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樊子被称为汉语现代诗歌中“郊寒岛瘦”者。本诗集为樊子近三十年来的诗歌创作精选，其作品显现了新世纪以来强硬而暧昧的时代秩序和规训下带有“不洁”和“质疑”性质的尴尬与分裂体验。樊子的诗在后移民时代凸显了个体命运的漂泊失根而又艰难寻找的精神现实。樊子的诗歌在无处不在的时代现场的夹缝和冰河上呈现了诗人与时代之间尖利不断地摩擦甚至撞击。他在诘问与质询的精神底色与粗砺的现实景观以及想象性的寓言化的空间中不仅有效地规避了当下伦理化和伤痕性写作的偏狭的道德倾向与流行趣味，而且更为重要的则在于其有骨力的抒情以及悖论性的张力冲突的语言方式中找到并确立了诗人与当下之间言说的位置以及难度。
目录：
自序：纷攘的诗坛，被动的诗人，尴尬的境遇
月光用银白色照着我1
赶考记2
赶尸人3
真实4
祖国5
绿皮火车6
悲歌（一）7
悲歌（二）8
悲歌（三）9
悲歌（四）10
悲歌（五）11
悲歌（六）12
失眠13自序：纷攘的诗坛，被动的诗人，尴尬的境遇月光用银白色照着我1赶考记2赶尸人3真实4祖国5绿皮火车6悲歌（一）7悲歌（二）8悲歌（三）9悲歌（四）10悲歌（五）11悲歌（六）12失眠13流水15障碍16孤独17光泽18自白19十一天21歧途23打铁25广场27一个人的广场28怀孕的纸29抱起31月光（一）32月光（二）33月亮34荷塘月色35爱情36下弦月37裂痕38苍鹭39蚌40蚯蚓41蚂蚁42蝙蝠43爱44边界45靠近47身体之声48木质状态49边缘50春熙路51它52蝮蛇53起舞的蛇54山居诗56身体特征58冬日的工业园60早晨诗62夜兮63骄傲的万岁64纯洁的小兽66庄园67怒江68古道69旧物70在悲悯的土地上71原野72书73旧物74自白之书75稻谷76田畴77冬78昨夜79圣器80欧珠的远方81远处82我们看山，看乐山83阳光85这天86在日落的地方87樊子兰88樊家村90日子93庭院94土地95堕落97原罪98春天到此为止99毒100今夜102交换103梨花104梨花赋106写给黄狗108述说110深夜听雨112雨水集聚在这个黄昏113下雨了114雨水（一）116雨水（二）117暴雨赋118雨祭119一个有冬眠欲望的人122孺子牛124厌倦125鹰126这样的早晨127生活128春129老虎朗诵着131瓦埠湖132微雨133石屋134蛇135秋天137山风139沼泽地140风的手臂141风吹动玻璃142前言自序：纷攘的诗坛，被动的诗人，尴尬的境遇
在贫穷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能够读到的书少之又少，从我开始识字时，除了读点爷爷的老古董《诗经》外，就是父亲的几本毛选。应该说我最早的诗歌启蒙老师是我祖父。爷自序：纷攘的诗坛，被动的诗人，尴尬的境遇 在贫穷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能够读到的书少之又少，从我开始识字时，除了读点爷爷的老古董《诗经》外，就是父亲的几本毛选。应该说我最早的诗歌启蒙老师是我祖父。爷爷读过私塾，懂点之乎者也，农耕之暇不忘翻读他的四书五经，但他从不落墨写一句算是诗词的文字。我想，如果祖父面目清瘦，捋胡子来些裹脚布样式的旧体诗词或老干体，今天除了心生自豪感外，我还有鄙睨的情绪。我生平厌恶活生生的人去整天胡诌一些八股的酸文字，颇为不能自圆其说的是己丑年大暑，自己在林泉寺客居，写下不少旧体诗词，其中有“巉岩苔藤性一物，笠落五蕴厉雨镞。随缘识得铃是渠，鹧鸪如婴婴如母”等诗句。