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梁庄在河南；河南是“外省”，中国是“他者”。
《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早期力作，以河南文学为切入点，观照家乡、乡土和传统中国。
河南文学为什么是“外省”的？“外省文化”的特征是什么？
河南的文化品格、性格特点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身在其中的作家又如何感受这种文化的断裂、重合与生成，从而呈现出怎样的文学精神？
与现代性思想纠缠在一起的中原文化体现了民族自我与现代追求之间怎样的重合与冲突？
“河南人”问题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它背后隐藏着河南文化的何种处境？
本书简介：
河南是中国**的农业省份和中国*不发达的内陆省份之一，以化石式的凝固状态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古老模式，这为河南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极具文化价值的描写对象，也成为乡土中国面临现代性时命运的缩影。
河南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区，却在历史长河中渐渐失去了中心地位，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沦为了长期的“外省”和“他者”，并陷于一直试图接近中心却又不被接纳的错位与尴尬之中。
《外省笔记》从“外省”的独特的角度对20世纪河南文学进行了解读，并对中原的文化特质进行了探索。
《外省笔记》抓住了20世纪河南文学发展中的三个不同时期的三种文化、文学现象：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彗星”现象，50年代—70年代河南文坛的几个亮点，以及世纪末的“中原突破”，并对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文学的底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外省笔记》对20世纪河南文学的发展做了全面梳理，并对师陀、刘震云、周大新、阎连科、李洱等河南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分别论述。书后附作者与阎连科关于河南文学的精彩对谈。
作者简介：
梁鸿，1973年出生。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非虚构文学作品有：《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有《黄花苔与皂角树——中原五作家论》《新启蒙话语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的文学与社会》《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学术对话有《巫婆的红筷子——作家与文学博士对话录》。曾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上海文学》《中国图书商报》等学术期刊、报刊发表论文和专栏文章多篇。
2013年获评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南方人物周刊》“中国娇子青年领袖”。
作品《中国在梁庄》获“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书”“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类好书”“第七届文津图书奖”等。
目录：
上篇：史论
序?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
绪?论?“外省”视角下的地域文学研究
**章断裂与背离：河南新文学的发生
一、彗星划过天空
二、文化的断层
三、背离与挣扎
四、中庸与激进
第二章从“外省”到“中心的边缘”：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河南文学
一、历史的转折与河南文学的“亮点”
二、从“外省”到“中心的边缘”
三、文学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
第三章新时期的“中原突破”
一、新时期“外省文化界”的文化位置
二、“文学豫军”的“中原突破”上篇：史论
序?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
绪?论?“外省”视角下的地域文学研究
**章断裂与背离：河南新文学的发生
一、彗星划过天空
二、文化的断层
三、背离与挣扎
四、中庸与激进
第二章从“外省”到“中心的边缘”：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河南文学
一、历史的转折与河南文学的“亮点”
二、从“外省”到“中心的边缘”
三、文学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
第三章新时期的“中原突破”
一、新时期“外省文化界”的文化位置
二、“文学豫军”的“中原突破”
三、“中原突破”的意义
四、“中原突破”的缺陷
第四章全球化语境下的外省文化空间与河南文学
一、全球化与文学的民族性
二、“河南人”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化精神的深层危机
第五章“外省”的必然与无奈
下篇：作家论
第六章师陀：“果园城”文化的“变”与“不变”
一、异乡和故乡
二、荒原之中的诗意
三、故乡情感和故乡意象
第七章刘震云：“平民”立场的两难与民间生存世界
一、“故乡”的两极意义
二、“吵架”美学与“平民立场”的两难
三、民间的生存特性
四、闹剧冲动与语言的暴动
五、姥娘去了
第八章周大新：冲出“圆形盆地”
一、“圆”与“不圆”
二、“围猎”与“被围”
三、“窥视者”的身份质疑与小保安之死
四、善恶辩证法
第九章阎连科：“耙耧山脉”的隐喻与象征
一、《日光流年》：“乡土中国”象征诗学的转换与超越
二、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
三、庆典、神话、暴力及其他
第十章李洱：新的小说诗学的建构
一、百科全书式叙事
二、“共时性”存在结构
三、日常生活诗学空间
附录?对话：“中原突破”的陷阱
河南作家：集体的困境
李准：一位缺少余音的歌唱家
张一弓：与时俱进的“时代的记录员”
乔典运：农民哲学家的局限性
张宇：聪明给智慧挖下陷阱
李佩甫：在泥和水中挣扎
田中禾：才华与热情的浪费
刘震云：求变的狂呼与两难
刘庆邦：单腿踏步的舞蹈
河南年轻作家
参考文献
再版后记前言绪?论
“外省”视角下的地域文学研究
地域文化研究——“外省文化界”的理论视点——20世纪河南文化空间的嬗变轨迹——河南与中原文化——20世纪河南作家创作情况
从地域文化角度入手进行文学和文化分析自新时期以来就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视角之一，1995年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是这类绪?论
“外省”视角下的地域文学研究
地域文化研究——“外省文化界”的理论视点——20世纪河南文化空间的嬗变轨迹——河南与中原文化——20世纪河南作家创作情况
从地域文化角度入手进行文学和文化分析自新时期以来就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视角之一，1995年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是这类研究的集大成者，此后，又有许多相关学术专著和论文产生，地域文化研究颇有蔚然成风之观。毫无疑问，地域文化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从一个特定角度丰富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征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但到目前为止，这类研究著作还有一个普遍的弱点，即论者在论述过程中，大多把区域文化作为一个静态的、固化的因素（比如地域特征、地方文化、人文性格等），并由此进入对文学的分析，而忽略了20世纪本身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时代，它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急剧变化不断孕育着新的文化因子，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它的生成对于置身其中的作家和文学的形成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换句话说，就20世纪的地域文学而言，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文化特征、文化性格并不仅仅是那些已经成为本区域具有象征或原型意义的颜色、声音、气味或气质，它还必然渗透着20世纪本身所塑造出的文化特征或精神倾向。后者虽然还没有成为固态的、定型的区域文化特征，却以它的时代力量穿透文本，直接进入文学形态内部，并参与各个元素的形成。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考察地域文学的发生时，不仅要分析作家作品所蕴含的固有的地域文化特征，更重要的是，要把目光拉回到20世纪本身，考察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空间的嬗变过程，以及这一嬗变对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地域文学发展的影响。（也许，这种考察只有在处于巨大转折时期、各地区文化落差极大的20世纪中国才有意义。）区域文学在怎样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下生成，它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中国处于什么样的文化场域和文化位置，经受着怎样的冲击，在这一冲击中，它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以及这一态势对于作家和文学的影响。这就意味着，我们思考的前提是探讨在20世纪文化空间变动中地域文学的文化生成，它与时间、空间都有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生成过程不仅与本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有关（一个固定的文化场），更重要的是，它与20世纪中国文化、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一个动态的文化场）有密切关系。后者冲击着前者，前者又以强大的力量消化着后者，两者结合并相互选择产生出新的文化形态和美学形态，这一新的文化形态才是影响作家创作的基本条件。
