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林继富教授多年的研究实践和理论思考的总结，该书立意宏阔，从藏族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看民间叙事，或者说，通过民间叙事理出藏族文化发展历史的影像。这种对于文化史的整体把握就使得许多具体研究题目获得了历史性的意义，不再是就事论事了，而是把藏族历史和藏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做了梳理。该书将民间故事作为讨论汉藏文化关系的视角，也是讨论的对象，并且落笔在汉族、藏族民间叙事传统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上，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具体而微，表现出独到的创见性。应该说这部书是集汉族、藏族民间故事研究之大成，在一定程度上把藏族故事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初当代学者关于汉族、藏族民间故事研究的一个典型缩影。他的可贵之处更在于他不把故事研究当做是自我目的，而看成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史的一部分、心灵史的一部分、社会史的一部分，同时，还将民间故事看成是汉藏民族情感交流、文化交流的结晶体现，这是有独到见地的。
本书简介：
绪言 藏族民间故事类型长期以来，藏族民间故事受到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芬兰学者安·阿·阿尔奈与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编纂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以及斯蒂·汤普森编纂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等著作中对藏族民间故事有一定的重视，美国学者艾伦·奇南从世界民间故事宝库中选取15个以“老人”为主的童话故事展开研究，其中就有来自中国西藏的《寡妇与青蛙》。二十世纪出版的中国各类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大量引用藏族民间故事，其中引人瞩目的是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台湾学者金荣华著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两部索引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藏族民间故事传承情况，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主要取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西藏藏族民间故事，金荣华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主要取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规模集成工作中采录的藏族民间故事材料。两部索引充分展现出藏族民间故事的丰富性、多样性。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涉猎藏族故事选集有李翼、王尧编选的《蒙藏民间故事》，王尧编选的《说不完的故事》，王余编选的《妈妈的山羊尾巴》，庄学本编选的《康藏民间故事》，陈石峻采录整理的《泽玛姬》，田海燕采录整理的《金玉凤凰》，肖崇素采录编选的《葫豆雀与凤凰蛋》，肖崇素采录编选的《奴隶与龙女》，肖崇素采录编选的《山兔的故事》，宋哲编选的《西藏民间故事》，蒋亚雄编选的《丹珍和塔尔基》，《康定藏族民间故事集》，钟豪尔·格斯他夫编选的《土耳其斯坦和西藏的故事》，奥康纳、威廉·夫编选的《西藏民间故事》，薛尔顿，阿伯特·莱辽哀编选的《西藏民间故事》，薛尔顿、弗洛拉·比尔编选的《西藏的民间故事》等等。把这些编选、采集的藏族民间故事与阿尔奈和汤普森编撰的《民间故事类型》对比分析，从而确认藏族民间故事的主要类型。从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我们认识到藏族民间故事既有与世界其他民族故事相同的特点，又具有藏族民间故事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源于藏族特殊的文化背景，源于藏族在吸纳周边民族民间故事的时候并非盲目接受，而是作出合乎藏族民众生活化的改造。藏族故事类型丰富了世界民间故事长廊，反映了某些国际化类型在某个历史时期传承在藏族地区地方性变化。因此，“不管这些中国故事与国际的标准形式有多少差别，对于想探讨民间故事如何影响民风民俗、如何传播和发展的学者，这些故事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同时，藏族故事类型在世界故事类型中的缺失也彰显了藏族故事传统的特殊性和鲜明个性。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里列入了843个类型和类型变体，藏族故事在843个类型和类型变体中有239个类型和类型变体。这部索引包括1966年以前我国中央和地方刊印的绝大部分民间文学资料。这些资料说明丁乃通索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66年以前藏族地区民间故事传承的基本情况。如果说丁乃通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已将七十年代以前的（包括相当一部分古代的）藏族民间故事记录资料做了一次盘点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展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就记录了流传在当代的藏族民间故事，这些藏族民间故事成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青海卷”、“甘肃卷”、“四川卷”和“云南卷”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是目前为止最全面、最真实记录当代藏族民间故事传承现状的选本。2000年以后，台湾学者金荣华根据1995年以后中国民间故事选集，尤其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材料编辑出版了《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其中归纳的藏族民间故事共计有134个类型和类型变体，这些故事的“分类及型号皆以阿尔奈和汤普森之《民间故事类型》（TheTypesoftheFolktale,Helsinki,1973）（简称AT）及丁乃通之《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北京，1986）为基础。若有变动，皆作互见说明。”上面的134个类型和类型变体是从1995年以后，根据有限的藏族故事集中归纳出来的，意味着藏族民间故事流传在当代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归纳藏族民间故事的类型过程中，虽然金荣华编撰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以AT分类法为基础，但是，却较丁乃通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对藏族故事情节提炼的更为详尽。比如“851.A对求婚者的考试”类型的概括为：皇帝对求娶公主者出试题，通过后方允婚事。一般之试题及解法如下：穿九曲珠（把珠孔一端涂蜜，再将线系在一只蚂蚁身上，并将蚂蚁放进珠孔另一端，使其循蜜香而带线穿越九曲孔道至涂蜜之珠孔）。