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是一部研究宋代文体学的专著，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三章以文体为主题，第一章述宋代各文体的历史情况，第二章分析各文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章是五个个案研究，即上梁文、教坊乐语、青词、露布、“至宝丹”体诗。下编以文体理论为主题，四个章节，分别探讨了宋代文体批评的特征和研究类型、宋代文体分类、宋代文体学争论的核心问题，以及文体学与宏观的文化之间的联系。作者有意识地把文体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眼光开阔、思辨敏锐，结论充实可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简介：
一文体源流嬗变论文体研究，需要追源溯流。清人王兆芳云：“释源流，源取信于可考，流略举以见例，明观体之来路也。”〔清〕王兆芳《文体释》，载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6321页。在古代文体论中，关于文体渊源的讨论具有鲜明的经学色彩。“原道”“宗经”作为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础，对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表现在文体批评里，即“文源六经”说，意谓各种文体的渊源都出自儒家经典。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云：“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2页。将多种文体都导源于六经。此后，“文源六经”说遂成定论，宋人亦多秉持之。其实，诸多宋人讨论的，都是“文”的“原道”“宗经”，但因“文”的内涵宽泛，其中或多或少皆有“文体”的含义。如宋代早期的道学家孙复、石介等都发表过关于“文”的意见。如孙复《答张洞书》云：诗书礼乐大易春秋，之文也，总而谓之经者。以其终于孔子之手，尊而异之尔。斯圣人之文也。后人力薄，不克以嗣，但当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而已。或则发列圣之微旨，或则擿诸子之异端，或则发千古之未寤，或则正一时之所失，或则陈仁政之大经，或则斥功利之末术，或则扬圣人之声烈，或则写下民之愤叹，或则陈大人之去就，或则述国家之安危，必皆临事摭实，有感而作，为论，为议，为书、疏、歌、诗、赞、颂、箴、辞、铭、解、说之类，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宋〕孙复《孙明复小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173—174页。这是说所有文皆归于道、统于经，以阐发圣人之旨为根本。细细体味，“文”中显然包含“文体”之意。略有可取者，指出文体写作应该“临事摭实，有感而作”，而且他把歌、诗等文体也包括在“原道”“宗经”的范畴之内，故不宜一笔抹煞。石介的《上蔡副枢密书》以纲常礼教等套用到“文”上，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对“文体”不同层面和维度的阐释：故两仪，文之体也；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九畴，文之教也；道德，文之本也；礼乐，文之饰也；孝悌，文之美也；功业，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纲也；号令，文之声也。圣人职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宋〕石介《石徂徕集》卷之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12页。虽然石介的论说道学色彩浓厚，令人感到牵强附会，但他把“文”分出那么多层面，这对后来解说细辨文体的结构层次，无疑有或多或少的启发。南宋陈骙《文则》卷上云：大抵文士题命篇章，悉有所本。自孔子为《书》作序（孔子《书》序，总为一篇，孔安国各分系之篇目），文遂有序；自孔子为《易》说卦，文遂有说（柳宗元《天说》之类）；自有《曾子问》《哀公问》之类，文遂有问（屈原《天问》之类）；自有《考工记》《学记》之类，文遂有记；自有《经解》《王言解》之类（《王言解》见《家语》），文遂有解（韩愈《进学解》之类）；自有《辩政》《辩物》之类（二辩见《家语》），文遂有辩（宋玉《九辩》之类）；自有《乐论》《礼论》之类（二论见《荀子》），文遂有论（贾谊《过秦论》之类）；自有《大传》《间传》之类（二传见《礼记》），文遂有传。