“外省文化界”的理论视点。考察文化空间的嬗变与文学生成的关系，必然要涉及中国文化空间的分布、变化以及对文学的影响，在这里，笔者引入“外省”这一概念作为基本的理论起点。“外省”一词在文学史上并不陌生。它曾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被反复使用并且具有很深的隐喻意味。“外省”与“巴黎”的区别不仅意味着地理空间的本质不同，更是身份、政治地位和阶层差异的直接外现，“外省”意味着边缘、贫穷、卑下、粗俗（即使你有钱，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掩饰和手段才能进入巴黎的社交圈），而“巴黎”则意味着权力、身份、尊严和话语权的拥有。“外省”对“巴黎”总有着膜拜心理，这是一种基本的文化趋向。拉斯蒂涅竭尽全力想进入巴黎社交圈，除了想获得财富之外，还想获得一种身份认同，这是他的政治要求和文化要求。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外省”一词虽然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是，与拉斯蒂涅相似的“外省青年”形象却并不少见，如现代作家师陀《结婚》中的胡去恶、当代陕西作家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兴国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外省”的文化位置以及想进入“中心”的文化要求塑造了他们的悲剧人生。因此，“外省”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同时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外省”是空白之地，“中心”具有天然的空间优越，生存空间、发展空间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优越性，这一公共空间的存在是“中心”的**优势。“外省”和“中心”有着某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差别，是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区分，代表着气质、性格、类型和话语权拥有程度的不同，并且，在这一对概念中，蕴含着明显的价值判断和政治倾向性。萨义德在论述“东方学”的概念时这样认为，“它（东方学）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它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就大的意义而言，“外省”与萨义德所言的“东方”具有谱系性的类似。
王富仁在论及20世纪初期中国新文化空间的形成与分布时这样认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新文化主要是跨国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文化，外省知识分子大多是到了北京、上海和国外才成为文化名人，才成为知识分子的。外省也有知识分子，但其联系是松散的，很难称得起有一个文化界。……外省文化界是在跨国文化界、京海文化界得到更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由跨国文化界、京海文化界排挤或隔离在外省的知识分子构成的，它受到跨国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严重影响，呈现着十分庞杂的状态几乎是必然的。时至今日，他们使用的理论语言仍然主要是从跨国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知识分子那里接收过来的，因而也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语言。”这一段话至少包含了下面两层理论含义：**，在中国新文化生成过程中，“外省文化界”是第二性的甚至是第三性的，是在跨国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影响下才产生的，这就决定了“外省文化界”整个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都来源于前者，具有模仿和不稳定的特点。“外省文化界”特性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直接受“中心文化界”思想倾向的影响，并且由于本省文化资源和文化空间的贫乏，“外省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出走意识，他们的出走和回归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省文化界的文化气氛。第二，“外省知识分子”通常缺少“京海文化界”或者说“中心文化圈”知识分子的文化承担意识，缺乏对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整体意识。他们的写作起点常常来源于内部，来源于直接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作品充满个性化、经验化的特点，给我们展示的是*原生态的民族生活和民族生存特性，这在无形中又为小说意义的升华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兴起正是以“外省文化”为特征的地域文化兴起的某种外现。
西方的思想体系在经过“跨国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一层过滤之后，已经失去了部分生命力（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的输入是有选择性和实利性的），再经由各种渠道传入“外省”时，其思想的本质更变得概念化和抽象化。传统文化在闭塞的“外省”，尤其是北方，力量*为强大，很容易把这些外来思想消化掉或者使其变形，使新文化思想仅仅成为飘浮于情感行为之外的空泛理论，这是造成新文化时期外省文化空间和外省文学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无论是“跨国文化界”，还是“京海文化界”的知识分子，都是从外省走出来的，他们在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想之后，长期在京海两地活动，逐渐在京海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势力，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打着各自区域文化的烙印，这是在分析作家具体文本时应该注意到的。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力量和文化导向在不断变化，“外省文化界”与“京海文化界”（“中心文化界”）之间相互消长的关系，往往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导向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和某种位移。这也意味着“外省文化界”只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如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像山西、陕西这样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属于“外省文化界”的中原省份慢慢承担起“中心文化界”的功能，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又以北京为“中心文化圈”，但文化的导向却没有变，仍以北方文化的特质为文学的中心。
在“外省”这一概念的使用上，还应该注意到，王富仁所谓的“外省文化界”主要是指“京海文化界”之外的各个文化区域，这就是说，上海和北京一起被划入“中心文化圈”之内。在20世纪的中国，上海的文化位置和文化意义几乎和北京相等，它们以不同的文学走向形成，代表着中国文学的基本潮流。就文化空间而言，上海因为空间的特殊优势，以其物质的强大繁荣和对现代文明的超前、深度接纳而成为百年来中国*活跃、*富于阐释意味的地方，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性意味的艺术、生活和文学；北京则以精神的复杂度、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的交锋、知识信息的丰富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心文化界”，两者在文化上的含纳量是相同的。另外，上海、北京既是新文化活动的策源地，也是跨国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和新文化杂志的根据地（当时的重要文人都在两地频繁活动），其他文化区域在前两者的思想指导下才开始接受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这自然就形成了“中心”和“外省”的差别。还有一点也应该作为“外省”视角的自觉理论意识，在以“外省”为考察20世纪河南文学生成的起点时，河南只是中国诸多“外省”中的一个，河南文学也只是中国“外省文学”中的一个支流，并不能代表其他省份的文化、文学形态。不同“外省”之间的文化形态和文学状况并不相同。王富仁先生的“外省文化界”包含了除北京、上海之外的中国诸省和重要城市，这就意味着，它的空间范围非常大。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地域特征和政府政策导向的不同，“外省”之间会有很大的区别，尤其是在北方诸省和南方诸省之间。比如，同属于“外省”，河南和广东在同一历史阶段，在中国文化空间中的位置差异极大，文学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据此，可以探讨出非常深层的问题。这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空间与有意义的论题，也体现了“外省”这一理论视角极大的可操作性。
20世纪河南文化空间的嬗变轨迹。可以说，“外省”这一理论视点既包含一个区域固有的文化品格，如它的文化背景、性格特点、人文地理特征，又可以透视它与中心文化圈之间的动态关系，在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与较量之中，本土文学*终呈现出属于自己的特质与命运。这意味着，“20世纪河南文学”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地域性文学研究或地方特色研究，而与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追求过程联系了起来，纵的传统文明考察与横的现代精神考察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坐标，“河南文学”正是在这一坐标中显示出它在中国20世纪文化空间中的生成、意义与特征的，也显示出中国在现代性转化过程中的曲折轨迹。
