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楼，一群人，一些书，一种文化。在回忆与感念中，定格时代与文学的记忆。
本书简介：
这本书缘起于一个至今未落到实处的消息——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的搬迁。它是在“即将告别”的怅惘情绪下，由一群与这座大楼有关的人，为某一天必将消失的它，留下的见证和念想。六十六篇回忆录，三百多幅珍贵老照片、老书影，定格时代与文学的记忆。
目录：
写在前面 陈彦瑾/1
忆大楼
朝内大街320号的老景儿、旧事儿 罗君策/3
喜 丧 屠 岸/15
楼与人的记忆 李国文/21
人文社招待所的房客 朱 正/24
它是一座文学殿堂 谢 冕/27
人文大楼的故事 蒋子龙/34
那年我的朝内大街166号 丁 帆/41
我与文学出版社的几间房子 刘文忠/50
享受生活 刘会军/57
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 王培元/64
棋逢对手 管士光/68
四楼与三楼 李丹妮/73
目录：
写在前面 陈彦瑾 /1忆大楼朝内大街320号的老景儿、旧事儿 罗君策/3喜 丧 屠 岸/ 15楼与人的记忆 李国文 / 21人文社招待所的房客 朱 正/ 24它是一座文学殿堂 谢 冕 / 27人文大楼的故事 蒋子龙/ 34那年我的朝内大街166号 丁 帆/ 41我与文学出版社的几间房子 刘文忠 / 50享受生活 刘会军 / 57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 王培元/ 64棋逢对手 管士光 / 68四楼与三楼 李丹妮/ 73时光深处的记忆碎片 孙顺临/ 84中国文化的地标——朝内166 杨新岚/ 89后楼小记 郭 娟 / 99幽灵·眼睛 叶显林/ 104忆人事阅读冯雪峰 许觉民/ 109我与王任叔同志做邻居 张柏年 / 123于细微处见精神 周达宝/ 127聂绀弩的六个字 文洁若/ 134漫忆楼适夷同志 绿 原/ 140记忆严文井 孟伟哉/ 149记韦君宜 冯骥才 / 157你不可改变她 张 洁 / 164蒋路：编辑行的圣徒 王培元/ 171忆绿原 艾 珉/ 181青春期的人文社现编室 岳洪治 / 187他曾困于牢笼，他曾苦苦跋涉 郭 娟/ 197追忆张守义先生 谢施基/ 204记写出版社两位老人 王 晓/ 212怀念两位亡友 聂震宁 / 219亦师亦友忆老刘 管士光/ 224朝内166四人祭之一——冯海粟 刘国辉/ 230忆出版“文革”中人文社第一部长篇小说 《激战无名川》出版记 陈早春/ 239记忆中的几件事（1971—1975） 任吉生 / 246编书的故事 弥松颐/ 253“五四”文学著作编辑杂谈 白崇义 / 258《当代》，一个美好的记忆 孟伟哉 / 267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彦周/ 275这是我的幸运 王 蒙 / 278编辑日记摘抄 朱盛昌 / 280《文学故事报》创刊之初的故事 张福生 / 292何谓益友 陈忠实 / 302说说《白鹿原》在《当代》发表时的那些事 常振家/ 313朋友与书与出版社 张 炜 / 318邀请路易·艾黎出席冯雪峰纪念座谈会始末 张小鼎/ 321能不忆“选刊” 刘 茵/ 328我在外国文学出版工作委员会的一段时光 胡真才 / 337《牵手》——进入市场经济的一次大练兵 龚玉/ 344朝内166号的《长征》 脚 印/ 349我与“名著名译插图本” 何 婷/ 354忆岁月零零碎碎的记忆 楼适夷/ 359大寿薄礼 舒 芜 / 379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说起 杜维沫 / 390为整理工作正名 刘岚山/ 395锦衣为有金针度 陈 新/ 401春风秋雨五十年 何启治/ 407文学进修班的故事 张福生 / 430朝内大街166号往事 王瑞琴/ 441回顾美术编辑室五十年 李吉庆 / 447回到：文学 胡德培/ 461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 宋 红/ 470在精神家园经受历练 魏新民/ 478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分社的历史沿革 宋 强/ 494致敬，一六六！ 廉 萍/ 505前言写在前面