〔宋〕陈骙著，刘彦成注释《文则注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陈氏把序、说、问、记、解、辩、论、传诸种文体的渊源都上溯到儒家经典，如果考虑先秦为古代文章的形成期，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南宋张炎为给词争地位，也把词的源头归于儒家经典，其《词源》序认为：“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宋〕张炎著，夏承焘校注《词源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其实类似观点有较大的盲目性，一味把各种文体的源头导向经学，不过是为了显示儒家经典涵天盖地的巨大影响力。古人只考虑为文体寻出了高贵出身，却未意识到在文体渊源上单纯尊经的牵强附会，很多情况下并不能自圆其说。有源必有流。文体的嬗变演进论在宋代文体批评中也多有论列。如严羽的《沧浪诗话·诗体》就关注了诗歌的流变过程，并对几种诗体的初始作出说明：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五言起于李陵、苏武（或云枚乘）；七言起于汉武柏梁；四言起于汉楚王傅韦孟；六言起于汉司农谷永；三言起于晋夏侯湛；九言起于高贵乡公。〔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第48页。严羽论诗体流变，简明扼要，看出他对诗体发展的精熟，但对几种诗体的起源创始说，则多不可信。宋代王铚《四六话》对于本朝四六文的源流作了专门的研究，为最早的骈体文话。其书序言云：“赋之兴远矣。唐天宝十二载，始诏举人策问外试诗赋各一首，自此八韵律赋始盛。……世所谓笺、题、表、启，号为四六者，皆诗赋之苗裔也。”〔宋〕王铚《四六话》，载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5—6页。指出律赋因科举考试而兴盛，并认为四六的本原是诗赋。四六骈文的主要特点是语言对偶、句式整齐、声韵和谐、使事用典和辞采华丽，这些文体特征的形成与诗、赋关系密切，故而王铚的四六源出诗赋论是切中肯綮的。宋代另一部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原序》亦对四六文流变有所描述：三代两汉以前，训诰、誓命、诏策、书疏，无骈俪粘缀，温润尔雅。先唐以还，四六始盛，大概取便于宣读。本朝自欧阳文忠、王舒国叙事之外，自为文章，制作混成，一洗西昆磔裂烦碎之体。厥后学之者，益以众多。况朝廷以此取士，名为博学宏词，而内外两制用之。四六之艺，咸曰大矣。下至往来笺记启状，皆有定式，故谓之应用，四方一律，可不习知？〔宋〕谢伋《四六谈麈》，载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33页。四六在宋代兴起实非偶然，既涉及欧阳修等文体大家对骈文进行艺术改造，又有科举考试的关系，再加上朝廷内外的应用文字都用四六，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骈文在宋代的新变发展。
作者简介：
谷曙光，男，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是唐宋诗学、文体学和古典戏曲，以及民国时期的教育史与学术史。主要著作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等。
目录：
序（傅璇琮）
自序
导论
上编
第一章宋代：文备众体的时代
第一节文体嬗变与观照宋代文体的三个视角
第二节承袭前代而续有发展的文体
第三节文体间交叉影响而产生变异的文体
第四节新创孳乳文体举要
第二章宋代文体系统与文体关系研究
目录：
，我由是释然，无复疑虑。此书可谓是对断代文体学研究范式的一种新探索。曙光君的处理是宏观与微观结合、综括与辨析并重，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显得颇为游刃有余。全书导论、上编第二章和下编第四章，都属理论方面的宏观综括性章节，也是迭出新意，见出功力的重点章节。宋代文体系统与关系一章，从纵、横两条线，梳理宋代文体的多元并存格局，纵向方面，指出词是宋代一代之所胜；横向方面，宋代又是以散文为中心的时代。这一章重点论证了宋代文体以散文为枢纽，显出四通八达的变化。我以为，这是宋代文学、文体研究中的大问题。此前，除前辈学者胡小石论及外，无人做深入的研讨。曙光君知难而进，对此做出历史稽考和理论分析，尤其在深入探寻散文何以成为宋代中心文体时，基于“文体构成素”之分析，论证散文类同宋代文体系统中之“自由人”，其见解特具创新之功。这一问题实应引起宋代文学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其书论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一章，也是时见新意的。作者从何为宋代文体学核心问题谈起，到宋代本色理论与破体实践的错位和纠葛，再到宋代文学巨匠借破体开辟文学新貌，破体与诗论中之“活法”关系，以及本色与破体的宋代文学史意义等，材料翔实，思路清晰，层层推进，论证得力，从整体上提升了本书的理论层次。通常，文学史以人为纲，以时为序，较多平面化的叙述，缺少的，恰恰是通过对文体流变的研究，进而对文学史相关问题进行宏观思辨性的观照。