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时代，文化大师的光辉和卑劣都被抻拉到极致。
★文化的众生相，在历史这面镜子里，往往能照见现在。
本书简介：
本书中的人物，大多是二十世纪声名显赫的文化名宿，作者将他们置于大时代的背景中，展示他们的心路历程，剖析他们的复杂人性，从而促使我们对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化人的命运进行冷峻而深刻的思索。本书的特色是：融学术的严谨与思想的深邃于一炉。
作者简介：
魏邦良，男，1988年毕业于安徽大学。现供职于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先后在《书屋》、《开放时代》、《社会科学论坛》、《温故》发表相关学术随笔多篇。文章曾被《新华文摘》、《读书文摘》、《读者》转载。文章曾入选《2004中国最佳随笔》（辽宁出版社）、《2006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2006年中国随笔排行榜》（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近年出版专著：
《隐痛与暗疾：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给阅读留一份纪念：一位学人的读与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胡说：胡适的智慧》（新星出版社2010年出版）。
目录：
文本内外：胡适的两篇《容忍与自由》萧乾是如何沦为右派的
胡适：戒赌，戒烟，戒酒，戒嫖吕荧：我思故我在
马寅初：“敢言敢怒见精神。”赵俪生：“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
梁漱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陈寅恪：“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
刘文典：“养生未羡嵇中散，嫉恶真推祢正平。”
傅斯年：北大的“功狗”
丁文江：“最讲究科学的一个人”
殷海光：“书和花就是他的命”
钱穆：苦读书,勤育人
张东荪：珍爱独立与自由
叶企孙：明其道也计其功
顾颉刚：祖母擎起了照亮我生命的第一盏灯
刘半农：方头真博士
聂绀弩：“生活的艰辛会使人越活越刚强。”文本内外：胡适的两篇《容忍与自由》 萧乾是如何沦为右派的
胡适：戒赌，戒烟，戒酒，戒嫖 吕荧：我思故我在
马寅初：“敢言敢怒见精神。” 赵俪生：“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
梁漱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陈寅恪：“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
刘文典：“养生未羡嵇中散，嫉恶真推祢正平。”
傅斯年：北大的“功狗”
丁文江：“最讲究科学的一个人”
殷海光：“书和花就是他的命”
钱穆：苦读书,勤育人
张东荪：珍爱独立与自由
叶企孙：明其道也计其功
顾颉刚：祖母擎起了照亮我生命的第一盏灯
刘半农：方头真博士
聂绀弩：“生活的艰辛会使人越活越刚强。”
萧军：“要以生命做最后的一颗子弹！”
胡风：致命的“误读”
胡风家书里的冯雪峰
在鲁迅与顾颉刚夹缝中的朱家骅
周扬:真实的谎言
解读丁玲
朱湘：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文本内外：胡适的两篇《容忍与自由》
1957年7月，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第17卷第3期）发表了由殷海光执笔的社论《反攻大陆问题》，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挂在嘴上的所谓“反攻大陆”不过是“一个渺茫的假想”，而台湾当局以这一假想为根据的种种做法是有显著弊害的。这篇文字击中了国民党当局的要害。恼羞成怒的蒋家父子于是动用台湾所有的宣传机构对这篇社论进行围剿。《自由中国》同仁不惧蒋家王朝的淫威，在1957年9月1推出社论《关于反攻大陆问题的问题》，对国民党的无理攻击予以驳斥。社论对国民党当局的自欺欺人作了毫不留情的讥刺：
“其实，官方人士的如意算盘也打错了。那种长期高叫而老不行动的办法，也并不聪明。长期维持高度紧张心理而不疲惫，那是不可能的。人，不是机器，人要思想。不要以为一张老不兑现的‘支票’，可以长期的当作‘现金’来使用。怀疑的因素会爬到人们的灵魂深处，并且在那里渐渐扩张，仅仅是为着号召，为着鼓舞人心，也该提出一些新鲜的说法。如果稍有几分谋‘国’的忠诚，更应该从深处去思索，在苦闷之中打开出路，再不能靠装腔作势来做惟一的政治资本了。”
这两篇社论言辞犀利，朝蒋介石的痛处一捣再捣。自此，蒋家父子视《自由中国》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但蒋家父子一向标榜自由与民主，《自由中国》又一直呼吁倡导自由民主，所以，蒋家父子对有胡适做后盾的《自由中国》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知道，对冒犯党国的《自由中国》不能“强攻”，只能“智取”。
经过一番密室里的策划,国民党当局决定用重金买通一个打手,由此人出面投书《自由中国》，待投书发表后，再反咬《自由中国》假冒他人名义发表文章，侵犯他人名誉权，从而让《自由中国》落入陷阱。最终，国民党买通了一个叫陈怀琪的人来完成这桩卑鄙的阴谋。此人为台南陆军工兵基地勤务处制造厂中校行政课长。《自由中国》杂志防备不足，果然中计，发表了署名陈怀琪的假投书，结果陷入焦头烂额的境地，主编雷震不得不出庭应讯，显然，国民党政府想借此搞垮《自由中国》。
“陈怀琪”事件发生后，胡适陷入痛苦的思考中，他知道这是国民党当局布下的陷阱，但他也觉得，如果《自由中国》能更妥善地处理来稿，能多留一个心眼，这一事件还是可以避免的。于是，他提笔给《自由中国》写了一封信，对《自由中国》的编辑们来个一半提醒，一半责备。信的全文如下：
《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编辑委员会的各位同仁：
我今天以编辑委员会的一个分子的资格，很诚恳地向各位同人说几句话。我在四十一年（1952）就恳求你们许我辞去“发行人”的名义，那时我已预料今天发生的刑事诉讼案件一类的事，迟早必会发生，发生时应有发行人能实际负责。若用一个远在“国”外的人做“发行人”，那种办法只足以叫人认为不负责任的表示，实际上也不是争自由的正当办法。此次陈怀琪的事件，我以为我们应该检讨自己的编辑方法的是否完善。
此次事情由于“读者来书”。编辑部没有调查“陈怀琪”是真名假名，就给登出来了。这是根本最不合编辑“读者来书”的普通原则的！这是我们的大错误。
凡读者投书，（1）必须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则一概不给登载；（2）其有自己声明因特殊情形不愿用真姓名发表者，必非另有声明的信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则一概不给发表。
我诚恳地盼望我们大家做一次严重的检讨，切实改善本刊的编辑方法。例如“读者投书”的编辑，必须严格地实行我上面指出的两条办法（国外通行的办法还有一条，就是加上声明，投书人发表的意见，并不能代表本社的意见）。
此外，我还有两三个建议：
（1）本刊以后最好能不发表不署真姓名的文字。
（2）以后最好能不用不记名的“社论”。当年的《独立评论》与《现代评论》皆没有不署名的社论。
（3）以后停止“短评”。因为“短评”最容易作俏皮的讽刺语，又不署名，最容易使人看做尖刻或轻薄（《新青年》的“随感录”、《每周评论》的“随感录”，各条尾皆有笔名可以指定是谁的笔名）。
有人说，社论须署名，则社论更难找人写了。我的看法是，争取言论自由必须用真姓名，才可以表示负言论责任。若发行人怕负言论责任，则不如不发表这种言论。所以我办《独立评论》五年之久，没有发表一篇用假姓名的文字。我们当时的公开表示是“用负责任的态度，说平实的话”。这种态度，久而久之，终可以得到多数读者的同情和信任。
以上诸点，我诚恳地提出来，请大家不客气地讨论批评。
胡适敬上
四八、三、五日下午【1】
胡适要求雷震在《自由中国》上发表这封信，以自我批评的姿态缓解和当局的关系，而雷震及其同仁对胡适这封信却很不满，他们认为胡适的做法显得很软弱，决定和当局抗争到底，不惜对簿公堂，甚至不惜停刊。为了劝说雷震及其同仁，为了强调容忍的重要性。胡适写下题为《容忍与自由》的文章，发表于1959年3月16日。了解这样的背景，对理解此文至关重要。
文章一开始，胡适引用康耐尔大学史学大师布尔先生话，亮出文章的主题：“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接下来，胡适以自己为例，说自己是无神论，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态度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