辨认五百只新生小马的各自母马（将每只母马分别放在栏中，让小马自己去找）。指出一根木棍的哪一头是树的根部（将它放在水里，树根部分较下沉）。将公主从许多衣着相同的少女中分辨出来（已从公主的侍女处得知差异所在）。从一百只同样大小的鸭子中分出母鸭和小鸭（从他们吃食的方式辨识）。在短时间内宰食一百只羊，并制出一百张羊皮（一百人同时操作）。集成四川：《文成公主入藏的传说》；异文（藏族）964—965页；西藏：《大相嘎东赞》（藏族）31—33页；《文成公主》（藏族）34—37页；异文37—38页；青海：《禄东赞智胜唐王》（藏族）37—46页，《龙宝瓜丹与青海湖》（藏族）166—169页。全集40西藏：《文成公主的故事》（藏族）78—85页。大系02：《文成公主的故事》（藏族）5—11页。在这里，金荣华把“对求婚者的考试”的主要情节展现出来，并且详细列出了故事的出处及其页码。从列出的故事情节概要中可以看出，“851.A对求婚者的考试”类型故事在多个情节单元的基础上复合而成，然而，故事中的每一个单元就是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在印度多有流传，因为各种原因，这类故事流传到藏区，依据藏族民众生活的需要，通过藏族故事讲述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驾驭故事的高超能力，在藏族文化传统的作用下整合成完整的故事，像这类外来故事的藏族化倾向成为藏族民间故事的重要特征。无论是丁乃通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还是金荣华编撰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都让我们充分意识到藏族民间故事的世界性意义，但是，这些世界性流传的故事在各个国家或民族的流传则是地方性的，成为地方传统的代表和地方民众生活的体现。比如，编号为“926”的“孩子到底是谁的”（《灰阑记》所罗门式的判决）的故事，金荣华编撰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里传送出许多信息：两妇争夺一个男婴，县官在地上用石灰画一界栏，置婴其中，命两妇左右各持男婴一臂外拉，胜者得婴。婴儿被左右拉扯而痛叫，生母不忍而放手。县官因此判定输者得婴。或是判官建议将婴儿一劈为二，各得其半。生母放弃，真情即显，于是婴儿判归生母。集成西藏：《金城公主》（藏族）42—45页；《善断是非的县官》（藏族）613—614页；《机智的法官》（藏族）879—880页；《明察秋毫的法官》（藏族）882—883页。全集40西藏：《金城公主的故事》（藏族）86—91页。大系02：《金城公主的故事》（藏族）12—17页。外国（印度）《佛本生》，406—407页，《贤愚经》，第53则（1534926A.1460A）；（老挝/寮国）《老挝民间故事》，134—135页；（柬埔寨）《带刀的人》，53—54页；（阿拉伯）《世界经典》，617—622页（875875D875D.11533）；（葡萄牙）《狮子和蟋蟀》，29—31页;(萨伊/扎伊尔)《非洲童话》（甲），544—545页（动物争子）。金荣华著：《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第2册），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14年，第667—668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金荣华先生在有限的书面文本里搜罗藏族该类型故事的具体出处及其藏族故事的特色，并且把藏族该类型故事放进世界同类故事中给予描述，凸显了藏族民间故事的世界性意义及其特殊的地域文化史价值。当然，藏族民间故事究竟有多少类型，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藏族民间故事是藏族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藏族民众生活的多样化必然导致民间故事故事类型的多样化，民间故事讲述风格的多样化，这些现象都离不开藏族民众生活的丰厚土壤，离不开民间故事讲述人的独特贡献，离不开藏族富有活力的讲述传统。藏族民间故事的基本内容藏族民众喜欢讲故事，喜欢听故事，将自己过去生活、现在生活和未来的生活融入故事讲述中，其建构的民间故事世界和现实生活世界紧密结合。藏族民间故事的基本内容是生活内容的记录，从目前藏族流传的民间故事来看，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智慧故事：藏族民众喜欢讲智慧的故事，喜欢在讲述中以智慧带来笑声，以智慧表现生活。其中表现智慧故事代表就是机智人物故事。这类故事中,《阿古顿巴》的故事家喻户晓。阿古顿巴是藏族人民心目中理想的化身。在阿古顿巴面前没有困难、没有悲伤，生活中充满了笑声。阿古顿巴是一个普通贫苦的农奴，生活清贫，他没有屈服。他用机智、勇敢、聪明和乐观来战胜凶残、贪婪的领主。《牛钻地》中，阿古顿巴为了让穷苦的老百姓吃顿牛肉，阿古顿巴跑到领主家去借牛。领主爽快答应，但是要求租钱加倍。牵牛的时候，阿古顿巴却告诉老爷说，发现这头牛有些不老实，牵着它走时，一个劲儿要往地下钻。领主不相信阿古顿巴说是的真的。一到家，阿古顿巴把牛宰了，把剩下的牛肉分给左邻右舍。第二天，阿古顿巴把牛尾巴的一端栽到地里，另一端却用双手紧紧地抓住，装作用力拉的样子。领主一听是自己的牛钻进地里去了，急忙飞奔过来，想助阿古顿巴一臂之力。他刚搭上手还没有来得及使劲，阿古顿巴就把牛尾巴拔了出来。阿古顿巴伤心地告诉领主说：“糟糕，牛尾巴被拉断了!我早说过您这牛不老实嘛!”只见领主死盯着被拉断的牛尾巴，不禁伤心地号哭起来了。阿古顿巴是聪明、智慧、勇敢的藏族人民的集中代表，阿古登巴的故事智慧来自普通民众的生活智慧，这些智慧在与坏人的斗争中给人鼓舞，给人力量，给人战胜邪恶势力的勇气。因此，以阿古顿巴故事为中心的智慧类故事深受藏族民众喜欢，在藏族民间具有持续的旺盛生命力。英雄故事：藏族崇拜英雄，藏族民众喜讲英雄的故事，格萨尔故事遍布藏区，成为他们英雄的代表，同时，藏族在民间故事中，突出表现英雄的智慧和勇气，以及不畏艰险，为民除害，为民谋幸福的行为。《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故事》中，人们赋予这两个历史人物以神话的色彩，两位大唐公主为了汉藏友谊，不畏路途遥远，不畏艰难险阻，为藏族人们带来福祉。《青稞种子的来历》的故事中，塑造了一个阿初王子，他聪明、勇敢、善良。为了让人们吃上粮食，他跋山涉水，毫不退缩，在山神的帮助下，从蛇王那里盗取珍贵的青稞种子，自己却被蛇王施魔术变成了一条狗。最后得到了姑娘的爱情，恢复了人身。故事歌颂了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藏族英雄故事鼓舞人们与灾害战斗、与邪恶战斗，由此获得世界太平，人们和谐生活。爱情故事：此类故事是藏族民间故事最普遍和最基本的主题，反映了藏族民众的心声，是藏族民众崇尚爱情与婚姻自由的表达。藏族爱情故事讲述普通人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如《铁匠和姑娘的故事》讲姑娘爱上勤劳的铁匠，却遭到父母的反对，姑娘与铁匠结婚生子，父亲却将铁匠杀害，姑娘抱着孩子跳河殉情，从河里飞出三只鸟。这个故事尽管是人间爱情悲剧，却以浪漫式的结尾表达了藏族民众对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生活的向往。这类故事体现青年人为实现美好爱情，冲破家庭障碍、社会偏见，男女双方共同携手，战胜一切苦难的斗争精神。动物故事：此类故事主要讲述动物之间的纠葛，动物与动物有矛盾，有互助互爱，团结御敌；有贪婪，言而无信。这些动物的不同品性，构成多种多样的矛盾和复杂的关系，从而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如《和睦四兄弟故事》讲在哥西的地方，鹧鸪、兔子、猴子和大象在静谧的茂密森林里和睦幸福地生活。一天，它们决定分出长幼次序，大家商议以到达一棵耶珠达树的先后为准。大象说：“我第一次路过这儿时，看见这棵树同我的身体一般高。”猴子说：“我到这地方时，它同我一样高。”