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以反传统文化为基本口号，提倡“民主、科学和自由”等启蒙思想。在跨国知识分子的理论倡导、文化实践和革命活动中，北京、上海两地很快形成了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群体和公共言论空间，它们吸引着崇尚新文化的外省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激进的反传统文化口号下，以儒家思想为基本精神的中原文化与新文化运动思想背道而驰，很自然地被边缘化，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此意义上，中原文化的主要根据地——河南，不但地理位置处于“外省”的位置，文化上也处于极其典型的“背离”状态。从晚清时期河南先进知识分子创办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河南》杂志，到辛亥革命在河南境内的全面失败，清末民初影响全中国的民主思想的传播在河南基本上断裂。河南政治局势的保守、复古，河南文化精神中牢固的“村落意识”和中原文化特征，河南作家作品中微妙的激进、退守和中庸气质，都与这一文化上的背离有密切关系。新文化思想和知识分子改革之路以失败而告终，古老的乡村、城镇仍按照古老的轨迹波澜不兴地运行。这一现象，在师陀的《里门拾记》和《果园城记》中有很好的体现。夏志清曾经这样评价师陀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特别令人觉得难忘的是几位热心改革者的凄凉写照：他们当年鼓吹近代思想，结果现在走上贫穷、被谤与死亡之路。这些角色无疑在其他的现代中国小说出现过，可是师陀却故意选择这些典型来做例子，无非要说明一点：表面上时代虽在转变之中，但仍有许多地方、许多人是滞留不变的。书中真正的主角是城镇本身。改革者、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官员来的来了，去的去了，可是城镇本身却我行我素，继续着它懒惰、懦弱和残酷的行径。”“来的来了，去的去了，城镇却我行我素”，如果说这是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之中的“外省镜像”也不为过。
就作家而言，在面对倾向性极强的新文化思想时，会不自觉地出现“游移”或“融合”，形成具有“中原”特质的思想与精神倾向。“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挂在冯友兰客厅里的这副对联*能体现这一“游移”与“融合”的企图。但是，在狂飙突进的新文化思想热潮中，这种“中庸”立场却并不受欢迎。由于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在当时影响并不大，它和新文化思想的冲突和紧张并没有显现出来，反倒是他的妹妹冯沅君，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不多的创作中充分体现了这种“徘徊于家门内外”的微妙冲突和紧张。她在作品中对“母爱”的肯定和温柔敦厚之情使她的作品表现出五四时期与“传统”之间罕见的“缠绵悱恻之情”。
但是，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国，“外省”和“外省文化界”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政治、文化转变时期，在某些特殊时刻，它又时常和历史的洪流汇合，形成巨大的共鸣，从而也使自己的地位发生质的改变。延安文艺思想就以独特的方式使“外省”显示出自己的历史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富于戏剧性，却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转折。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陕西、山西包括河南在内的中原文化区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以后被称为解放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是为知识分子制定的文艺政策，但目的却是为群众、为革命斗争服务，因此，要求作家作品充分考虑到群众的接受能力。在这里，需要探讨的是讲话中的“群众”到底指的是谁？毫无疑问，对于当时身处陕西的毛泽东来说，这一“群众”就是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北方底层群众（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这一“群众”的范围逐渐扩大），它并没有涵盖到南方普通群众，也不指向城市一般市民。延安文人不得不把目光从熟悉的知识分子那里转移到农民身上，并且因为作品必须有实际的沟通能力，所以不能不采用北方农民所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文艺形式，如说唱体、民歌体、戏剧、快板书等；在语言上，更是竭力追求通俗易懂、清晰明白，具有直接的说服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毛泽东所谓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是指以中原文化形式为基础的，更具体一点，就是当时在陕北、山西等地流行的农民所喜爱的民歌、民间文体、民间语言方式等，几乎不包括南方文化的种种特征。这就意味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中原民间文化样式、民间文化思想进入知识分子和文学史视野，并成为文学的经典叙事，这种对中原民间文化的提升对中原作家的影响非常大，我们从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家地域分布及创作趋向上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这样一来，陕西、山西这些在新文学初期典型的“外省文化界”一跃而成为“中心文化界”，河南也进而成为“中心的边缘”，比现代文学前期的地位略有回升。在这一文化空间下，河南文学所呈现的特征、气质明显不同于新文学时期，而中原文化内核也以不同的姿态进入作家的小说结构之中。这一时期河南作家文学观念与意识形态的高度重合、民间叙事与政治话语的同构性都显示出中原文化与延安文艺思想的独特关系。
当20世纪90年代后期所谓的“文学豫军、中原突破”在文坛上成为约定俗成的称谓时，对河南及其中原文化来说，“外省”已经不是第二性的，它是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原型性存在，与知识分子对民族性、现代性的重新追寻相一致。文学开始以文化的目光（而不是社会问题的目光）来审视乡土中国，审视这一乡村背后的文化本质，处于“外省”位置的沉寂的村庄**次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次被发现它在中国文化空间中重要的意义构成。这样一来，“外省”的自足意义与本体性开始呈现出来，而“中心”的吸引力与文化的强势则相应地弱化。作为中原文化的发源地和承载体，作为中国**的农业省份和中国*不发达的内陆省份之一，河南还保持着农业文明以来中国*原生态、*纯粹的村庄形式，它以化石式的凝固状态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古老模式，这为河南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极具文化价值的描写对象。作家从“村庄”、从*普遍的乡村日常生活图景入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运行机制、观念体系的形成以及民族性格的特点进行再阐释。在吸收、学习西方现代意识的基础上，作家重新回到文化内部，以一种更富于情感的方式回到生存的内部去思考自己的生活、社会和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并转化成一种更富审美价值的文学形式。乔典运的《问天》、李佩甫的《羊的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小说中都有这样一个明显的文化原型。
但是，我们讨论的毕竟是文学，文学有它自己的产生特点和内部丰富细微的不同。从文化空间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的生成，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不自觉地把文学与文化的兴衰同构，这是必须避免的。文学的生成与文化、经济并不同步，正如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所言：“文学方面的兴衰，总是和政治情形的好坏相反背的。”因此，我们在分析像河南文学这样的“外省文学”时，要充分考虑到地域文化空间特点在作家灵魂和作品中的变形、位移和隐秘的存在，要注意到区域文学和文化特点的不同步，也要注意到区域外部和内部环境对作家、文学界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终所导致的某种现象。另外，作家作品的气质不仅与文化空间的生成、时代精神的导向有关系，也与作家的成长背景、接受方式有很大关系，这意味着文化空间对作家的影响只是一方面，并不是全部。人类的每一种文化必然经过个人心灵的过滤和吸收才展现出如万花筒般绚烂而又让人迷惑的光芒，个人的成长经验、生命历程以及对文学、世界的独特看法会形成不同的作品，这也是同一地域作家作品“同与异”存在的根本原因。
当以“外省”为理论视角切入有关地域文学的具体研究时，当把20世纪每一区域文化作为一个动态的发生形成过程考察时，就会发现，它避免了静态的地域文化研究的性格论和类型性，避免了启蒙视角的“隔”与抽象，而能够从一个大的文化空间的形成与转换来考察小环境——河南——的空间状态的嬗变，从而进一步考察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各种力量之间的消长、分合和转化。时代虽然有一个总体的精神变化和大的发展趋势，但是，当它以波纹的方式次递到达或者以输入的方式直接到达一个地方时，由于文化背景和具体情境的不同，这一区域必然有自己的独特反应，并且为以后的发展形成新的文化情境和历史条件，这就造成了“外省”彼此之间的差异。这意味着，河南文学的发展并不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相一致，也并不和其他区域文学的发展相一致。譬如，同是“外省”，江浙地区的文化空间与文学发展就和河南完全不一样。清末民初，江浙地区就有数倍于河南的文化名人，这些人后多成为“京海文化界”的中心人物，而河南则处于**的荒芜状态；新文化运动的**个十年，就作家数量而言，河南也是非常少的，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史料·索引”卷中，著者统计的将近两百位作家中，浙江作家有29人，湖南作家15位，之后依次是四川、江苏、福建等，而河南作家只有4位。当南方作家已经从思想上、创作上接受西方现代思想时，河南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大部分还因为从事革命活动或莫名理由而被杀害。袁世凯夺取政权之后，对他的故乡——河南，更是倍加“关注”，河南的复辟倾向与保守倾向比其他省份要严重得多。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当陕西、山西等地成为知识分子心中的“圣地”时，北方作家逐渐成为“中心作家”时，河南作家还只处于“中心的边缘”位置，这也使河南文学呈现出独特的态势。考察这些不同步的原因会使我们有机会了解许多被“大话语”遗忘的然而却很有意味的“小话语”，也会使我们可以看到区域文学内部那仍被忽略的广阔的研究空间。