陈彦瑾写在前面陈彦瑾这本书缘起于一个至今未落到实处的消息——人文社大楼的搬迁。大概三年前，就时有“要搬了”的消息传出，两年前的2013年3月，则听到了妥妥的“要搬了”的消息。于是，和很多同事一样，生起了一种浓浓的“即将告别”的怅惘。那时就想，如果大楼消失，所有与楼有关的记忆——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将何处安放？当推土机的巨铲将大楼铲成一片废墟，所有曾在这楼里工作、生活乃至度过大半生的人们，将从何处寻找慰藉？当若干年后新楼崛起，人们熟知的“朝阳门内大街166号”的门牌会安放在哪里？我们这些曾在老楼待过的人，又该如何向刚到出版社工作的年轻人讲述出版社的过去？……作为编辑，很自然地，我想到了出书，想请同事们来写写这座被称为“文化地标”的大楼，写写楼里的人，楼里的事，楼里的工作与生活，为即将消失的它留个见证和念想。这一想法得到了社领导和许多离退休及在职同事的支持，于是，2013年4月11日，我通过社办和老干部处在社内发布了《征稿启事》，并到一些部门向一些同事郑重约稿。当时觉得时间紧迫，截稿时间定于2013年5月15日，未想直到两年半后的今天，书稿才初步成型，而“要搬了”的消息，依然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这座大楼的上空。也许是搬而未搬的次数多了，当初那种急迫的心也渐渐松懈了，这本书便在一种不紧不慢的心境下，走到了它命定要诞生的日子。虽然楼依旧在，当年脑海里映现的推土机将大楼推成废墟的画面也并没有发生，但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命，而将在人文社建社六十五周年纪念日出版，或许正是这本书的命吧。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不同于社史、纪念集如本社所编《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50年》《怀念集》，也不同于个人专著如本社编辑王培元著《永远的朝内166号》、作家冯骥才著《凌汛》。它既有史又有怀念也有回忆，而且图文并茂，乍一看，可能和人们想象中的它不一样。因此，管士光社长看完书稿后，特别嘱咐我写一篇类似“前言”的东西，以作必要的交代和说明。如前所说，编这本书最初的想法就不是为了对历史作研究、筛选和评判，而仅仅是想定格一些回忆，留住一些记忆，为即将消失的大楼留个见证和念想。所以，《征稿启事》为任何一个想留下念想的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书写自由： 一座楼，一群人，一种文化；一本书，一件事，一个回忆；一桌一椅一墙一角，一种感悟心得体会，皆可入题。只要是自己认为最有必要或最值得留住的记忆，都可以写。可以写自己，也可以写他人；可以是宏大叙事，也可以是个人叙事；可以写公共史，也可以写个人史。文体不限，形式不拘一格。可以理性，也可以感性；可以庄重，也可以活泼。字数不限，可长可短。可以长篇大论，也可以点滴碎片。欢迎随文提供相关图片，书影、书信、发稿单、退稿信、签名、墨宝、合影、办公室工作现场照等，皆可…… 如此不设限的原因，是想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尽可能多留住一些记忆，也尽可能让记忆丰满、自然，甚至芜杂都不怕，因为一座楼的生动和人一样，不是来自抽象的概念、标准化的评判，而是来自毛茸茸的细节。正是方方面面不同角度甚至看似矛盾的细节聚拢在一起，才构成一座楼和一家社的鲜活和生动。正因为这样一个出发点，决定了这本书不是经严格过滤和剪裁后的整齐划一、盖棺论定，而是以“尽可能保留记忆”为原则，将征集到的稿件悉数收入，并按内容大致归为四类：写楼与生活的归为“忆大楼”，写人与事的归为“忆人事”，写编辑出版的归为“忆出版”，写社史和个人史的归为“忆岁月”。排序方面，没有按作者级别、职务高低或姓氏笔画对全书统一排序，而是基本上一个大类一个标准：“忆大楼”按写作者的年龄，“忆人事”按所回忆的人的生辰，“忆出版”按所回忆出版工作时间的先后，“忆岁月”按所回忆出版社历史阶段的先后。图文之间结合也不是特别紧密，而是在征集到的图片资料的基础上，以保留资料和丰富版面为原则，大体照应，笼统编排……总之，这本书将大楼里的人和事平等视之，将所有人的记忆平等视之，文章分类、排序和图文编排都是勉强为之，不可能百分百精确，难免有模糊和疏漏的地方，望读者体谅。另外，征稿以“自愿”为原则，所以，有些或许人们认为不能没有的作者、不能没有的人、不能不提的书和事，却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而有些则收了两篇……也请读者理解。对于稿件内容，除过长文章不得不删节和除明显错漏外，都尽量保持了原貌。