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新锐学者姜涛以细密之笔，勾勒五四之后“塔”里“塔”外的青年心事及世事。为了释放文学史研究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本书作者力求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回到一种动态的具体情境中，把握事件、人物、观念的生成逻辑，挖掘文学现象、观念背后更为内在、纵深的历史脉络。
本书简介：
五四之后，在新文化理念感召下，众多青年从乡村、小城，来到北京，栖身胡同公寓，游走书局学院，依托新兴的现代传媒，在窄而霉的室内，筑起各色文字之塔。但这并非寄托高贵文学之梦的“象牙之塔”，只是一处处暂时的身心安顿之所。是留在室内“建塔”，还是走到室外，加入宏大的实践进程，历史分野因此存在于一代“文学青年”的不同选择中。《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以五四之后社会思潮的分化为线索，在文化与政治运动的紧张中，选取若干人物、现象、群体、事件，探讨青年群体如何通过新文学介入历史，新文学又如何作用于“新青年”。
作者简介：
姜涛，1970年生，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曾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第三届“王瑶学术奖”优秀青年著作奖，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代表作品：《巴枯宁的手》《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图本徐志摩传》，编著《20世纪中国新诗总系》（**卷）、《北大文学讲堂》，译著《现实主义的限制》等，个人诗集《好消息》《鸟经》。
目录：
引论：从代际视角看“文学青年”的出现
**章五四社会改造思潮下的文学“志业”理念
新文化运动“修正”中的“志业”理念
——围绕文学研究会“前史”的讨论
“纸上的事业”之“修正”
“社会学”抑或“文学”
同业联合的意识
“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
“劳动”的隐喻
——叶圣陶《苦菜》及其他
新村运动与“菜园”空间
目录：
引论：从代际视角看“文学青年”的出现
**章五四社会改造思潮下的文学“志业”理念
新文化运动“修正”中的“志业”理念
——围绕文学研究会“前史”的讨论
“纸上的事业”之“修正”
“社会学”抑或“文学”
同业联合的意识
“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
“劳动”的隐喻
——叶圣陶《苦菜》及其他
新村运动与“菜园”空间
“劳动”中的身体直观
作为“志业”想象的“劳动”
第二章新诗“装置”的内外
——早期白话诗的政治与美学
“场”的混杂
——以“《星期评论》之群”为讨论个案
“劳动问题”与新诗写作
“政治场”中的“文学场”
“超现实”的说理空间
从《小河》到“病中的诗”
——周作人眼中的新诗及其他
“病中的诗”之发动
“好处也就贵在说不出”
“小诗”中的平凡实感
“杂诗”与“忧惧”
第三章从绿波社到无须社
——“文学青年”的聚合、位置及人格造型
“绿波社”与文学青年的“大联合”
无须存在的“无须社”
学院、报刊及公寓空间
文坛上的“电气网”
于赓虞：感伤的“个人发现”
诗人人格：“合群”或“独在”
第四章公寓内的文学认同
——沈从文早年经历的社会学再考察
在“那么一个公式”之外
从酉西会馆到沙滩公寓
“公寓困守”与“街道漫游”
在井中向群星的仰望
写作者形象的凸显
第五章“室内的作者”与1920年代小说的“硬写”问题
“幸福的家庭”与“幸福的写作”
居室环境的隐喻
“硬写”的幽闭
陈毅：“室中旅行法”
丁玲：迎向更大的理性
沈从文：“间离”的作者意识
第六章“教训”与“反教训”
——1920年代文坛上的“导师”与“青年”之争
“老实说了吧”前后
“变态”社会中的“常态”构想
“常态”背后的知识体制
“水平线”的上下
鲁迅的表态
“新流氓主义”
“思想革命”之再起？
第七章革命动员中的文学、知识与青年
——从1920年代《中国青年》对文学的“批判”谈起
“文学运动”还是“实际运动”
什么样的知识*紧迫
“为他人”还是“为自己”
从“诗的生活”到“方程式的生活”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从“诗的生活”到“方程式的生活”
依靠对自身处境的理性把握，众多愁苦、愤懑的文学青年，可以完成一种意识的飞跃，获得“无产者”的身份觉悟。但革命所需要的不仅是“觉悟”的青年而已，更需要真正的革命干部，即那些“能自动的转移政治局面的人才，换一句话说，便是需要能够指挥与实行革命的政治家”。
邓中夏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提醒读者不要忽略这一条，并强调“注意社会问题，从事实际活动”是真诗人的前提。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在肖楚女那里被简洁地概括为：“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
所谓“诗的生活”，指的是一种回避现实问题，沉溺于文学想象的生活，在肖楚女的笔下，过着这样生活的人——
大都非常放纵，不自检束。他们是时时刻刻把自己底精神埋葬在一种神忽飘逸的景况里。……他们底一切言行，在他们自己，方且自命为“名士”，为“艺术的艺术家”，为“风流才子”，为“高人逸士”……刘伶，李白，唐寅，王尔德（Wilde）……就是他们底代表。他们这种怯懦的疯人生活，除了“浪漫”没有一点别的意义——和“诗”之成立于想象的构造之虚幻一样（楚女：《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
与许多同时代的发言者一样，肖楚女是采用一种漫画式的方式，来丑化文学者的形象的，诗的文体特征实际上已被他泛化了，笼统地指代了一种虚幻的、符号化的生存。
在中共组织发展的早期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种困惑：依照革命的理论，先锋的革命组织应该以工人为主体，但中国由于近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极少，组织成员*初只能在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面对的问题。“学生”作为青年团的主力，在理论上并不完全合法，在实践上诸多“学生病”也妨碍了组织的发展。青年团的领导人施存统就明确地指出：
学生因无经济与阶级的背景，故利害观念不一致；而且所受教育，皆资产阶级的教育，其观念为“德谟克拉西主义”，为“自由主义”，为“安那其主义”；其心理为“发展个性”，为“反对束缚”，为“好名”，为“趣味”，为“怯懦”，为“怕死”，五光十色，无样不备，这些皆与吾人主义与革命精神根本冲突。（存统：《讨论本团此后进行的方针》）。
