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玛拉沁夫站在历史的高度，用自己的作品呼应现实的变革，对民族的命运做深层的思考和追问，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和真诚的大爱之心。玛拉沁夫的创作深深植根于蒙古族人民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通过更深刻更哲理化地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推导出充满当代精神的主题。 2.我跟所有搞创作的人一样，一直在寻觅自己的艺术感觉。我来自蒙古草原，作品描写的也是草原，我的人生旅程与文学生涯都与草原紧密相联。因而我的艺术感觉和艺术方位自然也离不开草原。3.创作成功的快意与喧嚣很快过去，我沉静下来开始对文学进行较为深层的思索。我有一个新的感悟，即一个成功的作家，似乎都不可或缺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两样东西，一个是艺术感觉，一个是艺术方位。4.我的乳名叫斯坦扎布。我们这一代蒙古人诞生时，满月的那一天父母抱着你去寺庙请喇嘛命名，如果你是男孩子的话。蒙古喇嘛都念藏文经，所以我跟许多蒙古男子一样，乳名是藏语。斯坦扎布是什么意思？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长大成人后，我改名为玛拉沁夫，这是蒙古名字：牧童。 我一九三〇年生于原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旗的一个贫穷闭塞的蒙古山村，这个地方现归属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我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写作，一九五一年创作**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从那以后，我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出版过几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我也写过几部散文集和电影文学剧本。 我的作品题材比较广泛，但主要笔墨都用在描绘草原生活上。草原，永远是我心中的诗。5.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
本书简介：
《玛拉沁夫文集》第七卷文学评论分三个部分：第一辑 创作谈、第二辑 民族文学谈、第三辑 评论与序言。该卷收录了六十多篇玛拉沁夫关于文学理论与创作的文章，书中谈到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任务、责任、使命与方向；谈到了深入群众、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玛拉沁夫站在历史的高度，用自己的作品呼应现实的变革，对民族的命运做深层的思考和追问，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和真诚的大爱之心。玛拉沁夫的创作深深植根于蒙古族人民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通过更深刻更哲理化地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推导出充满当代精神的主题。以深厚的民族情感、开阔的民族文化视野，把描绘草原的生活内涵与历史渊源全方位地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玛拉沁夫的小说是一种有别于其它类型的草原文化小说，这应该是玛拉沁夫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是以写一篇短篇小说就成为作家的。我要写一部具有宏观视野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写草原，写草原人民。没有写完这个绝不称自己为作家。”所以他一直在努力创作。也因此，玛拉沁夫被誉为“中国第一个自觉地以写草原为己任的作家”。玛拉沁夫曾说：“我所有的知识、智慧和能力，我的潜力的发掘、开发和发展，都集中到一点上，那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共和国给我创造了这样一个机遇。我一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一个蒙古族少年在文学道路上从毛泽东时代走到习近平年代，我感到非常荣幸。”他的话印证了其创作灵感都来自草原，他一生创作的主要作品，都是写的那片他所熟悉的蒙古草原。他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创作成就、理论建树、组织业绩，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六十余年的历史同在。
作者简介：