我以为，这是比较精彩的两个章节，不啻将当前的宋代文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曙光君的新著，我不但早就全部通览，而且其中的部分篇章，在修改成论文发表前，我也是“第一读者”。曙光君很信任我，在发表前，往往恳切地请我提意见。在论文修改充实的过程中，我充分感受到曙光君对学术的热爱和钻研的执著。这里试举数例，说明曙光君思考的深入和见解的新颖。单一文体研究方面，书中的露布、教坊乐语、青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篇章，诸节以文体形态和功能为核心，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讨文体，关注古代的政治军事、礼乐制度、宗教民俗等赋予文体的特殊文化意蕴。其中对唐宋露布流变的梳理和文学价值的分析，颇具功力，不人云亦云，纠正了学术界长久以来的讹误；对教坊乐语的概念辨析、体制分析等，钩玄提要，亦有见解心得；从道教青词的“诚”字入手，探讨古代文人心态，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上述个案研究，不论从持论的眼光，还是断事的态度，抑或行文用语，都显出相当好的学术素养，读来使人有落英缤纷之感。我想，如果不是笃志读书，细心涵泳，是很难发现问题，并有所创发的。此书有意识地把文体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表现出作者开阔而敏锐的思辨能力。如“以论为记”与宋代古文革新一节，专门考察宋代记体文的变化出新。记体向以叙事为本，宋人以议论为记，让记体开疆拓土，得以极变化之能事。论述至此，似乎也可以了。但作者又荡开一笔，将“以论为记”作为视窗，上升到宋代古文革新的层面，从文学史的高度论述其意义，这对我们认识某一文体的创新与整个文坛的变革，点与面、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无疑具有启发意义。附录中韩、柳骈文和中唐骈散互融问题一文，其反复修改过程，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早在两年前，吴小如先生和我就看过初稿，原本是单写韩愈骈文。我提出建议，希望论文以韩愈为主，加强对中唐骈散关系的论述，以提升论文的品质。曙光君虚心接受，先后数易其稿。后来，曙光君的论文被学术期刊接受，很快就要发表出来。出于慎重，他再一次请我提意见。鉴于其中所引文献论据皆“韩柳”并称，于是我又向曙光君提出修改建议，可否合论韩、柳两家骈文，再阐发中唐骈散交融之趋势，这样论文会更立体丰满。曙光君不惮烦琐，又细细研读柳宗元骈文，对论文进行改写、充实、增删、完善。原本两万多字的论文，在增写柳宗元后，发表时字数反而删到了一万六千字。其人可谓不厌其烦，其文则日渐精微。学术文章需要反复打磨，在修改论文方面，即可看出曙光君对学术的坚毅和耐心。这部书稿，读起来并不费力。曙光君的文字洗炼，在用词用语上，有时还让我感到典雅考究。这在青年学者中，也是难得的。我想，撰写学术著作，岂是易事，亦如同精雕细琢一件艺术品。有时想法很好，但如短于表达，岂不成问题。学术著作首先要让人能读下去，而曙光君的这本书不但让我读进去了，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学术享受。其中历史的考察、理论的思考，让此书具有了一种综括一代文体、文学的宏观视野，进入到一个较高的学术层面，启迪读者的深切思考。如果要给这本著作提点不足和意见，那就是其中的文体个案研究，尚嫌薄弱。就目前的文体个案研究而言，此书是遴选了几种代表性的文体。然而，宋代的文体何其繁富，诸如主流文体、新出现的文体、被淘汰的文体，如能分类多研究一些，有了一定量的积累后，再进行理论的思考和概括，似更能有的放矢，让此书显出水到渠成之感。当然，局外人提意见总是容易的，而贯彻到具体的研究中，却不一定适合。尤其现有的文体个案研究，非常深入细腻，篇篇有新意，如果循此标准做下去，似又有“俟河之清”之遥遥无期感矣。我与曙光君相识，始于2001年，那年春天，我应著名学者刘学锴、余恕诚二位教授的邀请，到安徽师范大学参加中国诗学研讨会。在大会开幕式上，我做了即席发言，就新世纪中国诗学研究谈了几点意见。会后，余恕诚教授告诉我，他已安排学生将我的大会发言整理出来，请我过目，并希望发表在该校学报。我通读了整理稿，感到整理者水平不错。盖我事先未准备讲稿，乃即席发言，而我平素又讷于言，讲得不免凌乱。整理者却既忠实于我所讲，又遵照我的原意略加发挥，修饰润色，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整理者不是别人，正是曙光君。记得那次学术会议后，安排学术考察，余恕诚教授特意嘱咐曙光君在路上照顾我。这个年轻人风度翩翩，谦逊有礼。有了文字和当面交流两层关系，我便记住了他的名字。那时，他正跟随刘学锴、余恕诚二位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曙光君的硕士论文《韩愈诗歌北宋接受研究》完成后，曾寄给我征求意见。