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笔记两度引爆国人乡愁 深度了解当下中国的文化切面书中收录作者导师、著名文化学者王晓明教授于2004年以作者家乡为考察对象的纪实报告《L县见闻》。两代学人相隔十年聚焦一处 耐人寻味
本书简介：
2015年春节期间，一篇描述家乡状况尤其是中国城市化运动中的家乡的变化、名为《近年情更怯——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的演讲稿在网上迅速蹿红，转发量惊人。随之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及其背后的家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缘起于这篇网文。本书从各个不同层面向我们展示了大别山区偏僻一隅农村的“生动图景”，呈现了“作者眼中”的家乡面貌与人情冷暖。其中，《近年情更怯》《为什么我们越读书越困窘》《我们将无路可退》等篇直面家乡城市化运动中暴露出的种种尖锐问题，表达了作者的一颗赤子之心；《表哥的亲事》《母亲的初夏》《父亲的信》《二父住院记》等篇借亲情的深情描述，展示了作者的心灵困惑与美好愿景；《一位乡村教师的命运》《一个乡村公务员的自白》《单身老汉的爱情故事》《她们背着婚姻漂流》等篇通过对乡村不同人物典型故事的叙述，直观而生动地再现了“乡下”平凡人的悲欢离合与不同命运；《从梁簌溟的困境看今日的乡村动员》《为了什么去农村》《寻找乡贤》等篇对处于历史转折中的家乡何去何从，则多了几分理论的思考与探索…由于作者长期浸润在家乡的环境，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情感，加之作者特殊的身份——从偏僻农村考入大都市攻读文化学博士，专业关注的视野，城乡的巨大反差，自我的身份焦虑等所带来的强烈的内心冲突，汇聚成一种势能，通过笔端的文字，倾泻而出，这就使得作者的文字，具有了较强的感染力。
作者简介：
王磊光，湖北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方向博士在读。作品见诸《青年文学》《青春》《文学界》《天涯》等数十种刊物，并被多种报刊杂志及地方选本转载。2015年春，作者的《近年情更怯——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的演讲稿在媒体流传，引起广泛关注，时隔一年即2016年春，作者收入《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书中的其他文章，再次引爆国人乡愁，收到媒体的强烈关注。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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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情更怯
为什么我们越读书越困窘
别了家乡的板栗
我们将无路可退
表哥的亲事
母亲的初夏
父亲的信
孤独无依的人
二父住院记
一个人的生存
一位乡村教师的命运
城市鱼：她们背着婚姻漂流
目录：
： 近“年”情更怯为什么我们越读书越困窘别了家乡的板栗我们将无路可退表哥的亲事母亲的初夏父亲的信孤独无依的人二父住院记一个人的生存 一位乡村教师的命运城市鱼：她们背着婚姻漂流一个乡镇公务员的自白我们成了故乡的过客“我一辈子的苦都在这里受了”放蜂人单身老汉的爱情故事圣山垴的守望者 无声的乡村乡村动物记非正常死亡活着活着就走了无力自卫的乡村饮水史鱼事大雾山上桐花祭山乡杂记一山乡杂记二水库的黄昏 为了什么去农村从梁漱溟的困境看今日的乡村动员第一代农民工，故乡拿什么迎接你老人农业有效率吗日记与随想：关于一个新农村示范点在今天，谁来赡养乡村老人 前言呼喊，在风中（自序）
王磊光
大约是在25岁之后吧，我常常想起古书上记载的两个人。倘在孤夜里想起，又由他们想及现实中的许多人和事，竟扑扑地落下泪来。
我说的第一个人是个贵族，就是宋襄公。襄公与楚人在泓水作战，楚人渡到河心，襄公不肯出兵攻打，并说这样做就好比人家处在危险之中，你却要从背后推他一把；楚人上了岸，襄公依然要等到他们排列成阵势，鸣鼓后才进攻。可楚人并不是那么讲规则的，上了岸就开杀戒，襄公大败，且受了腿伤，第二年就去世了。