胡适紧接着举了几个宗教史上的例子，得出结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如果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胡适的话闪烁着极为珍贵的真知灼见。不过，从政治角度来看，胡适的话就并非无懈可击了。而胡适写此文的目的不是要雷震、殷海光容忍他人的宗教信仰，而是要他们容忍当局的压制。如此，如果一味谈宗教方面的容忍，那这篇文章就起不到劝说《自由中国》同仁的效果了。
胡适当然意识到了这一漏洞，于是他在文章里设法从“宗教”延伸到“政治”，比如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不过，由于胡适举的例子完全是宗教方面的，他的这一观点“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撑。
在文章的后面，胡适再次把话题由宗教转到政治上来，“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为了说明这一点，胡适举了一个陈独秀的故事做例子。
“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适抓住陈独秀的这句话“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做文章，说：
“我当时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陈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其实，对陈独秀这句话必须结合当时的特定背景来分析、理解。因为陈的这句话明显偏激，明显不妥，通常情况下，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话，那么，陈独秀为何偏偏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当时的保守势力气焰熏天，不可一世，那么陈独秀说这样的话，其目的主要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也是为自己壮胆，如若不然，对方是不会有丝毫妥协的，同时也不能激发同道们的斗志的。另外，陈独秀这样说，也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因为不把话说得如此偏激，保守势力就不会感受到“文学改良派”的破釜沉舟的决心，从而对“文学改良派”的主张不屑一顾不予理睬。相反，当保守势力从陈独秀“蛮不讲理”的话中感受到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和一股扑面而来的压力后，在惊慌失措之际会不由自主作出一点让步。这个道理，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说的很清楚。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衷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也不肯行。”
由鲁迅这句话，我们也就理解了陈独秀为什么要把话说得那么偏激了。因为他不是要阐述什么真理而是在表明一种不达不目的不罢休的态度。所以，胡适的分析表面公正、剀切，实质上南辕北辙，不得要领。另外，严格地说，陈独秀这番话表明的是一种崭新的文学观念，与胡适想要证明的“政治思想”并非一回事。
在文章的最后，胡适显露了他写此文的动机：
“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在这里，胡适一连用了五个“我们”，意在提醒，此文的宗旨是强调“我们”（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容忍。言下之意是不能和当局抗争到底了，要学会容忍，这样才能保存实力。所以文章发表后，国民党当局很满意，而《自由中国》的同仁，绝大多数不以为然。青年党领袖陈启天就当面对雷震说：“我看到胡适先生用自责的口吻为《自由中国》讲话，心里很难过。”
胡适这篇文章说的头头是道，誉之鞭辟入里也不为过，但却有无的放矢之嫌，因为雷震、殷海光们并未说过与“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相类似的话，而且他们恐怕也和胡适一样并不同意陈独秀这番有特殊目的的偏激话语，他们只是不想被当局压制，想捍卫尊严，争取言论自由罢了。所以，胡适的话虽言之成理，但他的初衷——劝雷震、殷海光们“容忍”——却很难实现了。
诚如殷海光所云，胡适的《容忍与自由》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是“中国人应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针”，不过，此文的漏洞也是显而易见的。
毛子水先生在其《<容忍与自由>书后》中指出,胡适文章的哲学基础是宋朝吕伯恭的两句话：“理未易明，善未易察”。胡适对此表示同意：
“毛子水先生在那篇文章中指出：胡适之先生这篇文章的背后有一个哲学的基础。他引述我于民国三十五年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作开学典礼演讲时所说的话。在那次演说里，我引用了宋朝的大学问家吕伯恭先生的两句话，就是：‘理未易明，善未易察。’宋朝的理学家，都是讲‘明理、察善’的。所谓‘理未易明，善未易察’，就是说善与理是不容易明白的。过了十二、三年，毛先生又引用了这两句话。所谓‘理未易明’，就是说真理是不容易弄明白的。这不但是我写《容忍与自由》这篇文章的哲学背景，所有一切保障自由的法律和制度，都可以说建立在‘理未易明’这句话上面。”
殷海光一方面盛赞此文，另一方面，也指出此文有不合国情和不合适宜的地方，因为在文章里，胡适一味要求“无权无势”的弱者去“容忍”，对有权有势的当局是否该容忍却闭口不谈，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据此，他对胡适提出如下要求：
“同样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有权有势的人颐指气使惯了。他言欲为无穷则，行欲为后世法，到了现代更变为‘主义’等类‘绝对真理’的化身。要这类人士学习容忍，真比缆绳穿过针孔更难。适之先生是历史大家，他一定知道，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所以我们依据经验事实，认为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法。我们认为胡先生不应以这个社会对你底‘无神的思想’容忍为满足，而应以使千千万万人不因任何‘思想问题’而遭监禁甚至杀害为己任！”【2】
殷海光目光如炬，一下看出胡适文章的症结所在，胡适后来不得不对此做出回应，亦对自己的文章做了一点修正。
发现胡适此文漏洞的不止殷海光一人，著名史学家周策纵先生也认为，胡适强调容忍是有道理，说容忍是自由的保证也是对的，但不能只要求“我们”容忍，对“他们”，甚至对每个人都要提这样的要求。周先生在文中这样写道：
“我们承认容忍是自由的一个基础，社会如果没有容忍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为现代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过于密切，蜂窠的每个巢穴互相密集着，有一个巢孔过度扩张时，别的孔就要被压缩变形了。同样的，一个人的自由也必然会受到别人的自由的限制，即如穆勒所说的，自由必以别人的自由为界限。所以我的自由常常建立在别人的容忍上，别人的自由也常常建立在我的容忍上。我多一分容忍，别人便可能多一分自由。是就这一意义说，容忍虽然有点像自由的必要条件，它是否为自由的充分条件，却还得看情况如何而定。换句话说，社会上没有容忍固然谈不到自由，但有了容忍是否就有自由，却要看这容忍的态度普遍到什么程度而定。中国的妇女在旧礼教的束缚下不是容忍了几千年么，她们何尝得到婚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有许多专制政治和独裁政治下，大多数的人民往往容忍到了极点，但自由也不曾自动地降临，固然有许多被迫的服从不能算作容忍。原来一个社会里要是只有一部分人能容忍而另一部分却可以不顾的时候，容忍还可能成为奴隶的道德。我们若希望容忍发生好的效果，能作为自由的保障，必须社会上的人全体或大多数都多多少少能采取这种态度。”【3】
胡适把容忍的重要性无限放大，对抗议的重要性却只字不提。如果把容忍比喻成“女人”，把抗议比喻成“男子”，那么，只有双方缠绵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生命——自由。就创造生命而言，男人与女人的作用应该是平分秋色，且缺一不可。而胡适在文章中盛赞“女人”，似乎有了“女人”，就一定会有孩子，这当然不妥！所以,周策纵先生认为要对“容忍”和“抗议”一视同仁，因为容忍与抗议同样重要，光有容忍或光有抗议均不能带来自由：
“抗议和容忍在表面上似乎相反，在实质上却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反对的。容忍的成立，和抗议一样，也必须建立在不同意的前提下。”
