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对以小说为天地立心的探讨重申对文学价值的信仰重申对人类内在精神生活的理解批评家的立场思想家的判断文学家的情感
本书简介：
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有关中国当代小说的一本主题论述集，他从金庸、莫言、贾平凹、孙皓晖、张悦然等不同作家及作品入手，探讨了中国当代小说、人文领域的系列相关话题，如小说的常道、内在的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乡土资源的叙事前景等等，言下所涉及，不仅是小说创作、欣赏的艺术之道，也有当下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普遍性困境与解决之道。小说中的心事，是为小说忧心忡忡之事，也是希望能由小说而为天地立心之事。
作者简介：
谢有顺男，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文学博士。一级作家。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出版有《文学如何立心》《散文的常道》等著作十几部，主持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奖项。入选全国“四个一批”人才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目录：
小说的常道1
内在的人37
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59
乡土资源的叙事前景77
从密室到旷野的写作87
“七○后”写作与抒情传统的再造95
那些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鲤》、“八○后”及其话语限度119
莫言的国
——关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次演讲130
海风山骨的话语分析
——关于《带灯》163
乡土的哀歌180
权力镜像中的人心201
人心即史心小说的常道1内在的人37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59乡土资源的叙事前景77从密室到旷野的写作87“七○后”写作与抒情传统的再造95那些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 鲤 》、“八○后” 及其话语限度119莫言的国——关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次演讲130海风山骨的话语分析——关于《带灯》163乡土的哀歌180权力镜像中的人心201人心即史心——《大秦帝国·点评本 》 序210想起了几个青年小说家222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基本类型及其历史演变246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285尊灵魂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332如何批评，怎样说话？——谈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出路346后 记362小说的常道一 很多人可能都同意，中国人普遍有两个情结，一是土地情结，一是历史情结。前者使中国文学产生了大量和自然、故土、行走有关的作品，后者则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在中国，历史即人生，人生即历史，甚至文学也常常被当作历史来读，这一点，钱穆先生多有论述。 事实上，中国的小说也的确贯注着传统的历史精神。比如，《三国演义》把曹操塑造成奸雄之前，史书对曹操多有正面的评价，连朱熹也自称，他的书法曾学曹操，可见，那时朱子至少还把曹操看作是一个艺术家。然而，对曹操人格判断的改变最后由一个小说家作出，并非作者无视曹操在政治、军事、文学上的成就，而是他洞明了曹操的居心——以心论人，固然出自一种文学想象，但也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精神。好的小说本是观心之作，而心史亦为历史之一种，这种内心的真实，其实是对历史真实的有益补充。 古人推崇通人，所谓通物、通史、通天地，这是大境界。小说则要通心。因为有心这个维度，它对事实、人物的描绘，更多的就遵循想象、情理的逻辑，它所呈现的生活，其实也参与对历史记忆的塑造，只不过，小说写的是活着的历史。这种历史，可能是野史、稗史，但它有细节，有温度，有血有肉，有了它的存在，历史叙事才变得如此饱满、丰盈。 中国是一个重史，同时也是一个很早就有历史感的国度。如果从《尚书》《春秋》开始算起，也就是在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写史的意识。这比西方要早得多，西方是几百年前才开始有比较明晰的历史意识的。但按正统的历史观念，小说家言是不可信的，小说家所创造的历史景观是一种虚构，它和重事实、物证、考据的历史观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但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比如，很多人都说，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比读同一时期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更能了解法国社会。恩格斯就认为，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包括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上学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法朗士干脆称巴尔扎克是他那个时代洞察入微的“历史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在认识社会、了解时代这点上，文学的意义居然超过了历史。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这当然是夸张之辞，但也由此可知，中国过去一直否认小说的地位，把小说视为小道、小技，显然是一个文学错误。假若奏折、碑铭、笔记都算文学，小说、戏曲却不算文学，以致连《红楼梦》这样的作品都不配称为文学，这种文学观肯定出了大问题。 进入二十世纪，为小说正名也就自然而然的了。 这涉及到一个对史的认识问题。中国人重史，其实也就是重人世。很多人迷信历史，把史家的笔墨看得无比神圣，但对历史的真实却缺乏基本的怀疑精神，所以就有了正史与野史、正说与戏说的争议。直到现在，很多人看电影、电视剧，还为哪些是正史、哪些是戏说争论不休。可是，真的存在一个可靠的正史吗？假若《戏说乾隆》是稗史，那《雍正王朝》就一定是正史吗？电视剧里写的那些人和事，他们的对话、斗争、谋略，难道不也是作家想象的产物？一个历史人物想什么、说什么，当时有谁在场？又有谁作了记录？没有。由于中国人对文字过于迷信，对圣人、史家过于盲从，许多时候把虚构也看作是信史，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把《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当作是历史书来读。甚至中国文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好不好，用的表述也是“春秋笔法”“史记传统”之类的话——《春秋》《史记》都是历史著作，这表明，在中国文人眼中，把文学写成了历史，才算到达文学的最高境界。 把历史的真实看作是最高的真实，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小说的写作。中国小说一直不发达，也和束缚于这种观念大有关系。只有从这种观念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虚构这种真实的意义，小说写作才能进入一个自由王国。其实从哲学意义上说，虚构的真实有时比现实的真实更可靠。那些现实中的材料、物证，都是速朽的，经由虚构所达到的心理、精神的真实，却可以持续地影响后世。曹雪芹生活的痕迹早已经不在了，他的尸骨也已无处可寻，但他所创造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所经历的幸福和痛苦，今日读起来还如在眼前，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因此，在史学家写就的历史以外，还要有小说家所书写的历史——小说家笔下的真实，可以为历史补上许多细节和肌理。如果没有这些血肉，所谓的历史，可能就只剩下干巴巴的结论，只剩下时间、地点、事情，以及那些没有内心生活的人物。历史是人事，小说却是人生；只有人事没有人生的历史，就太单调了。历史关乎世运的兴衰，而小说呢，写的更多的是小民的生活史——这种生活，还多是俗世的生活。俗世生活是世界的肉身状态，它保存世界的气息，记录它变化、生长的模样。所以，以生活为旨归的小说，是对枯燥历史的有效补充。事实上，那些好的历史著作，也多采用文学的手法来增添历史叙事的魅力。包括《史记》，里面也有很多是文学笔法，有一些，明显就是小说叙事了。比如《史记·项羽本纪》里写到“霸王别姬”时项羽唱歌的情形，“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是《项羽本纪》里很著名的一段。项王哭了，怎么个哭法？眼泪是“数行下”，不是一行，是好几行往下流，旁边的将士也跟着哭，哭到什么程度呢？连脸都仰不起了。画面感多强啊，但这不是历史，而是文学，是写作者对当时情景的合理想象。 就此而言，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历史的真实有时需要借助文学的真实来强化。 读历史著作，可以认识很多历史人物；读文学著作，也可以结识很多文学人物。但是，到底历史人物真实还是文学人物真实？这就很难说。有一些历史人物，当时很重要，但没有文学作品对他的书写，慢慢就被世人淡忘了；相反，一些并不重要的历史人物，甚至无关历史大势的人物，因为成了文学人物，一代代相传，他反而变成了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陶渊明，一个小官，对当时的社会进程可谓毫无影响，但因为文学，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早已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了。又如伯夷、叔齐这两人，不食周粟而饿死，他们并非什么大人物，对当时的朝代兴亡也不重要，但他们的故事太具文学性了，所以，即便《史记》，也都为之作传，他们的故事，几千年后还被传颂，知道他们的人，甚至比知道周武王的人还多。这可以说是人生即文学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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