兔子说：“我到这里时，这棵树才长出两片叶子，我还舔了叶子上面的露水呢!”最后鹧鸪高兴地说：“我来时，吃了这棵树的种子，并与屎一同拉出来后才长出了它。”这样，它们讲出自己的来历后，知道了长幼次序。因此，它们更加和睦友善。甚至走路的时候，猴子骑在大象的背上。兔子骑在猴子身上，鹧鸪又骑在兔子身上。在它们道德感召下，哥西地方雨水充裕、五谷丰收、畜草茂盛。这个情景感动了帝释天王。他赞颂道：“有礼有爱，深居密林，鹧鸪圣道，显于各世。”“和睦四兄弟”在藏族不仅出现在壁画、唐卡、柜子上面图画上，甚至在金银铜器上也有雕饰。藏族动物故事通过对动物拟人化的描述，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给人以启迪和智慧。动物故事以动物的不同品性，构成多种多样的矛盾和复杂的关系，映射人和人、人和社会的种种关系。藏族动物故事实质上就是人的故事。藏族民间故事讲述的四种基本内容，是藏族民间故事常讲常新的主题，由于生活关系，在四种主题作用下，讲述人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方面表达了藏族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幸福生活的祈盼。 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传统中，讲述人成为讲述传统的创造者和继承者。原始社会时期，藏族讲述人主要是部落里受人尊敬的巫师，他们讲的故事具有凝聚部落成员的力量和促进生产生活的巫术功能，也就是说，此时的故事讲述人作为部落的特殊人群承担着较多的社会责任，民间故事除了记忆历史和娱乐身心的功能之外，还附加了其他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功能，尤其是生活在赞普身边的巫师往往就是当时藏地最为出色的民间故事讲述人。当藏族社会逐渐脱离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民间故事讲述成为藏族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茶余饭后，在村庄边、在火塘边、在田边地角谈古话今，在农耕生产，放牧牛羊的时候，周围的人、周围的事、周围的山和水构成了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慢慢浸入他们的生活之中，所有这些成为农民、牧民常讲常新的故事话题。民间故事讲述人没有特殊的身份，却凝聚了藏族民间知识于一身；民间故事讲述人没有丰厚的物质财富，却拥有丰富的故事资源，民间故事讲述人没有超人的本领，却往往能够将各类故事娓娓道来。他们是当地民众中的成员，他们喜欢听故事和讲故事，通过不断的讲述，建立了自己在民众中的威望，通过讲故事成为当地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文化的传承者、播撒者。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多，他们活跃在藏族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代，那些故事讲得好的人，不仅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而且具有非同寻常的讲述技巧，他们总是受到当地人的尊重。然而，这些故事讲述人在历史文献中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诚如丁乃通所讲：“中国不仅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也是农民（一向是民间故事的保存者和传播者）最多的国家，因为全国人口至少有百分之八十居住在农村。可是，在1937年中日战争之前，农民讲故事的爱好和才能在中国的文献中很少谈到。”这种忽视讲述人在文化传统建构和文化传承中的特殊作用在中国的藏族地区更为突出。民间故事讲述人社会地位低下，以农民和牧民为主，他们创造历史和传播文化的功绩难以进入“正统”文献之中不难理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慢慢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藏族故事讲述人黑尔甲曾说：我小的时候很苦，伯父死后，我一人在外做活，跟人到处跑，草地里的故事多，每夜走到一处，一打野歇，烧茶、打尖时就有人讲，我懂得十多种不同的地方话，因为这样，就记得多了。——这样的故事，草地里还不知道有多少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论做庄稼，或者在山上放牛、挖药，每到夜里，我们浇水、煨茶时，都要讲故事。我常常在这个时候替他们讲。一起干活的伙伴都说我讲得好，这样就传出去了，其实并不是我会讲，是大家替我讲过，我只是记性好，都记着就行了。黑尔甲在叙述自己讲故事的时候，提到了他是替大家讲，这些“大家”既是活跃在藏族地区的众多故事讲述人，其中不乏像黑尔甲这样的杰出讲述人，又是包括讲述人在内的故事听众。就是这些无数个“黑尔甲”和无数听众在讲述中相互激励，在讲述中不断创造，在讲述和聆听中彼此交流、从而汇聚成藏族民间叙事传统的洪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引起了学人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廖东凡曾在搜集拉萨益西丹增讲的故事之后说：益西丹增原是拉萨功德林寺的喇嘛，中年以后离开寺庙在社会上给人驱邪送祟，念经祈福。他天性聪颖，阅历丰富。到处听人讲故事，又到处给人讲故事。他说他原先会讲一千个故事，“文革”期间打石头蹦坏了一只眼睛，装在脑子里的故事漏掉了一大半。他讲的大都是历史故事、人物故事、动物故事，也会讲神奇虚幻的尸语故事。他讲《黑面王子》的故事，整整用了一个星期。他当过多年喇嘛，有较深的藏族文学修养，故事里的情节、人物、景物描写，还有人物的语言，他都作过相当的加工润色，带着浓郁的诗情画意。益西丹增讲故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拉萨就相当有名了，他不仅阅历丰富，记忆力好，而且故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与他同时代的民间故事讲述人还有西藏林周县撒当村的洛桑次仁。洛桑次仁是一位天才的故事家，著名的藏戏演员，他幽默风趣，出口成章，被人称为“活着的阿古顿巴”，以至三十年代的摄政王热振活佛让他跟随左右，专门为其讲故事、说笑话、演藏戏，热振活佛去世后他成了藏戏团体再三争请的热门人物。西藏讲故事的人多，讲述水平高，在生活中广泛吸纳来自个各个方面的故事，经过自己的锤炼而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个性魅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西藏经常见到众人围在一起讲故事的场景，这些听众爱听故事，爱讲故事，常常围在火塘边漫无边际地讲着，周围围着大人小孩，他们的插话，他们的欢声笑语传递着故事的力量，传递着藏族先祖的声音。我们到了江孜、拉孜、日喀则、贡噶等县、市，找到了十几位讲故事的能手，他们之中有农民、有牧人、有僧侣、有手工业工匠、有上层统战人士、有基层知识分子。日喀则四居委会有一个捻羊毛线的老阿妈，名叫尼玛彭多，她是一个驼背老太婆，但是讲出来的故事，如同雪山幽谷间汩汩流出的清凉雪水，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新鲜、美妙、甘甜。尼玛彭多知道的故事多，也很有讲故事的技巧，不但我们三人如闻佛语般地听得聚精会神，整个工场几十号人也被她生动精彩的讲述所吸引、所打动，讲到紧张处，全场鸦雀无声；讲到悲惨处，所有的人都泪光莹莹；讲到快意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发生出会心的微笑。她的故事不但是讲的，还是唱的，叙述是讲，对白是唱，调子特别优美，音色如同少女一般的柔润，听起来真是一种享受。