“容忍之所以成为必要，因为‘理未易明’。抗议之所以要人不可不表示异议，就某些人看来也许是基于自认‘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却不赞成从这点出发，它无宁还是基于‘理未易明’的观点，因为我们同样地觉得对方所主张的也未必就是‘绝对之是’，我们与其相信别人，还不如相信自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我的见解如有不同，就最好说出来，这样一来，‘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才能希望更接近真理。穆勒在《自由论》第二章的末了，总结他替思想言论自由辩护的理由为四点，就是：一、对方的意见可能是真理；二、即使对方错了，也还可能有部分的真理，容或可补充我所认为真理的不足；三、没有对抗的言论则流行的思想将成为成见，引不起理知的体认；四、思想成为教条后就会变成空洞的形式，对人没有益处。这四件理由都可用来说明容忍的需要，同时，尤其是后面两点，也可支持抗议的必需。”【４】
胡适过分强调容忍作用，在他看来，对容忍的作用怎么夸大都不为过，但周策纵先生则清醒地指出，容忍也应该有一个限度，如果不管对何事都容忍，且毫无限度，那，你的容忍也许并非美德而有可能演变成一桩罪行：
“容忍的精神有时须用抗议的精神来补救，因为容忍应该有它适当的限度，超过这限度，容忍也可以鼓励别人来侵犯自由，照美国独立宣言的理想，自由本应是一种‘不可出让的权利’。容忍退让如到了放弃自由的程度，毋宁成了一种罪行。因为这不仅是当事者本身受了损害，别人的自由也将因此而削弱，结果所及，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福利也可能受到影响。”【5】
最后，周先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在1761年的法国，有一个人的儿子因生意失利而吊颈自杀了。照当时的法律，凡是自杀的人，必须把他的尸体裸露着放在刑车上，公开在街上游行，然后挂到绞刑架上去。这父亲不忍他儿子死后遭受这样的待遇，便请了好些亲戚朋友来作证，证明是寿终正寝的，于是谣言传布开来，竟说这父亲因为恐怕儿子要信旧教，所以把他谋杀的。结果被判处了死刑。两年后，伏尔泰为了这事便写成他有名的《容忍论》，用鼓吹容忍来表示对用教条杀人的抗议。他满以为东方的非耶教徒更能容忍些，却料想不到两百年来人类并没有进化多少，因此我们仍需要用容忍论来作抗议。然而我们并不希望走上巴士底的道路，我们应采取更平易的态度。
这就是：我们必须容忍抗议，必须抗议我们认为不该容忍的事，抗议的人更要容忍别人的抗议。这都是极平凡的道理。”【6】
平心而论，周先生的结论比胡适一味强调容忍的观点更合理更有说服力。
毛子水，殷海光，周策纵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分析了胡适的《容忍与自由》，后两位还对胡适的文章做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由于胡适写此文的动机是单一的，就是为了劝戒《自由中国》同仁在“陈怀琪事件”中保持克制、冷静、秩序、忍让，所以他写作时的视角也变得单一，结论自然片面。
急切的写作动机——劝说《自由中国》编辑们——使胡适不自觉地把笔力锁定在“容忍”上，对“抗议”则刻意回避。用“一只眼”看世界，就可能重蹈盲人摸象的悲剧了。不过，在当时，这篇文章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自由中国》的编辑们或多或少听从了胡适的劝说，在“陈怀琪”事件里采取了忍让的态度。不久，胡适那封要求《自由中国》编辑自我检讨的信终于刊登出来了。胡适写《容忍与自由》的目的部分达到了。
1959年11月2０日，是《自由中国》创刊1０周年，杂志社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在这次庆祝会上，胡适又发表了《容忍与自由》的演讲。《容忍与自由》发表后，殷海光等人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另外，胡适也意识到《自由中国》的一些编辑对他的那篇文章恐怕也是口服心不服，为了回应殷海光，进一步说服开导《自由中国》的编辑们，同时也对自己的文章做一些修补，胡适便以演讲的方式重述《容忍与自由》。
殷海光曾撰文说，胡适提倡容忍，应多向有权有势这去说，胡适对此做了回应：
“不过殷先生在那篇文章中又讲了一段话。他说：同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容忍容易，有权有势的人容忍很难。所以他好像说，胡适之先生应该多向有权有势的人说说容忍的意思，不要来向我们这班拿笔杆的穷书生来说容忍。我们已是容忍惯了。殷先生这番话，我也仔细想过。我今天想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有兵力、有政权的人才可以算有权有势呢？或者我们这班穷书生、拿笔杆的人也有一点权，也有一点势呢？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想一想。我想有许多有权有势的人，所以要反对言论自由。反对思想自由，反对出版自由，他们心里恐怕觉得他们有一点危险。他们心里也许觉得那一班穷书生拿了笔杆在白纸上写黑字而印出来的话，可以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好感，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这个就是力量。……诚如殷海光先生说的，用权用惯了。不过他们背后这个观念倒是准确的；这一班穷书生在白纸上写黑字而印出来的，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是一种危险的力量。……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我们的势力，不是那种幼稚的势力，也不是暴力。我们的力量，是凭人类的良知而存在的。所以我要奉告今天在座的一百多位朋友，不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弱小；我们也是强者。但我们虽然也是强者，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
很明显，胡适在这里巧妙地偷换了概念。殷海光所说的权势，是指统治者掌控着对老百姓的生杀予夺大权，而胡适说知识分子也有力量，但这是一种文字、道义、良知的力量。这种力量和统治者的权势当然不是一回事，而胡适为了反驳殷海光，强行将其扭在一起。所以，胡适的话虽言之成理，但殷海光的话也一样能自圆其说，也就是说，胡适的话不能构成对殷海光的反驳。两人是各说各话，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根本不搭界。殷海光说的是“大炮”的力量，胡适说的是“文字”的力量，两人的立足点完全不同，所以两人的对话就变成了——鸡同鸭讲，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你打你的鼓，我敲我的锣。
在我看来，殷海光说的更有道理。正因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所以，胡适更应该向有权有势的人宣传容忍的重要性。当教会要烧死布鲁诺时，我们是应该去劝教会容忍布鲁诺的思想自由，还是劝布鲁诺去容忍教会对他的迫害？按胡适的说法，布鲁诺也是“有权有势”者，因为他有“在白纸上写黑字而印出来”的书，是“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所以“也是强者”，也“必须有容忍的态度”，那么，在布鲁诺走上火刑架时，我们难道还要向他宣传一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的大道理？
当胡适得出自己的结论——“有权有势的人当中，也包括我们这一班拿笔杆的穷书生；我们也是强者”后，他不管此结论的推导过程有偷梁换柱之嫌，也不管听众是否认同他的这一结论，就一厢情愿也是别无选择地开始以此为基础来展开他的论述了：
“但我们虽然也是强者，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因为我们也是强者，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我们绝对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力。”
胡适一整段文字论述了“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力”的道理：
“我们的权力要善用之，要用得恰当；这就是毛先生主张的，我们说话要说得巧。毛先生在《<自由中国>十周年感言》中最后一段说：要使说话有力量，当使说话顺耳，当使说出的话让人家听得进去。不但要使第三者觉得我们的话正直公平，并且要使受批评的人听到亦觉得心服。毛先生引用了《礼记》上的两句话，就是：‘情欲信；辞欲巧。’内心固然要忠实，但说话亦要巧。从前有人因为孔子看不起‘巧言令色’，所以要把这个‘巧’字改成了‘考’（诚实的意思）字。毛先生认为可以不必改；这个巧字的意思很好。我觉得毛先生的解释很对。所谓‘辞欲巧’，就是说的话令人听得进去。怎么样叫做巧呢？我想在许多在座的学者面前背一段书做例子。”
