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浮躁之气弥漫的社会中，作者仍能保持一份沉静，透过纷繁看到本真，实属难得。
本书简介：
2006年3月11日，我正坐在前往南宁的列车上。列车员推着小车兜售东西，吆喝声抑扬顿挫——“饮料、啤酒、香烟、小吃、八宝粥”，充满了鲜艳的饮食的气息，小车里五颜六色的东西是庸红俗绿的，喊到“八宝粥”时声音有点拖泥带水，含糊成了“宝宝粥”或是“爸爸粥”，那又怎么样，人的气息是挥之不去的。我坐在列车上，列车的行驶是一种滑行于地球表面的机械运动，它使人发生移动，改变一个地方的人的数量，使人发生量变而已。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小弟告诉我说：“外婆走了。”我“啊”了一声，又安静了。周围的人并没有对我投以异样的目光。到了南宁，换乘公共汽车，与小弟会合，再赶乘快班回到我生活的小城，再坐上三轮车。无论我乘坐什么样的车，它们唯一的区别是速度，共同的地方是它们在使人发生量变，我们坐在使人发生量变的车上去看望一个已经发生质变的人——我的外婆，一个正在上路的生命，她永远无法再滑行于地球的表面，她将永远下潜，奔赴我们无法预知的无限的广漠的未知中。外婆已经移到了地上的席子上，身上覆盖了略微泛黄的白布，这是一种土织布，俗称“白扣布”，那种接近天然的白色总是与“孝”和“死亡”有关，它的白不是绝对的。现代社会中的白布掺杂了太多的技术，比如增白粉，比如荧光粉，它们在与天然决绝，张扬着完美的白色。可是生命怎么可能是完美的呢？所以“白扣布”宽容地接纳了微微的黄色，它使一切有了一种别样的黯淡的温暖，它将缓慢地包容死亡——此刻它正在包容我外婆冰冷的躯体，八十八岁的生命，也算是喜丧，黯淡的温暖。我的手臂上也缠了一根窄窄小小的“白扣布”。白布的起伏不是很大，五岁的小表妹悄悄指了指，说：“外婆的头在那个方向。”我“哦”了一声，因为头与脚的起伏没有多大的区别，我对表妹稚气的解释表示理解，她只知道头与脚的方向而不知道什么是死亡。她问母亲：“外婆怎么不睡在床上了？”母亲说：“睡在地上凉快一点。”她又问：“那盖那么多东西不更加热？”母亲说：“你出去玩吧，不要那么缠人没事不要进来。”我跪下来，焚香插到灰盆上，烧了一些纸钱给外婆上路用。她的脚前放置了两碗白米饭，筷子与匙羹也配放在那里，还有一盏煤油灯，有灯照着她吃饭，上路。她的躯体两旁各放置了一个小碟，是盛着生油点的灯。我为外婆点上一支香烟插到灰盆上，是她生前常抽的“青竹”烟，虽然她不是很喜欢，但它便宜，一块钱一包。我母亲有记忆时就知道外婆喜欢抽烟。据说吃糖可以戒烟，吃九制陈皮可以戒烟，最后，烟还是照常抽，糖和九制陈皮也必不可少地照吃。另外因为喜欢在烟雾缭绕中回想往事，常犯偏头疼，外婆就吃上了“退热散”，最后她迷上了“退热散”配方中微量的咖啡因。烟、糖、九制陈皮、“退热散”，构成了她的零食结构。外婆有时会振振有词地说：“我做姑娘时，在越南高平抽的可是上等的鸦片。我家里人可是跑马帮贩烟土的。”这句话似真似假。外婆的经典动作是：坐在床上，支着双膝，膝盖顶着下巴。床沿密密麻麻的黑点，是搁置烟头留下的烙印。她抽烟，叹息，然后揉揉太阳穴，说，头又疼了。有时就把风油精涂抹在太阳穴，或是就涂在烟头上。烟抽完了。