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书、写书，谢先生的随笔忠实地记述了每一本书从选题策划、文章写作到书籍装帧、用材等各方面细节，不惮覼缕，其间书业的变迁、作者两代书人的勤苦自励，风霜雨雪，人书俱老。
本书简介：
本书收录作者随笔20篇。谢其章先生15年中出书20种，个中酸甜苦辣，自难尽述，于是便有了写作本书的意图，专记出书经历。谢先生酷爱搜书，《一个长途电话聊出来的第一本书》《漫话老杂志》《珍爱最是第一声》等篇记述因搜书而触发的写作机缘；《我的电影记忆》《悼一本杂志》《二十年搜书之自供状》《一条美丽的银蠹鱼》数篇夹叙夹议，写人写事，委婉道出著述的甘苦。搜书、写书，谢先生的随笔忠实地记述了每一本书从选题策划、文章写作到书籍装帧、用材等各方面细节，不惮覼缕，其间书业的变迁、作者两代书人的勤苦自励，风霜雨雪，人书俱老。序
什么时候有了写这本书的念头？那天在电脑的文档里找到了最初的记录“《出书记》二○一○年三月十四日立项”。我记得是有这么个事，但具体时间还得查日记。那天外面刮着风，阴惨惨的天色，很适宜在家宅着，也不知动了哪根筋，抄起电话给李世文电话，世文是拙作《书蠹艳异录》的编辑，我说突然想起个好书名“出书记”，世文一句话就给否了：“出书记？早点了吧？”他是把出书记当成回忆录了，回忆于我而言确实早了点儿，但是就算到了那一把子岁数，录不录回忆还两说着呢。出书记的实质，可以看作个人生活的侧影，也是忆往的另一种形式。鲁迅说过“一个人做到只剩下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朝花夕拾·小引》）不担心无聊不无聊，只怕“连回忆也没有”的人生。我今后可能还要出书，可是对十五年里已经出版的二十册单行本作一番回顾，讲讲“出书”经历的苦辣甜酸，似乎不早不晚，此正时矣。张爱玲透露卖文为生的感觉：“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导演过《钢琴师》的罗曼·波兰斯基，一九九二年导了《苦月亮》。我抄录了其中一段台词，很像为我的《出书记》私人定制：出版商：“出版业今非昔比了，现在利润是关键，你得有之前出书的销售记录，没有人会在毫无成就的新人身上投资。”作家：“所以不出名就出不了书，这似乎自相矛盾。”上面的对话出现在电影的第四十五分钟，第六十四分种，作家对女友抱怨：“我都快四十了，还没卖出一本书！”“先有名”还是“先出书”，确实自相矛盾。但是出版商说的也许是非作家专业的“名人”，这种情形在中国很普遍，某人在某领域特别出名，那么他出书就不是难事，找人代笔或口述，这样的名人不需要“销售记录”。一个北京的出版社想给我出书，她们还真是实地到书店和出版社调查过我以前书的销售情况。网络时代，似乎不劳腿力，上网一搜，作者的实力一览无遗。现在从头回忆的话，我的文字第一回变成铅字，好像还是八十年代末的事情。《足球报》有个“读者来信”栏目，我写信去问了两个问题，不久，报纸刊出了我的信，并且由专家回答了我的问题，虽然只是短短的几行字，却让我异常兴奋。具体刊出的时间我刚刚查出来了，一九九○年十月三十日《足球》报。纪果庵在《北游记》里说到一件小事，一九四四年冬他来北平，“于削面北风中两次访谒知堂老人。”此时周作人主编《艺文杂志》，纪果庵乃作者，正好当期刊有纪果庵的文章，周作人便把杂志送给他“特别翻出我的文字来告诉我已经发表了，大约很明白作稿人的心理，无论何时均以先覩自己作品为快罢？”所谓“先睹为快”，有两层意思，一种是读别人的文章，一种是读自己的文章。两种感觉兼而有之，此人必是作稿人。真正投稿性质的文字变铅字，是一九九二年的《燕都》杂志，这一期刊发了我的处女作《金受申与〈立言画刊〉》。那时东四北大街有家书店，好像就叫“燕都书店”，除了专售《燕都》杂志之外，还有不少文学书。我一下子买了六本，想想还得送给谁，又买了几本。现在回想只觉得可笑，不就是一篇文章么，至于乐成这样？可是当初的兴奋劲儿，至今还记着。如今在某某杂志登一篇文章，稀松平常，已不会心生涟漪。人们常说回忆是靠不住的，这话属于钱钟书所云“局部真理”。我上面那段话是靠回忆写的，对比一下当年当天我的日记。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二上午趁便去了北京艺术博物馆，一般极了，只有明清瓷器还稍稍吸引我，并不强烈。叶子上写的佛教语挺有意思。中午食客盈门。Z君的快译通坏了，让我去东四顺便修修。路过新太平胡同，迎头碰上了赵承寿，那个下午我会忘记吗。胡同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礼堂里人声鼎沸。经历了奇特的十五分钟和几分钟，使劲儿保持镇定。接着到了服务部，仍是冷冰冰的“没有”二字。只得去东四南大街。在燕都书店我的预感再次灵验，九二年第一期《燕都》，我半年前的作文《金受申和〈立言画刊〉》赫然入目，太令我激动，在秦河都没忘记的事情如今梦想成真了。一气儿买了五本，又五本，又五本，我想到了要送给哪些人……。在旁边的青年书店买《语文修辞讲话》，在中国书店买《上海报刊史话》。来的路上在文化艺术出版社买丰子恺画周作人诗的图文书，不错，要是彩色就更好了。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大街上全是卖汤圆和元宵的。想打个电话告诉她《燕都》的好消息，竟无一处电话可打，唉，这座现代化的大城市。
我喜欢作统计，不论是生活，还是写作，我都作有详细的记录，譬如说自成家以来每年的生活帐均有统计，籍此可以知道三十几年来生活指数之轨迹。很久以前有位领导对我说“统计，统计，就是统计加估计。”他的意思是某些数据不必那么精确，大估摸即可。我所记录的各项数据，对本书的写作可是帮了大忙，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数据本书根本写不成。十五年的二十本书，总共得了多少稿费，书中均有精确到角分的统计。前几天一位当年睡一炕的插队知青打来电话，我们已几十年失联，他说我出了这么多书一定挣了大钱，我说了一个数，他好像将信将疑。好吧，等我这书出了送他一本，让他知道我没有哭穷也没有炫富，如实记录生活而已。自二○○○年第一本书至今的第二十本，基本是一年一本的节奏。二○○二年二○○七年二○○八年没出书，二○○六年和二○○九年都是一年出了三本。二十本书，最少的印数是三千，最多的是八千。我估计这二十本书的总印数不超过十万册。定价最低的是十五元，最高的是四十六元。加印的有三种，《老期刊收藏》《搜书记》《书蠹艳异录》。一九七三年，我一整年都待在青海一个偏远的农场，我读了十几本书，其中司汤达的《红与黑》我半懂半不懂，却抄了好些书中的话搁在日记本里。有这么一段话：“啊，一个伟大的策略，从计划到实行，当中的一段时间是多么残酷啊！多少无谓的恐惧，多少犹豫不决。有关生命，还有比生命更重大的——就是荣誉。”我的一本书的“计划到实行”，当然比不了于连的野心勃勃，我就是很想把这段话抄在这。
二○一五年三月到十月断断续续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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