胡适所举的例子出自《论语》：
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胡适对《论语》中的这段话作了如下评价：
“《论语》中这一段对话，不但文字美妙，而且说话的人态度非常坚定，而说话又非常客气，非常婉转，够得上毛子水先生所引用的‘情欲信，辞欲巧’中的‘巧’字。所以我选了这一段作为《论语》中第一等的文字。”
本来是谈容忍和自由的，而胡适突然对说话的技巧大谈特谈。我相信很多人，看了这段文字会一头雾水，不明究里。有人甚至认为，胡适把话题扯到谈话技巧上来，显露出一种“胡适式的浅薄”：
“不过，胡适这里并没有循此继续进行阐述，而是转而将容忍与语言的修辞技巧联系了起来，并循循善诱道：要使说话有力量，要使说话顺耳，当使说出的话让人家听得进去。如何做到呢？那就要‘情欲信，辞欲巧’。这已经是非常具体、具有相当操作性的言说方式的训练指导了。胡适式‘浅薄’或者‘不深刻’，由此亦可见一斑。”【7】
段先生这番话或许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却完全理解错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领会胡适强调谈话技巧的良苦用心。其实，胡适在这里强调谈话技巧，其目的是暗示《自由中国》的编辑们要学会抗争的技巧，就是“要使说话有力量，当使说话顺耳，当使说出话让人家听得进去。”，也就是说，如果你批评政府的话，政府不以为忤，反而“觉得心服”，那么，你的批评你的抗争也就卓有成效了。另外，胡适这番话主要是说给殷海光听的，因为殷海光的文章，言辞激烈，气势逼人，蒋家父子越是讳疾忌医的地方，他越是一捣再捣，正因如此，他的文章，尽管读起来很解气很过瘾，但却屡屡惹祸。所以，胡适一直认为，殷海光的谈话缺少技巧。
其实，早在195８年，胡适刚从美国回到台湾，就认为《自由中国》在争取言论自由时，“在技术上还要学习”，且批评了殷海光执笔的《反攻大陆问题》一文：
“我觉得《自由中国》社尽管争取言论自由方面很有成绩，但在技术上还要学习，比如就‘反攻大陆’的问题来讲，‘反攻大陆’是一个招牌，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希望和象征。……这样一个无数人希望的象征的一个招牌，我们不可以去碰的。”【８】
在那次谈话中，胡适也劝雷震等人放弃“反对党”的提法，以“在野党”一词取而代之：“我个人对此问题，认为最好不要用‘反对党’这个名词，一讲‘反对党’就有人害怕了。不明道理的人，有捣乱、有颠覆‘政府’的意味。所以最好是不用‘反对党’这个名词。”而“在野党”这个名词听上去没有危险气味，所以，胡适主张用它代替“反对党”。为了使自己的话能让对方接受，胡适在挑选词语方面下足了功夫。
所有这些都表明，胡适对谈话技巧极为看重，因为他认为把话说得“巧”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建议和抗争是否有效。所以这一回，再次强调谈话技巧，不过是老调重谈，当然，论述得更为细致，语气也更为诚恳。
胡适本人是个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的人，他的谈话有高度的技巧。在19４7年，胡适就曾对一个外国记者说：“在眼下，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可怕的称谓，所以最好说我是一个独立主义者。”胡适如此斟酌词语，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
19４7年7月，胡适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在文章里，胡适“把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叫做甲式政党”，而将“这三十年来苏俄、意、德诸国后起的政党叫做乙式政党”，在谈到国民党的转变时，胡适说：
“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义。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转变应该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党政治，这里面似乎应该包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而不僅僅是几个政党分配各种选举名额或分派中央与地方的官职地位。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那才可算是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
著名学者张忠栋认为，胡适此文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适采用了“甲式”和“乙式”的划分，而舍弃了“民主”和“极权”的划分，胡适这样做的用意何在，张忠栋先生一语道破天机：
“用意所在，当是避免以‘极权’的恶名，刺激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其次是他显然反对战后各党各派政治协商，整天互争地盘名额，而希望所有中国政党藉实行宪政的机会，共同走民主的大道。”【9】
由以上可知，胡适无论是写作还是演讲，用词均极为考究，他这样做，不是出于语法、修辞、文采方面的考虑，而是有明显的政治意图，这哪里是浅薄，分明是别有深意藏焉。
胡适反复强调用词的技巧，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对语言太敏感了，总能从语言的花朵里嗅到危险的气息。
1951年1月15日到2０日，因陈诚和蒋梦麟要出去避寿，蒋梦麟又约王世杰和胡适一同去，到各地游览了6天。《新闻天地》等报道此事，将四人说成是“商山四皓”。“商山四皓”是一个典故，说的是汉初商山有四隐士，名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直先生。四人须眉皆白，故称四皓。高祖召见他们，不应。后高祖欲废太子，吕后用留侯计，迎四皓，使辅太子。一日，四皓侍太子见高祖。高祖曰：“羽翼成矣。”遂辍废太子之议。媒体把胡适等四人说成是“商山四皓”，可苦了胡适等人，这等于是说胡适等四人想辅佐太子。胡适对记者的乱用词非常不满，他对秘书胡颂平说：“最近几个月来的政治激动，都是这句‘商山四皓’的话而来的。”【1０】
你看，本来政治局势风平浪静，说了一句“商山四皓”立即风云突变，胡适能不一再重申措辞的重要性吗？
接下来，胡适从雷震的话“我们要用负责的态度，来说有分际的话”入手，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
“雷先生在那篇文章中又说：‘我们要用负责的态度，来说有分际的话。’……怎么样叫做‘说有分际的话’呢？就是说话要有分量。我常对青年学生说：我们有一分的证据，只能说一分的话；我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的话；有了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的话，也只能说九分的话。……我们只应该用负责任的态度，说有分际的话。所谓‘有分际’，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胡适曾在多种场合不厌其烦表达过“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看法，他为何对这样的看法念念不忘？在这里，我们先荡开一笔，说说胡适与蒋介石的一次“抬杠”。
195８年４月1０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结束后，又召开了中研院第三次院士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称赞了胡适“最令人敬佩者即为其个人之高尚品德”，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责任”；他还说：“伦理道德实为吾人重建国家，复兴民族，治标治本之基础，必须此基础巩固，然后科学才能发挥其最好效能，民主才能真正成功，而独立自由之现代国家亦才能确实建立起来。”
对蒋介石的表扬，胡适并不领情，反而说：
“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领导反共复国的任务立场上，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这是他的热情所使然。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蒋介石认为大陆清算胡适,是“摧毁”中国“伦常道德之一例”；胡适却不这样看，他说：