头还疼，于是，她撕开一包“退热散”，伸出舌头，把粉末倒到舌面上，闭嘴含了一下，再喝上一大口水。药是苦的，口就苦，于是，剥开一粒糖含上。她吃的糖，经过几次变化，先是一毛钱一粒的硬糖，后是薄荷糖，最后确定为冰糖颗粒。所有零食前前后后地登场，都只是因为异国记忆的存在。也许一开始是为了驱逐记忆，然而在与记忆较量时，强大的童年情景总是让各种充当驱逐工具的零食一一溃败，最后所有的零食褪变成外婆回忆往事的道具，甚至是一种情调。外婆在没有星星的夜晚，躺在竹椅上，竹椅置放在天井中的苦楝树下。外婆穿着无领无袖的月白色上衣静静地、沉沉地融化在黑夜里。她脸的轮廓线条被黑夜施了催眠术睡了过去。这时，她冷亮不扩张的烟头凑向脸庞，借着亮唤醒了一些线条，半明半暗，再一微动，线条浮动，似乎那是一张一气呵成的脸。她夹烟的手搔了一下下下巴，仿佛不小心手指绊倒纷至沓来的记忆，慌忙抽身，把脸的线条抽拉成一条直线，幻成游蛇行于荒野中。烟灭了。只有烟雾扬眉吐气般喷了一空。想象着游蛇蹿向滴漏时间的空隙，于是卡在那里扭曲挣扎，时间停止了滴漏，一切可以这样顿住、空白。我曾多次在我的小说中描写类似的镜头——虽然我的小说并没有得以发表，只是有时候主人公会幻化成男性，很沧桑的男人，但是我所要表达的对生命的无奈是彻底的、黯淡的，它有着颓废的唯美。童年的我有一段时间和外婆一起住在一条青石板砌成的小街上。年幼的我目光清澈，甚至不知道哭与流泪的区别。我守在她的身旁，不太敢像猫一样亲热地蹭她，只是懵懵懂懂地注视着她，注视着泪水从她闭上的眼睛流出来，我无法区分哭与流泪，见多了许多老人的风泪眼，就不能明辨其中代表的心境了。我静静地看着她的泪，同时滑出的泪，只因半侧脸，一边倾斜，另一边平直点，于是有一行泪领先行过，一路填了些皱褶，另一行泪中途开溜坠入耳边的发丛，濡湿润腻。我看着，似乎在丈量比画痛苦，似乎在奇怪痛苦是怎样具体到泪的形式上，带了一种不相关的诧异似乎又是安然。当我写下这样的文字时，我知道它们充满了意境，是空灵的，但是可读性不强。我们的人生更多的是可读性不强的，也同样是与空灵无缘的。但是我的外婆在我删去一些意境后，她还是有故事的。 我来到右边的席子上跪下，开始漫长的守灵。我旁边是外婆的三个女儿——母亲以及两个姨。守灵是对生命最隆重的尊敬。所有琐碎的纠纷将在守灵夜里重释与升华。三姨说：“谁知道妈会走得那么快。夜里她说肚子疼，因为经常疼就给她吃了止痛药，安定后，开了核桃糊给她喝，还吃了一个香蕉，我还打了电话给二姨一声。”二姨说：“半夜电话响时，我也是心神不宁的。前几个月妈胃出血时替她输了五百毫升的血，顺便全面检查了一下，医生说她最关键的是腹动脉上有肿瘤。只能保守止痛，不能治疗了。她的日子不多了。可能夜里就是那个血瘤破裂了。”我父亲说：“今天她还喝了大半碗米汤，还走出门口来张望了一下，过一个坎坎时还小跃了一下，真是胆大。”我母亲说：“可能是回光返照了。”亲人们仔细检查着自己是否尽到了责任，在哪一个细节中可以挽留一个生命，哪怕是暂时的。在平时忽略的地方略略表示一下忏悔。 有亲戚说，你们忘了给外婆盖一张红布了。于是我们取下白布，我看见了外婆的遗容，她的肤色暗青，正在退隐的生命晦暗地发出气息。眼睛闭得很紧，嘴微张，舌尖顶了一枚硬币。她穿了一身黑衣，脚上套了一双白底圆口黑布鞋。两手放置于身体两边，各抓了一团饭。庞大的黑衣非常隆重地把她淹没了。肉体靠衣服显出大致的轮廓，最后一刻生命的被动与软弱被表现得不动声色。