依此，我们还可以进入更深层的研究，在文化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夹层中，是什么原因使河南文学界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时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群体状态？时代、文化与文学之间到底是怎样复杂地纠结在一起，*终呈现出什么样的力量分布、关系状态？通过分析河南文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动态位置，我们可以透视一个世纪以来，乡土中国与西方现代思想、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具体一点说，透视一个大的“中国村庄”一个世纪以来与外面的世界以及和它的叙述者之间的关系。这里面不仅涉及中原传统文化和现代性思想之间各种形态的冲突与较量，村落文化的滞后性和复杂的历史沉积给它的叙述者带来的某种特殊的思维起点和写作冲动，如对人与土地、政治、权力之间关系的深切关注，也涉及叙述者的文学理想、价值立场的形成原因以及不同时期对村落文化的不同阐释。譬如，河南当代作家在文学叙事中有一个普遍倾向，即热衷于“关系”叙事。权力关系、人际关系、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宗族关系，一切都以“关系”为起点，并且*终回到“关系”的网络世界中，作家一进入“关系”的海洋中，便不由自主地兴奋，激情四溢，很难将自己拔出来。这些“关系”虽然为我们揭示了民族文明内部的精神方式和心理状态，但因为作者的过分投入、过分兴趣而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和独立的价值立场，没有*终达成从“此岸”到“彼岸”的升华。这从另一层面展示了作家主体隐秘的内心欲望，即对现实权力的一种渴望和情结，只有在这一点上，他们所有的灵感、思维和对生活的观察才都被充分调动起来，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作家是在通过文学手段达到自我的宣泄和权欲的实现。毫无疑问，这种对权力的“沉迷”与中原文化中的政治情结和作家生存背景有莫大关系。
河南与中原文化。探讨河南文学在中国文化空间中的存在，首先必须弄清楚一些基本的地域文化概念，如河南与中国、中原文化和河南文化之间的关系，只有弄清楚这些，弄清楚河南基本的文化属性，我们才有可能把河南文学放在一个文化的大环境中考察、分析。
在某种意义上，河南是北方，是山东、山西、陕西等具有北方农村灰色大地和原野的一个代表，它们是一个共同体，同在黄河的支流上，同受着中原文化的影响，灰色的平原上散落着同样灰色的村庄，数千年来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几乎是一种约定俗成，中国文化中的北方更多的是指中国政权的发源地和儒家文化发源地的广大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古称‘中原’。‘中原’作为地理概念，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原，指古中州，即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即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诸省的全部或部分，甚至扩及安徽东部和湖北北部。……广义的中原地区，原始文化有较多的共性，而且在古代，尤其是在北宋以前，是国家统治和经济、文化、军事的核心地区，文化内涵有许多共性，可构成地域性的文化体系……”中原文化其实就是传统意义上北方文化的简称，山东的齐鲁文化、河北的燕赵文化以及秦晋文化只是表现形式之一，其文化内核基本相同。但是，河南虽属这一体系，却不像山东、陕西有着相应的文化称呼，又不能说它就是中原文化（只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也不能说它是二程文化，后者是中国文化制度的代表，不只是河南所依循的文化形式。这样，河南在文化中的所属位置变得颇有点暧昧难明，河南在北方所处的位置和文化性格更像传说中的“四不像”，在古代，它地处九州之中，因此，称之为“中州”，它融合了北方各省的特点，而成了一个大杂烩，它既开放又保守，既传统又现代，既是传统乡村中国的*有力的代表，却也在时时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并消化着八方来风，它似乎没有自己清晰的面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河南文化里，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文化*浓的缩影。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北方中原，曾经是历代大国的定都之地。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北宋时期，中国的国都大部分都建立在北方。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变故、战争都起始于中原，因此才有“得中原者得天下”“逐鹿中原”之说；中国文化的起点，儒、道、释都从中原始，并且由此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滥觞。但是南宋迁都之后，北方的地气、人气越来越弱，文化、经济、政治也逐渐衰落，政治的衰退引起北方经济、文化无可挽回的衰退，北方开始萎缩，日渐成为中国的劣势文化，散落在黄土地上的一个个古老村庄成为永恒的印记存留在中国人心中。封闭的内陆环境、匮乏的自然资源使本来就贫穷的北方更成为一个个古老、没有生机的村庄，从另一方面讲，以血缘、土地为主要纽带的家族文化在北方村落却更具实用性，而地处沿海、沿江的南方，在地理位置、经济方面本来就比北方有优势，再加入政治上的优势，一个开放、富足、文化相对发达的南方和南方文化逐渐形成。
整个20世纪，在南方沿海已经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到处都是声光电化的时候，北方（北京除外，政治中心的位置使它具有许多优势而超越了北方的某些特点，但不是完全超越）却始终处在封闭、保守的农耕文化之中，现代文学“京派”和“海派”之争恰恰反映了这种文化上的落差和作家对此的感受。在这一世纪的后半叶，政府政策的逐渐倾斜和地理环境的天然劣势，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在扩大。南方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优势，更重要的是，这种优势进而演化为一种地域优势和文化优势。有一点不能否认，在当代中国的权力话语中，北方文化处于越来越明显的劣势，如2000年左右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河南人”现象在根本上是北方所处的文化劣势所造成的。在20世纪“外省”文化空间的生成和嬗变过程中，“外省”，尤其是北方各省有着相似的文化倾向和表现出几乎相类似的文化选择，考察河南文学和文化空间嬗变之间的关系对其他北方省份有着一定的启示性。
直到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仍然可以说是完整的一体。从整个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北方诸省始终处于同一文化场域中。在古代中国，西安、开封、洛阳等许多城市都长时间做过帝国的都城，随着北宋政权的南迁，中原大家族、士族的南迁，北方的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再加上自然地理环境的恶劣，它们逐渐成了内陆贫穷、落后和愚昧的代表，文化上更是萧条、保守。但这并不是说河南文化和其他北方省份的文化、河南文学和其他北方文学之间可以完全等同。中国幅员辽阔，各省之间的地理形势、气候条件都有或大或小的差异，即使在一省之中，也有许多差别。以农耕文明为主要形式的北方诸省之间，地形、地貌有很大差异，也导致风俗习惯、民众性格乃至文化表现形式的差异。陕西、山西的自然环境更酷烈一些，黄土高原上的漫漫风沙培养了关中汉子和高亢的信天游；而河南整体气候和自然环境则相对温和一些，人也更圆滑一些，血性少些而世俗多些，因此，也多了许多小打小闹的聪明；河南豫剧充满悲切真实的哭腔，而秦腔则粗放、直率，如裂帛般直冲荒凉的黄土高原，尖锐痛苦；陕西人吃羊肉泡馍而河南人吃羊肉烩面，古城西安以阴柔见长，而洛阳则具有像大佛一样的秀美；等等。作家们对自己的生长环境自然也有迥异的感受，这也正是文学作品产生“地方色彩”的基本原因之一。河南人似乎更关注权力，走在村庄小道上，坐在公共汽车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对时事的高谈阔论，一个农民心中对村支书职位的追求并不轻于宏伟的时代大目标。同样是写村落文化中的权力性格，陕西陈忠实的《白鹿原》更注重史的勾勒和权力的儒、道之辩，而河南李佩甫的《羊的门》则更多了一些抒情和土地味，权力直接内化为人物的行动；同样是写农民的生存哲学，《老旦是一棵树》（杨争光）写得执着、滞重，透着农民不肯认命的倔强，而《活鬼》则写得聪明、轻松，透着一个农民的智慧和圆滑。河南作家写不出贾平凹的《土门》和《高老庄》，却有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和《故乡相处流传》等。另外，即使一省之间也有差别，如河南，豫北和豫南就有不同。豫北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而豫南则地处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界处，因此也兼具南方文化的某些气质。文化的差异更为明显。正如我在上面所说，山东有齐鲁文化，河北有燕赵文化等，历史文化积淀不同会使各省文化之间产生细微的差别。同样处于偏僻的内陆位置，同样在中原文化的背景下，但是由于地理行政区域的不同，教育政策、政策实施的不同，甚至可能由于政府官员的差异，对新文化运动、五四学生运动必然会有自己的独特反应，这都会影响到文化发展的趋向和新的文化空间的形成，进而影响到作家的生成、发展，形成不同的文化和文学。辛亥革命以来的河南局势更为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
