，21世纪的中国已经开始了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从革命中心到财富中心的转变，知识人的处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政治关怀和压力已不是唯一的甚至已不是主要的今天，知识人又增加了经济方面的关怀和压力，本来就没有在现代知识界真正生根的文化关怀又遭遇新的挑战。而且，知识人面临的压力不只是来自政治和经济，也来自文化领域的变迁，因为今天的文化已更多的是娱乐和休闲。以学术文化为业的知识人到哪里去寻找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希望本书所述的这些知识人的故事，能够对我们正在进行的选择有所启发。无论如何，只是因为我们有关怀，所以我们才有压力。关怀和压力，过去是，将来也依然是知识人身份的表征。最后要说明的是，这本文集是在梁由之先生的提议下编选的。几年前，梁先生就为我编过几本书，均未能出版。本书的出版并不能弥补此前的遗憾，但梁先生的劳动毕竟因此而稍有收获，我为此高兴。在闷热的上海，我向远方的梁由之先生和本书责任编辑丛晓眉女士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单世联，2015年7月19日
你要用光明来定义黑暗，用黑暗来定义光明。—弗利德康有为论物质救国
康有为（1858—1927）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境界高远的改革家，也是第一个比较充分地使用德意志政治文化经验的思想家。19世纪20世纪之交，康有为出亡16年，遍游四大洲，经31国，行60万里，出入德境凡11次。其《德国游记》、《补德国游记》、《日耳曼沿革考》及若干诗作都亲切而具体地叙述了德意志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状貌，并向德国奉献了最美好的赞辞：“吾游遍万国矣。英国虽为欧土先驱，而以今论之，则一切以德为冠。德政治第一，武备第一，文学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宫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另外还有医术第一，电学第一，工艺第一，商务第一，宫室第一，道路第一，乃至音乐第一等等。理解、消化普鲁士—德国崛起的经验并以之为中国现代化的借镜，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重要工作之一。现代德国后来居上，迅速拥有称霸西方世界的国家能力，这一点，已为康有为以前的一些中国人所认知。欧游途中，康有为注意到：德国既强，即有俯视欧洲各国之势。“吾向以为中国微弱，动为欧人所凌侮……今乃知欧土诸强亦为至强之德所侮，其受凌忍气如我国。此皆就英、法、奥大国言之，若比、瑞、丹诸小国，益顺受其侮，不足道也。盖强凌弱者，天道自然，人事自然。虽有圣者，只有自强发愤而已，无公理之可言也。19世纪末的“新世界”有强权，无公理。文明的欧洲也存在弱肉强食的现象，还到哪里去找“公理”？中国要学西方，就是学德国的“自强发愤”。这就是康有为德国论述的主题。
1.“物质救国论”的含义欧游结束后，康有为专写一诗描述“物质救国”的典范德国：阅彼德兵，肃肃其武。止如山立，动如潮怒。旋视他国，嚣散如舞。德人之工，日出瑰诡。既深理化，自多新制。器美值廉，压倒大地。德人之商，勤恳精密。皆学皆兵，历试乃成。奄有欧东，遂胜强英。德士之资，重毅忮懻。天性好学，深思独至。其起虽后，其成殊异。
追溯德国所以致强之由，反思中国所以失败之因，康有为继变法维新之后又提出了一个救旧中国开新中国的方案：“……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异同，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覆于大变之所至。其本原浩大，因缘繁夥，诚不可以一说尽之。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数年来，亦知发明国民之义矣。但以一国之强弱论焉，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什么是“物质”呢？“物质之方体无穷，以吾考之，则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以物质发展而不是制度变革为救国战略，康有为此论实际上是清末洋务运动的理论发挥。 19世纪最后几年，也就是康有为出亡后的几年，中国的危机日甚一日：1898年，德国强租胶州湾99年、俄罗斯强租旅顺大连25年、日本以福建为其势力范围、英国租借威海卫25年；1899年，法国租借广州湾90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已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状态。 1901年，康有为在注释古典时也无法自抑地流露出伤痛之情：“念我邦族，哀我种人，何为不可活若是乎？”