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权威。巴金亲自审定、编选。把它当作自己的“后事”之一进行安排。二、珍贵。巴金诞辰110周年之际，巴老后人特别授权出版。三、精编。内容编排、文字修订、版式设计全面回归32年前巴老亲自指导授权版本，适当修订错、废不用的少数文字，阅读更加流畅。四、稀有。
本书简介：
本书是《巴金选集》第六卷，收录巴金的两部小说《第四病室》和《寒夜》。前者以一个病人的十八天日记，体现了战时大后方的众生相。《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
作者简介：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被誉为中国的“一代文学巨匠”、“语言大师”。巴金早年受五四文学思潮洗礼，追求民主、平等，追求光明、正义，毕其终生从事文学创作。其作品大多以进步的知识青年为主人公，暴露旧制度、旧道德的罪恶，歌颂反抗和光明，艺术风格明朗、炽热、流畅。主要作品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以及《寒夜》《憩园》《随想录》等，其作品被翻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传播。前言小引
一
巴金先生：
你大概已经忘记了我罢。可是我却记得你。去年五月下旬的某一天我在公园里跟你见过一面。由朋友张君的介绍，我和你谈过二十多分钟的话。当时我曾告诉你，我新从一家医小引 一巴金先生：你大概已经忘记了我罢。可是我却记得你。去年五月下旬的某一天我在公园里跟你见过一面。由朋友张君的介绍，我和你谈过二十多分钟的话。当时我曾告诉你，我新从一家医院出来，又要到另一家医院去。你问我去治什么病，我答说割胆囊。你说，这也是一种生活经验，不妨写下来。我说，我想试一下，要是写成功，一定请你替我看一遍。你没有表示拒绝。在医院中我真的开始写起日记来，后来却中断了。那自然是开刀后的事。不过出院后住在某父执的家中我又凭着记忆补足了它。但是我并没有敢把我这草率的“病中日记”寄给你看，一则我知道你忙，二则我不知道在桂林大火后你逃到了什么地方（我记得那天你说过你要回桂林去）。直到桂柳沦陷后，我读到你的新著《憩园》时，我才知道你又回到了四川，而且还继续做你的“发掘人心”的工作。因此我想起了我那本尘封了的“病中日记”。我找出它来重读一遍，我觉得它虽然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以供世人阅读，但是对于像你这样愿意了解人心的人，它也许有点用处。我决定把它寄给你看。不过原稿十八章字数过多，我不想多耗费你的时间，我删去其中的一部分，留存十章，算是一个整数。我没有抄下副稿。我把原稿寄给你，让你自由处置。然而有两件事情我还得向你“添说”。我用了“添说”两字，因为那是我无法在‘日记”中叙述，而又必须让你知道的。一、到今天我还没有打听到杨大夫（杨木华大夫）的下落。我不知道她究竟到过衡阳没有。医院方面得过她去年六月二十二日到柳州的电报，但那是在衡阳被围攻了两星期之后才收到的。那便是她的最后的信息了。我问过好些从衡阳一带逃难出来的人，都答说不知道这样一个人，他们在路上没有遇见过她。二、给朱云标母亲的信，我至今未写，因为我没有问到她的通信处。我到××坡××器材库去找过朱云标的同事、同乡和朋友。奇怪，他们都说不知道。（下略）陆怀民1945年2月贵阳二怀民先生：（上略）“病中日记”我决定交给书局出版。我想用《第四病室》作书名。“日记”写得不怎么好，不过跟那些拿女人身上的任何一部分来变戏法的艳字派小说相比却高明多了。在这纸张缺乏的时期中，我们多耗费一些印书纸，使色情读物的产量减少一分，让我们的兄弟子侄多得到一点新鲜空气呼吸，我们也算是报答了父母养育之恩，或者照另一些人的说法，是积了阴德了。最近我听见一个从湘桂逃难出来的朋友说，去年八月金城江大爆炸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姓杨的女大夫非常勇敢而热心地帮忙抢救受难的人，有人说她后来受了伤，又有人说她同全家的人坐火车由柳州到金城江，列车停在站上，她一个人下车去买食物，她回来时列车被炸着火了。