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小说戏剧性的研究，可以丰富小说家的知识结构，开阔其视野，提升其创作思路和质量，有一定创新性，因此尤为难能可贵。
本书简介：
《小说戏剧性研究》是作家赵兴红的中短篇小说集。这部理论专著论述了一个边缘性、跨学科性的题目，即小说戏剧性研究。它从人物、冲突、意象、场景等多方面，剖析了大量例证，对写作者颇有启发和益处。
作者简介：
赵兴红，女，1977年生于山东滕州。鲁迅文学院副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鲁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十余年，研究领域为戏剧小说理论、文学前沿评论。1992年首次发表诗歌，2002年开始理论评论写作。学术成果集中于文学评论和戏剧研究两个方面，在《人民日报》《文艺争鸣》《南方文坛》等发表理论评论文章百余万字。2013年参加第七届“青创会”。多次参加戏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目录：
总序：…………………………………………………袁鹰1序：……………………………………………………雷达1第一章从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戏剧史考察小说与戏剧的关系………………………………3第一节中国小说发展的轨迹和线索……………………3第二节中国古典戏剧的发展脉络………………………11第三节小说与戏剧发展的规律…………………………19第二章关于文学与美学范畴的“戏剧性”概念………25第一节“戏剧性”的界定………………………………25第二节戏剧性是特定的剧作手法体现的艺术特性及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27第三节从外向内转，即内在的戏剧性…………………29第四节荒诞派戏剧性……………………………………32第五节戏剧性，是人与人的精神对话…………………39第六节戏剧性最终是对于人性、人情、人的命运模式的最直观的建构……………………………48第三章小说中戏剧性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52第一节小说重在讲述一个有情节的故事………………53第二节立意，是戏剧故事更深层的一个要求…………56第三节从人物的角度来看，小说需要戏剧性…………60第四节从布局和结构来看，小说需要需戏剧性………63第四章戏剧冲突与小说的矛盾冲突……………………71第一节社会冲突…………………………………………77前言对“小说戏剧性”创新性阐释
雷达
小说的戏剧性研究，既是个传统的题目，又是个崭新的题目。一般而言，并非所有的小说都具有突出的戏剧性，但戏剧性却始终与小说创作紧密相伴，有着不解之缘。我们不能不看到，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小说家们虽有过多向探索，多方借鉴，进行过一场场观念革命，但对小说戏剧性的深入思索，以及戏剧修养的培植或者作家对戏剧营养的主动汲取，却是非常的不够。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戏剧与小说在人物、情节、对话、结构等方面不难找到某种共通性，只因媒体介质的不同，呈现出了不同的艺术形态，如果彼此汲取对方之营养，让戏剧增强文学性，让小说增强戏剧性，对于
充实提升各自的艺术品质当不无裨益。可惜的是，关注这一方面并悉心钻研者甚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欣赏青年学者赵兴红的专著《小说戏剧性研究》。对“小说戏剧性”创新性阐释雷达小说的戏剧性研究，既是个传统的题目，又是个崭新的题目。一般而言，并非所有的小说都具有突出的戏剧性，但戏剧性却始终与小说创作紧密相伴，有着不解之缘。我们不能不看到，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小说家们虽有过多向探索，多方借鉴，进行过一场场观念革命，但对小说戏剧性的深入思索，以及戏剧修养的培植或者作家对戏剧营养的主动汲取，却是非常的不够。