但是，这并不是我在本书中考察的重点，我之所以这样提到河南和北方诸省、河南和其他“外省”的关系，是为了避免在行文过程中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如“同样是写乡村，河南作家到底和山东作家与陕西作家有什么区别”，“同样属于‘外省’，河南和广东文学有什么区别”？我不想纠缠于类似的问题之中，这不是本书所讨论的范围。我将会在文化空间形态分析时涉及一些，如在第四章第二节“‘河南人’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化精神的深层危机”中会涉及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不同命运，作为对本书的实例考察，是现实层面的关注，但不作为重点。在本书中，我还是把焦点集中于河南整体文化空间在中国20世纪文化空间中的发展变化，以及它和河南文学的生成之间的关系上。
20世纪河南作家创作整体状况。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和具有独特文化背景的省份，河南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中的滞后、超前或某种悲剧、喜剧性的存在，具有说不尽的意味与价值。河南作家在现代文坛上寥若晨星，像徐玉诺、冯沅君、赵清阁、于庚赓、师陀、姚雪垠等，他们有的如流星划过转瞬逝去，有的转行，少数存留在文坛上的文学成就也非常有限。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除了师陀、姚雪垠这样一些漂泊在外的河南作家还在创作，河南本土文学处于相当萧条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末，李准、魏巍、姚雪垠等人的创作使河南文学以一种意义暧昧的亮点方式在中国文坛上出现，这些作家及作品在文学史上所遭遇到的前后完全相悖的评价，他们与政治之间的某种血肉联系，无疑都体现出中原文化在时代发展中的不断错位与尴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河南开始涌现出大批作家，如张宇、田中禾、郑彦英、周大新、孙方友、杨东明、齐岸青、二月河等；90年代河南文学处于高潮期，翻阅大型文学刊物，河南作家如李佩甫、刘震云、阎连科、何庆邦、周同宾、李洱、张生，以及许多更年轻的河南作家作品，经常出现在里面，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内涵、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民族的“根”性特征，都不能不让人有所思考。几乎每有一部河南作家的长篇小说，都会引起文学界和思想界的强烈关注，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李佩甫的《羊的门》，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等都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并引起争论，不仅仅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值得关注，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可能开拓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评论者们从各个角度连篇累牍地评论这些作家的作品，在一些综合评述文章中，更是少不了河南作家。同是一个地方，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文学现象竟有如此大的不同？河南的文化品格、性格特点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它们结合产生出怎样的文化空间？而身在其中的作家又如何感受这种文化的断裂、重合与生成，从而呈现出怎样的文学精神？当延安文艺思想使河南成为文化“中心的边缘”时，在李准的民间叙事中，是否也微妙地展现出他对本土文化被认同的政治自豪感，而正是这一自豪感促使他“遗忘”了他所热爱的农民的内心痛苦？当河南作家被称为“中原突破”时，这一称谓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的称呼？所谓的繁荣背后掩盖了河南作家及其文化精神中哪些更为严峻的问题？中原文化又以何种方式与现代性思想纠缠在一起？它体现了民族自我与现代追求之间怎样的重合与冲突？等等。这些都是能够阐发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复杂生成的问题。这也正是从“外省”进入地域文学研究的独特理论意义。二、“河南人”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化精神的深层危机
“河南人”的类型存在——中原文化的尴尬——民间文化性格——河南政治性格——媒体制造与文化导向——当代精神的深层矛盾
正在河南作家以集团军似的力量在文坛上展示自己的存在和新的面貌，就在民间文化团体、文学团体以独立、现代的姿态活跃在河南文化界时，“河南人”现象却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化现象存在于当代中国的话语空间中，并且，和河南作家在文坛上的正面形象相反，“河南人”是以负面形象登上新世纪的中国舞台的。在这一节中，我想着重分析“河南人”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从而考察“河南”这一外省文化空间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它所带来的启示意义。这从另一个角度对我们的论题——外省文化空间的生成——也提供了很好的个案分析：当外省文化遭遇现代文明的种种类型时，它被怎样叙说、建构，反过来，它又以自己怎样的固有形象渗透进去，从而形成新的文化空间形态。另外，从中还可以看到同属于“外省”，南方和北方外省之间在当代文化含义和文化地位的不同。
从2000年或者更早时候开始，“河南人”这一几乎怪异的称呼在中国的报刊、媒介开始频繁出现，关于“河南人”的段子成百上千，在饭桌、网站、电视上以病毒繁殖的速度增生、传播着；对“河南人”歧视的现象越来越多，有一些大型企业在招聘人才时干脆打上广告“河南人除外”；河南的恶性事件几乎层出不穷，诈骗案、洛阳大火、郑百文事件、艾滋病村、原阳毒米等；紧接着，《解读中原》《河南人惹谁了》再一次把“河南人”问题推向高潮；河南省政府提出“重塑河南形象”，走过家乡的道路，到处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标语、口号；河南作家们被不断地采访，如周大新、刘震云，不得不在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看法；等等。时至今日，一切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当你回到生活中时，却会发现，“河南人”已经内化于中国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个具有某种戏谑，却充满侮辱性的称呼和比喻。
以地域名称来总结一方人的性格并不奇怪，像“上海人”“北京人”“天津人”等称呼古已有之，这些名词背后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含义，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中性名词，而代表着一种性格类型、生存方式和某种评判，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当“河南人”突然成为一个完全负性的词语出现在20世纪末的文化空间，并且被无限放大的时候，许多问题和意义就被显现了出来。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你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河南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意义上的称谓（它已经具有一套完整的文化含义）？它是如何被叙说、建构、制造出来的？它所具有的民间文化性格和政治性格与时代文化精神有哪些冲突？它反映了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怎样的遭遇与处境？这一遭遇与处境背后蕴含着怎样深刻的含义？它形成了什么样的新的文化空间形态，这一新的文化空间对外省作家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笔者并不准备就“河南人”现象做一般意义的探究，如公众的盲从、中国民工潮的涌动、以少数河南人的恶劣行为来代替全部河南人的形象、城乡之间日渐增大的差距与对立，等等。本文想要做的是，抛开这些外在的因素，从河南在当代的文化位置以及和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河南人”现象所产生的原因、文化背景，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危机。
中原文化在当代文化中的尴尬位置
河南作家张宇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守望中原》的散文，他在文中这样谈及河南的文化地位问题：
……多年前在北京一次聚会，外地作家就问过我们河南作家这个问题，你们说说你们河南人和别处人有什么不同？我和老作家乔典运在场，我们两个四目相对，竟久久答不上话来。我一下子才发现，自己身为河南人，竟然从来没有想过河南人的特点和性格是什么？
人家追着问，你们就说说啥叫河南人？
这时候乔典运开口了，他说话有一点结巴，但是并不妨碍他出语惊人。他说这、这么说吧，一句话，河南人就是中国人的妈。
人们轰一下笑了。
马上就静下来。
人们在这种话语的停顿之中默认了。
“河南人就是中国人的妈”，这句话并不能显示河南人的优越，在今天提起的时候甚至隐含着某种虚空和无力的自夸，但它却形象地指出了河南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及其文化性格所具有的原型特点。
漫长的几千年封建统治是中原文明的辉煌时期，以农业文明、家国同构、儒家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北方中原文化适宜于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因此，整个封建时代，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无论它们之间的经济形态、文化形态的差别有多大，北方始终保持着政治文化的优势。但是，从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转型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处于被审视和受质疑的地位，河南，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更表现出保守和复古的趋向。在北京、上海和南方诸省已经接受各种西方文明，到处都是声光电化的时候，北方却仍然处在封闭、保守的农耕文化之中。在这一世纪的后半叶，由于政府政策的大力倾斜，两者的冲突更加明显，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在不断扩大，南方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优势，更重要的是，这种优势进而演化为一种地域优势、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20世纪90年代深圳特区狂飙式的发展使中国人对“南方”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南方”成为神话，意味着金钱、自由、开放、机会、文明等，北方以一种低姿态奔向南方，在南方明丽的天空下，在新的思维、新的制度面前，北方显得落后、畏缩、贫穷，北方的传统是那么腐朽、可笑甚至可恶，错位和冲突时时出现。