“我被共产党清算，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他们的清算我，是我在大陆上，在中国青年的思想上，脑袋里，留下了许多‘毒素’……
共产党为什么反对我？因为我这几十年来对学生讲：我考证《红楼梦》、《水浒传》是要藉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教年青人有一种方法，等于孙行者身上有三根救命毫毛，可以保护你们不受任何人欺骗，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盲从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我说：被孔夫子牵着鼻子走固然不是好汉，被朱夫子牵着鼻子走也不是好汉，被马克斯、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更不算是好汉。共产党现在清算胡适，常常提到这几句话，认为胡适一生做的学问，都是为了反对马克斯主义的……
【11】
由以上可知，胡适一生中，最珍爱的两句话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因为，胡适认为，如果凡事都按照这两句话的要求来做，那么，无论说话做事，都不会盲目、盲从，你的言论、思想、行为都会是你独立思考的结果。用胡适的话来说，记住这两句话，“可以保护你们不受任何人欺骗”“可以不受人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
那么，在《容忍与自由》的演讲中，胡适为什么要向雷震、殷海光等人灌输这种“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道理呢？因为胡适敏感地觉察到，雷震、殷海光等人，容易被他人的情绪所感染，容易“受人牵着鼻子走”从而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事实证明，胡适的担心并非多余。
我们知道，胡适本人并不反对组建反对党，但对如何组建反对党，胡适有自己的想法。胡适在1958年发表的一篇文字《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其中有这样的话：
“让立法院中那种政治的分野，让他们分为两个党三个党或四个党，后来慢慢归并为两个大党。这样等于都是自己的子女，今天我的大少爷执政，明天我的二小姐执政，结果都是自家人，这不是很好的事实吗？国民党的党员有政治组织的经验，由他们分出一部分党员出来办党，凭他们的政治经验、组织经验，也许可以比现在两个友党办得好一点，也许比另组新党更好一点。”【12】
本来，雷震也对胡适的看法表示同意，但到了195８年夏，雷震改变了看法，当时，以郭雨新、李万居、高玉树为代表的台湾本土人士拟出《自治章程》，组党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雷震意识到形势严峻，想请胡适出面组党，以化解潜在的风险。于是，他致信胡适，请胡适出面：
“我说在台湾搞反对党，可能流血，如先生出来，不仅可以消弭台湾人、内地人之隔阂，且可防止流血。先生当时亦不以为然，今日看情形，我的话一点也没说错，对在野党事，是为中国民主政治铺路，我还是希望先生出来。我们决不是为这找出路。”【13】
胡适对雷震的提议不以为然，他认为雷震这样做完全是被台湾本土人士“牵着鼻子走”，从而违背了他做人做事的原则，于是，他给雷震回了一封拒绝的信。
“我不赞成你们拿我来作武器，我也不牵涉里面和人家斗争。如果你们将来组织成一个像样的反对党，我可以正式公开的赞成，但我决不参加你们的组织，更不给你们作领导。”【1４】
当胡适发现雷震开始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后，他对组建反对党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过，雷震并未听从胡适的劝告，反而一意孤行，以“惟一著名的大陆人”的身份卷入台湾本土人士组建反对党的风潮中，胡适因此对他做了更严厉的批评：
“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帐上。你不知道吗？‘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的加鞭，拼命的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现在你以为《自由中国》出了七版、八版，你很高兴，这都是你的灾害！”【15】
胡适的话得到了验证。不久，雷震因参与台湾本土人士组建反对党活动而被捕。
“雷震在这一年试图组织一个国民党的反对党，参加这一活动的多数人都是台湾本地人，雷震是他们中惟一著名的大陆人。大约就在此时，要选举市、县长和市、区参议会了，我想，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最害怕的是，如果允许成立什么反对党，其候选人就可能在选举中获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以捏造的罪名逮捕雷震，是为了制止成立反对党。我认为他们做到了。”【16】
综上所述，我认为，把胡适的两篇《容忍与自由》从时空背景中抽离出来，抽象地阅读、分析，其结果是要么会无限拔高，过度诠释；要么会浅尝辄止，挂一漏万；要么会隔靴搔痒，不得要领。我以为，只有而且必须结合这两篇同题文本的特定写作背景以及文本作者胡适特殊的写作动机，我们才能准确、细致、全面地理解这两个文本的多重含义，同时也能洞悉其中隐秘的破绽和漏洞。
注释：【1】【2】【８】引自汪幸福著：《胡适与<自由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出版第231、23８、16４页
【3】【４】【5】【6】引自周策纵著：《弃园文粹》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21、25页
【7】引自段怀清著：《胡适和他的<容忍与自由>》刊《社会科学论坛》2００7年第19期
【9】引自张忠栋著：《胡适五论》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８7年出版第239页
【1０】【12】【13】【1４】【15】【16】引自杨金荣著：《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００3年出版第367、297、3０2、3０3、366、3０7页。
【11】引自《随笔》2００８年第４期第1４9页
胡适：戒赌，戒烟，戒酒，戒嫖。
1909年，胡适离开中国新公学，茫然不知所归。当时，他的家已不可救药地衰落下去。于是，他只得寄居在上海，与一帮酒肉朋友混在一起。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堕落下去。
中国新公学有个德国教员叫何德梅，他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这位何君能说广东话、上海话、官话。此人是个中国通，中国人的玩意儿，他样样精通。当时的胡适就和他同居一室。何德梅常邀一帮朋友打麻将、喝酒。这样，不到两个月，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胡适全都学会了。
眼看胡适在堕落的路上越走越远，他的两位好友十分焦急，一是同乡许怡荪，常常规劝他走正道；另一位是王云五，他知道胡适变坏乃环境使然，故力劝他迁居。为了让胡适摆脱困境，王云五还推荐他去华童公学教授国文。
后来，正是在许怡荪的劝说与帮助下，胡适才下决心参加庚款官费留美考试的。当时，胡适有三件事让他顾虑重重拿不定主意，一、他要筹一笔养母之费；二、有一点债务要还；三、要筹两个月的生活费和北上的川资。许怡荪替他一一解决，让他得以顺利抵京，安心复习迎考。
胡适到美国留学后，抽烟很凶。
1912年10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告诫自己要戒烟：
“自警曰：胡适，汝在北田对胡君宣明作何语，入忘之耶？汝许胡君此后决不吸纸烟，今几何时，而遽负约耶？故人虽不在汝侧，然汝将何以对故人？故人信汝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耶？汝自信为志人，为学者，且能高谈性理道德之学，而言不顾行如是，汝尚有何面目见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烟。又恐日久力懈，志之以自警。”
为了给自己打气，胡适在这段文后抄录了两句名人名言。
“使过去的事情不再重演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发生之前阻止它”（吉勃林）
“在真理与谬误的冲突之中，
个人和国家都要面对这样的时刻，
究竟是从善还是为恶，
一定要在此刻进行抉择。”（罗维）
在两句名言之后，胡适又对自己说了几句狠话：
“不知其过而不改，犹可言也。知而不改，此懦夫之行，丈夫之大耻。人即不知，汝独不内愧于心乎？汝乃自认为懦夫耶？知过而不能改者，天下最可耻之懦夫也。亏体辱亲，莫大于是矣。”
不过，胡适的烟瘾并未从此根绝，甚至越来越大。一位外国友人因此给胡适写了封信，劝其戒烟，此外国友人为：LouisP.Lochner.
