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自创的艺术形式中达到完美的大师级作家。其小说，被称为中国现代小说足以傲世的极少数重大收获之一
★在汪曾祺先生自编文集基础上修订，注重系统性及版本价值。
★由连续两届获得“中国*美的书”设计师张胜先生精心设计，典雅大气，装帧雅致温润，布面精装，尽显纯正文学趣味。
★编校者精益求精，耗费十年心血，参校作者手稿、手校本及各种文集，力求当代文学新善本。
本书简介：
汪曾祺和沈从文一样，是那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自己独创的形式中达到艺术完美的惟一大师级中国小说家，其成就不亚于被国人津津乐道的博尔赫斯。他对白话文的贡献是****的，文字干净而传神。他的小说作品“肯定是中国现代小说*足以傲世的极少数重大收获之一”。
这套《汪曾祺集》包括小说集四部：《菰蒲深处》、《邂逅集》、《晚饭花集》、《矮纸集》。
《晚饭花集》是汪曾祺短篇小说经典文集，作为“汪曾祺集”丛书中的一册，是汪曾祺作品的重新编选出版，收入作者一九八一年下半年至一九八三年下半年所写的短篇小说，包括《故里杂记》《晚饭花》《职业》《故里三陈》等名篇。
作者简介：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一九二〇年生。－九三九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为沈从文先生的及门弟子。约－九四〇年开始发表散文及小说。大学时期受阿索林及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影响，文字飘逸。以后备尝艰难辛苦，作品现实感渐强，也更致力于吸收中国文学的传统。毕业后曾做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的职员。一九四九年以后，做了多年文学期刊编辑。曾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一九六二年到北京京剧院担任编剧，直至离休。著有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菰蒲深处》《矮纸集》，散文集《蒲桥集》《晚翠文谈》《塔上随笔》《独坐小品》《旅食集》《逝水》等。
目录：
编后记前言一九八一年下半年至一九八三年下半年所写的短篇小说都在这里了。
集名《晚饭花集》，是因为集中有一组以《晚饭花》为题目的小说。不是因为我对这一组小说特别喜欢，而是觉得其他各篇的题目用作集名都不太合适。我对自己写出的作品一九八一年下半年至一九八三年下半年所写的短篇小说都在这里了。
集名《晚饭花集》，是因为集中有一组以《晚饭花》为题目的小说。不是因为我对这一组小说特别喜欢，而是觉得其他各篇的题目用作集名都不太合适。我对自己写出的作品都还喜欢，无偏爱。读过我的作品的熟人，有人说他喜欢哪一两篇，不喜欢哪一两篇；另一个人的意见也许正好相反。他们问我自己的看法，我常常是笑而不答。
我对晚饭花这种花并不怎么欣赏。我没有从它身上发现过“香远益清”、“出淤泥而不染”之类的品德，也绝对到不了“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地步。这是一种很低贱的花，比牵牛花、凤仙花以及北京人叫做“死不了”的草花还要低贱。凤仙花、“死不了”，间或还有卖的，谁见过花市上卖过晚饭花？这种花公园里不种，画家不画，诗人不题咏。它的缺点一是无姿态，二是叶子太多，铺铺拉拉，重重叠叠，乱乱哄哄的一大堆。颜色又是浓绿的。就算是需要进行光合作用，取得养分，也用不着生出这样多的叶子呀，这真是一种毫无节制的浪费！三是花形还好玩，但也不算美，一个长柄的小喇叭。颜色以深胭脂红的为多，也有白的和黄的。这种花很易串种。黄花、白花的瓣上往往有不规则的红色细条纹。花多，且细碎。这种花用“村”、“俗”来形容，都不为过。最恰当的还是北京人爱用的一个字：“怯”。北京人称晚饭花为野茉莉，实在是抬举它了。它跟茉莉可以说毫不相干，也一定不会是属于同一科，枝、叶、花形都不相似。把它和茉莉拉扯在一起，可能是因为它有一点淡淡的清香，——然而也不像茉莉的气味。只有一个“野”字它倒是当之无愧的。它是几乎不用种的，随便丢几粒种籽到土里，它就会赫然地长出了一大丛。结了籽，落进土中，第二年就会长出更大的几丛，只要有一点空地，全给你占得满满的，一点也不客气。它不怕旱，不怕涝，不用浇水，不用施肥，不得病，也没见它生过虫。这算是什么花呢？然而不是花又是什么呢？你总不能说它是庄稼，是蔬菜，是药材。虽然吴其濬说它的种籽的黑皮里有一囊白粉，可食；叶可为蔬，如马兰头；俚医用其根治吐血，但我没有见到有人吃过，服用过。那就还算它是一种花吧。