当在和一位学者谈到“河南人”现象这一问题时，他说：“这是把一个真问题说成了假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河南人’问题。”这并不是一位学者的看法。“河南人”问题并不仅仅是“河南人怎么了”或“河南人身上有什么劣根性”的问题，其实它更是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南方沿海和北方内陆在经济转型时期、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的冲突结果，是传统文明在遭遇现代文明时尴尬处境的外现，是优势文化对劣势文化的一种态度的外现，是十几年官方政治、经济政策不断倾斜的后果，是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在村落文化中形成的习惯行为和合作方式与现代管理要求之间的冲突。这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里面所蕴含的意义要远远超出这一名词本身的指涉。
由于中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原型性特点，河南的许多性格可以说是中国农业文明下民族性格的缩影。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中谈到河南乡村的“合股、合伙制”时，讲了一个实例：河南内黄某村的一个小伙子，在外地打工，后被村支书叫回来。小伙子说，如果是独资的，他就回去；如果是合资的，他宁可在广州打工。这家村办企业正是合资的。但经不住支书（也就是厂长）反复催促和许诺，回来做推销员。小伙子告诉曹锦清，他回来不到一年，可是据他的推测，这个村办企业顶多再能维持一年，*后肯定因内讧而垮台。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
“合是快、散得也快”却成为这类企业的普遍特征。原因何在？！是这类企业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吗？是中国小农习惯行为方式中固有的弱点吗？平等协商、自觉服从共同制定的章程，这是任何一个股份合作企业得以正常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一方面，股份合作制有其客观的经济需要；另一方面，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养成的习惯交往方式无法生长出这一前提条件，相反他们将小农习惯交往方式带进股份合作企业内部，从而导致此类合作组织难以持久。
这并不只是在河南乡村才发生的事情，类似的事件还有曾经轰动全国的郑州商战。亚细亚商场，曾经是河南走向现代、走向科学管理体制的标志，它所引起的滚滚商战，在中国经济界曾引起巨大的震动。在很短的时间内，亚细亚商场遍布全国重要城市，成为中原和先进观念、先进文明接轨的重要象征。但是，神话很快就破灭了，*终仍然败在缺乏科学的管理和正确的估价上，几十家连锁大商场陆续倒闭。而其后不久，“红高粱”烩面又重蹈覆辙，让人无法理解。但仔细思考，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是否汲取经验教训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观念的问题。深陷其中的经营者，往往被一个虚幻的辉煌假象所诱惑，面对具体的经营问题，却缺乏现代知识的支撑，急功近利，贪大求洋。
其实，这正是河南人，或者说中原文化、中国传统文明在面对日益科学化、秩序化的现代世界时所遭遇的**困惑，这不仅是道德观念上的冲突，更是法律意识、现代意识的一种缺失。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只是浅层观念层面的冲突，因为农村或者说*广大的中国还没有真正改变，到90年代之后，这种观念层面的冲突已经涉及行为层面，传统观念在现实实践中不断被证实它的落后性。如合伙经营，每个人都认为各自遵循自己的本分便行，没有合同，没有明确的分工，把一个科学的管理任务让道德约束来承担。然而，一旦遇到利益冲突或者其中一人不履行这种“道德性的暗示义务”，一切便都垮了。这种中国乡村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恰恰暴露了中国传统道德体制的根本缺陷：道德约束无法解决利益纷争问题，它需要法律观念和对人性的理性认识。“中国人生活中*令人伤感的一个现象是，自然的温情和友好的关系会在某种情势下突然地、自发地、无情地消解。”中国文化的内部机制似乎没有给他们提供解决的办法，在利益冲突面前，“礼让德贤”常常是行不通的。实际上，这种冲突和碰撞绝不只是出现在河南，合伙人反目或者由于彼此的利益纷争而导致生意*终失败的现象在中国大地上经常出现。
中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尴尬位置在河南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河南之所以迟迟不能进步，与传统文化思维在河南根深蒂固的存在有很大关系，官场文化的盛行、权力思维的全面渗透、民族性格的顽固等都影响着河南的发展。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河南总是有某些错位的地方，对现代文明的强烈渴望和难以去除的传统思维方式形成两个方向，拉扯着河南，一不留神，漏洞、冲突和扭曲就出现了。正像曹锦清所举的事例一样，乡村已经本能地感觉到应该用一种较为现代化的方式管理企业，可是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中却又被“面子”和“利益”所左右，无法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而那个河南小伙子，他既看到了这一思维方式的弊病，又深感自己无能为力，只能逃避。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就好比一个旋涡，很难摆脱出来。虽然“河南是中国人的妈”，曾经哺育了中华民族*辉煌的文化，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母亲”却满目疮痍、思维落后，无法再给发展中的中国以启示。从它的身上，我们发现得更多的是缺点、丑陋和陈旧。在都市文化的映衬下，河南人，实际上也是中国人身上的传统文化性格被夸张、变形、扭曲，暴露出它的保守、落后、狭隘和小农经济的弊病。这是两种文明、两种思维冲突的必然遭遇。
还有一个事实应该注意到，中原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之所以越来越严重，南方和北方之所以形成如此明显的优势文化和劣势文化的分野，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北方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对“河南人”*初的恶劣形象恐怕也是由河南农民工引起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无形中被看作各自文化区域的代表，因为这些“所作所为”常常是负面新闻，是与城市之间直接的恶性冲突。实际上，作为城市*边缘的存在，农民工身上所被赋予的恶劣名声是被给予的，而不是自然的。这与他们的生存处境和他们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有很大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笔者在这里并不详细讨论他们在城市所缺乏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工资待遇和体面的生活等，而探讨这一对待、这一身份所造成的新的民族性格。农民工进城后干什么？除了少数素质较高、运气较好的外，大部分人从事的是底层的工作。我们以进入城市的河南人为例。河南农村有占三分之一的年轻人、中年人到城市打工，他们的生存方式大多是卖菜、餐馆打工者、泥瓦匠、工厂低级工、拾垃圾者、清洁工、保安等，肮脏、粗鲁，跟城市格格不入，在进入城市之前，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从事更好的职业，进入城市后，城市也根本不给予其合理的生存空间，更不可能给予其发展的空间。有许多人就铤而走险，有倒票的、抢劫的，或靠吹吹骗骗过日子的。因此，在本地也许非常老实、不起眼的人，到了城市可能弄出负面新闻来，并且他们的形象被看作河南的整体形象。媒体很自然地把它作为一种现象来描述，却很少去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假如说我们的社会体制以尽可能完善、科学的方式给他们以生存的空间，假如说乡村给予他们充分发展智慧的空间，假如说城市没有以高高在上的面目“驱逐”他们，他们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形象。在城市现行的制度下，只能使劣势更加处于劣势，而优势则更加突出，也逐渐培养出更加明显的差别：城市人与农村人、南方人与北方人、河南人与其他中国人等。
河南民间文化性格
各时代的文人对因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不同而导致的文化不同、性格不同的现象早已注意到，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数不胜数。中国历来有北人、南人之分a，自古以来对各地民风民俗民性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栋。20世纪的文人对南人北人、各个文化区域的特点也多有精辟之说b，鲁迅先生就曾对南人、北人有过颇为精妙的描述：“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c