她紧张地奔走，帮忙抢救车上的人。可是她的亲人并没有能够救出来。她本人后来也不见了。她可能保全了性命，也可能死在连续三小时的大爆炸中。据说那个杨大夫是一位浓发大眼的豪爽小姐。不过你可不要相信她就是杨木华大夫。因为姓杨的小姐在中国不知有多少，姓杨的女大夫自然也很多，浓发大眼的豪爽的小姐更是我们常见的了。况且我那个朋友并没有说过她的名字就是木华。他根本就不知道她的名字。最近有个朋友从成都来，他才从××医院出来不久，他在那里遇见过一位姓杨的女大夫，也是浓发大眼的小姐，也是衡阳人，不过她的额上有块小伤疤，她的名字并不是“木华”，她叫“再生”。可能是杨木华大夫改了名字，也可能是我的朋友见到了另一个人。总之，我们还可以继续打听杨木华大夫的消息。收到你的“日记”的时候（它在路上走了四个月），我一个朋友刚刚害霍乱死去，这里的卫生局长（用我们家乡的土话解释，他倒是名符其实的“卫生”局长了）还负责宣言并未发现霍乱。今天在人死了数百（至少有数百吧）而局长也居然“发现”了霍乱之后，我还看见苍蝇叮着的剖开的西瓜一块一块摆在街头摊上引诱那些流汗的下力人，停车站旁边人们大声叫卖冰糕，咖啡店中干净的桌子上，客人安闲地把一碟一碟的刨冰倾在泗瓜水杯子里，无怪乎盟国的使节也染到了虎疫。住在这里，人好像站在危崖的边缘，生命是没有一点保障的。要是我看不到你的日记印出就死去的话，请你为我谢谢我们的卫生局长，因为这是托了他的福，他间接地帮助多数平民早升天国，将来历史会感激地记载他的名字。 巴金1945年7月重庆第一章6月1日（星期四）下午一点钟我搬到医院里来了。一个看护拿着一块牌子引我到三等病房去。我跟着她从登记处出来，顺着一条石板铺的路，穿过两道门，拐了三个弯，走进一个小小的院子。看护是一个高身材的少女，腿长，脚步下得急，这条路不用说是她走惯了的。我却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这天上午落过一阵雨，石板还有点滑，我不惯走这种路，何况右手还提着一大包衣物，我差一点跟不上她了。看见这个小院子，我放心地吐了一口气，我想应该是这里了。那个大房间的黑漆门上挂着“第四病室”的木牌。院子里有一丛芭蕉和十多株芍药。 看护沿着石板路走进第四病室去了。我跟在她后面。 跨进那道两寸多高的门槛以后，我得到第一个印象：到处都是床和人。正对着门有一张条桌，桌上放了一堆纸件、钢笔和墨水。我跟着看护走到条桌前面，她把我介绍给坐在那里的一位穿蓝色旗袍、烫头发的中年女人，她称她做“汪小姐”，把手里的牌子交给她，就匆匆地转身走了。 汪小姐站起来，一面看牌子，一面问我：“陆先生胆囊发炎？”我答道：“是。”她又问：“陆先生自己带铺盖来吗？”我答道：“没有。”她便解释地说：“这里铺盖少，病人多，洗得不勤，不大干净。自己带铺盖来，好一点。”我说：“我以前不晓得。”我心里倒想：“住在医院里，还怕什么不干净！” 她不再问什么了，就指着右边角落里一张空床铺对我说：“床已经铺好了，就是第五床，请过去休息罢。”她微微一笑，便把头掉开了。 我抱着我的一包衣物，穿过病床中间窄小的过道，走向她指给我的那张病床。第五号，一块黑底白字的洋铁号牌挂在床头白粉墙上，不会让人看错。好几双陌生的眼睛把我一直送到第五号病床。 床上铺着白布被单，是新近洗过的，不过上面还留着一块饭碗口一般大的黄色药迹。这使我想起了汪小姐的话。床头靠着墙，左面挨近第六号病床，右边靠近第四号，不过中间各有一条过道，各隔着一个小小的方木柜，那是靠着床头白粉墙安放的。左边柜上放着两个吐痰的杯子和两把茶壶，显然是给我们两个人分用的，第六床的柜子被铁架占去了。方柜下面有门，里面分两隔，全空着，可以存放我带来的衣物。床下有一个方凳，凳上放着一把起了一点儿锈的便壶。 我不需要别人给我解释，便知道在我住院的期间，我可以自由使用的东西就只有这么一点儿。我再看脚下，这是一片阴湿、污黑、不十分平坦的土地；我又往上看，上面没有天花板，屋顶相当高，两边墙上各有两堵通气的高窗，两边木壁上各有两排可以撑起、放下的格子窗，糊窗的白皮纸破了，就不曾重糊，现在成了麻雀来往的航路。