玛拉沁夫，一九三○年八月八日出生，中国著名蒙古族作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作品曾多次获得多种奖项，并受到老舍、茅盾等文学大师们的赞扬。一九四五年参加八路军。一九四六年起从事文艺创作，一九五二年在《人民文学》杂志一月号上发表成名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师从著名作家丁玲。一九五四年返回内蒙古，随即挂职长期深入生活，先后任中国作协内蒙古分会常务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等职。玛拉沁夫是中国“草原小说”流派创建人之一，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曾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和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 一九八○年调北京工作，先后任《民族文学》主编，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党组副书记。玛拉沁夫是“中国草原文学的开拓者”，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战线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目录：
第一辑创作谈
短篇小说杂谈3
谈创作的准备15
动笔前后49
我的第一篇作品是怎样写成的？56
文学创作的突破点61
人物·感情·创新75
电影创作让我又爱又怕87
美好的回忆93
小议报告文学99
关于电影《草原晨曲》的几句话104
毋庸沉默的回答106
深入生活，刻苦创作，做一个才德兼备的作家112
青年作家的历史使命116第一辑创作谈 短篇小说杂谈3谈创作的准备15动笔前后49我的第一篇作品是怎样写成的？56文学创作的突破点61人物·感情·创新75电影创作让我又爱又怕87美好的回忆93小议报告文学99关于电影《草原晨曲》的几句话104毋庸沉默的回答106深入生活，刻苦创作，做一个才德兼备的作家112青年作家的历史使命116打造升级版中国文学风景129 第二辑民族文学谈 不尽长江滚滚来137《民族文学》创刊词150民族文学工作初议153前言玛拉沁夫的文学创作及其历史性影响——《玛拉沁夫文集》总序吉狄马加玛拉沁夫被誉为中国草原文学的开拓者、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推动者。他是中国第一个自觉地以写草原为己任的作家，他的小说把葱郁的草原呈现为生气勃发的生命形式，把自我的艺术个性与民族的艺术传统融合为充满英雄意识与阳刚之气的壮阔境界，浸透着蒙古民族游牧文化的厚重，显示出内在的诗意的张力。他站在历史的高度，用自己的作品呼应现实的变革，对民族的命运做深层的思考和追问，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和真诚的大爱之心。这使他的小说创作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同时，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作家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一直锲而不舍地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为培养一批又一批新生代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玛拉沁夫是一位创作成就颇丰的杰出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史诗性经典巨著、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下部），也有描写重大题材的神采飞扬的中短篇小说和许多韵味悠然、行云流水般隽永清丽的散文及多部电影文学剧本。玛拉沁夫的文学成就，早已突破地域界限，蜚声全国，走向世界。他不仅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而且具有较深的文化学识和艺术素养；不仅创作方向正确，而且在艺术上也刻意求精。因此，他的作品既豪放洒脱、英气勃勃，又明丽清新、深切感人，具有鲜明的独特风格，在我国百花争妍的文坛上，是一束鲜艳夺目的草原之花。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内蒙古已经形成了一个草原文学流派。一个流派的形成，必定需要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文学群体，同时必定需要有几位优秀代表人物先行，玛拉沁夫无疑就是那个年代草原文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先行者之一。玛拉沁夫早在二十一岁时，因创作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而一举成名。从此，才情毕现的玛拉沁夫的创作就一发而不可收。其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先后创作出了《春的喜歌》《在暴风雪中》《路》《迷路》《花的草原》《歌声》《琴声》《诗的波浪》等三十多篇小说，特别是用数年时间创作出反映蒙古族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史诗性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以及电影文学剧本《草原上的人们》《草原晨曲》《沙漠的春天》《祖国啊，母亲！》和影响了几代人的著名报告文学《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这些作品都强烈地表现了作者一贯坚守的对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大团结的珍爱情怀，并以他已经形成的具有浓郁“草原味”的清灵、秀丽的艺术风格，对草原的变革和新生活、新人物，进行全情倾注地描绘，显示出了玛拉沁夫丰厚的民族情怀与民族文化的底蕴。