我有点悲哀，却没有面对死亡的恐惧。布重新盖上了。外婆前段时间提出，拿那套衣服出来穿穿。母亲一时反应不过来，说：“什么？哪一套？”外婆说：“心中有数的那一套。”那套在“大有号”寿衣店里买的衣服最终给外婆过目了一下。她慢慢看着，抚摩着，没说什么。没人在时也许她试穿过，因为有一次，她淡淡地说：“宽了，也得。”一时让人反应不过来，一想又懂了。外婆非常喜欢针线活，凡新买的衣服必被她改一下才上身，也许这是唯一一套没被拆缝就上身了的衣服。有一次，她和三姨讨论寿衣，她说：“寿衣不要金属扣，容易硌身子，塑料扣也不好，火化会发出爆响，惊扰人的。”我听着鼻子发酸，鼻涕水就下来了。外婆对我说：“你感冒了，就要早吃药。”房间里的空气一时有点凝滞。外婆自顾自地说，昨晚又梦见越南的姐姐，战争时被活埋的哥哥来看她了。凡是已经死去的人她都反反复复梦见了。吃早餐时，她经常和我描述昨天晚上又看见鬼了，鬼长得什么样，和她说了什么，穿什么衣服，又是怎样走路，她甚至还学着走了两步路。我埋头吃着东西，不敢吭声。外婆觉得很无聊，她对我沉默而又冷不丁的顶撞的性格的评价是：不吭声的狗咬死人。餐桌上只有外婆的声音在回荡，我抬头看见她，肤色青灰，两耳大而肥厚，这是一对预示着长寿的耳朵，可是再长寿的东西也有个尽头。我心头一阵发紧，我知道我再也不敢顶撞什么了。我们默默无言地听着，毛骨悚然。这样的述说越来越多，我们也疲于呈现该有的表情，听了也就听了，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生命在缓慢地暗淡。因为各人有各人的忙，我们也许都不是优秀的倾听者。而外婆也许在抓紧时间重复着自己的述说，她对我们不够积极的反应充满了愤慨，经常泪流满面。而我们只能敷衍地说：“你身体一好我们就帮你打听你的亲人，回去一趟。”有时候有朋友来看她，就逗她说：外婆教我两句越南话，我好去越南做生意。外婆就得意地说了，而且诲人不倦。然后又继续自己唠叨的故事，激动之余又放声大哭，搞得众人面面相觑。母亲经常说：“妈你少哭一点，你老哭，别人还以为我们在虐待你。你的身体已经是这样了，要保持好的心情。”外婆说：“我就是忍不住。”外婆病了以后，我们决定让她和三姨住。然而她和我母亲一起住了几十年，感情太深了。外婆在三姨家住了一段时间后，老吵着回我家，而我母亲也老了，夜里实在陪不了床，二姨她上班又陪不了。我们反复劝说，在三姨家吧，她年轻照顾得了，工作也随意，迁就一下子女。外婆有时想得通，有时想不通，想不通时整天吵着要户口本，说去找派出所安排住处，要找政府，要不然她就来到小城里最繁华的百货大楼，又是放声大哭。外婆的能说会道是非常著名的，也是非常煽情的，小城里的很多人都认识她。她需要围观带来的瞩目。她要控诉的是：我没有家，到处都没有我的家，所有的人都在抛弃我。说得声泪俱下，不明真相的人纷纷红了眼圈，开始指责她儿女的不孝。这个举动非常让人无可奈何。被影响声誉的做老师的二姨非常生气，她对外婆说：“我们已经对你很好了，吃穿营养治病都有，你要户口本是吗？你有户口本吗？你是中国人吗？你不是，人家懒得理你。”外婆强词夺理地说：“我什么也没说。”二姨情绪激动地说：“某某师母说我怎么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公安局黄叔语重心长教育我对长辈要耐心，还有……没影儿的事人家怎么老说呢？