胡适将这封信贴在日记里再次“自警”：
“曾在衣阿华听说你的身体状况很糟，所以为你感到非常担忧。老朋友，不知你是否仍然吸烟很凶？去年夏天我向你说过，像你这样吸烟，是在是一个大错误。我这话是发自内心的。我是一个不吸烟的人，因此我的看法是，如果你不吸烟，你的身体状况一定会好得多的。请不要以为我是在向你说教，或是想对你指手画脚。说实在的，我对外国朋友很少有对你这么亲近。我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少有的人材，这并非阿谀你，而是诚恳的。我以为把你的智慧才能完全服务于社会，是你应尽的职责，因此，我想你应该特别注意保持身体健康。”
外国友人的关心让胡适不能不与自己的烟瘾作抗争，但仍是“屡戒屡复”。1914年7月18日，胡适再次在日记里痛下决心戒烟：
“吾年来志力之薄弱极矣，即戒纸烟一事，屡戒屡复为之，真是懦夫无志之为！吾去国以来，虽滴酒不入口，然纸烟之恶影响仍不少。”
胡适在日记里引用了一句名言：“吾今誓欲将吾所受于先人者，丝毫无亏损，留与吾之子孙。”
这句话出自德国剧作家、诗人戈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Hauptmann，18621946）的名著《东方未明》（Before Dawn）。胡适日记里把豪普特曼写成赫仆特满。对这位剧作家，胡适曾作过这样的介绍：
“赫氏前年（指1912年）得诺贝尔奖金，推为世界文学巨子。此剧《东方未明》，意在戒饮酒也。德国人嗜饮，流毒极烈，赫氏故诤之。全书极动人，写田野富人家庭之龌龊，栩栩欲活，剧中主人LothandHelen尤有生气。此书可与伊卜生社会剧相伯仲，较白里而（Brieux）(法国剧作家)所作殆胜之。”
丁文江只比胡适大四岁，但一直像大哥哥般“操心”着这个小弟弟。
胡适喜欢喝酒，在国外求学时虽不沾酒，但回国后应酬一多，胡适也就开戒了。丁文江担心胡适饮酒过量伤身体，就从胡适《尝试集》里摘出几句诗请梁启超写在扇子上，并把扇子送给胡适，提醒他戒酒。那几句诗是：
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
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
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
……
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
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后。
丁文江的苦心，令胡适感动，说：“我很感谢他的情意，从此把他看作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
然而戒酒也和戒烟一样难，胡适屡屡破戒。丁文江为此很替胡适担忧，1930年11月，他连着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劝其“毅然止酒”。
第一封信：
适之：
……我事体近来大忙，就没有立刻写信给你。但是屈指你将要离开上海了。在这两个星期中，送行的一定很多，唯恐怕你又要喝酒。特地写两句给你，劝你不要拼命，——一个人的身体不值得为几口黄汤牺牲了的，尤其不值得拿身体来敷衍人。……。
第二封信：
适之：前天的信想不久可以收到了。今晚看《宛陵集》，其中有题云《樊推官劝予止酒》，特抄寄给你看看：
少年好饮酒，饮酒人少过。今既齿发衰，好饮饮不多。
每饮辄呕泄，安得六府和？朝醒头不举，屋室如盘涡!
取乐反得病，卫生理则那！予欲以此止，但畏人讥诃。
樊子亦能劝，苦口无所阿。乃知止为是，不止将何如？
劝你不要“畏人讥诃”，毅然止酒。
胡适在上海那段时间因交友不慎，赌博、酗酒、逛窑子，样样都学会了。那时的胡适，并未认识到嫖乃一种可耻之恶习。
赴美留学后，受美国观念的影响，他方醒悟：嫖乃人间大恶。因此，他呼吁国中人士，要树立一种新道德：
“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
对自己曾经的荒唐，胡适也做了忏悔：“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
虽然发誓禁嫖，但胡适偶尔也和朋友一道逛逛窑子，当然，只是纯粹观光性质。
1925年胡适应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的邀请，去武汉讲演了五次。在武汉，他见到不少新知旧友，非常高兴。一天晚上，他和郁达夫、杨金甫等友人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到了一家，只见东墙下靠着一把大鸡毛帚，西墙下倒站着一把扫帚，房中间是一张床，两个小女孩在上面熟睡。又一晚，友人李孤帆再次邀胡适等人逛窑子。在酒席上，有人给杨金甫推荐了一个妓女，席散后，杨金甫去了妓女的房间，妓女就对杨哭诉自己的遭遇，说她过的不是人的生活，要杨救她出苦海。胡适颇赏识这个妓女，说：“此女能于顷刻之间认识金甫不是平常逛窑子的人，总算是有眼力的。”当天晚上，回寓所后，胡适还和郁达夫等人谈到自己的一点观后感：“娼妓中人阅历较深刻，从痛苦忧患中出来，往往善于谈情说爱，过于那些生长于安乐之中的女子。”
对自己的“好色”“大赌”，胡适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番话：
“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gay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是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严重的生活，如读书做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这个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
1926年2月初，胡适的外国友人加纳特在上海巧遇胡适。有朋自外国来，胡适不亦乐乎，一天晚上，竟带这位友人去了杨兰春、桂姮两家妓院，想让好友开开眼界。没想到，他此举令好友深为担忧。加纳特回国后，立即给胡适写了封信，深情地劝胡适，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
加纳特在信里这样写道：
亲爱的胡适：
……与你相处的日子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印象深刻。……
可是，可是……有一个阴影，你在上海只是消耗你自己的精力。你必须离开上海，远离政治。我知道，这句话你已经说过四十次了，但是你必须这么做。将来的事很难预料，但我想，有一点可以肯定：上海的未来局势不容乐观。它是一个瘟疫区；得赶紧撤离！……
你已经登上了一座山峰，但不是你自己的山峰：你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也许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席位正是你所需要的，它可以使你再次回到你自己的轨道上，做你自己的事；可以想见，十年后你成绩斐然，又可以出国访问。但无论如何，你得赶快撤离上海！
……我们已经制造一个“文明”的地狱，里面充塞着各种奇技淫巧和肉欲享受。我还没有见到，有什么力量可以防止中国重蹈西方之覆辙。……生活在那座城市并不合算，赶紧撤离吧！
你亲爱的L.加纳特
1926年3月5日
胡适妻子江冬秀在同年的3月14日给胡适写了封信，也是劝他不要赌不要嫖：
“适之：你的身体很好，我很高兴。不过我听见人说，你在上海同一班很阔的人在一块，天天赌钱，跟阔老爷、太太、小姐们天天在一块大玩大赌，来很大的牌，很大的牌九，有很多朋友送你几千块钱把你过年用。这件事可是当真的吗？
别的事是真是假，只要你自己明白，不要把自己身体弄坏了。就是你一身的痛苦，害老婆儿子，到那个日子就不容易过了。”
这两封信让胡适感动不已也愧疚难当。他给好友加纳特去了封长信，在信中保证：“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后来，在给妻子江冬秀和好友徐志摩的信里，胡适同样信誓旦旦：改掉自己的坏毛病，严肃做人，认真做事！
在胡适众多的朋友里，论待人的诚恳，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认真，许怡荪当推第一。胡适认为，和许怡荪相处久了，没有一个人不受他感化的。胡适到美国后，他给胡适的第一封信就是：“足下此行，问学之外，必须祓除旧染，砥砺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将来涉世，不至为习俗所靡，允为名父之子。”许怡荪和胡适通了近十年的信，从来没写过一个潦草的字，几乎没有一封信里没有规劝、勉励胡适的话。胡适留学归国，许怡荪仍常给胡适写信，提醒他“莫走错路”“举措之宜，不可不慎”。
美国散文大家爱默生说：“朋友的交情把他的目的物当作神圣看待。要使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都变成神圣。”
胡适说：“怡荪待朋友，真能这样做。”
马寅初：“敢言敢怒见精神”
1914年，马寅初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纽约市财政》十分出色，成书后立即出版发行，成为畅销书，而且还被哥伦比亚大学破例列为一年级的教材。毕业后的马寅初本可以留校教书，但他却婉谢了校方负责人的好意，决定回国报效祖国，他对哥伦比亚的校长说：“我来贵校学习，就是为了学成回国，为祖国做点贡献。”