在康有为看来，这一切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军备衰弱：“如今万国争于自存，德、俄且穷国力为之，举国为兵，刻日可备。而我闻警，乃募老弱乞丐充之，岂能幸胜？” 漫游在已经崛起的德国，康有为想到了吕宋、墨西哥的悲惨命运：“吾闻美之破吕宋也，美国人告我曰，吕宋之自立军阿坤雅度，强悍不畏死甚矣，终以无炮而败亡。墨西哥昔极文明，制作多有过于欧人者，西班牙以炮十三攻之，墨人仅挟刀矛弓矢，无以为御，遂以三万精兵为班五百炮队所败而亡。班人尽戮其文学之士，悉焚其书，而墨数千年之文明遂尽。今墨人至举国为班之文字，无复识其文明之旧者。劫灰已尽，念之哀痛，岂料子孙无炮之惨祸及数千年文明之国人如此耶！”吕宋有壮烈抵抗，墨西哥有古老文明，都因没有大炮而亡国，得胜的西班牙还彻底毁灭了墨西哥文明。甲午一战，中国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吕宋、墨西哥是不是就是中国的未来？康有为有理由担心：“我昔之败于日本也，其由虽多，而日枪速而及远，我枪常不逮数里，故望风奔避。一枪炮厂而国威所系，亦大矣哉！”有“物质”者生、无“物质”者死，这就是当代史的教训。“物质”的基本含义就是工商经济。康有为周游世界的时代，正是德国前所未有的发展迅速、国力大增的时代。从1871年到1900年，德国的钢铁、化学、煤矿和军事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远超英、法而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强国。1895年后，康有为不断发表文章，分析说明轮船、铁路、电报、汽球、电灯及各类农业机械对增进国力和民财的必要性，德国的经验更强化了这一认识：“德国以贫困著，虽破法后，各种汽机未兴，制造不振，物价腾踊，用品缺乏，生产甚微，岂知一旦兴物质工学后，二十年间，遂轶强英而冠万国乎？”德国由贫困而富强，根源即在工艺大开、工商繁荣：“德之盛在工商”；“德国近古研精工艺，电尤致精，实冠全欧，英人犹就学焉……吾观德国真无物无事不居各国上。可畏哉！德国也。海王英，陆霸法，皆逊一筹矣”。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并未停留在洋务运动的认识层次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些眼界远大的汉族官僚走出了学习两方的第一步，以“自强”为名开创了“洋务运动”。首先是一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兴办近代企业，这些官办企业很快就出现了冗员充斥、机构臃肿、贪污腐败、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等弊端，朝廷不得不于19世纪80年代实行“官督商办”，即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但“官督商办”又面临着“产权不明”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企业盈利的丰厚，督“官”们加强了对企业的“管理”或曰干预，将这些企业视同“官产”，甚至视为己产，予取予夺，无偿征索，导致企业普遍衰败。1898年，清廷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承认私营企业的合法性。从“官办”、“官督商办”，到“商办”，中国私营企业在夹缝中艰难生长。康有为以德国钢铁大王克虏伯为例，说明私有制的重要性，他明确主张中国须发展私营经济：“且同、光数十年来所开之新器局，所皆官办也。夫一切待于官办，无论财力不足，不能多开也。即使财力能多开，其能有竞争至美之心，以与欧洲列强敌乎？又能有无穷之大厂乎？必不能也。”“物质”的另一个含义是“物质学”即科学技术。甲午战败后中国盛行兴学校以启民智的主张，戊戌后又风行革命、自由之思潮，其典范则是现代西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军事失败迫使中国人承认文化失败，并从传统“教导的文明”（teachingcivilization）转向“学习的文明”（learningcivilization），对西方的热情持续一个多世纪依然不衰，尽管其中也有不服、怨恨乃至反抗，但“学习”确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无论是学技术、学政制，还是学文化，尊西学西却一以贯之。 20世纪初，这一学习过程已经进入模仿西方实行民主革命的阶段。但康有为认为，当时所倡之学皆为“虚学”而非“实学”。“虚学”就是空喊民主口号、热衷政治革命，“实学”就是科学技术。康有为欣赏德国人注重科学方法和实际效果的做法，孜孜以求国家实力的提高。他在德国参观最多的，一是文物遗迹，二是工厂企业。他一再浩叹：“普之重艺若此，宜其今日工艺之盛而统日耳曼而为霸哉！盖欧美今日之盛，不在道德而在工艺。若吾国空谈名理，妙解文学，多在形而上者，而不屑形而下者，国弱民贫皆在于此。人之体壳皆血肉之躯，本一物质，不能高言玄妙。工艺乃物质之实用利物，前民最切者，得之宜强也。”“吾之叹美德国，又不在其虚理学，而在其实业学也。”