她所讲的故事，都是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以前发生过的事情，经过各地群众口耳相传，历代故事家加工润色，变成了整个西藏民族的艺术精品。像尼玛彭多一样故事讲述质量高，故事储藏量多的讲述人在西藏数不胜数，令人遗憾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中，没有对这些民间故事讲述人的生活史和讲述志做深入调查。但是，尽管这样，在西藏民间故事集成工作中，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藏族上百个民间故事讲述人的简要信息，这些信息是我们认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藏族民间故事讲述现状珍贵资料。从《西藏民间故事讲述人情况简表》来看，西藏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十几年的发掘普查中记录在册、有名有姓的有135人，其中男性讲述人为109人，女性讲述人为26人，男性故事讲述人占有绝对优势，可以想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有多少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被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藏族女性故事讲述人较男性故事讲述人少，我以为在藏族社会上，男性占主导地位，他们在频繁的社会交往中不断吸纳故事，不断在讲述和被讲述中传承故事。女性故事讲述人为生活奔波，照顾家庭成员的生活，虽然社会阅历有限，但是凭借超人的记忆力和丰富的社会阅历，储藏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故事。这些记录不太多的藏族女性故事讲述人，在今天看来显得弥足珍贵。更为可惜的是，许多藏族女性故事讲述人的故事在旧西藏根本就没有记录，即使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些藏族女性故事讲述人的故事也没有进行系统、深入而有效的采录，比如，1912年出生于西藏波密县多吉乡扩拉村的桑杰卓玛，是当地有名的女性故事讲述人，“她从小就爱听、爱讲故事。虽然她不识字，但记忆力超群，凡听过一遍的故事均能一字不漏地讲出来。她不仅能讲许多故事，而且能唱故事，把故事里的人物之间的许多对话以诗的形式编出来，以歌的形式唱出来。她的家乡属于半农半牧的地区，夏天牧场要搬迁到海拔高的偏僻地带，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只好讲讲故事，唱唱歌来充实牧场里的文化生活。桑杰卓玛小时候从事牧业，这给她学故事、讲故事创造了良好条件，从而使得她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民间故事，创造能力也得到了加强。她讲出的民间故事具有主题鲜明、层次清楚、逻辑性强，并且一半是叙述、一半是诗歌的特点。可惜的是，她的许多民间故事还来不及采录，便于1997年离开人世。”像桑杰卓玛类的女性故事讲述人的故事没有被记录而留下遗憾的事情在藏区实在太多太多了。在已经被文字记录下来的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的年龄结构上，尼玛最年长，95岁。这位生于1916年的浪卡子县卡热乡的农民，认识一些文字，擅长讲述人物传说，并且在“世代相传”中承继了先祖的故事。年龄最小的讲述人为26岁的次登，1985年生于日喀则市。由于生活在新的时代，并且上过学，他在接受故事的时候，显然没有特别的“世代相传”，而是以“左邻右舍”讲述的故事为接受和传承网络。在上述表格的故事讲述人中，60岁以上讲述人达到111人，占据业已记录的135位讲述人的82.2%，也就是说，藏族的民间故事讲述人与我国其他民族的民间故事讲述人一样，面临着高龄传承人多，年轻传承人少的严峻问题。从业已采录的藏族民间故事来看，涉及的故事类型有10种，每种类型的故事的讲述人数量及其故事数量分别为：生活故事有53位讲述人，讲了1137个故事；鬼怪故事、动物故事有2位讲述人，讲了47个故事；神话故事有5位讲述人，讲了70个故事；幻想故事有33位讲述人，讲了632个故事；地方传说有4位讲述人，讲了175个传说；人物传说有12位讲述人，讲了301个传说；人物故事有2位讲述人，讲了55个故事；传说故事有9位讲述人，讲了239个故事；传说有8位讲述人，讲了120个传说；能讲各种类型故事的有2位讲述人，讲了33个故事。上述这些讲述人共计讲了2924个故事，尽管故事有许多是异文的形式。就是这种不完全统计的数字，我们仍然可以判断，藏族民间故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讲述风气十分盛行，藏族民间故事流传的类型呈现出多样性和讲述风格的多样化。在故事接受与传承方面，《西藏自治区部分民间故事讲述者简表》中主要列出三种，即“左邻右舍”的接受与传承为68人，“世代相传”的接受与传承为54人，“各行各业”的接受与传承为7人。用上述三种类型的讲述人概括藏族讲述人传承故事和接受故事的状况显然过于简单化，也无法归纳出民间故事讲述人传承的机制，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明显地看出藏族民间故事传承过程中，村落内部的传承和家庭传承占据民间故事传承的主导性地位。像桑杰卓玛这样的故事讲述人的故事及其与故事相关的文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没有很好地记录，这些活跃在雪山草地深处的讲述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讲述人的生活境遇不容乐观，故事讲述传统也大不如从前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积极推进，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化，藏族世世代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政府有效的保护，然而，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以藏族民间故事为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只有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阿尼玛卿雪山传说”、西藏自治区嘉黎县的“嘉黎民间故事”，这与藏族拥有悠久、丰富的故事讲述传统相比显得极不相称，因此，加大力度采录藏族民间故事，保护杰出民间故事讲述人、保护具有浓厚故事讲述传统的藏族村落理应成为当代藏族文化保护和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显得越来越迫切了！
作者简介：
林继富，汉族，法学（民俗学）博士，曾任教于西藏农牧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现为中央民族大学二级教授、民俗学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负责人，亚细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级课题7项，教育部、文化部以及财政部等各级各类课题共26项。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8部，主编“中国民间游戏总汇”、“中国民间故事讲述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典民间故事”等多套民俗学、民间文学丛书。荣获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民间叙事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录：
序
绪论
一、汉藏文化关系历史钩沉