文学大师老舍赞誉玛拉沁夫为“文坛千里马”（一九六三年）。文学巨匠茅盾于一九六二年发表近一万字的长文，专门评点玛拉沁夫的小说创作。他认为玛拉沁夫的作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十多年来始终一贯。茅盾先生的结语是“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他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成就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进入新时期以后，玛拉沁夫以饱满的时代意识和旺盛的创造力先后发表了《第一道曙光》《踏过深深的积雪》《大地》《荒漠》《草原的浪花》《青青大草滩》，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活佛的故事》和中篇小说《爱，在夏夜里燃烧》，堪称是中短篇小说难得一见的翘楚之作，充分展现了玛拉沁夫掌握小说创作功底之深、艺术想象力与表现力之强。《活佛的故事》获得了一九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创作深深植根于蒙古族人民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通过更深刻更哲理化地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推导出充满当代精神的主题；以深厚的民族情感、开阔的民族文化视野，把描绘草原的生活内涵与历史渊源全方位地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玛拉沁夫是草原的歌者，是艺术地绘制草原的高手。他所选择的题材、提炼的主题、塑造的人物形象，都具有浓郁的草原色调、草原气质、草原风采。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体会到艺术的神秘的一面，它能把你轻轻带到蒙古草原上，让你犹如置身于一望无垠的绿草丛中，犹如看到了人欢马叫的场景，听到了一首首悦耳的牧歌。因此，人们称玛拉沁夫是中国草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是名副其实的。因为，是他率先同几位少数民族杰出作家一道，将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带进了一个新的层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大家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是没有草原文学这个概念的。虽有一些个体文学写作活动，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九五二年一月，玛拉沁夫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在“文化生活简评”中称赞这篇小说是“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反映了现实生活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的优秀作品。也正是在那以后，敖德斯尔、超克图纳仁、云照光、安柯钦夫、扎拉嘎胡、朋斯克、张长弓、杨啸、贺政民、冯国仁等一批内蒙古作家先后推出了一大批草原文学力作，其中有一些是汉族作家，对此玛拉沁夫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他说：“草原文学这个概念不是民族性的，而是地域性的，是指写草原这一特定地域的文学。内蒙古作家中的汉族同志，有的生在草原，长在草原，写了一辈子草原，甚至去世后把尸骨都埋在了草原，例如著名作家张长弓等，他们的作品当然是属于草原文学，他们本人当然是文学流派的重要成员。”玛拉沁夫的这种开放性包容性的见解是公允的，得到了学界的认同。至此，内蒙古作家以一个群体姿态出现在当代文坛上。大草原是草原文学的母体。玛拉沁夫不是坐而论道者，他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一直坚持深入生活。成名后，他在北京学习了两年，一九五四年主动要求返回内蒙古，径赴察哈尔草原，在基层挂职生活了三年，一九五八年到包钢白云鄂博铁矿担任车间党总支书记两年，后受批判，被下放农村改造，参加“社教”“四清”长达三年之久（玛拉沁夫却坦然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那也算是接触基层体验生活）。总之，不管在顺利时或是逆境中，玛拉沁夫从来未曾消沉过，这一点，我们从他在不同境遇时创作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因为他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共和国、我们这个时代的忠贞信念从未动摇过。玛拉沁夫的创作是蒙古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从文化全球化的高度和视角来审视玛拉沁夫的小说艺术，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玛拉沁夫的小说是一种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草原文化小说，这应该是玛拉沁夫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