说我不像为人师表，气死我了！” 二姨跪了一下，又上去为外婆上香，烧了一些纸钱。重新跪下时，我们闲聊了几句，清点了外婆的一些遗物。首先是一本蓝色的证书——外国人暂住证。外婆没有户口本，只有这本东西。这文字的东西可以证明外婆的身份，它有着粗糙而又单薄的权威，苍白的权威无法为一个生命做盖棺论定，白纸黑字也许意味着证据，证据对于一个丰富的生命是言不及义的。打开暂住证，内页已经泛黄了。姓名：陈海萍；出生年月：1919；籍贯：越南高平；暂住处：崇左县太平镇。盖了崇左县公安局的公章，当然现在是崇左市了。非常简单的文字，技术最差的假证伪造者都可以仿制。这样的身份太不值钱了，所以高科技的制作没有必要落实到这样的东西上。二姨叹息了一声，说：“这个就不要陪葬了，留个纪念吧。”没有人知道外婆的真实姓名，“陈”接近越南姓的音，而外婆来来回回中国几次实在像一个传奇，它与几场战争有关，这样的漂泊像海萍一样，没有根基。于是一个叫罗荫枢的男人，为她取了名字，“陈海萍”，也许落笔时还微微叹了一口气。那个男人是我的外公。一百多年前，广东梅县地区的罗姓两兄弟漂泊来到一个叫崇善县的地方，崇左县那时叫作崇善县。他们繁衍人口，经商生活。外公读过八年私塾，常为人写状纸，杂七杂八的活都干过，年龄大时，改行为人做道公。那时的外公瘦弱，体形颀长，有着中年人应该有的沉稳笃定，前后两个老婆的逝去，把他折腾得略略疲惫，留下的一个幼女正扶着大肚而又空荡荡的米缸学行步，女儿的口水把米缸的外壁弄得湿漉漉的，米缸的细小紧密的裂缝在口水的涂抹下显得异常清晰，仿佛是在水的滋润下茂盛蓬勃地生长出来，那是长不出树叶的枝丫，没有收获的疯长，令人恐慌。好在大男人何患无妻。这时有人把外婆介绍给了外公，那时的外婆虽然只是二十出头，却也经历了两个男人，满脸沧桑，两个人都在寻找黯淡的温暖。他们非常缓慢地相爱了，成了柴米油盐夫妻。外婆就这样做了外公的填房。那个扶着米缸学步的幼女有了后妈，外婆是不是一个好的后妈谁也不清楚，印象中外婆是不大喜欢孩子的，她喜欢用烟头以及针线恐吓淘气的小孩。“再不听话我烫死你。”“再不听话我针就扎死你。”我不能心甘情愿地用“慈祥”两字形容外婆，她是乖张的精明的精力充沛的个性十足的。而“慈祥”这个词太温暾太具有奉献精神了。1965年中国政府出兵越南“援越抗美”，青石板古镇来来往往大量的士兵，开赴前线的，从前线退下来的，在人流中一个士兵把当年扶米缸的幼女裹挟走了，他们来到了天津。在褪去军装的威猛后，他们面对的是琐碎与贫困，南方人与北方人的饮食冲突，温婉与粗暴的尖锐冲突，这个女人回来了。然而古镇对她是陌生了，跟她有血缘关系的人也不在了——父亲在1968年去世了，徘徊再徘徊，她又回到了北方，潦草嫁人，又潦草地死去了。似乎女人的家是在男人身上的，这似乎是女人的宿命。五岁的小表妹又溜了进来，好奇而又惶恐。我问：“外婆喜欢你吗？”她说：“不喜欢，她老用牙签戳我的手。”我问：“你喜欢外婆吗？”她说：“不喜欢，她骂我短命鬼。”我们对生命的爱憎是直白的，年幼的人更是不去深究其中的渊源。我潦草地说：“外婆病了，心情不好。” 女人的家在哪里？这是个不好说的问题。是在男人身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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