二、藏族民间故事传统研究
三、藏族民间故事中的“灵魂”母题
四、汉藏“山”“水”叙事的同源异趣
五、史诗吟唱中的汉藏关系
六、汉藏认同的关羽故事
七、汉藏文化交流的动力
八、汉藏文化走廊的多元互动
第一章汉族、藏族“龙女报恩”型故事
一、中国“龙女报恩”故事
二、汉族“龙女报恩”故事
目录：
序 绪论一、汉藏文化关系历史钩沉二、藏族民间故事传统研究三、藏族民间故事中的“灵魂”母题四、汉藏“山”“水”叙事的同源异趣五、史诗吟唱中的汉藏关系六、汉藏认同的关羽故事七、汉藏文化交流的动力八、汉藏文化走廊的多元互动第一章汉族、藏族“龙女报恩”型故事一、中国“龙女报恩”故事二、汉族“龙女报恩”故事三、藏族“龙女报恩”故事四、汉族、藏族“龙女报恩”故事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五、“龙女报恩”故事的流变第二章汉族、藏族“蛇郎”型故事一、中国“蛇郎”故事二、汉族“蛇郎”故事形态三、藏族“蛇郎”故事形态四、汉族、藏族“蛇郎”故事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第三章汉族、藏族“青蛙丈夫”型故事一、中国“青蛙丈夫”故事二、汉族、藏族“青蛙丈夫”故事的共同性三、汉族、藏族“青蛙丈夫”故事的差异性四、“青蛙丈夫”故事产生的动力机制第四章汉族、藏族“灰姑娘”型故事一、“灰姑娘”故事的传承二、汉族、藏族“灰姑娘”型故事的叙事传统三、汉族、藏族“灰姑娘”型故事的文化品格四、汉族、藏族“灰姑娘”型故事的生活魅力第五章汉族、藏族“无手少女”型故事一、中国“无手少女”型故事二、汉族、藏族“无手少女”型故事的叙事传统三、汉族、藏族“无手少女”型故事的共同性四、汉族、藏族“无手少女”型故事的差异性第六章汉族、藏族“天鹅处女”型故事一、中国“天鹅处女”型故事二、汉族“天鹅处女”型故事三、藏族“天鹅处女”型故事四、汉族、藏族“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五、汉族、藏族“天鹅处女”型故事源流第七章汉族、藏族“百鸟衣”型故事一、中国“百鸟衣”故事二、汉族、藏族“百鸟衣”故事情节单元三、汉族、藏族“百鸟衣”故事的共同性四、汉族、藏族“百鸟衣”故事的差异性五、汉族、藏族“百鸟衣”型故事的缘起第八章汉族、藏族“三个橘仙”型故事一、“三个橘仙”型故事的基本形态二、“三个橘仙”型故事的“变形”母题三、汉族、藏族“三个橘仙”型故事共同性与差异性第九章汉族、藏族“生虽不能聚，死后不分离”型故事一、汉族、藏族“生虽不能聚，死后不分离”型故事二、汉族、藏族“生虽不能聚，死后不分离”型故事中的“角色”三、汉族、藏族“生虽不能聚，死后不分离”型故事中的“变形”四、汉族、藏族“生虽不能聚，死后不分离”型故事“讲述人”第十章汉族、藏族“求无名”型故事一、中国“求无名”型故事二、汉族“求无名”型故事三、藏族“求无名”型故事四、汉族、藏族“求无名”型故事的相似性五、汉族、藏族“求无名”型故事的差异性第十一章汉族、藏族“梦先生”型故事一、中国“梦先生”型故事二、汉族、藏族“梦先生”型故事的叙事传统三、汉族、藏族“梦先生”型故事的差异性四、汉族、藏族“梦先生”型故事的交融第十二章汉族、藏族“问三不问四”型故事一、“问三不问四”型故事的流传二、汉族、藏族“问三不问四”型故事的流传三、汉族、藏族“问三不问四”型故事母题四、汉族、藏族“问三不问四”型故事的真谛第十三章汉族、藏族“宝石戒指”型故事一、“宝石戒指”故事的流传二、汉族、藏族“宝石戒指”故事类型三、汉族、藏族“宝石戒指”型故事母题四、汉族、藏族“宝石戒指”型故事的文化内涵第十四章汉族、藏族“木鸟”型故事一、藏族“木鸟”型故事二、汉族“木鸟”型故事三、汉族、藏族“木鸟”型故事相同性和差异性第十五章汉族、藏族“猴子的心忘在家”型故事一、“猴子的心忘在家”型故事的流传二、“猴子的心忘在家”型故事的叙事传统三、汉族、藏族“猴子的心忘在家”型故事的共同性四、汉族、藏族“猴子的心忘在家”型故事的差异性五、汉族、藏族“猴子的心忘在家”的佛教叙事传统第十六章汉族、藏族“乌鸦背青蛙”型故事一、汉族、藏族“乌鸦背青蛙”型故事二、“乌鸦背青蛙”型故事源流三、“乌鸦背青蛙”型故事接受的可能性四、汉族、藏族“乌鸦背青蛙”型故事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第十七章汉族、藏族“小鸡崽报仇”型故事一、中国“小鸡崽报仇”型故事二、汉族、藏族“小鸡崽报仇”型故事三、汉族、藏族“小鸡崽报仇”型故事的共同性四、汉族、藏族“小鸡崽报仇”型故事的差异性第十八章汉族、藏族“猫狗结怨”型故事一、中国“猫狗结怨”型故事二、汉族、藏族“猫狗结怨”型故事三、汉族、藏族“猫狗结怨”型故事母题四、汉族、藏族“猫狗结怨”型故事的差异性第十九章汉族、藏族“老鼠报恩”型故事一、老鼠故事的多样性二、汉族、藏族“老鼠报恩”型故事三、汉族、藏族“老鼠报恩”型故事的共同性四、汉族、藏族“老鼠报恩”型故事的差异性第二十章汉族、藏族“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型故事一、中国“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型故事二、汉族、藏族“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型故事的叙事传统三、汉族、藏族“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型故事的相似性四、汉族、藏族“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型故事的差异性五、汉族、藏族“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型故事的渊源第二十一章汉族、藏族“人心不足蛇吞象”型故事一、“蛇吞象”母题产生与发展二、汉族、藏族“人心不足蛇吞象”型故事三、汉族、藏族“人心不足蛇吞象”型故事共同性与差异性四、藏族“三眼鱼”型故事源流第二十二章汉族、藏族“中山狼”型故事一、“中山狼”型故事流传的基本状貌二、汉族、藏族“中山狼”型故事三、汉族、藏族“中山狼”型故事形态四、汉族、藏族“中山狼”型故事的差异性五、“中山狼”型故事源流第二十三章汉族、藏族“怕漏”型故事一、中国“怕漏”型故事二、汉族、藏族“怕漏”型故事“角色”三、汉族、藏族“怕漏”型故事的文化内涵四、“怕漏”型故事的传承第二十四章汉族、藏族“超凡的好汉弟兄”型故事一、汉族、藏族“超凡的好汉弟兄”型故事二、汉族、藏族“超凡的好汉弟兄”型故事的叙事传统三、汉族、藏族“超凡的好汉弟兄”型故事的相同性四、汉族、藏族“超凡的好汉弟兄”型故事的差异性五、汉族、藏族“超凡的好汉弟兄”型故事的交融性第二十五章汉族、藏族“两朋友”型故事一、中国“两朋友”型故事二、汉族、藏族“两朋友”型故事的相同性与差异性三、汉族、藏族“两朋友”型故事的艺术魅力四、汉族、藏族“两朋友”型故事的文化内涵第二十六章汉族、藏族“兄弟纠葛”型故事一、汉族、藏族“兄弟纠葛”型故事流传二、汉族、藏族“兄弟纠葛”型“狗耕田”故事变体问题三、汉族、藏族“兄弟纠葛”型故事差异性四、藏族“兄弟纠葛”型故事接受的多元性第二十七章汉族、藏族“二母争子”型故事一、中国“二母争子”型故事的流传二、汉族、藏族“二母争子”型故事的共同性三、汉族、藏族“二母争子”型故事的差异性四、“二母争子”型故事源流结语一、民间叙事潜隐的民族关系二、民间叙事共同体的意义三、民间叙事中的文化“精英”四、民间叙事交流的空间力量五、“文化走廊”中的民间叙事选择六、民间叙事传统的共享性七、从故事类型到叙事传统八、跨文化交流中的民间叙事附录附录一跨语系比较的尝试附录二类型索引中的藏族民间故事类型附录三西藏民间故事讲述人情况表参考文献后记前言序