这间病房比尤大夫家的病室差得太多。不过它并没有使我失望。这是三等病房，每天只收三十元住院费，即使连伙食费连普通医药费都算在内，比起最下等的旅馆最坏的房间也便宜些。在这里住上两个月，我负担得起它的全部费用。所以我感谢尤大夫把我介绍到这个医院来。 我把衣包放在床上，打开它，拿出肥皂、牙膏、牙刷放在柜上，把脸帕挂在脸帕架上（柜子的一边钉得有一个脸帕架），把别的衣物塞在柜子里面。柜子并不大，不过我带来的东西也不多。 做了这些事情以后，我感到了一点儿疲倦。我觉得头发晕，想躺下来休息。我便脱下学生服折好，放在枕头底下，把枕头垫得高高的；我穿着绒线衫睡在被窝里，一面随意地看我的四周。那些病床，那些病人，那些陌生的面孔，那些新奇的声音渐渐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这一排一共有四张床，号码是从四到七，都是床头靠着白粉墙的。在我的脚下是第十二床，床头朝着我的脚，它的左边也有一张床，那是第十一号，每张床的右边靠近床头都有一个放东西的方木柜。 我正在这样地移动我的眼光，忽然一个不熟悉的声音从我的左面送过来。 “先生，请吃饼干。” 我惊讶地侧过头去看。说话的是第六床的病人。他伸出光光的右膀拿了一块饼干放在嘴里嚼着，胸前被单上正摊开一包饼干。他的眼光从饼干上移到我的脸上来。 “我不饿，谢谢你。” “你不要客气啊，我是吃不完的。” 他说着，又好像在笑。他的脸带红黄色，看起来很年轻，又健康。他的五官端正，只是眉毛和眼角都往上斜，成了倒八字形，有点儿像戏子上装后的眉眼。这给他那张朴实的农民脸上涂了一点儿怒容。他的左膀高高地举起来，上面缠着绷带，从肘拐一直缠到手腕，只露出一只手，手指弯曲着，被吊在一个铁架上，这个简单的铁架就放在方木柜上面，而且是用麻绳绑牢了的。 “你的左膀？”我的眼睛望着铁架，嘴里吐出了这半句问话。 “跌伤的，骨头跌断啰。”他说着，也看了一眼自己那只跌断的手臂。 “怎么跌断的？”我又问一句。 “我跟我们库里一个同事，坐三轮卡到花溪去玩。司机真混蛋，才走了一公里，就把车子开翻了，我们两个都受了伤。我过了好半天才醒转来。一脸一身都是血。先抬到陆军医院，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勤务兵照应，病人要茶要水都不方便。我住了两天。这里有病床，我就搬过来。”他一口气说了许多话。他说得慢，说的是普通话，不过带着浙江人的口音，吐字并不十分清楚。他的身子躺得笔直。说话的时候他只微微动了动右膀，脸稍稍向我这面偏了一下。 “你住院几天了？”我在他停了嘴、包好饼干的时候，问他。 “今天第七天了，进来的时候说是两个星期就可以接好的。”他说，一面把饼干放到方木柜上去。“真苦，动都不能动一下。”他解释地添上一句。他的两道浓眉皱得更紧了。 “不要紧，苦两天就会好的。”我这样安慰他。 “说不定啊。第一床那个人睡了两个月了，还没有听说要取石膏架子。我连石膏都没有上。”他指着靠门边的第一号病床说。 我朝他指的那张床看，只看见被单下面耸起一堆东西，我看不清楚那个平睡在枕上的头。 “他是接腿骨罢？”我又问。 “是给机器打断的。你隔壁第四床是割盲肠的。” 我听见他这样说，便把脸掉向右边去看第四床的病人。那里没有枕头，一张灰白色的脸平平地放在垫被上。眼睛半睁开，嘴唇没有血色，急促地吐着气。 “他病得厉害罢？”我仍旧把头偏回左边，耽心地问道。我很紧张，我有点害怕，我也是来开刀的，而且是动大手术。 “这倒不要紧，过两天就好的，比不得我们。请问你贵姓？” “我姓陆。” “我叫朱云标。”我并没有问他的姓名，他自己说了出来。其实他不说我也会知道。我无意间看了他的号牌一眼：床号下面就贴着他的住院单。他是上月二十六日入院的。“我在××器材库当库员。” 这时我忽然闻到一阵小便臭，不觉自语道：“哪儿来的臭气？” “老郑来倒小便壶啊。”第六床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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