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戏剧与小说在人物、情节、对话、结构等方面不难找到某种共通性，只因媒体介质的不同，呈现出了不同的艺术形态，如果彼此汲取对方之营养，让戏剧增强文学性，让小说增强戏剧性，对于充实提升各自的艺术品质当不无裨益。可惜的是，关注这一方面并悉心钻研者甚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欣赏青年学者赵兴红的专著《小说戏剧性研究》。然而，我们有可能一开始就陷入“误读”——我们从传统的“戏剧性”着眼，以为这部著作一定是研究小说该如何向经典的戏剧作品学习其精妙的戏剧性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作者首先在何为“戏剧性”的问题上有新的理解，既与通常的眼光不同，也与传统戏剧理论中的戏剧性阐述有别。在作者看来，小说中的“戏剧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偶然性”“巧合性”“三一律”等等常规性的意义表述，这只是戏剧性最浅显的外在含义。作者探讨的“戏剧性”，主要从戏剧和小说都涉及的创作内部规律来考察，更多地从贯通于小说和戏剧中的精神内涵和美学意蕴的角度来权衡。她所说的戏剧性是一个冲破戏剧形式拘役的更为自由宽泛的观念。作者指出，如果说戏剧是一种幻想模式，小说也是一种幻想模式，在这一点上，二者是共通的，都以其时空复合性的艺术形式，体现出人类命运和人生经验的种种复杂的幻想形态。在作者看来，沈从文、萧红、废名等人的小说固然具有散文化倾向，或者说是诗性小说，传统意义上的戏剧性因素是不明显的，但决不能说它们就没有戏剧性。因为，所有小说经过文体的剥离后，最后还是有个可称为戏剧性的东西在支撑。自19世纪以来，戏剧的多次变革促进了“戏剧性”内涵和外延的变化。19世纪下半叶欧洲“新戏剧”抛弃了陈旧的情节结构模式，大大拓展了人们对于戏剧性的认识，尤其是契诃夫剧作中对于“内在戏剧性”的成熟表现，更让人们认识到戏剧性不仅存在于那些罕见的、突转的、宿命的历史故事中，不仅存在于那些充满巧合，带有神秘色彩的传奇故事中，而且也存在于被人们司空见惯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之中。契诃夫的剧作一改传统的离奇叙事，淡化了情节的跌宕，强化了心灵的抒情性，对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则给予了戏剧史上从未有过的充分的尊重，使剧作呈现出了一种内在丰盈的特质。本书的作者在这里强调了“内在戏剧性”的概念，她认为日常生活的戏剧性是更为深刻的戏剧性。这是全书的一个关键词。虽然通常认为，戏剧是激变的艺术，小说是渐变的艺术，但从这样一种“内在戏剧性”的理念出发，不是不能抵达某种共同点。作者侧重于对人与人的精神对话，对人性、人情、人的命运的建构模式的探讨，她深入分析了《金锁记》《封锁》《围城》《习惯死亡》《一亿六》《蛙》《活着》《白鹿原》《心灵史》等一系列现当代著名小说，寻找着戏剧性在这些小说中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发现并突出其审美亮点。当然，我们仍可能会觉得，作者是否夸大了戏剧性的存在，视之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同时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戏剧性的泛化，使之成为所有优秀作品最高审美品质的集合？但不管怎样，作者的“戏剧性”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其分析也是精到的，有说服力的。这些章节构成了本书的华彩乐章，其中有不少作者自己的独到的阅读体验。现在有个问题：既然作者认为，所有优秀的小说都有个戏剧性的“内核”，好的小说自身就有足够的戏剧性，那小说与戏剧之间的互补互惠，各自汲取滋养又从何谈起？幸好作者并未走向那样的极端。本书的主体部分仍然是对于小说与戏剧的双面分析，即戏剧的冲突与小说的矛盾冲突，戏剧的行动元与小说的行动流，戏剧情境与小说情境，以及对场面、结构、节奏等等的探析，通过大量文本分析，努力寻求小说可以向戏剧学习的“戏眼”。作者既举莎士比亚、易卜生、萨特、贝克特、奥尼尔、曹禺等名家及其名剧的例子，同时就近取例，如对《空城记》《黄克功案件》等的深入分析，甚至鲁院学生的作业也被拿来作为案例，以增强其实际操作性。