在施存统的表述中，“资产阶级的教育”的具体内容，其实都是“五四”时期流行的观念，所谓“学生病”也就是“五四病”。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导师对“诗的生活”的批判，显然有了更为深远的政治考虑：要塑造革命所需的人才，必须超越五四时期有关个人、自我的文化想象，必须着眼于一般青年生活方式的改造。
与“诗的生活”相对立的，则是所谓“方程式的生活”：一种逼视现实、猛勇奋斗、充满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需要相当的素养，“并不能像诗的生活那样容易”，它需要“坚忍，刚毅，耐劳，茹苦的锻炼”，需要“严格地过一种有条理，极有预算的自律生活”。肖楚女号召青年读者们，要想在一生中表现出“人的意义”，一定要将自己的生活“带入那极艰苦的方程式里的”！严格的自我管理，涉及身心两个方面，在另一篇文章中，肖楚女甚至曝光自己“手淫”的历史，并反省：“改造社会，首先需要一个强健的改造者。锻炼身心，使抵于至坚极强，使成为尼采（Nietzshe）所期望的‘超人’那样——是一个先决条件。”（楚女：《身心的锻炼与反锻炼》）“方程式”本是一个数学用语，用它来规定一种生活方式，无疑传达出一种强烈的现代理性规划色彩。对于青年怎样读书、怎样利用时间、怎样自我修养，甚至怎样保持身心的康健，杂志的编者和相关作者，都给予了各种具体的建议。
在文字鼓动之外，这些青年导师本人也都是“方程式的生活”的榜样，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他们大多刻苦勤勉，高度自律，对自我严格管理，给周围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叶圣陶的回忆中，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杨贤江，就是一位**认真的实干家，“从日常生活到从事工作，他都讲求踏实力行，丝毫不肯马虎。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起床，体操，读书，工作，休息，他都给自己规定了时间表，严格照办”（叶圣陶：《杨贤江同志逝世五十周年》）
。恽代英更是一副苦行僧的形象，“刻苦宽厚，无丝毫嗜好……终年御一灰布长袍，不戴帽。体貌清癯，而精力过人”（茅盾：《〈记Y君〉及其它》）。他的朋友肖楚女还戏称他为“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的现代墨子。
所谓“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之对立，自然出于一种相当程式化的想象，二者的差异体现在“想象的构造之虚幻”与迫切的现实性之间。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诗”与“方程式”的区分背后，还暗含着两种不同的自我生成方式，超越五四的意图也可能潜含其中。
据王汎森观察，在五四前后的思想言论中，存在着“自然的”与“人为的”的二项对立，这种对立不仅表现在文化、政治、社会组织方面，甚至也深入到青年内心的反复挣扎中，而总体趋势是，“人为”相对于“自然”取得了更正面的意义，如“自然的秩序是未经反思的，人为的秩序是理性建构的；自然的状态是梦寐的，人为的状态是觉悟的”等（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特别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随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断介入，列宁式先锋政党和职业革命家的出现，相对于浪漫的、自发的理念，一种新型政治方式取得了更大的支配性。这种政治方式强调“主义”的体系性、组织的严密性，在个体行动的层面也更多显出自律与“禁欲”的特征。
在这个意义上，“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的对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政党对于五四浪漫的文化政治的主动克服。与“诗的生活”之自发性相区别，“方程式的生活”的重点，恰恰体现在“人为”的一面，体现在对自我的严格管理上。在“极艰苦的方程式”里，“自我”不是汩汩而出的创造力源泉，而是需要被控制、管理的对象，一整套相关的管理“技术”随之被提出，对于日常生活时间的规划，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恽代英在《对于有志者的三个要求》中，对于每周“六小时”的强调，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假期中做的事》一文，又为“许多向上的青年”设计了理想的假期生活，对于学习、游戏、写信、谈话、访友、会客的时间，都给出了相关的规定。生活表的制定，意味着一天的时间会被合理利用，日常生活也处在一种意义充盈的状态。可以比照，在沈从文的早期作品中，生命意义的匮乏往往显现为日常时间的失控，在无序的光阴虚耗中，自我只能加速地沉沦。
革命动员与身体的“规训”之间的关系，或许是一个可以不断展开的话题。恽代英的自我管理实践，与中国知识分子修身、自省的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了一些外来资源的启事。1917年8月，他曾赴庐山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夏令营，夏令营的一些集体活动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观彼中祈祷、查经之效，而悟一日三省之必要”，互助社的团体构想也由此被激发。
从恽代英的例子可以看出，五四青年中流行的修养实践，不仅融入了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新生活”实验的潮流中，同时也为即将兴起的革命动员，提供了方法和手段的准备。当“新青年”自我塑造的激情，被纳入到“科学”“主义”的逻辑中，成为一种“方程式”的技术，高效自律的人格形象，是否也会随着“主义”的变动而权宜化、技术化，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革命人的打造也涉及内在意识、感受的重塑，涉及某种内外贯通的伦理安排，这一“改造”似乎也不能被“方程式的生活”完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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