我觉得很扎实，有些地方议论“老气横秋”，甚至感觉不像出于一个二十余岁的年轻人之手，令我对他刮目相看。后来他把硕士论文加工增订，付梓出版。硕士论文能够出版专著，这在今天，也是比较少见的。我曾听到韩愈研究会会长张清华先生，当面夸赞曙光君的著作。曙光君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我们偶在学术会议上见面，他依然是那么彬彬有礼。曙光君拿到博士学位后，进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教。凑巧的是，我也被荣幸地聘为国学院的学术委员和特聘教授。于是我们“一老一小”，开始了一段共事之缘。那几年，我偶为国学院诸生讲座，已经是教师的曙光君却来认真旁听。学术期刊《文艺研究》开设名家访谈栏目，请他约我访谈。记得2008年冬，利用一次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会的机会，我们先共进晚餐，边吃边聊，之后再到房间畅谈，很愉快地完成了访谈。后来曙光君整理的访谈稿，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为题，发表在2009年第3期《文艺研究》上。他将陈寅恪评价王国维的话，转用于我身上。对于曙光君的谬赞，我愧不敢当。发表时，曙光君用了笔名，我问他为何不用本名。他表示，虽然与我很熟，但只能算作私淑弟子，他又年轻，本无资格对我访谈，故不是最佳人选。如用真名，怕有故意借重之嫌。我闻听后，感到曙光君的淡泊诚恳。在国学院担任特聘教授的这些年，我对几件事印象深刻。2011年的暑期，国文教研室组织到大连召开课程与教材建设研讨会。曙光君那时是教研室主任，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同去。我去过许多地方，但偏偏没有到过大连，于是欣然同意。大连会议参访的那几天，我与国学院古典文学诸位同仁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颇感心情舒畅。在旅途的火车上，在大连的星海广场、棒棰岛海滨、旅顺博物馆、白玉山日俄战争遗址等地，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因要参加中央文史馆的会议，我需提前一天离开，于是同事们先行送我到机场，嘱咐我小心安全，大家依依话别。我一个人慢慢走到候机区域，买了一瓶饮料，坐在那里等着登机。突然，我熟悉的高大的曙光君出现在我的面前，令我很是惊诧，一时怀疑自己的眼睛。他一脸认真地告知，看到我踽踽独行的背影，同事们深感不放心，于是他立刻买了机票赶来，要护送我一程。我听后大为感动，不知说什么好。当晚顺利抵京，曙光君又把我一路送回六里桥寓所。这次大连之行，是我多年来非常愉快和难忘的一次旅程。2013年元旦前后，国学院特意为我八十寿辰举办了祝寿会。事先告知时，我坚辞不获，只得勉从众议。在国学院工作的这些年，我颇感身心怡悦，特别是我指导的学生，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与“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我晚年是为快事。学院赠送给我一方很好的印章作为礼物，还拟了一幅寿联，请学生书写送给我，以彰显师生同事之谊。文辞是“文如秋水涵空照，情作春泥护晚花”，我很喜欢。后来得知，这是曙光君的手笔。祝寿会后，又是曙光君送我回家。那几天北京大雪，路面湿滑，我本不愿他送。但下了出租车，走到我家门口，一段不长的路，竟然全结了光滑锃亮的坚冰。曙光君搀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把我送上楼。事后我想，如不是他送，这短短的一百米，我真没办法走过去。这些年，在国学院的许多琐事，都麻烦曙光君。他那么耐心，对我多有照拂。年纪大了，难免怀旧。因往事萦怀，借为曙光君之新著作序，我拉杂写下这些竹头木屑，不过是雪泥鸿爪之意罢了。2014年8月，我多年的挚友余恕诚教授在京逝世。我因在病中，并不知情，还是曙光君通知了我，我一时在电话中哽咽，让他代我向家属致哀悼之意。放下电话，更觉心中隐隐作痛，不禁想到李义山《哭刘》“黄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诸句……我们这一代学者，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是规律，无法逆转。三十余年来，我为学界、出版界友人先后撰写了上百篇序言，其中有比我年长者，也有年岁差不多的平辈，更多的是中青年学者。但是曙光君这一篇，确乎情感不同。我觉得曙光君在青年学者中，对我的治学经历和路数是相当熟悉的，堪称我的学术知音；而我对他十几年来的成长，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中。这部宋代文体研究专著，体现出一个青年学者的开拓胸襟和探索精神。学术事业需要薪火相传，尤其是文史哲等传统学科，更加讲究师承传授。毫无疑问，为人和为学两方面都很秀颖的曙光君，在青年一代中有厚望焉。