今天的讲题是短篇小说创作。因为没有充分准备，和水平所限，比较杂乱，所以叫“杂淡”。短篇小说这一形式是从事散文创作的人离不开的。有专门写短篇小说的作家，也有长、中、短篇都写的作家，但完全不写短篇的散文作家是很少的。短篇小说在读者中影响很大，它反映生活敏捷，是文学样式中驾驭起来比较容易的轻武器，因此，短篇小说这一形式广泛地被作家和初学写作者所采用。但是，真正把短篇小说写好，却很难。什么才算是短篇小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的短篇小说，比如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是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散文。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有人说是散文，依我看其中有不少可以称为短篇小说，因为它具有虚构的人物、环境和完整的故事情节。短篇是与长篇相比较而言的。中国古典文学起初没有长篇小说，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的某些故事，可以称为短篇。中国的长篇小说是在明朝末年的话本和拟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那时小说开始具有较大的情节性和众多的人物形象描绘。中国的小说由说“小段子”（即短篇）开始，发展到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小说的长短过分悬殊，因此，出现了“中篇”这个新词儿。严格地说，长、中、短篇都不是一个很明确、清楚的概念。长篇与短篇是比较好区别的，中篇是长、短篇两者之间的。以诗为例，究竟多长算为长诗？假如以二百行为长诗的标准，那么一百八九十行算不算长诗呢？如果说长诗是以有情节叙事为标准，那么抒情长诗怎么算？比如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同志的《狂欢之歌》和巴·布林贝赫同志的《生命的礼花》，都是一千行左右的抒情诗，总不能叫作短诗吧！蒙古语把长篇叫“若曼”，中篇叫“陶吉”，短篇叫“乌古勒格”，都没有篇幅长短的含意。顾名思义，所谓短篇者，其形式必然是短的。如果超出短的一定限度，就不属于短篇了。一个题材怎样表达，写多长，作者在落笔之前，很难作出精确的预见。作者在写一部长篇小说的第一个字时，能预见到这部作品究竟写多长吗？说不清楚的。作者只能大致上估计作品在什么地步上结束。我写的东西不多又不怎么好，涉及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电影剧本和散文。中篇小说我只写过一部，那是由一个特殊的题材决定的。我承认自己是短篇小说作家，我是通过短篇创作走进文学之门的，而且直到现在仍对短篇创作有很深的感情和兴趣。为了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我对短篇小说这个专题，曾经从几个侧面作过一些探讨和试验，大体上分为五个侧面：叙事、抒情、绘景、写人、表义。一个好的短篇要力求较好地融合这几个方面为一体，当然，在某一具体作品中，也不妨侧重探讨和试验其中的一个方面。我写的短篇小说中，有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写法侧重于叙事的；有叙事与抒情相结合但抒情色彩浓一些的；有情、景、事“三结合”的；有侧重于写人物，即人的个性和命运的。有的人说，短篇小说篇幅有限，抽不出笔墨去作风景描写，但我认为一个好的短篇应当有景有情，情景交融，读来将更有兴味。有的作品乍看起来，那些景物描绘是作者漫不经心写来的，其实都是与作品主题的表达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都是为“表义”的。我认为作家应当把短篇创作当成自觉地提高艺术表现能力的一种活动。目前存在一个严重的倾向：短篇越写越长，长到使短篇失掉了它的特点，乃至面目皆非。这里举一个统计数字：《一九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计498000字，除去附加文字7749字，正文共490251字。全书收三十篇作品，平均每一篇长达16333字；其中最长的是35802字。由此不难看出短篇小说越写越长的倾向是很严重的。从艺术角度讲，目前有些中篇小说是长篇小说的缩写本，有些短篇小说是中篇小说的详细提纲。依我个人的看法，《西线轶事》《乔厂长上任记》，都应是中篇（它们在中篇小说评奖中获头奖当之无愧），《乡场上》才是短篇。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仅2900字，高玉宝的成名之作《半夜鸡叫》也仅2900字。当然鲁迅先生也写过一万多字的短篇。我的意思不是说短就一定好，长就一定不好。我是说，每种艺术形式都有它的特殊功能，可以避免相互混杂。好比田径运动项目中有马拉松长跑、八百米中跑和一百米短跑，它们的运动量和时间是根据人体生理学确定的，具有科学性，不能互相代替。作为一个运动员，不能用一百米短跑的方法，去跑八百米，也不能用八百米中跑的方法，去跑马拉松。各有各的路子。小说创作的短、中、长形式，也都具有各自的特定功能。作家完全有自由运用短、中、长任何一种形式进行创作；但是当你运用短篇形式时，应当记住那个“短”字，切莫用洋洋数万言淹没了短篇的特性。在写短篇的同行中，我很佩服林斤澜和汪曾祺二位。他们二位是掌握了短篇创作特性以及表现这一特性所需要的技巧的能手，是掌握了短篇创作艺术真谛的能手。我不是评论家，对他们的作品作不了具体评论；但是我用作家的眼睛看见了他们短篇内涵的光彩。然而，在每年短篇小说评奖获奖作者名单中，我总是失望地看不见他们二位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们褒誉作品过分注重作品所反映的题材，而对艺术方面的成败得失却评估得太不够。