同时，为了丰富视角、弥补征稿的不足，又从《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50年》《怀念集》和一些报刊中选取了一些文章；并从人文社四十、五十、六十周年社庆纪念册及《永远的朝内166号》中选取了一些图片，以补图片征集的不足。征稿过程中，种种因缘也促成了一些社外作家、评论家的友情支援，如蒋子龙、谢冕、丁帆诸先生特别为本书赐稿，至为感谢！感谢这本书的所有作者，以及所有给予我支持和鼓励的人。负责老干部工作的谢施基，主动帮我向离退休同事约稿、收稿，征集照片；外文部的张福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大量资料和照片全部拿来供本书选用；何启治、刘会军、王培元、岳洪治、魏新民、李丹妮、王晓、宋强、廉萍等同事，也都不但写稿还提供资料和照片；王毅、刘静、张玉娥也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照片；张福生、王瑞琴从始至终给我很多鼓励；于敏去年调入编辑部后也成了本书编辑，她给了我很多建议，又专门向一些同事约了稿；而本书的书名，则是刘稚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两年半的时间里，我很想求完美，想尽可能消灭所有错漏，让这本书令所有人都满意，但最终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因自己的执着导致的拖延，却让太多的人等了太久！更让我歉疚的是，为本书写了《能不忆“选刊”》的刘茵，去年已离世，这也让我意识到：这本书不仅仅在打捞记忆，打捞记忆的同时也是在打捞留住记忆的人。所以，尽管还存在许多不足，它也必须借六十五周年社庆之机而匆匆面世了。两年半的时光里，这座老楼又发生了很多事，一些人离开了，一些人退休了，一些人换岗位了，一些人编了很多好书……这座大楼的生活还在建构，关于大楼的记忆还在不断生成。而这本书所打捞的记忆，定格在了2015年以前。那么，就让这本不那么完美的书，在2016年3月28日，为走过六十五个春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献上一份大寿薄礼吧！ 2015年11月18日当一个人用工作去迎接光明，光明很快就会来照耀着他。
——冯雪峰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严文井
编辑要当出版家，不当出版商。
——韦君宜
人文社是藏龙卧虎之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多少友情、亲情、同志情、同事情、同道情、同好情，都是朝内166号大楼给我的恩赐！当一个人用工作去迎接光明，光明很快就会来照耀着他。——冯雪峰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严文井 编辑要当出版家，不当出版商。——韦君宜 人文社是藏龙卧虎之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多少友情、亲情、同志情、同事情、同道情、同好情，都是朝内166号大楼给我的恩赐！——屠岸 这幢五层楼的建筑物，基本上就是一部固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李国文不管新旧，它始终都代表着中国出版界的高质量、高素养，它始终都是我们心中的庄严而崇高的文学殿堂。——谢冕每想起人文大楼总有种特别的感觉：温暖、智慧、从容。相信文坛不会忘记这幢大楼，它将永远矗立在当代文学史上。——蒋子龙楼与人的记忆李国文三十年前，我第一次站在这幢建筑物前，手里拎着一个包，包里装着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手稿，很冒昧地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想请他们过目一下，是否有采用的可能。当时，这幢五层楼给我留下蛮高大、蛮气派的印象，而且，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文学书籍出版大社，那门面也相当匹配，显得挺庄重，挺堂皇的。然而，三十年后，自从那座四脚八岔，形象丑陋的过街天桥建成以后，就把心目中的这座文学殿堂团团包围住了。每次我到朝内大街166号，经过这座设计得不伦不类的过街天桥，就有一种缺氧的窒息之感。如今的这幢楼，蜇居于天桥之下，一副局局促促、窝窝囊囊、可怜兮兮、没精打采的样子。我有时也诧异，人到老年，会比他年轻时，要矮上一截，难道建筑物与人相似，有了年头以后，也会缩水吗？后来，我明白了，不是这幢楼矮了，而是它的左邻右舍都长高了。