我诚恳地期待，更多富有学术朝气的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理想远大，或为孔门之颜回、曾参，或为南岳下之马祖道一，别有生发，能自树立，将中华文化视同性命，以良知传往圣先贤之绝学，以妙笔阐华夏文明之辉光。 2014年6月初搞2015年9月改订 自序 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是“各美其美”的不同文学体系，而中国古代文体学与西方文体学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巨大差异。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大文学”“泛文学”“杂文学”观念相匹配，中国古代文体的内涵和外延也特别丰富，具有复杂性、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的显著特色，呈现为一种立体交织的网状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文体形态和功能嬗递演进的历史。从文体的角度研究古代文学，有着极大的学术空间和良好的发展愿景。笔者认为，古代文体文献史料是文体学研究的学术资源和基石，而文体研究和文体理论研究则是文体学的两翼。成熟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应该以文献史料为基础，努力把文体和文体批评研究有机地融通结合起来。宋代文明，在中国古代社会空前绝后。北宋熙宁间人李清臣说：“朝廷文明，不愧三代汉唐。”〔宋〕李清臣《欧阳文忠公谥议》，载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一百三十五，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804页。现代陈寅恪亦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陈寅恪《赠蒋秉南序》，载《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2页。宋代是具有近代指向意义的“近古”的开端，两宋三百年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鼎盛时期。从文体的角度研究宋代文学和文化，无疑是耐人追寻的新鲜话题。作为一种断代文体学的研究尝试，本书旨在深入探究中国两宋时期的文体形态、文体嬗变、文体系统、文体理论，通过文体这一研究路径，审视宋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以期开辟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研究的新领域，对文体学研究本身而言，也期待得出富有理论价值的新见解。本书立足于文学本位，以文体为关注核心，注意用史学思维从宏观、微观两方面观照研讨宋代文体学中的诸多问题。本书分为上、下两编，拟对宋代文体学展开综合的、立体的研究。上编以宋代文体及其形态、关系为研究中心，下编关注宋代文体理论和宋代文体学的文化背景，贯穿上、下编的是一种“史”的学术意识和文化学的视角。全书的两大关键词是贯通与驾驭。上编第一章概述宋代文体发展的基本情况，把宋代定义成文学史上一个文备众体的时代。从文体的生成和嬗变方式的角度，将宋代文体大致分为承袭前代而续有发展的文体、文体间交叉影响而产生变异的文体和新创孳乳文体三种形态加以述略，以立体解剖图的形式描述宋代文体，指出宋代是雅俗文化嬗替更迭的一个节点。第二章探讨宋代文体系统和文体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主要选择了纵与横两个视角。从纵向的文学发展史来看，宋代的“一代之文学”无疑是词，但词在其时并非一枝独秀，而是与其它多种文体并立共存，相互间碰撞、融通，乃至竞争。从横向来审视宋代诸种文体，散文无疑是众多文体间的纽带和轴心，而且散文是宋代最大的文体族群。宋代文学、文体以散文为中心而显出四通八达的变化。本书特别指出，历史上在某个朝代登峰造极的文体与一个朝代的核心文体，不是一回事。可以相同，也可能不一样。文体系统处在永不止息的运动状态，纵横交错、多元并存是宋代文体系统的存在格局。第三章文体个案研讨，关注数种宋代文体的“原生状态”。有意选择了露布、乐语、青词、上梁文等几种实用性文体，梳理流变，辨析考订，尝鼎一脔。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这些相对“冷僻”的文体，不是为了所谓“填补学术空白”，而是欲从文体研究本身出发，以文化学视角，考察文体怎样承载古代文化，而古代的政治军事、礼乐制度、宗教民俗等又如何微妙地影响、映射文体的功能和流变。故本章的文体研究秉持的是一种“文化文体学”的研究路径。同时尝试从单一文体研究中，归纳宋代文体嬗变的一般规律。下编第一章描述宋代文体批评的概况，尝试总结一代文体批评的特征，并把宋代文体批评的类型分为源流嬗变论、释名章义论、体制规范论、异同辨析论和风格鉴赏论五种。第二章对宋代文体分类作了述评研究。