我认识继富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记得在1989年7月份，我在拉萨西藏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培训班的课堂上见到了他。之后我们又一块去哲蚌寺观看雪顿节，一块参观色拉寺和甘丹寺，几天时间我们一起聊，我们越来越熟悉了，我对他的印象也越来越清晰：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激情、有作为的年轻人。他大学毕业来到西藏，在西藏工作了八年。八年间，他常常利用假期到西藏农村调查，积累了西藏民间文学丰富的资料，撰写了大量藏族民间文学方面的论文，受到多方注意，后来《西藏日报》曾以《青春在燃烧》为题从多方面报道了他在西藏高等教育事业和西藏民间文学做出的贡献。2002年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常常一起讨论问题。我觉得他对西藏文化的情感，对西藏民间叙事的情感没有丝毫改变，在我们25年彼此相识中，他对于事业的忠诚，对于所钟爱对象的执着，以致于后来在学习上和研究成果上呈现井喷式的现象，让我感动。这些都是基于他的勤奋，基于他对科学研究的从普通的情感到认为这是天职，再到作为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宗旨。
因为我和继富在一起开过很多学术会议，所以了解他把藏族民间叙事的研究作为自己建立学术体系的重要的武器库，一个表现才智的舞台。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多少年来，他对序我认识继富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记得在1989年7月份，我在拉萨西藏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培训班的课堂上见到了他。之后我们又一块去哲蚌寺观看雪顿节，一块参观色拉寺和甘丹寺，几天时间我们一起聊，我们越来越熟悉了，我对他的印象也越来越清晰：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激情、有作为的年轻人。他大学毕业来到西藏，在西藏工作了八年。八年间，他常常利用假期到西藏农村调查，积累了西藏民间文学丰富的资料，撰写了大量藏族民间文学方面的论文，受到多方注意，后来《西藏日报》曾以《青春在燃烧》为题从多方面报道了他在西藏高等教育事业和西藏民间文学做出的贡献。2002年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常常一起讨论问题。我觉得他对西藏文化的情感，对西藏民间叙事的情感没有丝毫改变，在我们25年彼此相识中，他对于事业的忠诚，对于所钟爱对象的执着，以致于后来在学习上和研究成果上呈现井喷式的现象，让我感动。这些都是基于他的勤奋，基于他对科学研究的从普通的情感到认为这是天职，再到作为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宗旨。因为我和继富在一起开过很多学术会议，所以了解他把藏族民间叙事的研究作为自己建立学术体系的重要的武器库，一个表现才智的舞台。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多少年来，他对西藏民间叙事的研究恋恋不舍，并且作为倾注情感的领域，不断探索其中的秘密。继富在该书的后记里谈到，从1986年进入西藏，他就开始关注汉族和藏族的文化关系，为此，他走遍了与汉族、藏族交往关系密切的地区，以此获得更为直观的、科学的考古学和民族志学的资料，这种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至今仍然是他的研究兴趣之一。对一个问题持续关注近三十年绝非易事，在这方面，他表现出卓有见地的思考也就不足为怪了。该书立意宏阔，从藏族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看民间叙事，或者反过来说，是通过民间叙事理出藏族文化发展历史的影像的。这种对于文化史的整体把握就使得许多具体研究题目获得了历史性的意义，不再是就事论事了，所以他把藏族历史和藏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做了梳理。汉藏文化关系是汉藏民族关系的重要方面，历史悠长、内涵丰富，但是该书将民间故事作为讨论汉藏文化关系的视角，也是讨论的对象，并且落笔在汉族、藏族民间叙事传统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上，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具体而微，表现出独到的创见性。该书讨论汉藏文化交流场域、《格萨尔王传》中记录的汉藏关系、关羽信仰如何传入西藏等问题，在讨论汉藏文化关系中对重要对象的集中分析，清晰而充分。本书把藏族文化中间的若干核心性的节点拿出来做了分析，这些节点包括一直萦绕在汉族和藏族同胞心间的左右着他们的观念、行为和整个生活态度的一些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例如，关于灵魂的观念、关于神界的观念、关于自然的观念，这些观念把汉族和藏族人民同他所处的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我到西藏的时候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仿佛人是整个自然的一部分，这种强烈感觉，好想伸手就可以摸到天，作为一个外乡人尚且有这种感觉，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就更加地把自己看做是自然之子，所以继富在分析神山、圣水的时候，深深地把握住了藏族同胞心灵中对于自然圣洁的情感。例如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生活中体现出来的道德观念等，是汉族和藏族民间故事的共同话题，继富从这些观念里引申出在藏族同胞心灵的丰满、善良和美好，并且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继富在民间故事研究方面骄人之处在于他对于典型类型的分析，这在他关于汉族、藏族27个故事类型的深入探讨中表现得极为充分。他并不简单地直线地从这里引申出什么宏大的社会思想性的结论，而是在那些他人未必注意的地方，把潜隐在形象和情节后面的深意挖掘出来，娓娓道出，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感觉。应该说这部书是集汉族、藏族民间故事研究之大成，在一定程度上把藏族故事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初当代学者关于汉族、藏族民间故事研究的一个典型缩影。他的可贵之处更在于他不把故事研究当做是自我目的，而看成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史的一部分、心灵史的一部分、社会史的一部分，同时，还将民间故事看成是汉藏民族情感交流、文化交流的结晶体现，这是有独到见地的。继富是当今中国民俗学界、民间文学界年富力强而具有活力的学者，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执着、坚持，在中国民俗学、民间叙事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领域取得了非凡的业绩，相信他在未来的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中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刘魁立2015年10月27日 后记汉族、藏族文化交流涉及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汉族、藏族文化水乳交融的现状，让我们针对一类文化或某一个文化很难分清楚它们之间的界限，但是，汉族、藏族文化生活的边界却是明确的，汉族和藏族在发展道路上中具有清晰的历史脉络，因此，汉族和藏族文化具有的文化个性和特点也是清晰和明白的，这些为我对汉族、藏族民间故事的研究提供了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但是，如何在历史过程中进行汉族、藏族文化交流研究，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困难的事情。