我的小说和晚饭花无相似处，但其无足珍贵则同。
我的对于晚饭花还有一点好感，是和我的童年的记忆有关系的。我家的荒废的后园的一个旧花台上长着一丛晚饭花。晚饭以后，我常常到废园里捉蜻蜓，一捉能捉几十只。选两只放在帐子里让它吃蚊子（我没见过蜻蜓吃蚊子，但我相信它是吃的），其余的装在一个大鸟笼里，第二天一早又把它们全放了。我在别的花木枝头捉，也在晚饭花上捉。因此我的眼睛里每天都有晚饭花。看到晚饭花，我就觉得一天的酷暑过去了，凉意暗暗地从草丛里生了出来，身上的痱子也不痒了，很舒服；有时也会想到又过了一天，小小年纪，也感到一点惆怅，很淡很淡的惆怅。而且觉得有点寂寞，白菊花茶一样的寂寞。
我的儿子曾问过我：“《晚饭花》里的李小龙是你自己吧？”我说：“是的。”我就像李小龙一样，喜欢随处留连，东张西望。我所写的人物都像王玉英一样，是我每天要看的一幅画。这些画幅吸引着我，使我对生活产生兴趣，使我的心柔软而充实。而当我所倾心的画中人遭到命运的不公平的播弄时，我也像李小龙那样觉得很气愤。便是现在，我也还常常为一些与我无关的事而发出带孩子气的气愤。这种倾心和气愤，大概就是我自己称之为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
这一集，从形式上看，如果说有什么特点，是有一些以三个小短篇为一组的小说。数了数，竟有六组。这些小短篇的组合，有的有点外部的或内部的联系。比如《故里三陈》写的三个人都姓陈；《钓人的孩子》所写的都是与钱有关的小故事。有的则没有联系，不能构成“组曲”，如《小说三篇》，其实可以各自成篇。至于为什么总是三篇为一组，也没有什么道理，只是因一篇太单，两篇还不足，三篇才够“一卖”。“事不过三”，三请诸葛亮，三戏白牡丹，都是三。一二三，才够意思。
我写短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如缕。我爱读宋人的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记人事部分我都很喜欢。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龚定盦的《记王隐君》，我觉得都可当小说看。
第二是我过去就曾经写过一些记人事的短文。当时是当作散文诗来写的。这一集中的有些篇，如《钓人的孩子》、《职业》、《求雨》，就还有点散文诗的味道。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把散文、诗编入小说集，并非自我作古，我看到有些外国作家就这样办过。
第三，这和作者的气质有关，倪云林一辈子只能画平远小景，他不能像范宽一样气势雄豪，也不能像王蒙一样烟云满纸。我也爱看金碧山水和工笔重彩人物，但我画不来。我的调色碟里没有颜色，只有墨，从渴墨焦墨到浅得像清水一样的淡墨。有一次以矮纸尺幅画初春野树，觉得需要一点绿，我就挤了一点菠菜汁在上面。我的小说也像我的画一样，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又我的小说往往是应刊物的急索，短稿较易承命。书被催成墨未浓，殊难计其工拙。
这一集里的小说和《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在思想上和方法上有些什么不同？很难说。几年的功夫，很难看出一个作者的作品有多少明显的变化。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很难像青年作家一样会产生飞跃。我不像毕加索那样多变。不过比较而言，也可以说出一些。
从思想情绪上说，前一集更明朗欢快一些。那一集小说明显地受了三中全会的间接影响。三中全会一开，全国人民思想解放，情绪活跃，我的一些作品（如《受戒》、《大淖记事》）的调子是很轻快的。现在到了扎扎实实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了，现在是为经济的全面起飞作准备的阶段，人们都由欢欣鼓舞转向深思。我也不例外，小说的内容渐趋沉着。如果说前一集的小说较多抒情性，这一集则较多哲理性。我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但我这个人并不脱离政治。我的感怀寄托是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必须先论世，然后可以知人。离开了大的政治社会背景来分析作家个人的思想，是说不清楚的。我想，这是唯物主义的方法。当然，说不同，只是相对而言。如果把这一集的小说编入上一集，或把上一集的编入这一集，皆无不可。大体上，这两集都可以说是一个不乏热情，还算善良的中国作家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的记录。