康有为所谓的“物质学”、“实业学”，一是指基础科学，如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植生物；二是指“实用科学”，即技术基础科学；三是指“专门业学”，即工程技术科学，如“工艺兵炮者”。康认为，正是这些“物质学”而不是政律、学论，是欧人横绝大地的根本，也是惯于凌空蹈虚的中国人必须掌握的。因此，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中具体分析了欧美各国科学技术之所长，对如何在国内兴学、如何派遣留学生、如何聘请外国专家等都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如学机器宜到苏格兰，学电学、汽机宜到美国，学实用科学宜到德国，学工艺宜到意大利，等等，这是一份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初步纲要。“物质”的第三个含义是军备国防。康有为说“物质”，总是“工艺、汽、电、炮、舰”或“工艺、兵、炮”连用，因为“救国”的“物质”必须落实在直接体现国家实力竞争的战场上。康有为发现，普鲁士—德国崛起的两个关键阶段都与“尚武”有关。普鲁士的兴起始于18世纪有“士兵王”之称的普鲁士弗里德利希一世（FriedrichWilhelmI，1713—1740在位）。这位欧洲第一个穿军服的君主，登基后即以强力打造普鲁士。他“专以治兵为事，好巨人，选长躯干者为卫军，凡物聚于所好，遂得精兵八万，掠取瑞典南方地。虽专制残暴，杀戮大臣，轻待文士，略似明太祖，然普之以兵力称强北欧，卒能以小侯与奥争霸”。所谓“尚武”，不只是指普鲁士——德国发愤治兵、骁勇善战以及习惯于用枪杆子解决政治问题，也指其在长期争战中所形成的军事性格和作风，以至于有人说普鲁士不是一个拥有一支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拥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康有为认为，无论是德国人以“整齐严肃”著称的行为风格，还是普鲁士—德国的迅速崛起，都与“军容”有关。“窃深考德人所以致强之由，全在于举国民为兵之一事也。夫举国民皆尝为兵，其兵之多也，人皆习于战事，而后备兵无穷也。……吾深观德国之工商大盛，人民多才敏，奉法皆严谨，行事有纪律，身健能耐苦。所游之地，所奉之职，皆能有条理，虽在远方，合群任事，秩然不紊，肃然不哗，迥异各国。其少年学校之教，亦与各国同耳。而德人鼎鼎肃肃、独出冠时者，则以德人皆尝为兵。”游德期间，康有为对其军备、军械、古战场等多有详细记载，其《游武库》和《游克虏伯炮厂》两篇，对德国的军备技术、武器产品有详细介绍，以唤起国人注意。写完《德国游记》三年后，康有为又写《补德国游记》，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1907年1月14日对莱茵河两岸战垒（城堡）的记述与想象。在相当于中国百八十二里内，连山夹河，垒凡百数。“垒也者，故侯之宫，而争战之场，欧人之白骨所筑，赤血所染而成之者也。……欧土之侯，日夕披数十斤之金甲，童子亦然。引尺许之玻杯以饮葡萄酒，醉则卧地，劫抢民女，醒则出猎，入民家而夺所有，或攻邻国而掠其商民。大举则大剑长枪，以攻其垒。非深宵入内寝见其妻，无敢解甲者。头目戴密孔之铁胄，足股踏缠裹之铁滕，甲厚如钱，楯长过丈，苟非刺喉，无自杀之。若其垒制奇诡，凭山颠而俯绝壁，峻耸入云，处处断而续以桥，面面壁而隔以城，高下方圆，可通可绝，可降可升。不知几经战争，乃得此式也。故皆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惨淡风云、无限碧血造就了德意志文明，以至于旅游中的康有为深感惊恐：“临眺山河，但觉有垒处增添异景，而五十年前蛇豕纵横，锋镝鸣突，流血渍地，来因河波，为之变赤。附垒之村人，即当日依侯之隶民也。日日惨杀，月蒙劫掠，何辜于天，如是千年。”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还特别称赞德国海军建设的成绩和效果：“夫德国之强，而前数年海军未备，犹为人侮。” 1897年，威廉二世下诏加强海军建设，花费巨资建造军舰。当俄军误击英船时，“吾时在伦敦，诸大臣约见，而皆以事俄未暇，举国哗然备战，吾问英人，谓英海军制胜于俄，何所虑？英人谓俄联法不足畏，独虑德助之耳，德人海军近者新强也云云。即此一端，德兵舰之声威已见，他日之掠取土地，更属无限。”康有为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正是德国海军的迅速发展，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之所以提出海军问题，是因为中国是滨海之国，本来应该像英国那样“以波涛为国”的，但实际上只限于“保守门户”，结果则是以“万宝储藏”之国而在“海盗环伺”之境“坐待贼至”。没有强大的海军，万里波涛不过是打开的国门。事实上，近代中国所遭遇的敌人，首先就是西来的新式“海盗”。所谓“物质救国论”，说到底就是在列强环伺的险恶环境中，中国如何才能有力量保家卫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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