整个一条朝内大街，连当年的菜市场，也玻璃幕墙地洋气起来，发出灼眼的亮，显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灰秃秃的，矮趴趴的。按说是新中国首家文学书籍出版的老字号，却益发地暗淡，益发地寒酸。那时，我将一大堆足有数公斤重的手稿，送到这家出版社，因为它是全国范围内出版文学书籍单位之中的佼佼者。现在，如同朝内大街上出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样，它已不是在文学出版领域独领风骚的先行者了。也许，这就是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它马路对面的九爷府一样，数百年如一日地纹丝不变，恐怕不仅仅意味着文学完了……为进步高兴，为发展高兴，也应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栋楼，早早晚晚即将拆迁的明天高兴。大家都说建筑物是要讲究风水的，我虽不大相信，然而又不得不信，自从那座水母章鱼式的过街天桥落成以后，就意味着这幢楼即将画上句号，果然，拆迁和重建的话题开始甚嚣尘上。虽然，这幢五层楼的建筑物，基本上就是一部固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所有当代中国作家，在我以前的前辈，在我以后的后辈，都与这幢建筑物，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论理，要比那些二三流的名人故居，更具有保留的价值。然而，依我之见，这幢楼的将要拆和最终拆的必然结果，也许并不是坏事。第一，无论如何，活着的人要比死去的人更重要，未来要比现实更值得关注；第二，将来更高层更亮堂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或许更能代表中国文学大发展的形势。不过，我对这幢怀着深深敬意的建筑物，还是有着难舍的眷恋之情，我还记得1980年的春天，有点冷，有点风，有点沙尘暴的一个傍晚，我从社里的发行部拿到刚从印刷厂拉回的样书，这是我平生的第一部铅字印刷，而且是人文社出版的，是我自己写出来的书，那份难以言表的激动之情，可以想象得知。管书库的一位大姐，看我愣在那里发呆，关心地问，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吧？接下来，我来到出版社拐弯的南小街一家小饭馆，时值下午，客人尚未上座，我选了一个避人的角落，要了一小壶酒，一小碟花生米，捧着那本带有油墨气味的新书，尽管我努力压制住自己，但眼泪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无论如何，那是我被流放二十二年以后，在蜗居里一字一笔写出来六十万字的大部头，终于成为上下两卷的印刷物，这点挂在脸上的泪水，也就不怕人见笑，随它而去了。想到二十二年前，为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改选》，而罹无妄之灾，被扼杀的文学生命，又从手里拿着的这本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复活，能不思绪万千，泪水难忍么？所以，我对这幢楼，有着特殊的感情。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于我这样第一次出书的作者来说，确实使我生出一种母校的归属感。正是三十年前从我走进这幢建筑物开始，所跨出的第一步，也就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路。如果，有人对那堆手写稿说不；如果，怎么拎去怎么拎回来，那么，现在的我，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那也只有天知道了。二十多年，长期流放于深山老岭，劳动改造于铁路三线，不但远离社会，远离城市，同时还远离文学，远离文人。所以，当年走进这幢建筑物时，心存忐忑的我，既不认识任何人，同样，任何人也不可能认识我。然而，隔了不多久，我终于获知冬天里会有春天，而且在春天里更有润物无声的春雨。两位文学前辈对于我，对于我这部作品的特别关注，使我终生难忘。一位是韦君宜，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一位是秦兆阳，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这两位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很久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在我的心中。