但是，如我前面所述，在目前的话语含义中，“河南人”更多的是一种贬义的称呼。河南人的忠厚朴实、善良聪明等传统美德被忽略，而河南人身上的另外一些负面民间性格则被强化出来。起初这一称呼倾向于对河南打工者行为和品格的否定，因为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民间负性因子更加突出，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也更激烈，它并不指向一般的河南人。但是，随着这一话语的广泛使用，它就成为一个群体的特点，成为一种现实的观念和存在。媒体对“河南人”的描述总在夸张化和漫画化，它不利于我们对“河南人”现象做文化探源式的考察；相反，我们从河南作家作品中倒是可以发现一些*鲜活的河南民间文化性格。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描述日本人的性格时这样写道：“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a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也说道：“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b本尼迪克特和别尔嘉耶夫并没有给我们描述出一个民族清晰的整体形象，这样相互抵消、相互矛盾的说法，其实显示了归结“民族性格”或某一群体特性的难度。也许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群体都有这样非常矛盾的地方。刀与菊、残暴和优美、温和与暴躁，同时并存于一个民族性格甚至存在于一个人的性格之中，这并不奇怪。在“河南人”的民间性格中，也往往表现出这样惊人的正反两面。
忧郁、内向与民间粗鄙的狂欢。中原农民没有郁达夫式的“士”的忧郁，也没有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忧愤深广”，在中原大地特有的地域特征和人文环境下，多是农民式的沉思默想。中原大地的单调、辽阔、荒凉、阴郁和四季的无常变化如血液般浸入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姚雪垠的《牛全德与胡萝卜》、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阎连科的《年月日》、张宇的《乡村情感》等作品都体现出这种忧郁和内向，既是作家的，也是作品人物的内在情感。“土地”和人之间不仅构成经济上的切实关联，也是**的朋友。“土地”常常和主人公对话，尤其是灵魂需要思考、做决定时，大自然是**可靠的交流对象，这时候，他们非常温柔羞涩、忧郁甚至充满着某种诗意。但是，同样是他们，在许多时候，却又是残忍、愚昧、麻木的，在乡村，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吵架场景，妇女披散着头发，相互辱骂，男人拿着锨或镐互相厮打，非常野蛮、粗暴，而乡村的红白喜事也是展现乡村性格的**场所，流言、嫉妒、幸灾乐祸到处乱飞，*后以“吃个光光”来吞噬掉这文化的丑陋，师陀的《百顺街》《毒咒》等作品充分表现了中国乡村的这一性格特点。
“三花脸”与智性生存。“三花脸”在河南戏曲里通常指过场人物，通过插科打诨、自轻自贱、自嘲自骂、装疯卖傻，来获得一阵笑声。但是，在生活中，它却意味着通过出卖尊严和人格来获得某些利益、达成某种谅解或者获得基本的生存权。这是中国底层人，或者说每个中国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程度上都扮演着的角色，是中国文化中“弱者”的一种生存方式。他们是猥琐的农民或底层的市民、工作人员，没有自尊，以自我贬低来获得一点生存位置。在《故乡面和花朵》中，刘震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几个男女突然将我的麻六嫂给捺到了地上，接着就将她的裤子给扒了下来……整个过程他（麻六哥）都看到了，但是整个过程他一言不发，甚至还对那些做出这恶作剧的成年人露出一丝讨好的微笑。……一场恶作剧过去，麻六嫂提上裤子，也没有对众人露出懊恼，一边在那里系着自己的裤带，一边像麻老六一样对众人露出了讨好的笑容。”a乡村世界的这种扭曲性格不仅仅是贫穷的生活所致，它是弱者的一种自我保护，是对随时而至的灾难的一种应付，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文化性格。与“三花脸”的自戕自贱相映衬的，是弱者的另外一种生存方式，那就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寻找一种平衡。李准《黄河东流去》中的徐秋斋，是乡村智者的典型，他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权势做斗争，既赢得了胜利，同时也维护了尊严，这是在苦难之中所能采取的**的自我保护方式。这是典型的乡土智慧，是弱者的智慧，自有其精神和智慧的满足。
好面子与自卑自大。贾平凹在谈到写作《废都》时说：“西安的这种古都——故都——废都文化心态是极典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西安人世间心态也恰是中国的心态。”b其实，这是北方的一个共同处境，穿行在开封、洛阳的小巷里，看到一个个古建筑和古遗址的残垣断壁，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没落和悲凉，也许这就是废都意识产生的原因。对北方来说，宋代帝都南迁后造成的文化、政治上的断裂是致命的。中原地气、人气越来越弱，文化上产生巨大的失落感，民众的性格走向了另一面。一方面，他们仍然努力保持对政治的关注和对文化精神的向往（在河南民间，上学读书是基本的认识，学风甚盛）；另一方面，民众精神有一种被抽空了的疲惫，好面子（几乎到了极致），要求人的尊严和硬性血性，但常常又不得不充当小丑来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纯朴与狡诈、善良与冷酷并存，有时候极其忠于诚信，但是，一旦受到伤害或有利可图，则马上背信弃义。文化根源很深但是现实中底气却不足，这也是形成独特的中原人性格的原因之一。在自嘲和自卑的另一面，常常是过分的自尊和敏感，这是弱势群体*为常见的性格，也是冲突经常形成的原因。
可以看出，河南民间文化性格，几乎是在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形成的，它是弱者在中国传统文明下的生存方式，它可能是可悲、可怜、可恶的，却是绝望之中的反抗。同时，这里面也体现出一个由“中心”转向“外省”的地方区域，在地位衰退之后所产生的性格变异。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这些性格的负面因素却被赋予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逐渐暴露出不合时宜的地方，或者说，它与日渐个性化、现代化的生存方式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冲突，正是这些性格，使得河南始终无法摆脱传统思维的因袭，使得河南民间对权力的追逐总是更为激烈，也在无形中与时代文化精神的发展趋向产生了深刻的冲突；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这种文化性格仍有它生存的基础，中国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并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内核，每一级别的人相对高一级别的人来说，都是弱者，仍然需要各种扭曲的行为来获得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换句话说，中原文化的内在运行机制仍然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化的内部，存在于中国生活的每一角落。
河南政治性格
在20世纪的中国，河南始终都是一个制造“政治神话”的地方，并且总是与负面有关。在辛亥革命时期，河南是极少数没有自治的省份之一，河南曾经是**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大跃进”产量**的地方，“文革”武斗*厉害的省份之一。这样一个地方，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的机会，并且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热衷于塑造“典型”，几乎成了一种病症（这并不是河南病，而是中国病），为了这一“典型”的发展不惜掩盖许多致命的问题，喜欢“面子”大于做实际的事情，不务实。新时期“允许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不但制造了个人致富的机会，也制造了一批集体致富的神话。在河南，就有“四朵金花”：临颍的南街村（带头人王洪彬）、新乡县七里营乡的刘庄（史来贺）、巩义的竹林村、小冀镇东街第五村民组（刘志华），是河南省“集体共同致富”的典型。使这“四朵金花”在中国拥有特殊声誉的不仅仅是他们以一个村庄为单位获得了巨大财富，还因为他们特殊的管理方法。这种管理方法曾经给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留下很深很深的烙印，噩梦才刚刚结束。
作家张宇**次探访南街村时，发现“社会上对南街村的传说也不算谣言，南街人确实还在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还有《社会主义好》《在北京的金山上》《社员都是向阳花》《学习雷锋好榜样》《高楼万丈平地起》等许多革命歌曲。不仅他们自己唱，更多的是在高音喇叭里播放，早上起来就放《东方红》，一整天歌声不断”。作者“突袭”了一次“领导班子内部斗私会”：
挨批的是一个领导班子成员，他拿着一个本子，低着头红着脸，一看就知道是批评对象。……这就是南街村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其他人围坐在那里，发言很积极，争着一条一条摆事实讲道理。副村长郭全忠嗓门**，和斗争坏人一样严厉。会场虽然不大，人也不是太多，但非常严肃，那种气氛让人感到紧张和压抑。在另外一次群众大会上，郭全忠却突然成了批评对象，郭全忠只好站出来，当众给人们检讨。事发突然，他有点慌乱，又是事实，就脸红脖子粗。台下群众先叫着批评他，接着就由他自己来认错。开始时脸上冒汗，后来就眼里流泪。他自己说确实看着事情太小没往心上放，实在是错了。群众看他承认了错误，态度又诚恳，就喊叫着“过关了过关了”，这才算结束。
这样集体致富的村庄或村组常常有一个领头人，并且领头人大都宣称自己是依靠“德”来带领的，他们的成功使人们忽略了村落文化中的亲情关系渗入现代企业制度与地方行政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曹锦清在访问小冀镇的典型刘志华时，遇到其他村民组的人，意外地发现他们并不羡慕第五村民组的人（刘志华那一组），他们说：“俺们学不来，也不想学。他们组里的人还羡慕我们的自由呢！你们到这里来有什么好参观的，他们还不是靠贷款、搞宾馆、搞度假村吗？”（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除去农民对其他人发财致富的一般性嫉妒之外，这段话却也传达出这些先进村的农民心理境况和先进村的发家历程。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使获得了比周围村民优越、舒适得多的生活条件，村民对这种管理方式也没有真正接受，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不自由”并不满意。这一“不自由”恐怕不仅仅是指不能随便说话穿衣，而是对所谓“斗私会”之类的本质害怕。不考虑个人的要求，不能谋私利谋个人的快乐，这种管理理念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