17岁的冬晨，天飘着雪花，我从一个退伍军人那借到了渴慕已久的俄国诗人叶赛宁的诗集，年少单薄的背影消失在雪野，我在朔风里一遍遍大声朗读着叶赛宁的诗句:“朝阳像那红色的水流，/浇灌在白菜地的畦垄上，/畦上有棵幼小的枫树，/吸吮着母亲绿色的乳房。”年少的闲逸与无知中夹携着骨子里固有的蠢动，让我走向了诗歌之途。在漫天大雪中，我冻肿了双手，诗集也一页页变得潮湿，背靠在一棵光秃秃的榆树，心里顿萌咏其为体清之性的表达欲望。1987年，我油印了自己的诗歌小集，取其名曰《微雨》。小诗《微雨》记录了我年少时的纯真：“天暖起来了，风暖起来了/有一丝雨，不像柳絮/我叫它微雨吧，我说：喂——/一群小蝌蚪就浮出河面了/它们心跳得厉害/是争着要长大？”此种淡雅心境一直维持甚久，以至于搁笔七年之后，在2006年写《爱情》一诗时，脑海里依然保留17岁时在雪野朗诵叶赛宁诗歌时那种唯美的心境。从2006年，写《真实》一诗时，我的写作理念有了本质的变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人云亦云地去写村庄、河流和白云了。诗歌界至今充斥着这类伪诗歌，多为固化的模式和惰性的表达，这类诗歌看似有生活的色彩和律动，但基本属于千人一面的写作方式。我深刻意识到这种不在少数诗人的群体性写诗倾向的危险性，就好像祖先们的诗歌，儒释道必诗，科举必诗，仕途必诗，酒宴必诗，纳妾必诗，死葬必诗，得意必诗，亡国必诗，皇帝必诗，草寇必诗，君子必诗，小人必诗，整个中华文明诗里来诗里去，逐渐有了框框条条，整体思维也陷入窠臼，整个民族的情绪和精神浸淫在汉语的游戏里。我逐步认识到：诗人与世界的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对抗关系，而诗歌与世界的关系往往又是互相深入与相互侵袭的关系。当然，对抗不是对世界的敌视和愤恨，而是一种诗歌意义上的质疑与怀疑。只有真正深入诗歌之中的人才能深谙诗人、诗歌与世界的复杂关系。人世间总是充满变数和宿命，而作为一个诗人，敏感、猜疑和忧伤等特质总会把诗人推向一个又一个深渊，这种深渊与常见的生活相悖，与庸常的人群相左，与他自身更形成了激烈的对峙。应该说，我是与自己对峙比较厉害之人，一边是坚持文本的孤傲和独立，另一边寻求色香味的俗世生活，这种对峙看似有自省抑或还有一丝哲学意味的旁枝，其实往往是陷入自我深渊的一种自辩。当我与这个世界发生“对抗”，我又时时陷入一种深刻的困惑之中，我需要深渊来囚禁自己某一方面的劣质，更需要深渊来给自己以疗伤，或者说需要深渊来袒护更多潜在的真诚与善性。古人云文以气为主，我之气力已衰，骨子里的气度渐渐变得颓废。通达不了能“妙物于不知，入物于无间”之境，常观坠叶飘香砌，聆寒鸦声碎，于是乎，手捂疾腹，年少时的无知与清纯日益变得世故和阴沉起来。面对纷攘的诗坛和各种诗歌潮流，我常常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作为一名诗歌编辑，我每天被动地阅读千人一面的来稿；作为一个诗人，我经常被动地参加一些主题雷同的诗歌活动；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的被动是与假大空的文字隔阂甚深，不能以诗歌同这个时代建立有效的沟通途径。我常常处在道德和伦理的表面纠缠之中，诗歌的呈现不是来自对伦理判断的直觉性或直接性，我后天性语言的直接性过多掩盖了感性直接性的不足。当诗人于被动时不能自救，承载能力超越自身经验与认识极限，就会在诗歌里依赖和沉溺语言的实验以求得心灵上的超脱。这样，一方面造成被遮蔽的事物本义在语言里更加模糊，另一方面造成诗人的虚幻、呓语和虚妄，又一方面对现实脱离成对真善美的鄙视，从而，诗歌陷入超形而上，空洞且乏味。