那时正是他们意气风发的年代，也正是新时期文学发轫的年代，提携新生力量，扶持新鲜作品，这两位先生可谓不遗余力。韦君宜说：这个李国文，我50年代就注意到，你们一定要认真地，当回事地对待他的这部新作。秦兆阳说：我把我的办公室腾出来，让这个李国文就住在我们社里，来改他的这部作品。于是，我与这幢建筑物，有了一段缘分，有了一点感情。大多数建筑物，终究是有其寿命的限制，拆迁是肯定的。文学也是同样，绝大部分作品，总有销声匿迹的一天。然而，记忆这东西，对于当事人来讲，却是轻易不会淡忘的，这也许就是人们为什么特别看重历史的原因。 2012年11月30日 人文大楼的故事蒋子龙从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坐落于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就是我心目中的文学圣殿。像我这样的业余作者们，私下里都把人文社称作“中国的皇家出版社”。可想而知，当我突然收到人文社的信，要我去修改一部稿子，该是如何地意外和感动！具体时间记不得了，但肯定是1976至1978年间，我已经不再被“监督劳动”了，并开始参与车间的管理工作，否则就不可能获准离开工厂。我在车间被“监督劳动”了近十年，很想出去透透气，舍不得放弃这次机会，就拿着那封信直接找厂党委书记请假。书记是个刚被落实政策的老干部，把人文社的改稿信当成是中央文艺部门给我这个写过“大毒草”的人落实政策，也认为是好事，应该去一趟。但嘱咐我到北京后看看情况再说，刚不挨批了，别轻易再写什么新书；再说当时车间的事情也太多了。书记最后只批给我三天假。但只要厂部的领导能放行就好办，我还存着一些倒休的班没有歇，跟车间商量好可以离开一星期。其实是人文社的一位编辑读了我以前写的一篇表现工厂题材的小说，觉得我“很有生活”，便约我在那篇小说的基础上发展成一部工业题材的长篇，或另起炉灶也行。那个时候出版社也刚恢复秩序，像撒大网似的约稿，有鱼没鱼的先撒一网再说。但我接触的是位大编辑，有水平，没架子，热情很高，似乎对我也很有信心，却又不是摁着鸡抠蛋，给我过多的压力。他有一种从容的大气，真让我这个曾摔过钢笔、声言再也不写小说的人动心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每天都能见到编辑，有问题可以随时请教。这是什么地方？别说我还写过小说，即便是一头牛，在这个楼里待上一年半载的也能写出一部长篇。我先利用这一周的时间拉出提纲，或者把大架子支起来，回去慢慢写，有点眉目了再想办法回到人文大楼里修改。谈妥后他领我到招待所住下，买了饭票。当时天快凉了，住在招待所改稿的作家不多，一个房间有两张床却只住一个人。住我隔壁的是一位呼和浩特的小说家，晚饭后我们结伴去大街上散步，他跟我讲了不少人文大楼里的故事。他说我住的那间屋子出作品，时乐濛就在里边住过，有时他进入创作状态后像梦游一样，手里拎着痰桶盖就出了大楼，在朝内大街上晃悠，路人还以为他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当时的机关和楼堂馆所的楼道走廊里都有公用痰盂，上面有个木盖，木盖的中央直立着一根半米多高的木把，人们在使用痰盂时可不必弯腰。我想象着这位大作曲家手里甩搭着这种一头带着圆木盖的指挥棒，在大街上晃荡，倘若口中再哼哼着什么旋律，那的确是够招摇的了。小说家还说，招待所的楼道里有部公用电话，正好离时乐濛的房间比较近，他有时接到找自己的电话，也会在楼道里喊两嗓子：“时乐濛电话！时乐濛电话！”若没有人应声，便说句“他不在”，就把电话挂了。有时挂了电话，才想起自己就是时乐濛。我奇怪，时乐濛不是作曲家吗？怎么住到人文社来？小说家解释说，可能也是在写一部什么书。另外，人文大楼有灵气，凡是搞创作的都愿意住到这儿来……可能也就是我辜负了这幢有灵气的圣殿，当时虽然在编辑的帮助下拉出了一个长篇提纲，也自觉有点开窍，知道该怎样写长篇了。但回到工厂后却未能写出那部书。主要原因是那段时间工厂里思想混乱，我工作上的压力很大，没有情绪写作。大概有三年多的时间一个字都没写，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那恐怕是我写作生涯中一个很大的遗憾。几年后到文学讲习所学习，有一位同学曾托我给《天津文学》带过三个短篇小说，都没有被选中。