回国后的马寅初不愿与官场上的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于是，他投身教育界，一心为国家培养人才。
“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推行专制独裁统治，人民没有言论自由，面对国民党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政策，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而时任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马寅初却毫不畏惧，他对学生们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我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
当时，为了抗日，全国人民同仇敌忾，齐心协力。前方将士流血，后方百姓流汗，大家节衣缩食，共同抗战，生活艰险甚至严酷，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四大家族”却大发国难财，过着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的生活。马寅初对此怒不可遏，在一次立法院的会上，他向四大家族发难：
“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证明：中国的几户‘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吾人以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财产之损失，希冀获得胜利以求民族之快复兴，决不愿以如是巨大牺牲来交换几个大财神，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将吾人之经济命脉，操在手中。”
马寅初故意模仿蒋介石腔调，重复了蒋介石常说的一句：“此岂抗战之用意？”虽然，马寅初自始至终没提蒋介石的名字，但他对蒋介石腔调、口头禅的戏仿已把他对蒋介石的不满和讥讽已“尽在不言中”。
在国民党陆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马寅初以更为犀利的言辞抨击了国民党高官见利忘义，大发国难财的丑恶嘴脸，并且指明道姓痛斥了孔祥熙、宋子文之流：
“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他们是‘上等人’的后台。他们有的靠滥发纸币赚钱，有的靠克扣军饷赚钱，有的则依靠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翻手成云，覆手成雨，顷刻之间就获巨利，存到外国，大发超级国难财！由此可见，这三年以来，付出血汗钱充当战争经费的是普通老百姓！流尽鲜血为抗战的是普通老百姓！”
说到这里，马寅初怒不可遏，索性一“骂”为快：“发国难财的‘上上等人’猪狗不如！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诸位，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
马寅初的话，矛头直刺国民党最高当局。重庆大学的校长叶元龙听了非常害怕，他问马寅初：“委员长对您是很尊重的，您的演讲是不利于蒋委员长的，他并没有得罪你啊？”
马寅初答：“不错，他没得罪我，但他得罪了全国人民！”
此后，马寅初的态度更为坚决，言辞更为激烈。
一次，应黄炎培的要求，马寅初在重庆市实验剧院演讲，他直接向蒋介石“开火”：
“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称民族英雄，但我认为他根本不够资格。因为他不能法办孔祥熙、宋子文，因为他包庇亲戚和家族，危害国家和民族。所以要说英雄，蒋介石也是一个英雄，不过并非‘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
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以如此辛辣的言辞抨击蒋介石，除了马寅初，恐怕没有第二人。在常人看来，马寅初以如此“大不敬”的语言斥责蒋总裁，完全可能带来杀身之祸，而此刻的马寅初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他知道台下也有密探，可能想伺机对自己下手，于是他索性打开窗户说亮话：
“今天，我把儿女都带来了，让他们都来听我的演讲，知道我的主张究竟是什么。我的讲话，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
1940年12月，蒋介石命令手下秘密关押马寅初。即使在牢房里，马寅初仍寻找“演讲”的机会，他向看守他的特务、宪兵讲战时经?济，讲四大家族的腐败。渐渐地，特务、看守们开始同情他，对他的监视越来越松。他可以在牢房里自由看书看报，还可以给家人写信。有位名叫陈风超的副官听了马寅初的“演讲”，深受教育，决定不为蒋介石卖命，找了个机会跑回老家浙江?务农去了。1981年，陈风超还从浙江赶到北京看望马老，并对马老说：“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马老教育的结果。特来表示衷心的谢意。”
1944年冬，历经?近5年囚禁、软禁的“政治犯”马寅初终于恢复了自由，但仍被实行“三不准”：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不准发表文章。但这些限制岂能束缚马寅初？1944年12月22日，在朋友的邀请下，马寅初出席了“星期五聚餐会”。他一身中式便服，一出场就对惊愕的听众侃侃而谈：“各位，前人有诗说，‘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我说，政府伎俩施用尽，老马犹在今又来……?”
“真空管”成了蒋介石的代称
国民党用了5年时间也没能封住马寅初的嘴。1945年3月，重庆伊斯兰青年教会请他去演讲，他一口答应，说：“我曾作过许诺，只要我有空，青年们找我，我是随叫随到！”
那天演讲一开始，马寅初就很巧妙地切入正题：“你们当中免不了有人要成为社会领袖，你们人人都有做大总统的机会。你们人人皆可以做什么‘袖’，什么‘长’！但是一旦成了什么‘袖’，什么‘长’，可千万要想着天下的老百姓，要使人民心悦诚服，大家拥护。不要使拥护你的人群，只限于少数的亲友！不要为自己私党，为几个亲戚朋友谋私利，让他们弄到几十万万、几百万万元到美国去享受。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领袖，中国并不需要！”
虽然没有点这个“自私自利的领袖”的名，但听众已心领神会。马寅初越说越激动：“可有的人不这么想。他总以什么‘‘抗战领袖’自居，说我想做汉高祖、明太祖，还有什么祖的。人们告诉他，那不行了！那是一百年、几百年前的事了，现在的世界潮流是和平与民主，你那套现在行不通了！他却说：‘我就要这样做！’”——这末一句是蒋介石的口头禅，马寅初模仿老蒋说出这句话，引得听众一阵大笑。
马寅初接着说：“像这种人，一脑瓜壳的自我，一脑瓜壳的自私，外面的世界潮流一点也装不进去，拿他有什么好比的呢？只能说他是一个‘真空管’！对了，真空管！就是你们在试验室里做实验用的真空管。真空管是肚子里空空的，没有东西，对外面的东西却又坚决地抗拒不让进来。”
“真空管”的比喻十分传神地刻画?了蒋介石一意孤行的形象。此后，“真空管”一词在重庆流传开来，成了蒋介石的代名词。
1947年5月，南京中央大学举行校庆，南京学联邀马寅初演讲。中央大学就在国民党总统府附近，马寅初去演讲，等于在总统府眼皮底下“造翻”。国民党特务送来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很多亲友劝马寅初不要去南京，但他说：“我不能让反动分子说，他们让我不出门，我就乖乖地呆在家中。我就是要和他们对着干，不让我去，我偏去。”
在中央大学的礼堂，马寅初再次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痛加挞伐：“大家知道，民主这个词，在欧美叫作‘‘德谟克拉?西’，我们就是要争取这个‘德谟克拉?西’。蒋介石也喊要实行民主，并且召开了国民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什么宪法，竭力标榜民主。但是他这个民主，与全国人民要求的民主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可以把他所实行的民主叫作‘德谟克拉?东’吧。”
顺手拈来的一个“德谟克拉?东”，辛辣又诙谐，引来全场一片笑声和掌声。
马寅初很喜欢杜鹃花，他对朋友说：“人们都只见这花的颜色，而我却看到了它的魂魄，它的精神。你知道，它为什么能有这般的殷红吗？那是它们从心头里流出来的赤血。唯有这赤血，才叫人醒心醒目。”
“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新华日报社送马寅初六十大寿的这幅贺联，也是他一生傲岸不屈、挥斥方遒的真实写照。
坚持新人口论：“单枪匹马，战死为止”
解放后，经?过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思考，马寅初敏锐地觉察到中国人口众多所存在的隐患，于是写出了《新人口论》，提倡计划生育。由于“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在当时深入人心，马寅初的提倡虽具前瞻性，却不合时宜。