很值得怀疑的是，如果不朝着现代管理转型的话，这“四朵金花”能支撑多久？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走上科学化和秩序化，随着中国政府职能的逐渐演变，像这类把村落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渗入现代企业与地方发展、强调带头人**权力的模式究竟还有多大市场和生存的空间？或者说，还有多少可借鉴的实质价值？我们当然不能否认道德力量对经济发展能起一定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目前这种不规范的管理体制下，道德约束力对个人、企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问题是，过分地追求整齐划一，过分地抹杀个人存在的独特个性，过分地把个人的道德行为和公共行为一致化，*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看到，虽然有各个省份成百上千的参观团和学习团去学习经验，但是，典型依然只是典型，没有像政府希望的那样无限推广开来。恐怕其中两个重要原因是：其一，政府不可能支付得起这样庞大的贷款；其二，民众虽然希望致富，但是当约束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自然地反抗，从而导致村庄强制管理的土崩瓦解。
其实，南街村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真的赢利了，也不在于它展现了“河南人”怎样的政治性格，而在于它所存在的方式本身是一个“混合体”，是传统政治思维模式在当代中国所结下的一个怪异品种，前者在时代精神中还有存在的土壤、空气和精神基础。河南作家李佩甫《羊的门》用*形象的方式传达出这一现象背后的中国思维，那是一张张权力、人情、利益交换的网织成的，如果没有这些，只依靠领导道德的约束，“南街村”恐怕也不会存在这么久、这么红火。它是中原文化下的典型产物，却不仅仅是中原的，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抽象和原型。
一些学者认为“南街村”现象从另一层面提前给我们描绘出实现了的“共产主义”的光辉图景，*起码它提供了“纯洁”的可能性并且实现了民众共同富裕的梦想。可是，谁能知道潜流是什么样子？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民众满意（许多文学作品、电视画面用小脚老太太的诉说来强化这一“满意”效果）来衡量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更不能以此来衡量它是否符合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性思维。因为这一“满意”背后涉及民众本身的素质、意识和它的历史渊源。中国民众素来以实用主义、以*眼前的利益来衡量一切，当贫困压倒一切时，能够生存、能得到温饱就是他们**的意愿，而对所谓幸福、自由、个性的追求则退居次要位置。这种实用主义思维不只是民众的固有思维，也是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这个“实用”不是以是否符合“人的本性”为标准，而是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为标准。这样的话语用在解除思想束缚上、解除计划经济体制上非常恰切，但是，如果成为一切制度的标准，尤其是用在对待人性、对待在体制中生存的个体身上，又是非常可怕的。“南街村”现象以独特的方式显现出时代精神的深层危机，显现了当代文化精神对“人”的漠视和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漠视，它也显示了中国当代政治思维与传统思维之间的某些暗合，这些漠视和暗合形成巨大的潜流，影响着当代精神的发展。
在分析“河南人”现象形成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的还有重要的一点：当代文化中媒体的制造能力。通过“河南人”的话语塑造，充分展现了大众文化传播的暴力特点和对时代文化精神的影响力。“河南人”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几乎是一个伪问题，是想象出来的产物，根本就不存在“河南人”这样一个整体形象。但是，在当代媒介的话语空间里，“河南人”是骗子、大话精、造假大王、歹徒，是肮脏、落后、愚昧的化身，不守规矩、不讲信誉、坑蒙拐骗，凡是坏事，都与“河南人”沾边。现代媒介用它无边的想象能力、极强的修辞能力和迅即的传播能力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丑陋的“河南人”形象。网络、报纸和电视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复”为公众想象出了一个“真实”的“河南人”形象，现代媒介用这种几乎仪式化的方式提升了公众对“河南人”形象的文化认同，一旦如此，“河南人”就真的存在了。在很大程度上，媒体制造、想象了“河南人”的存在。电视、报刊、网络的充分发展，是现代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的一个大胜利。在信息社会，大众传媒是个体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而人们的态度常常以所获得的信息为根据对目标对象做出判断。在反复传递的过程中，人的意识被强化。而媒体之于河南，好比当年的兵家，是必争之地。正是媒体使“某些特定的河南人和河南问题”变成“河南人”这样一个具有整体地域特征的称呼，使“河南人”变成一个真实的存在。它不由分说地把所有河南籍的人都卷入了这场战争，并且把它上升到一种荣誉感和生存危机意识。媒体制造了“河南人”，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几乎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神话。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谈到“民族国家”话语的产生时说道：“民族国家认同是一种特殊的‘想象出来的社群’之风格，它的出现，是因为社会现代性的过程所催化，而从另外一个意义来看，这也是现代化‘必有’的产物：世俗的理性精神、一种根据日历而来的时间观、资本主义动力所催生的科技发展、大量的识字人口、大众传播、政治民主化与现代的民族国家。所有的这些特征总合起来也就以繁复的方式提升了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使其成为文化认同的*主要形式。”其实，“河南人”的产生也大致依循了同样的过程。
“河南人”现象充分显示了媒体在我们时代的支配位置，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制造着我们的生活，并且制造着真实。从“河南人”这一产生过程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媒体、民众包括中国的所谓现代化管理制度和中国文化离现代性到底有多远，我们还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媒介对当代文化精神的巨大塑造力和固化作用，媒介的导向和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反复暗示性都会影响着民众的判断力。
河南所遭遇到的两种文明、两类文化的冲击并不只是河南的问题，而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外省”如何在被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外省化”。“河南人”性格也不是只属于河南的，它是中国性格的抽象化，是一个脸谱化的存在，是以“生存”为基本起点的中国民间性格遭遇现代文明时必然产生的冲突。当一个文学研究者也理直气壮地在公开场合说，“我对河南人没好感”时，我们首要思考的，不应该是“河南人”怎么了，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前出现了什么问题，当代文化精神深层和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中国传统道德的正当性在当代社会遭到*严重的质疑，它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在逐渐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民族性格正以一种突兀和充满偏见的形象和想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能简单以一句“民族性格本身有缺陷”来归结），它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社会思潮：民众对本土文化有明显的认同危机，这一危机不仅指涉文化向心力的衰退问题，还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被逐渐“同质化”的危机。另一方面，传统道德观念却又以极其隐性的方式存在并在现代人的工作和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带给我们的将是怎样的教训和怎样的启示，还没有被当代社会充分意识到。从这个角度讲，20世纪末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河南人”现象只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前兆。但是，有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但面临着制度改革问题，也面临着人的存在问题。后者产生的问题所应引起的注意应该超过前者，这对一个政府、一个中国人来说，才有可能真正步入现代性思维之中，因为它涉及的是“人”的问题，是*本质的问题。
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新的文化现象正在生成、成熟，它必然以新的特质影响、塑造着新的人格类型和文化空间的生成，它也必然会影响作家的思考方向和情感维度，如李佩甫的《羊的门》，就是从民间权力在当代文化中的生存入手，既描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隐性存在和当代文化精神的传统性，也展示了它们与时代精神、与人性的冲突等，是对时代精神的深度阐释。刘震云的《单位》、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都是在对此一时代现象和文化精神思考的基础上写成的。正如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所说：“任何想要阐明当代状况的人都必须从考察下述问题开始：当代状况迄今为止是被如何看待的？它是怎样产生的？一种状况一般说来是怎样的？它表现出哪些方面？对于人的本性问题，今天的答案是什么？人类正走向怎样的未来？”a这也是这一节和这部书稿的*根本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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