连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没法向这个同学交代，便仔细读了他的小说，觉得实在是很一般，退稿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在讲习所的学习结束后，他住进人文社的招待所，一两年之后他先是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然后是获长篇茅盾文学奖，像换了一个人，令讲习所的同学们都大吃一惊。所以，不能不相信人文社确实能点石成金，人文大楼就是凤凰窝。但无论是什么鸟，即或是一只鸡，要变成凤凰总要有个较长的能脱胎换骨的时间。而我第一次进社只待了五六天，太短了。就这短短的几天工夫，对我以后的写作也有着重要影响，实实在在地接触了一些名头响亮的作家，知道了人家是怎么写作的，没事的时候听他们讲了许多文坛上的故事，让我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也认识了在文学界堪称泰山北斗式的人物，如人文社的秦兆阳先生。后来讲习所请秦先生担任导师并带两个学生，秦先生挑选了广东的陈国凯和我，一南一北两个写工业题材的作者，并多次为我们讲课、改稿子。1981年老先生约我为《当代》杂志写部中篇小说，我受宠若惊，想着几年前就欠了人文社一部长篇的债，这次不能再说话不算数。那时我负责车间的生产管理，极少有按时下班的时候，如果情绪好，到家后吃点东西然后铺开稿纸就干，写到凌晨三点睡觉。如果没有情绪，回家吃完饭就睡觉，三点起床干到七点，然后去上班。到了该交稿的日子，正好是星期二，工厂歇班的日子，想到交稿后可以大睡，前一天干了个通宵，但没想到还是未能刹住。早晨七点多种，老婆上班远已经走了，我负责送两个孩子，一下楼就看见人文社的编辑贺嘉正在楼前转悠，他是奉秦先生之命，乘从北京到天津的头班火车来取稿。我只好让儿子先把妹妹送到幼儿园再去上学，我陪贺嘉回屋。那时我住工厂分配的一个“独厨”，即一间卧室外加一个自己使用的厨房，两户共一个单元。贺嘉跟着我胡乱吃了点早饭，我告诉他小说还差个尾巴，估计再有三五千字就差不多了。我拿出已经写好的六七万字，请他在卧室的小写字台上审阅，我将切菜板搭在厨房的水池子上写结尾。直干到傍晚，我写完了，他也看完了，提了几处小意见，我当时就处理了。他说大主意等秦老看过稿子之后再说。没过多久，我接到秦先生一封七页的长信，告诉我稿子已经发排，并详细分析了这部小说的得失……这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创作过程，也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中篇小说奖。但我却一直把这个奖看作是人文社送给我的。后来我还到人文社的招待所住过两次。一次是看校样，根据编辑意见做些修改。其实还有一件附带的事，我有一天津第一机械工业局的朋友，是北京人，读书很多，有点书呆子气，他的父母就住在人文大楼附近的一个老院子里，房子许多年没有刷浆了，北京又没有人可帮忙就求到了我，我借那次去人文社的机会就帮他把房子刷了。另一次是为《人民文学》杂志改稿，李季、吴芝兰先生跟我谈稿子都是在我住的房间里。可见人文大楼确是整个文学界的风水宝地，好像只要是跟文学有关，谁都可以到人文招待所订房。这两次进人文大楼时间也都不长，一是任务简单，二是囊中羞涩，虽然招待所的饭菜很好，对北京人来说也很便宜，但天津的工资比北京低两三级，对我来说比在家里的花费可就高了，有时就干脆错过吃饭时间，等饿了到人文大楼的西边那个很大的朝内菜市场，买点面食、榨菜，回到房间就着茶水慢慢享用。其他作家也有这么干的。那时我的身体之所以禁得住折腾，跟这种生活状态有关，特别符合现代养生观念，经常处于一种“不饥不饱”的最佳火候，既饿不着，也撑不着。有天下午又去菜市场，发现里边正在卖咸带鱼，这可是好东西，而北京人竟然没有排队疯抢，我赶紧买了一点，用废报纸包好，拿回来搁在窗台外边。不敢放在屋里，怕臭气烘烘的弄得全楼都是腥味。然后匆匆交了稿，当天就跑回了天津。说来惭愧，就这么点出息，怎么可能当个好作家！但咸带鱼带回天津，除去送人，自家还吃了很长时间，这也算是进过人文大楼的另类收获。但我真正对这幢大楼动了感情，一种说不清是为它惋惜还是庆幸的复杂感情，那是在2000年前后。某天接到福建《中篇小说选刊》创始人章世添先生电话，邀我赶紧进京，面商一件大事，北京的梁晓声等人已经在他下榻的宾馆等着了，张贤亮、李存葆等也从各自的所在地动身正往北京赶……我怎么也得问个明白，是文坛地震，还是战争爆发？他告诉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楼太旧太破，已成危楼，他要给建一栋新的人文大楼。呀？这种事怎么会轮上他来做？电话里不便细说，欲知详情速速来京。因我和上面提到的那几位都挂着《中篇小说选刊》顾问的虚名，根据多年交往的经验，凡章世添呼叫就赶紧过去，你不去他就会带着人马过来，或者就在你家里开会了，谁好意思端这个臭架子？