在当时的“理论权威”康生的策划、鼓动下，各大报刊发文狠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天，女儿为马寅初整理资料，对他说：“爸爸，批判你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啊！”马寅初答道：“1930年，德国出版了一本批判相对论的书，书名为《100位教授出面证明爱因斯坦错了》。有人将这一消息告诉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却无动于衷。当那人追问爱因斯坦如何应对时，爱因斯坦才说，‘干吗要100多人？只要一个人能够证明我真的错了，就够了’！”
在那样严峻的形势下，坚持真理、维护学术的尊严，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对此马寅初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在文章里表明了态度：“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因为坚持真理，拒绝检讨，马寅初最终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位卑未敢忘忧国，成为布衣的他依然牵挂国家大事，仍然坚持说真话。一次政协?小组的学习会上，马寅初说：“我认为五七年的右派划得太多了，很明显，他们中有的人是错划的。对搞错了的，就应该给他们平反。这样做对他们本人、对党都是一件大好的事情。”
也是在政协?小组的学习会上，一位委员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即使在一千年以后也是对的，我们要永远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马寅初听后立即反驳：“不能这样说，你这样说不对，不符合主义原理，革命实践告诉人们：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但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同志，他们的话或著作，特别是关于政策方面的言论，只能管一段时间，一个时期，并不是在百年、千年之后，或永远都有用的。我相信毛泽东先生本人，如果听了你今天的发言，也肯定不会赞成。”
为什么在举国疯狂时，马寅初能如此冷静？为什么在众人皆醉时，马寅初能独自清醒？因为他不迷信权威，不盲目跟风，任何时候都坚持独立思考。
与周总理有“患难之交”
马寅初一生最敬爱的人非周总理莫属。1976年1月9日，总理去世的噩耗传来，马寅初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当时的他已是年逾九旬的耄耋老人，但执意参加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家人担心他的身体，劝他别去，马老大怒?，对家人吼道：“死了也要去！”
总理和马老的友谊几乎延续了半个多世纪。马寅初被国民党软禁，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就曾极力营救。当时，重庆各界举办了规模盛大的马寅初祝寿会，周总理送去的贺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最为引人注目。马寅初还曾向子女们解释这副对联：“你们看，共产党并非国民党报纸骂的都是‘钻山洞的土匪’，从这副寿联的文化就可见一斑……“‘桃李’典于‘桃之夭夭，其华灼灼’，意我培育了一些学生。鹤、龟都意长寿之物。上联即学生和客人来祝寿，却没有马寅初本人；下联是说那个人哪里去了呢？对牛弹琴去了，别人逼他写悔过书去了！‘龟’，这个字用得妙不可言，一语双关，还能寓指总有‘归’的时候！共产党救我这个国民党员，胸怀宽广啊！”
经不住各界压力，蒋介石不得不释放马寅初，却在经?济上、政治上对他进行各种限制和迫害，这时又是周恩来伸出援手。周恩来对《新华日报》的同志们说：“马寅初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我们必须对他全力支持。《新华日报》可以发表他的文章，也可以经常去采访他。”马老后来一直把周视为“患难之交”。
解放后，马寅初任北大校长，曾请毛主席支持他的工作，主席问如何支持，马寅初说：“希望主席能够批准：我邀请谁去北大演讲，谁就不能拒绝。”毛主席爽快地答应：“这个我可以批准。我可以给你这个尚方宝剑！”
后来，马寅初请了很多中央领导去北大演讲，其中周总理就是应马寅初之邀去北大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
1957年春天，马寅初在紫光阁作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发言，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对其观点都表示赞同。毛泽东说：马寅初今天畅所欲言，讲得很好。但后来由于错误地发动反右斗争，毛泽东对“控制人口”有了新看法。
“新人口论”观点遭批判后，马寅初一直拒绝检讨，周总理对他作过规劝。马寅初在《新建设》发表一封感谢信：“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文革”中特立独行的马寅初
“文革”开始后，无知无畏的“红卫兵”们四处造翻。马寅初身边的一位勤杂人员也戴起“红卫兵”袖章。一天，马老正坐在家里，这位勤杂人员突然双手叉腰对他吼道：
“告诉你，马寅初，我今天要造你的反！你这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现在正式警告你：过去你反对毛主席，大肆贩卖什么《新人口论》的黑货，早就罪该万死，现在你还过着地主、资本家的生活。你洗澡，要我给你烧锅炉，整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臭架子还真不小。”
这位勤杂人员的突然发难，让马老有些措手不及，但当他意识到对方是在“造翻”后，毫无畏惧之感，而是冷冷地看着对方，一语不发。这位勤杂人员当然知道马老是著名的“硬骨头”，于是用更凶狠的口气威胁：“马寅初你听着：你是老牛鬼蛇神，以后你要听我的指挥！如胆敢违抗，我定饶不了你。”
听了这番话，马老哈哈大笑。面对国民党的枪口都能谈笑自如的他，岂会被几句话吓倒。“文革”期间，这位勤杂人员一直在马家执行监视，但马老我行我素，讲真话的习惯一点未改。一次，听说有人给周总理写了大字报，马老拍案而起：“给周公写大字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周公吐哺’，这天下还有良心吗？”
听到马老的话，那位编外红卫兵像发现敌情一样慌忙过来质问：“马寅初，你胆大包天，说什么？”经此一问，马老更是怒不可遏，锐声喊道：“我说这天下的人没有良心了！你也没有良心！斗争我吧，我明天回嵊县老家去。”因为愤怒?，马老掀翻了桌子。
子女出于对父亲的关心，劝他冷静下来，认清形势，紧跟当时的路线。马老闻言勃然大怒?。儿子马本初大着胆子和父亲争辩起来：“无怪人家说你没有行动。你说，我们家‘破四旧’一点也没有行动。就这一条，不说那个‘造翻派’向他的组织不好交待，就连我们去单位、去学校搞‘兴无灭资’汇报时，也不好交帐哩。”
“向谁交帐？向康生、陈伯达？”马老反问。
“不管是谁?，人家是在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看这是坏人在借助钟馗打鬼！”马老一针见血。儿子急了：“您又说错话说反动话了，难道毛主席是——”马老义正词严地说：“毛主席当钟馗我也吼他！”
儿子无奈地摇摇头：“您老没整了。”
见儿子不理解自己，马老讲起故事来：“1944年，傅斯年在国民党政府参议会上，揭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营私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并为孔祥熙说情。蒋介石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傅斯年说‘信任’。蒋介石就说：‘你既然信任我，就应该信任我的人。’傅斯年毫不退让：‘我信任委员长，如果说因为信任你也应该信任你用的人，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马寅初的“故事”使儿女们陷入深思，从此他们对父亲在“文革”中的特立独行、拒不跟风多了一份理解。
1982年，百岁老人马寅初病逝。有人以这样的文字来悼念他：“人口宏论，富国强民，千秋大业留遗泽；经济巨擘，学桃育李，百代宗师惠众生。”
如果说马寅初的学术著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那么，他“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的勇气，他“单枪匹马，战死为止”的气概，以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胸怀，对后人来说，则更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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