在文风上，我是更有意识地写得平淡的。但我不能一味地平淡。一味平淡，就会流于枯瘦。枯瘦是衰老的迹象。我还不太服老。我愿意把平淡和奇崛结合起来。我的语言一般是流畅自然的，但时时会跳出一两个奇句、古句、拗句，甚至有点像是外国作家写出来的带洋味儿的句子。老夫聊发少年狂，诸君其能许我乎？另一点是，我是更有意识地吸收民族传统的，在叙述方法上有时简直有点像旧小说，但是有时忽然来一点现代派的手法，意象、比喻，都是从外国移来的。这一点和前一点其实是一回事。奇，往往就有点洋。但是，我追求的是和谐。我希望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能把它们揉在一起。奇和洋为了“醒脾”，但不能瞧着扎眼，“硌生”。
我已经六十三岁，执笔为文，不免有“晚了”之感，但思想好像还灵活，希望能抓紧时间，再写出一点。曾为友人画冬日菊花，题诗一首：
新沏清茶饭后烟，
自搔短发负晴暄。
枝头残菊开还好，
留得秋光过小年。
愿以自勉，且慰我的同代人。
如果继续写下去，应该写出一点更深刻，更有分量的东西。
是为序。
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曾祺的创作，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精神所寄是“诗”。无论文体如何变换，结体的组织，语言的运用，光彩闪烁，炫人目睛，为论家视为“士大夫”气的，都是“诗”，是“诗”造成的效果。
曾祺在文学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诗与小说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种崭新的境界。
——黄裳（著名散文家，藏书家）
汪曾祺的小说，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的激动，沧海月明，蓝田玉暖，不能自已。
——李陀（著名作家理论家，评论家）
汪先生的好，是如今大多数中国作家身上没有的好。他那种夫子气，文士气，率性而真切，冲淡而平和，有大学而平易，阅人阅世深厚而待人待物随意。
——何立伟（著名作家）曾祺的创作，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精神所寄是“诗”。无论文体如何变换，结体的组织，语言的运用，光彩闪烁，炫人目睛，为论家视为“士大夫”气的，都是“诗”，是“诗”造成的效果。
曾祺在文学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诗与小说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种崭新的境界。
——黄裳（著名散文家，藏书家）
汪曾祺的小说，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的激动，沧海月明，蓝田玉暖，不能自已。
——李陀（著名作家理论家，评论家）
汪先生的好，是如今大多数中国作家身上没有的好。他那种夫子气，文士气，率性而真切，冲淡而平和，有大学而平易，阅人阅世深厚而待人待物随意。
——何立伟（著名作家）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说汪曾祺是个红色年代的士大夫。
他只是在荒芜的岁月里恢复了某个文化的传统与趣味。在小说叙述模式上不及茅盾的恢弘，在文字的精约上也弗及废名与张爱玲，但他找到了属于自己也属于众人的恬静洗练的世界。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可能更接近于自己的本真，也接近于常人的本真。也缘于此，他那里流动的确是清美的意绪。
——孙郁（著名评论家，鲁迅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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