等我赶到北京，他的房间里已经高朋满座，大家都脸放红光、异常兴奋，显然都受章世添的鼓舞，正处于激动之中。章世添的计划确实不一般，他在海外找到了一家投资商，要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修建一幢四十二层的豪华办公大楼。豪华到什么程度？建成后将成为北京市的“标志性建筑”，也会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文学景观。这话若听别人忽悠可不必太认真，但从章世添嘴里说出来，却不能不信。他可能是当代文坛最早见过大钱、干过大工程的编辑，上世纪的80年代初，中国的房地产业还在襁褓之中，他就看出苗头在武夷山风景最优美的地段买了一片地，准备修建别墅群、文学院，既为《中篇小说选刊》赚大钱，又可为文学造福。而且很快就举办了大型奠基仪式，请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和作家到场助兴，我也曾站在里边凑数。我问他，这家外国投资商不会是为了热爱人文社才来盖大楼的吧？他若是为了赚钱，你给他什么回报？章世添说，他在陕北买了十五口油井，有一半井出油建这栋人文大楼就有富余。我听着有点悬，他的口气越来越大，不像个文学期刊的主编，倒像是国务院副总理。我又问了一句：石油是国家资源，油井还能买卖？不等章世添说话，在座作家就嘲讽我太老实，实际他们想说的是我太傻，现在还有什么是不能合资的啊！我忍不住又说了句傻话：我知道过去的人文社大概有多少编辑室，再加上招待所、后勤供应，也用不了那么大一栋楼呀？作家们七言八语，好像大楼已经建好，正等着他们给分房子：人文社都是大编辑，要每人一间大办公室，里面有跟作者谈话、喝茶的地方；人文大楼里要有资料馆、报告厅、展览馆……我觉得自己说什么都有点不合时宜，便不再吭声。其实我还想说，人文大楼如果真要拆掉的话，应该到人文社招待所再住一晚，那儿的饭菜也不错，自己年近花甲，有些怀旧。但章世添已经在酒店订好饭菜，大家的兴致都很高，正等着好好喝两杯，为人文大楼的更新庆祝哪。自那天之后就再无消息了，几次向人文社的编辑打听大楼翻新的事，也没人能说得清楚。偶尔和章世添通电话，他一向都是信心满满，但言语间也流露出陕北的油井有点问题。后来就得到他病倒的消息，他是一个执着而活力充沛的人，朋友们都没有多想，谁料他竟丢下这么多未了事宜撒手西去。他对人文大楼的这份热情和善意，至今还令人感念。许多作家都跟人文社有联系，那儿更是我的福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蛇神》就是在人文社的《当代》杂志上发表的，书里有诸多关于“文革”的描写，若不是由《当代》杂志首发，这部书在那个时候很可能就出不来。我自己最看重也是下功夫最大的一部长篇《农民帝国》，也是由人文社出版的。这也是我获民间奖最多的一部书，有网络评的，有读者评的，有报纸杂志评的……我比较珍惜的是美国华文协会给的“东方文豪奖”。此奖公布时有记者问我，这个奖名头很大，谁得奖谁就是“东方文豪”了！我说你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绝对不会是鲁迅，诺贝尔奖也不是发给诺贝尔的，这个奖不过是“东方文豪”选中了《农民帝国》。这部长篇小说能够以现在这样的面目问世，应该说得益于人文社，写作过程中我曾“走火入魔”，总想用一种自己影影绰绰能感觉得到却还没有抓住的形式，写出一种自己大半生所追求的精神品格。但进展缓慢而艰难，越写越没有信心，写到二十多万字的时候交给人文社的编辑包兰英看，她否定了我那个云里雾里、枝蔓横生的结构，她有几句话点醒了我：形式的变化不该妨碍内容，小说就该用最自然流畅的方式写出自己最想说出的话。这部书断断续续耗费了我十一年的时间，其实真正成书就是在后两年。或许是由于视野和所处的高度不同，人文社的编辑个个都很厉害。有一年人文社出我的小说集，无意间听到责编说，我的短篇小说里写得最好的是《阴阳交接》。只这一句话就让我心服了，我自己也喜欢这篇小说，但发表后没有人注意它，没有收获一个字的评论。到底还是人文社的编辑，看得准，能看到作者的心里去。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大楼见过无数，有更高的，更豪华的，年代更久远的，但每想起人文社大楼总有种特别的感觉：温暖、智慧、从容。相信文坛不会忘记这幢大楼，它将永远矗立在当代文学史上。 2013年9月5日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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