作者的有些发现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例如，戏剧是对话的艺术，作者强调向戏剧学习对话能力对于小说家的重要。她说，如今一批又一批正在茁壮成长的小说家却没有意识到对话的重要性，对于对话技巧极不重视，他们小说的单薄无力由此产生。靠纯粹的叙述来完成一部小说和人物的塑造，是吃力不讨好的行为，更何况还要达到一种高度。就从技术层面而言，对话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可以改变一味的叙述带来的枯燥与乏味，而且也可以让读者更直接地进入主人公的形象与内心世界。想了解一个人，最直接的方式是见其人闻其声，仅仅靠别人的讲述是远远不够的。总起来看，赵兴红的《小说戏剧性研究》是一部富有新意的探索性著作。尽管在戏剧性的界定上，在对戏剧和文学的关系的分析上，在各种文本的评价上，都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或有随意性甚至芜杂的成分，其科学性和系统性也有待完善，但我仍然认为，作者在两种文类的边缘交界处，在一个貌似传统的题目面前，展现出了开拓和创新的勇气，值得肯定。从中国戏曲史和中国小说史来考察，戏曲和小说的源头是共生共长的。我们在考察小说的历史发展轨迹时，从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唐传奇—宋元话本小说—明清类型小说—到现当代小说，发现中国小说与传统戏曲的发展线索是并行的，有时甚至是交错的。从中国戏曲的发展脉络来看，民间百戏—唐参军—宋金杂剧—元明南戏—明清传奇—现当代戏剧，小说与戏曲的源头都来源民间，在“传奇”和“话本”阶段，二者在艺术形态上甚至呈现契合的状态。中国古典戏曲源远流长，早在原始巫术仪式中就产生了戏曲的元素，“谓以歌舞演故事”，究竟是小说创作借鉴了戏曲故事，还是戏曲创作借鉴了小说题材，难以辨析，原是彼此渗透，小说与戏曲在中国民间相互交错发展。第一节中国小说发展的轨迹和线索一、在古代汉语中，“小说”最初的含义是“小道消息”。最早见于《庄子·外物》。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鹜扬而奋鬐，白波如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一般人钓鱼拿着钓竿、丝绳，到池塘小渠去钓鱼。《庄子·外物》中讲了一个钓鱼的故事：任国公子做了个大鱼钩，系上粗大的黑绳，用五十头牛牲做钓饵，蹲在会稽高山上，把钓竿投向东海，每天都这样钓鱼。整整一年一条鱼也没钓到。可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果然有一条大鱼，食吞鱼饵，牵着巨大的鱼钓，在海里掀起如山的白浪，海水剧烈震荡，吼声震惊千里之外。任公子钓得这样一条大鱼，他将鱼杀掉制成鱼干，从浙江以东，到苍梧以北，这里的居民都饱饱地吃上了这条大鱼。从此以后，那些浅薄的人和喜好评议的人，都大为吃惊，奔走相告。至于那些举着钓竿丝绳，奔跑在山沟小渠旁，守候小鱼上钩的人，想钓到大鱼便很难了。举着细小的钓竿钓绳奔走于沟渠之间，只能钓到泥鳅之类的小鱼，要想钓大鱼几乎不可能。同样的道理，“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修饰浅薄的言辞，却想求得高高的美名是不可能的，只有那些通晓大道理的人才能成功，小言论小消息比起大境界的距离也就差很远了。这里说的是任公子放长线，钓大鱼，有所大成的志趣，古人认为这才是治理天下的志趣。在古汉语中，“小说”最初的含义是“小道消息”，是“琐屑之言”“浅识小道”的意思。“小说家”也不同于现代汉语的“作家”。东汉哲学家、经学家桓谭，博学多通，善论时政，他著《新论》的旨趣在于“兴治”。其中提出了不少关于兴邦治国，善用人才的观点，他主张任用贤人，提出皇帝的辅佐，乃治国之本；国家用了大才，犹如长了翅膀，就可以腾飞。他认为贤才有五品，最高级的是“才高卓绝于众，多筹大略，能图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材能德行者，治国之器也。”①就是说，“大贤”的主要特点是能为国家出谋筹略，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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