我们深知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并非只是两个民族之间的事情，而是具有多民族、多地域的多维度特性以及历史长、地域广的时空复杂性，民族文化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到民众生活的诸多层面，并且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无处不在。我以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刻意为交流而交流，尤其在中国早期社会，文化之间的流动因生活的需要表现为自在和自然。因此，选择任何一个领域均可以进行民族文化交流研究，但是，有些领域的人为因素多一些，有些刻意为之的文化交流却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相反在其他领域的交流却显得十分频繁。民间故事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交流普遍的文化类型之一，也是生活化程度高的文化存在，尽管它常常以类型的方式出现，但是，当这些被悬置起来的类型游离于类型之外，被民族或地域“在地化”以后就成为地方文化传统和民众的生活方式了。为此，我以我熟悉的汉族、藏族民间故事为突破点，试图通过民间故事为对象，展开汉族、藏族相互依赖，彼此协助、采借和融合的历史图像和文化世界的讨论，试图回答汉族、藏族民间叙事交流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的共同性和生活化的个性表达。然而，汉族、藏族民间故事繁多复杂，除了通过无数采录者搜集上来的民间故事之外，还有大量流传在民众口头上的民间故事，因此，如何选择最为合适的研究对象就成为难点和突破点。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思考，我决定以民间故事类型为切入点，从类型学的角度探讨汉族、藏族民间叙事之间的交流关系及其交流效果。我们知道，民间故事是流动性很强的口头传统，它可以跨越地域、跨越族群、跨越时代而彼此吸纳、整合和涵化，这样，当民间故事进入到“在地式的民族化”过程的时候，其文化基因和民族特性在新的文化关系中得到或多或少的表现，这些民间故事中民族思想和价值观念也或多或少地传递下来。为了展示汉族、藏族民间故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我在选择汉族民间故事的时候，在地域上既运用与藏族生活区域相同或相近的汉族民间故事，也使用远离藏族生活区域的汉族故事，在材料选择的过程中，试图提供汉族与藏族在文化心理共同性、生活彼此关联的作用下民间故事展现“平行”和“影响”的图景。写作这本书，前前后后算起来已有三十年。1986年7月到西藏工作，我就立志撰写一本包括民间叙事在内的汉族、藏族文化交流的稿子。记得我当时用我任职的单位——西藏农牧学院教师备课本抄录了大量汉族、藏族文化交流的经典言论，写下了厚厚的五本读书笔记，也曾就汉族、藏族文化交流写过近百页的文字初稿，这些业已发黄的手写稿至今保存在我手中，视作珍宝。1989年3月，我为了考察汉族、藏族文化交流情况，曾经一个人坐长途汽车从西藏的林芝到拉萨，从拉萨到青海的格尔木，从格尔木到甘肃的敦煌，从敦煌到北京，一路上的艰辛自不在言。记得当时我从拉萨到格尔木已经是深夜，迷迷糊糊地走下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汽车，满身灰尘、全身疲惫，感觉很是陌生，但格尔木的“繁华”让我兴奋不已。在敦煌莫高窟，我仔仔细细地观看洞窟里的佛教故事图像，解读图像背后的故事及其包含的思想内容，体味故事里流动的文化血脉。在这里，我敬佩我的老乡王道士的发现。我走在莫高窟的路上，仿佛看到王道士蹒跚的步履，一担担挑着淤沙，护卫着莫高窟里佛教画像的场面，也看到英国人斯坦因觊觎洞窟里琳琅满目佛经故事画像及宝贵佛教经卷的贪婪。在这里，我似乎看到了汉族、藏族文化在敦煌交集的行云流水，似乎看到了汉族、藏族民众在敦煌和谐和润的生活状况，此时，无知无畏的我油然升腾起对汉族、藏族文化伟大气派和恢弘气度的无限敬仰。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汉族、藏族文化来来往往的往来昔和今朝。像这样的经历，一个人孤身前往汉族与藏族文化交流留存的遗迹地区，考察和聆听讲述人的故事讲述情景数不胜数。西藏林芝县广久乡达域龙增村附近有一块记载赤德松赞与工布地方首领会盟为好的摩崖石刻，距今已有1200年多年的历史，达域龙增村有座青石台，名为“嘉萨”，即“汉妃”。我利用假期无数次地来到这里进行调查，了解碑的过去、记录碑的现在，考察“嘉萨”碑附近藏族百姓生活，这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仿如昨天。相传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路过这座村庄的时候，遭到当时朝廷悭吝小人的阻拦和诬陷，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不得不在雅鲁藏布江边上的这个小村子停留三年，之后才和吐蕃赞普成亲，相传，至今仍矗立在青稞田中央的大青石是当年两位公主梳妆打扮的地方，传说是真是假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青稞地边的“嘉萨”石碑却见证着西藏文化的变迁，见证着汉族与藏族身后情谊的伟大历史。1988年5月，我前往西藏日喀则调查，远远看到扎什伦布寺门口廊牌上的龙图案，汉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然而，之于藏族来说，龙的信仰自古就有，生活在藏族周边的印度和汉族龙信仰也十分盛行，因此，西藏地区龙信仰以及以龙为主题的叙事是否受到印度和汉族的影响？成为我多年来以藏族为中心的跨文化比较的重要课题。每次到拉萨，我都会去小昭寺和大昭寺，大昭寺门口的甥舅和盟碑成为汉族、藏族文化交流的丰碑，该碑记录了唐代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唐朝和吐蕃最后一次会盟情景。在会盟碑的正面及两侧有汉族、藏族两种文字记录这次会盟过程，以及唐蕃会盟时候的各级官员的姓名、官员的职位，在会盟碑的背面用藏文记录了唐朝与吐蕃友好往来的历史，唐朝与吐蕃这次会盟的经过、会盟之于唐朝、吐蕃民众及其历史发展的意义。每次站在会盟碑前，心潮涌动，千年前汉族和藏族血液就交融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汉族、藏族历史滚滚向前。2009年7月，我去西藏扎囊县桑耶寺调查，这座汉族文化、藏族和印度文化交汇共存的寺院，在藏族民众的生活中，在藏族宗教文化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被桑耶寺的包容性和特殊性所震撼，也佩服当时吐蕃佛教高僧选择这块神奇宝地作为汉族、蔵族和印度文化汇聚空间者的超人智慧。从2006年7月起，我就与雪顿节结下不解之缘，雪顿节期间，只要我在拉萨，每天都会早早去罗布林卡，抢占有利位置，观看藏戏，每天沉浸在藏戏起承转合、曲折跌宕的情节中。戏曲人生不断上演着汉族、藏族之间文化和民间生活风云际会的撼天动地。2010年7月，我到青海的日月山、倒淌河。这两个地名嵌入到我的心灵深处已经很久很久了，它所承载的汉族与藏族水乳交融的情感在群山间回荡，在大河里流淌。在日月山上，我似乎听到了文成公主进藏队伍的马蹄声，在倒淌河边，我真切地感受到金城公主对汉族、藏族友谊的赞赏与感慨。2012年11月，我前往青海塔尔寺，在该寺庙扎西喇嘛的引导下，感受汉族、藏族文化交流的恢弘气派，悉心研读塔尔寺中每个神殿保留的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及其生活，扎西喇嘛分管塔尔寺阿尼玛卿大殿，他的宿舍就在大殿旁边，我在他的宿舍休息，参悟人生的道理，吃着扎西喇嘛亲手做的烧饼，喝着热腾腾的酥油茶，让我能够近距离地享受阿尼玛卿神带给我的福禄和灵气，感叹着藏族本土神灵如何进入藏传佛教寺院的包容与协调，也享受到汉族、藏族人民亲如一家的深情厚谊。2014年8月，我前往青海格尔木、昆仑山口和青海湖。