按分类主体身份的不同，先后叙述文选家的分类、文论家的分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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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的分类；然后再辨析分类的多元标准，评骘各家分类的得失；最后揭橥宋代文体分类的深层意义。此章指出宋代文体分类关乎骈散，其总趋势是斟酌于辨异细化与宏观综括之间。第三章从文体学视角审视宋代的三桩著名文学公案：“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和“以论为记”。鉴于前二者研讨较多，遂重点关注“以论为记”，并将文体研究上升到文学史研究的理论层面，指出“以论为记”的实质乃为宋代古文革新开辟道路。第四章在前一章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研究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根据文献的梳理和文体创作的实践，首先推断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是本色理论和破体实践的相逆相济、相反相成。继而系统梳理了宋代文献中针锋相对的文体本色论和破体相参论，指出宋人在理论上的困惑和矛盾。更耐人寻味的，是宋人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但宋代作家的破体实践有力证明了“能废前法者乃为雄”，宋代最擅长驾驭文体的，是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巨匠，他们“遍悟文体”，雄辩地说明：破体相参以求得文体的新变发展实是中国文学演进的一条重要规律。而对待本色和破体的辩证态度，应是“大体须有，定体则无”。此章还注意到宋代的破体相参和诗学中的“活法”说有着不易察觉的内在联系，研究了破体相参的类型、限度和意义。最后剖析了本色与破体存在的文化背景，阐发了这一问题的宋代文学史意义。第五章从文化学视角观照宋代文体学，指出融会贯通的宋型文化对宋代文体格局的深刻影响。宋代是由“钞本”过渡到“刻本”的时代。宋人看到的文献远比前人丰富，掌握、运用、创新文体也更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最后再把宋代文体学放到整个古代文体学的发展历程中进行一番审视，从语言与文体的关系、雅俗之辨和古今之变三方面，论证作为拐点的两宋文体学的地位、价值和意义。以宋代为渠道，从中亦可窥察古代文体学的发展规律和民族特色。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从文学、文化视角研讨古代文体。古代文体繁琐细碎，有纯文学文体，也有大量的应用性文体。有的文学文体兼具应用性，而应用性文体富含文学色彩的也不少见。文学性是古今各种文体广为传诵的重要原因，大量的公牍和日常应用文虽然更讲究体制程式，但亦是依赖其文学色彩、审美意味而流传后世。这是中国古代文体的鲜明特色。故刘宣阁谓：“治公牍文字，必致力于公牍文学。”刘宣阁《公牍文研究》，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2页。又说：“学者治公牍文，宜以文学之修养为蕲向，而不拘泥于体例格式，受其束缚。”刘宣阁《公牍文研究》，第6页。由此言之，即便以文学为本位研究文体，亦不能忽视古代大量的公牍和日常应用文。总之，情况错综复杂，难以备述。笔者认为，不管何种文体，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有感发审美的意趣，且与宋代文学研究有关联，都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故本书秉持的，是一种从古代文体原生态出发的研究思路。当然，笔者也不是要把文体与文学的研究等同起来，两者的差异还是显著的。本书研讨的一个关键词是文体之“变”，文体的变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宋代文体的“变”尤有特色，尤具意义。因此，考量文体，切不可以“一潭死水”视之。文体“不是理性所能框定的轨道、规则或同一性，它充满不确定、非约定、多中心、偶然性，它是开放、波动、含混而充满感受的”李泽厚《哲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这句话原本是哲学家李泽厚在讨论哲学上的认识论，笔者却把它“移花接木”，用到了文体上，而且觉得很合适，甚具启迪意义。文体的开放性、伸缩性、模糊性，的确难以把握，难以难说。而本书重点研究的——宋代文体的系统、关系，文体流变的规律，本色和破体等，就着眼于文体的变与不变，小变与大变，渐变与突变，成功之变与失败之变。如果画一幅动态的宋代文体运行图，那诸种文体就像流动的气象卫星云图一般，呈现出风云飘忽、变幻莫测的特点。真是此中妙处，难与君说。文体一般都有体制机制，具备特定的结构和功能，其运行规律较为机械。