题材是重要的，我们都愿力求反映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但是题材并不能决定作品的优劣成败。由于多年来在我们评论中过分偏重题材，因此短篇小说都往大题材（有时是大事件）上用劲儿，如一写工厂就是三千万、五千万巨额款项之争；写个部门动辄省市一级，或者中央部、委；写到政策就是一个地区如何从落后到先进（现在是由穷变富）……这么大的一些事，时间跨度这么长的一些事，在一个小小的短篇里能装得下吗？装不下，硬塞；塞不进去，就把短篇往长拉。多年来还形成这么一种观点，即把作品的题材与作品的政治性混同起来；而那个所谓的政治性又与作品的艺术性相游离、脱节。其实在文学中本没有离开艺术性的政治性，也没有离开政治性的艺术性，好的作品总是这二者的有机统一。问题不在于写什么，重要的是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不能说写重大题材就一定得长。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是重大题材（重大到了概括几千年的历史），写得也不长。图解政策，写过程，是短篇越写越长的另外一个老问题！如政策如何贯彻下来，如何碰到阻力，又如何进行斗争，克服困难，改变状况，直到最后取得胜利。在一个短篇小说里想要表现出事物的发生、发展、结局的全过程，其结果必然造成篇幅过长。再如写社会问题的作品，对社会上存在的“特权”、官僚主义、“走后门”等等弊病，也去有头有尾地写它的潜在因素、表现形式、造成的危害以及对它的揭发批判等等，这样写来也短不了。文学作品要反映社会生活，要批判社会生活中的弊端，但作为短篇创作应注意到它的艺术形式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阿Q正传》，也可以说是社会问题小说，作者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各式各样的人物，进行了深刻的观察，感到中国人中有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为揭露和鞭挞这种“国民性”，作者从一个具体的人物——阿Q入手，通过阿Q这一典型形象的精神状况、内心活动、生活经历、追求和失败等等，进行多方面的刻画，完成了作者对“精神胜利法”这种“国民性”的揭示和批判。但是作者并没有去写“精神胜利法’的形成、存在及发展的过程，也没有简单地图解“精神胜利法”这种“国民性”的概念。作者要表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阿Q这个人物对一件件事情独特的富于个性化的反应展现给读者的。作家反映社会生活离不开艺术形象。党的方针政策可以帮助作家认识生活，成为打开纷杂社会生活现象大门的钥匙。但它不能取代艺术的再创造。文学创作如果不是从人物的心灵、精神世界，乃至命运等方面进行开掘，而从概念出发，图解政策，图解社会问题，或者写政策与社会问题的存在和发展的过程，必然造成作品的庞杂与冗长。例如当前反映农村生产责任制题材的作品，无异作者的意图都是好的，但不少作品内容与写法大致雷同，有一种新的公式化倾向。党的三中全会确定的农村政策，给农村带来大好形势，作家应该满腔热情地反映农村的新面貌。但我们不能从图解政策入手，而应从生活和形象落笔，写出新时期广大农民的思想感情、精神状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包括新的矛盾冲突等等。还有一个造成短篇小说长的原因，就是有些作品生活素材的色彩太浓，艺术概括和艺术典型化不足。有些作品几乎是生活素材的简单的反映，没有经过对生活素材和生活原型进行艺术升华和艺术创造，这必然也使作品繁杂而又冗长。作家的任务就在于使生活素材和生活原型，在他的笔下闪射出艺术再创造的色彩与光泽。最近我到青海，碰到这么一个生活素材：近年来广大牧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许多贫穷的牧民经济上富裕起来了，但是在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精神文明的提高没有跟上，出现了个别富裕起来的牧民，搞朝拜之类的迷信活动，甚至远行到拉萨。有这么一对老夫妇，把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后所得到的钱，不是用在提高生活和再生产上，而是远行朝佛，耗尽了他们的全部钱财。过大年时，牧民们家家户户都是喜气洋洋，唯独这对老夫妇围坐在带着寒光的炉火旁挨饿。即使这样，老夫妇俩还没认识到迷信活动的害处，相反精神上却感到莫大的安慰与满足，终于了结了他们多年来朝拜“圣地”的夙愿。不要说明年的生产安排了，就连今年年关都过不去了！人由穷可以变富，同时由富也可以变穷。党的新经济政策使穷苦牧民富起来；但是如果人们的精神文明不能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那么愚昧落后的思想意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愚昧落后的行动，同样也会阻碍和破坏我们物质文明的建设。这是光明中的阴暗，温暖中的冷峻，欢悦中的悲剧！对这样一个题材，如果处理得好，开掘得深，可以写出一篇具有深刻意义的好作品，但是如果只是写一些表面现象，那么也会成为一篇平庸之作。所以说，题材是重要的，但它不能决定作品的优劣、成败。同一个题材，不同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的作家，可能写出截然不同水平的作品来。所以对作品的评估，不能以题材论高低。林斤澜、汪曾祺可能常常吃亏在题材上，这使人感到有点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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