要说的第二个人是个平民，叫尾生。上古之时，原是可以自由恋爱的。尾生在桥下约会，心上的姑娘却迟迟没有出现。河里涨水了，尾生抱着桥柱不肯离去，终于被大水淹呼喊，在风中（自序） 王磊光 大约是在25岁之后吧，我常常想起古书上记载的两个人。倘在孤夜里想起，又由他们想及现实中的许多人和事，竟扑扑地落下泪来。我说的第一个人是个贵族，就是宋襄公。襄公与楚人在泓水作战，楚人渡到河心，襄公不肯出兵攻打，并说这样做就好比人家处在危险之中，你却要从背后推他一把；楚人上了岸，襄公依然要等到他们排列成阵势，鸣鼓后才进攻。可楚人并不是那么讲规则的，上了岸就开杀戒，襄公大败，且受了腿伤，第二年就去世了。要说的第二个人是个平民，叫尾生。上古之时，原是可以自由恋爱的。尾生在桥下约会，心上的姑娘却迟迟没有出现。河里涨水了，尾生抱着桥柱不肯离去，终于被大水淹死。年少的时候，也跟着大家一起对襄公、尾生极尽嘲笑，笑他们的愚蠢。但随着年岁渐长，阅世愈深，忽然在某一刻惊悟自己是多么浅薄。我们的时代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缺“傻子”。像襄公、尾生这样的“愚人”，恰恰是他们心中有秩序，有敬畏，有仁、有信，如日月高悬，坚守在人类的天空上，照耀出当下是多么猥琐和混乱。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写作的过程，也是身心还乡的过程。借用别人的话来说，谁的家乡不在沦陷？所以这种还乡是苦痛的。眼看着要成为一本书的样子，我终于不肯再多写一个字，然后便是长长的一段空落和苦闷，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候，襄公和尾生，又回到了我心上。我的内心当然是黑暗的。我写了乡村的故事，也写了我的忧愤，但我的文字却称不上“乡土挽歌”——满眼的破碎与凋零，又如何能歌？而且我也非常清楚，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构造，乡村的流逝大概是无可阻挡的。写这样一本书又如何呢？我稀里糊涂地进入家乡的内部摸索了一番，又稀里糊涂地记录着它，中途一度辍笔——因为我发现进入家乡越深，便越不知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时候，一个叫雷蒙·威廉斯的人救了我。他说：“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句话被认为是威廉斯给“文化”下的一个定义。我自然是笨拙的，在别人看来极为简单的一句话，却一直感觉甚为抽象。但当我站到乡村的大地之上，吸收着泥土的灵气，忽然明白：威廉斯大约并不是要给文化下一个众口流传的定义，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去认识文化。所以你要问我写了什么，我会说我写的是乡村生活方式的变化。梁漱溟说他那个时代乡村破败的原因在于文化失调。教化、礼俗和自力（理性），这些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历史绕了一个圈，仿佛又回到了梁漱溟的时代。“物”的败坏，尚可恢复，或者创造更新的，而“文化精神”一旦败落下去，要拯救回来，怕是难以计算时日。古人说：“礼失而求诸野。”倘“礼”在乡野也找不见了，我们又该到何处找寻？当年鲁迅先生呼吁那些已经觉醒的大人们，“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后辈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但今天的问题却是大家普遍没有了“因袭”的担子，也就没有几个人愿意去肩住黑暗的闸门了。不过，事情也还并未坏到令人窒息的地步。襄公、尾生这样有着圣贤之德的人，的确是找不见了，但在荒芜的大野上穿行之时，我还是能够看见一些令人欣慰和振奋的亮色，闪烁在乡村的暗夜里。 长久以来，对于自己的身份，我充满了迷惑。如果说我是农民，但我一直身处校园，早远离了稼穑。倘说我是知识分子，但按照世俗的标准，知识分子自然是要生活在城里，有着较好的物质条件，在利益层面能够为自己说得开一些话。显然，这些我都不具备。我不但没有在任何一个城市落下脚来，还始终脱不净乡下人的泥土气。况且，我也融不进知识界的种种小圈子，亦不喜欢“形而上”，不擅长高谈阔论，“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陶渊明说，从前那些大好光阴啊都误落在尘网中，是个大大的错误，但往日虽不可追回，未来却是可以选择的，我要归园田居。毫无疑问，我没有陶公那般勇气和境界。我要是真想着回家去种田，为祖国多生产一些粮食，我的父母一定会羞愧而死，父老乡亲的唾沫也不会饶了我。然而，这些年来，我回家的次数也的确是越来越多了。寒暑假必回去，平时有机会也一定回去。因为父母都老了，身体也不好；年过七十还种着三四家田地的大父（大伯），已咬不动稍硬的食物了；大舅的听力越来越差，走山路也越来越困难了；而身体极健壮的姑爷（姑父），已埋于黄土底下。最近，一个朋友对我说：他想回到武汉找点事做，也便于常回家看看。他家在大别山主峰脚下，回去一趟委实不容易。他曾是我极好的朋友，却在高中毕业后十几年里杳无音信，前些时日才联系上。他知道我家在哪里，曾在2008年骑摩托去找过，半路上摩托车链条断了，只好折回。后来又从网上读到我的文章，并搜到E?mail，却又不给我留任何信息。他说：“没有交集，就没有深究。”