1992年春节，我曾经在格尔木生活一个多月，亲身感受到了汉族和藏族民众亲如兄弟的友好关系。今天的这座浇筑着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的城市，汉族和藏族民众在这里和睦相处，共同建设着新的家园。我站在昆仑山口，真正理解了汉藏民众为什么将昆仑山尊为“万山之宗”、“龙脉之祖”。昆仑山口上风很大，经幡随风飘荡，哈达、白云和雪山组成的世界绚丽夺目而又庄严辽阔，让我倍感温暖，山口矗立的丰碑是为劈开青藏公路和守护羌塘高原牺牲的英雄建立的，无数汉族和藏族兄弟为建立汉族和藏族友谊大道献出生命，这些英雄值得汉族和藏族民众永远铭记。在西大滩，祭祀西王母的时候，我泪流满面，西王母作为文化始祖神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汉族边界。在住宿刚察县的一晚，难以入眠，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在刚察县的广场上，看到汉族和藏族兄弟手挽着手地跳着锅庄舞蹈，唱着藏族民歌，我不由自主地加入他们中间，与汉族和藏族同胞一起分享他们在圈舞中旋转带来的快乐。2015年7月，我前往海北州，前往青海湖准备羊年转湖，尽管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与藏族兄弟徒步转湖有所不同，但是我们的心是相同的，我们期盼湖神保佑是相同的。到黄南州尖扎县，我喝了清清的黄河水，感受到历史上尖扎汇纳的羌戎文化、汉文化、吐蕃文化的更替交融，品味了当代汉族、藏族、回族文化在这里和睦生存和发展。在阿琼南宗寺，千年不绝的香火让我感动。在智合寺，贝吉多杰修行的山洞仍然静静地接受着信徒朝拜，金刚崖上的天然佛像，仪态万千，宗教神秘与人间生活情趣结合得天衣无缝。昂拉千户庄园是尖扎历史上藏族头人的住地，他们为汉族和藏族友好往来默默奉献着。所有这些，是我三十年来零零星星在田野中搜寻汉族、藏族文化交流遗迹和调查汉藏民间故事讲述、传承的小小片段和瞬间。我深爱着青藏高原，深爱着藏族人民，深爱着这块浇灌汉族、藏族友谊之花的富饶的土地和英雄的土地，这种爱沁入骨髓，荡漾在心间。尽管后来在藏区乡下，我的身体总会有或多或少的高原反应，但是，每到乡下感受藏族民众的生活、品味藏族文化甘甜乳汁的冲动掩盖了身体的不适，总是在家人的嘱托和担心中走进青藏高原圣洁的山山水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牵引着我行走高原，行走在荒无人迹的古墓边，徘徊在苍茫清冽的神山圣湖旁。在林芝郎县考察列山吐蕃古墓时，一个人望着苍茫的褐色山脊，聆听着古墓旁潺潺溪水声，我的心在颤抖、在呼唤，吐蕃社会烟云仿佛回荡在列山山谷里，叱咤风云的吐蕃将领守护着这块神圣的家园。在山南琼结藏王墓考察，环抱在山谷中的麦田和沟壑，还有庙宇，构成的和谐的音符，亘古及今鸣奏着。数不清的藏王墓和文成公主墓沉睡在寂静的山谷，守护着西藏的圣洁山川，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已经很难分清楚墓里藏王的姓名，但是，过往的恢弘深深地植埋在坚实而富饶的土地上，辉煌着、灿烂着。在刚察县泉吉乡，每年青海湖“湖神”在这里享受着藏族民众的祭拜，也赐福给藏族及生活在青海湖周边的民众，我看到了七色经幡环绕下的庄严神圣。在阿琼南宗寺，我看到尼姑们拿着现代化的智能手机，我惊诧了，所有这些，无不牵引着我在高原寻觅汉族、藏族文化交流的足迹，这些博大精深的文化和不朽不屈的信仰让我折服而心生敬仰、心生感动！在写作这本著作的过程中，我的学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记得在西藏农牧学院工作期间，无数的藏族学生为我讲述家乡的故事；在华中师范大学工作的时候，我每次从家里扛着沉沉的故事资料虽说有些累，但是，心里却是甜甜的，毕竟它让学生们驰骋在汉族、藏族民间故事特殊的魅力中领略民众的智慧，品味汉族、藏族民众生活风采。这些学生主要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2008级硕士：查斌（参与“梦先生故事”写作）、欧阳治国（参与“两兄弟故事”写作）、滕小玉（参与“中山狼故事”写作）、侯利朋（参与“猫狗结怨故事”写作）、龚盼盼（参与“蛇郎故事”写作）、高艳芳（参与“二母争子故事”写作）、万艳芳（参与“木鸟故事”写作）、吴珆（参与“问三不问四故事”写作）、杜芳（参与“青蛙丈夫故事”写作），2009级的向君旭（参与“灰姑娘故事”写作）、常帅（参与“兄弟纠葛故事”写作）、王欢（参与“猫狗结怨故事”写作）、林佳焕（参与“猫狗结怨故事”写作）、魏欣（参与“生虽不能聚，死后不分离故事”写作）、陈芳（参与“乌鸦背青蛙故事”写作）、张思（参与“老鼠报恩故事”写作）、刘春燕（参与“宝石戒指故事”写作）；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2008级：张远满（参与“猫狗结仇故事”写作）、李敬儒（参与“龙女报恩故事”、“百鸟衣故事”写作）、刘洋（参与“超凡的好汉弟兄故事”写作）、王楠楠（参与“三个橘仙故事”写作）、廖筱雯（参与“猴子的心忘在家故事”写作）、赵月梅（参与“《说不完的故事》中的灵魂母题”写作）、张颖（参与“天鹅处女故事”写作）、武占红（参与“求无名故事”写作）和2013级梁姗姗（参与“小鸡崽报仇故事”写作）；民俗学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央吉卓玛（参与“史诗吟唱中的汉藏关系”写作）；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2013级研究生杨泽经（参与“断手姑娘故事”写作）等。这些同学在课堂上与我讨论，在课后寻找资料，我们一起思考着、忙碌着、幸福着。在我的指导下，我们师生共同努力撰写出一个又一个故事类型的研究成果，表达了“异文化”人对汉族、藏族文化的“深度”理解，也发现着汉族、藏族民众在共同精神领域里的生活状态。他们的解读、他们的认识，以及我对藏族文化的理解，形成了本书的部分内容，也结构成以汉族、藏族民间故事交流为中心的师生互释的知识共同体。这本著作从酝酿到成书，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刘魁立先生、刘守华先生自始至终地关心我的成长，关心这本书的进展情况，书稿定型之后，刘魁立先生不辞辛劳为本书赐来序言，在此对刘魁立先生和刘守华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这本著作的撰写，是在调查和查阅资料中不断丰富，加上手头的教学任务、研究生培养任务和科学研究任务较多，占去了我的所有精力，家里的大小事务均落在爱人王丹的身上，她不仅要照顾家庭，而且她有自己的研究和工作任务，她付出的辛劳远比我多，在此，任何语言无法表达我的歉意和谢意！感谢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课题提供的资助！感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将其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给予的肯定和鼓励。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吴柯静女士的细心、耐心和无私帮助！这本前后经历三十年的著作面世，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著作中取得的每一点进步与无数帮助过我的人分不开。当然，这本书的写作不可避免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它能为汉族、藏族民间叙事交流研究带来一些活力、提供一种角度，如果真能发挥这样的作用，那么，我想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林继富2015年11月30日27个精彩的故事，揭示汉藏文化的差异和共性，民间叙事民俗研究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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