警惕到了这种危险，我要放弃过多的诗歌抒情与叙述方式，另辟途径，在自己的不同写作阶段，着重于诗歌意识形态的重新挖掘并找到属于自己的诗歌表达方式。当诗歌有了王纲解纽的空间，诗歌的意识形态呈现复杂多样化的形式。诗歌意识形态写作，不单纯是对政治方面的吁求，还有对哲学、宗教、美学、历史学等诸多方面的研判和取舍，这是一个庞大的写作体系，利用诗歌特有的隐喻、借代、比拟、悖论、反讽等功能，把现实生活中的困顿、疑虑、曲折等心理元素上升到诗歌语言和语言意义以外的呈现，让伤感、愤慨、激昂同非伤感、非愤慨、非激昂没了时空的堵塞和变质，在一首诗歌里写伤感又有非伤感的情，写愤慨又有非愤慨的怒，写激昂又有非激昂的力，“情、怒、力”三个字一直是我的诗歌写作追求。这种追求一直让我处在尴尬的写作境遇里，我对自己的写作要求一向很苛刻，不轻易动笔，一年也就是寥寥的数首诗歌，量少让我在这个写作诗歌也是快餐消费和自我推销的时代处于被遮蔽的危险。我要淡定地对待在诗歌上所谓的出名和著名，就得学会自我心性的调和，调和成一种澄明的状态。委实说，这对我是一种折磨，我一边要用诗歌手段与世界对抗，一边又要持有一个澄明的心理状态，这种写作呈现的犀利、坚韧和悲悯到心的波澜不惊本身就是复杂的矛盾综合体。现在，回首嘲讽自己蜷曲窒碍于文字之间，困顿曲折，仍不失有返本开新之野心。呜呼！如果有细心的读者读过我的诗歌，或者客气地说愿意读我的诗，会发现我不少诗歌中偏向用大的词或者用冷僻的意象，当然我的诗歌自然也关注身边琐碎的事与物，试图在诗歌中把这些琐碎、碎片式、镜片式的事与物引向一种自认为有自己想法的层面。在一个集权或者集约化的语境下，口号加形容词造成的书面用语和日常格式化用语的机械、呆滞，一旦反映在诗歌上，这种机械、呆滞会从很大程度上让某个字、某个词素的固有意义缺失，甚至发生本质上的被扭曲。我敢用大词或者喜欢重复用一些冷僻的意象，基于想反其道而行之。从某种意义上讲，诗歌写作是写作行为的自我与他者双重关系的指涉。又通过语言组织指涉构成一种描述、抒情及被描述、被抒情的多向度艺术关系。在这种多重指涉关系里，诗人既是主角又是配角，既为组织者也为破坏者。那么，我诗歌里经常出现的广场、蛇、月光、大地……这些普遍的词汇或者幽玄的意象被我一再重复地运用到诗歌里，我的确用了不少的信心和勇气。如何做到对常用的、僵硬的意象进行分析、梳理和再生的运用？我们知道，语言结构成为约定俗成的存在，就成为一种符号代码，亦即成为大同的用词用语环境。一个有想法的诗人自然不会回避、躲开这种语言系统，譬如松树、母亲、炊烟等词素，而稍有不慎，这些词素很无情，它们会湮没和淘汰那些没有语言敏感和触角的诗人。诗人老邓（邓华）在他去世前出的书中称我在诗歌写作上是一个严得几乎笨拙的诗人，说每次读我的诗歌总想起“郊寒岛瘦”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典故。诗人、评论家赵卡评价说：“樊子书写的秘密之一是坚持不断抛弃诗中承载的重量，让一首诗变得轻盈起来，和梅尔维尔蕴积的雄心万丈相反；卡尔维诺宣称‘我的写作方法一直涉及减少沉重’，樊子的花招是他代替名词发言而不是让名词自身说话，他忽略了卡尔维诺的另一条忠告，‘的确存在着一种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而他有时以自作聪明的饶舌遮蔽了名词后面存在的丰富表达，这不免会被人视为一种巨大的缺陷。”评论家霍俊明教授说：“樊子近年来的诗歌写作……显现了新世纪以来强硬而暧昧的时代秩序和规训下带有‘不洁’和‘质疑’性质的尴尬与分裂体验。樊子的诗在后移民时代凸显了个体命运的漂泊失根而又艰难寻找的精神现实。樊子的诗歌在无处不在的时代现场的夹缝和冰河上呈现了诗人与时代之间尖厉不断的摩擦甚至撞击。