那些年他大约过得不好，四处漂泊，才有了这样的想法。这两年有好转，在一家企业当总监，每月有一万块钱的收入，但还是买不起房。聊起这么多年来对于回家的感受，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开始不想回家；后来，觉得应回家；现在，想回家。”只需要排列一下句子，他的话就是一首质朴的诗。诗是痛苦的产物，他的感受又何尝不是无数乡村子弟共同的感受呢！就在昨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醒来后梦境还异常清晰，仿佛真的经历过一般。在梦里，我与童年的伙伴到河上玩耍，走到一个浅水潭边，看见两只小龟浮在水上，见人来了亦不逃走。我们都觉得奇怪，因为这条河上已二十多年没有见过乌龟了。我们把小龟捉上来，放在水盆里。一只龟却开口说话了，说她是我的外婆，她死后，舍不得离开生前住过的塆子，就没有投胎转世，而是变作了乌龟，住在塆子旁的河里。她还说，这水潭的沙底下总共藏着五十多只龟，他们都是从古至今没有去投胎的亡灵，生前就住在附近塆子里，死后仍舍不得离开这儿。外婆享年89岁，过世已经五年多了——她在80岁的时候还要上山摘菊花，卖出的小钱舍不得用，定要留给我拿到学校做生活费。如今，外婆是一只小龟，惦记着人间的情意，整日在血地的河流上游过来又游过去。回到乡下，我常会坐在无人的山岗上眺望、倾听，我在眺望和倾听脚下的土地。慢慢地，心里头便会升起一股温暖的泉，生出一些奇怪的想法来，竟感到莫名的幸福：城市人虽然拥有这个时代，但我们乡下人却拥有一块埋人的土地。这本书的写作，大约就是这样一种归根结蒂的过程。我的乡下人的自信也随之变得越来越理直气壮了。我也更加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学院派区分开来，我对我自己说，我跟他们是不同的：今天能够在学院里扎下根来的，或者还并未扎下根来却已读到了博士的人，多半有着小康以上的家境——即便少数出身底层，也大多是在半途上就脱胎换了骨的。所以，我与他们，到底是不同的。他们绝大部分人习惯于眼睛朝上看，但我，要注目于脚下的泥土。“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然而，我又突然变得犹疑，乡下人胆小怕事的本性再次暴露：我看到一个如天马行空般的“我”，正回头注目于现实中那个渺小而窘迫的“我”。在阿富汗贫民营，一个士兵对伟大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说：“我们大声呼喊向你寻求帮助，但风把我们的话吹走了。”我写下这本书，也许同样是对着风呼喊吧。 提及这本笔记的缘起，还得从一个“媒体事件”说起。2015年春节前夕，因罗小茗老师的邀请，我在一个论坛上作了名为《近“年”情更怯》的演讲，稿子随后被媒体以《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为题发表，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2015年开春最热的一篇网文。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李又顺老师随即找到我，一开始在电话和短信中我是拒绝的，但在上海与他初次见面时便相谈甚欢，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对于文学和乡村，也有很多共通的感受和见解。就这样，我一口答应了下来。没有罗小茗老师为我创造的机缘，没有李又顺老师持续的鼓励和敦促，也就没有这样一本乡村书。早在2004年，导师王晓明教授去我的家乡L县调研，就写过一篇影响巨大的文章。十年后，我写了这样一本关于家乡的书。我的书，自然是受了老师的启发，在内容和主题上，也与老师的文章相呼应。在本书初稿完成之际，我有幸在加州大学ChristopherConnery教授的帮助下，来美国学习一段时间。中外城乡现实对比，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更新的理想，可惜这些都没有来得及写进书中。这本书，献给我的老师王晓明教授，ChristopherConnery教授；献给搞了四十年基层工作的大父，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的大舅；献给我那节衣缩食，备尝艰辛的父亲和母亲。 2015年12月9日 《中国青年报》、《世界华人周刊》、《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钱江晚报》、《澎湃新闻》、央广新闻等数十家媒体对作者都进行过跟踪报道与深度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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