然而，运用文体之“人”，却是既讲规则，又有策略的，何况规则亦由人所设计制定！加之人的创造力无比旺盛，运用文体之人既可以设计新规则，又能颠覆旧机制，实在是文体变迁的最大原动力。尤其是那些创造力极为雄强的大家，如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辛弃疾等，驾驭、控制和改造文体的能力特别强，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展文体的疆域，文体的结构和功能在他们手上得到灵活的调整和巧妙的运用。以往的研究多就文体研究文体，而本书则特别强调创制并驾驭文体的“人”，“人”才是文体研究的核心。舍“人”而大谈文体，实有无的放矢之空谈嫌疑。因此，作者特别标举了“驾驭”一词，将之作为全书的两个关键词之一。此外，附录部分的《论韩、柳的骈文写作与中唐骈散互融的新趋势》，其实是唐宋文体学研究的一大问题，因与本书论题密切攸关，故而收录。中唐到北宋，为我国文学史之一大分野。清人叶燮云：“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清〕叶燮《百家唐诗序》，载《已畦集》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4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81—82页。可谓精辟之论。韩愈、柳宗元虽是古文泰斗，但兼擅骈偶之作。韩、柳的骈文与古文的参体互融现象显著，其文奇偶相间、单复并用，树立了或瑰伟奇丽、或卓荦精致的文章新风貌。骈散融合成为推动中唐到北宋文学新变的重要趋势。宋人在处理骈散关系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韩、柳，但显然比韩、柳还要通脱达观，故而更为成功。宋代的散体古文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并占据宋代文体格局的中心位置；宋代的四六以“古文气格行之”，呈现新的面貌和风格，凡此种种，皆与中唐以来的骈散互融趋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故骈散交融实为宋代文体学一大关键，而此文可视为宋代文体研究之“先导”矣。宋代文体方面的诸多问题，都在韩、柳身上肇端，宋人则推其波而扬其澜，极创新变化之能事。纵观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不妨把宋代文体学定位为古代文体学演进中一个承上启下的拐点时期。宋代文备众体，各种文体都获得较充分的发展空间。文学文体方面，承袭前代的诗、文、词三足鼎立，其中诗、文另辟蹊径，词姹紫嫣红。新兴孳乳的戏曲、小说也崭露头角、一试身手。公牍应用文体方面，作手多，名篇富，品类齐，可算得古代应用文发展史上登峰造极的时期。因此宋代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嬗变的转折点。作为古代文体论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宋代文体批评以辨体为核心，多层面、多角度地参互考寻、铨择评量，提升了文体研究的理论水平，并对明、清两代的文体理论有重要影响。宋人的文体实践和文体理论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这在整个中国文体、文学史上都是非常突出的。研究宋代文体学，应该得出一点基本的结论，或者说凝炼出一些可资借鉴的“精华”。笔者以为，应充分论证和发掘宋代文体学的“拐点”意义。“拐点”本是高等数学中的概念，借鉴到文体研究领域，特指宋代文体学呈现出的变革性的增量空间。宋代文体和文学之所以能有较好的发展和成就，取决于三大因素，即宋代整体上融会贯通的文化环境，宋人整合驾驭文体的超卓能力，宋代诸文体参酌互用、借体求新的开放系统，三者缺一不可。盖环境、人、系统三者错综为用，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文体、文学的演进和新变。当然，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人，人是既讲规则，又有策略的动物，而文体亦具有可松可紧的结构和功能。人之驾驭文体，实乃文体获得发展的最大原动力。这个结论，或许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体书写，亦具有古为今鉴的价值和意义。如果对照古今，查找差异，今之文化环境如何？今之文体系统如何？今人驾驭文体的能力又如何？当代的文学创作、文体书写，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文体——文学——文化，形态——理论——规律，范式——系统——环境，这是本书秉持的研究理念，也是贯穿全书的内在线索。虽未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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