他在诘问与质询的精神底色、粗粝的现实景观以及想象性的寓言化的空间中，不仅有效地规避了当下伦理化和伤痕性写作的偏狭的道德倾向与流行趣味，而且更为重要的则在于其在有骨力的抒情以及悖论性的张力冲突的语言方式中找到并确立了诗人与当下之间言说的位置以及难度。”我引用三位诗人、评论家的话，就是想了解我的诗歌在他人眼中到底是什么样子，想真心听取一些批评意见，我也明白任何有诗歌追求的诗人的角色不是单向为应和接受体的感受所能妥协的，诗人与接受体之间必须保持警惕和鸿沟。同样，面对这本书的读者，您在耐心的阅读过程中也请对我的诗歌保持一种警惕和鸿沟。是为序。 樊子2015年7月8日樊子的诗在后移民时代凸显了个体命运的漂泊失根而又艰难寻找的精神现实。樊子的诗歌在无处不在的时代现场的夹缝和冰河上呈现了诗人与时代之间尖利不断地摩擦甚至撞击。他在诘问与质询的精神底色与粗砺的现实景观以及想象性的寓言化的空间中不仅有效地规避了当下伦理化和伤痕性写作的偏狭的道德倾向与流行趣味，而且更为重要的则在于其有骨力的抒情以及悖论性的张力冲突的语言方式中找到并确立了诗人与当下之间言说的位置以及难度。
——霍俊明著名诗人、诗评家、文学博士
樊子自述说，他认为诗人与世界的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对抗关系，而诗歌与世界的关系往往又是互相深入与相互侵袭的关系。当然，对抗不是对世界的敌视和愤恨，而是一种诗歌意义上的质疑与怀疑。只有真正深入到诗歌之中的人才能深谙诗人、诗歌与世界的复杂关系。
——林雪著名诗人、作家，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樊子的诗在后移民时代凸显了个体命运的漂泊失根而又艰难寻找的精神现实。樊子的诗歌在无处不在的时代现场的夹缝和冰河上呈现了诗人与时代之间尖利不断地摩擦甚至撞击。他在诘问与质询的精神底色与粗砺的现实景观以及想象性的寓言化的空间中不仅有效地规避了当下伦理化和伤痕性写作的偏狭的道德倾向与流行趣味，而且更为重要的则在于其有骨力的抒情以及悖论性的张力冲突的语言方式中找到并确立了诗人与当下之间言说的位置以及难度。——霍俊明著名诗人、诗评家、文学博士樊子自述说，他认为诗人与世界的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对抗关系，而诗歌与世界的关系往往又是互相深入与相互侵袭的关系。当然，对抗不是对世界的敌视和愤恨，而是一种诗歌意义上的质疑与怀疑。只有真正深入到诗歌之中的人才能深谙诗人、诗歌与世界的复杂关系。——林雪著名诗人、作家，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读樊子的诗，我仿佛看到一个膝盖上带血的人，喉咙里发出马蹄声响的人，从黑暗里走向真理的人。樊子趋向光，但他背后有深深的黑暗。生于1967年的诗人，必有对黑暗最后的感知能力，之后的人肯怕难得有关于黑暗的敏锐认识了。我说的是一个诗人的血性本色，樊子的写作带有这个时代日渐消亡了的受难意识。——周瑟瑟著名作家、诗人、书画家、评论家、电视制作人、纪录片导演当代诗的研究，大多是以达人式的诗人为案例，樊子不被瞩目，恰恰说明了一种处在匿名状态的书写者的幸运，他从未尝试性地试图接近流行的趣味来满足他名声大振的渴望，他一意孤行于题材的“窄”，貌似境遇的尴尬，实则出自一个诗人最强大的偏执；也可以这样认为，樊子的“窄”乃一种令人惊讶的写作主张，他沉浸于其中越来越深的陷阱，最终却形成了建立在神秘主义观念基础上的丰富的风格。——赵卡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