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思想启蒙，文化交锋，
成就老辈学人和青年的精神春天。
回到现场，近距离与庞朴、黎澍等思想大腕坐而论道，
反思八十年代“文化热”，重拾理想再出发。
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书系——口袋中的百家讲坛，思想界的小集大雅。
云集学人，结集**思想随笔，与知识分子面对面。
百家小集第二辑：《无语江山有人物》傅国涌著
《一个人的战斗》单世联著
《秋风吹不尽》萧默著
《与鲁迅面对面》钱理群著
《历史的倒影》十年砍柴著
《怀念八十年代》王学典著
《邃谷四说》来新夏著
本书简介：
《怀念八十年代》是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学界知名人物、山东大学著名教授王学典回忆八十年代的一部随笔散文集。《怀念八十年代》从王学典自身求学成长经历出发，回顾自己身边的思想知识界学人前辈往事，全书由人到己，从思想和经验层面，完成了作者个人对八十年代冷静而独特的认识建构。
作者简介：
王学典，山东人，生于1950年代。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院常务副院长、《文史哲》中英文版主编,长期致力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思潮研究。著有《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良史的命运》等。
目录：
1.庞朴与八十年代
2.黎澍与八十年代
3.新时期黎澍侧记
4.“八十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若干相关论作简评
5.痛悼赵俪生
6.附：毕竟是书生——赵俪生访谈录
7.琐记张知寒
8.张金光生前身后事
9.记乔幼梅先生
10.大学生活简记与随想
11.告尼山学堂诸君
12.附：从文革中走来——我的学思之路
我们现在事实上已经再一次进入“八十年代”的“问题”之中。但我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还有“八十年代”的那种“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使命感吗？还有那种“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吗？还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雄心与抱负吗？还有批判锋芒、怀疑一切的理念和难以抑制的反叛意识吗？
——王学典
大学生活简记与随想
我是一九七九年入读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而一九七九年，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来说具有划时期的意义：它意味着一个以“反知识”“反文明”和“反科学”为特征的荒唐时代的终结。一九七九年也是中国社会思想解放如火如荼凯歌行进的一年，更是求知狂潮愈涨愈高一泻千里的一年。著名作家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一文，适逢其时地掀起了这场求知狂潮。像我（一九五六年出生）这般年龄的大学生，可以说是邓小平从田野的泥土里、从建筑工地的碎石中、从生产车间的角落里扒出来的：眼看求知的最佳年龄即将结束时，历史突然又给了一个读书的机会，我们幸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才有了今天。这是一次精神上的再生、个人生命史上的重大事件。所以，当时的我们无不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徐迟笔下的陈景润、潘承洞等破译“哥德巴赫猜想”的“读书种子”，成为当时一代青少年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我的大学校园生活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和氛围中展开的。
带着一种反思的、审查的、积极的心理而不是带着一种信从的、认同的、被动的心理去听课去看书，这是大学生活留给我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我对某些教学内容的质疑实际上从上第一节课就开始了。记得清清楚楚的一件事是：在上第一节“哲学”课时，老师讲“导论”，但“导论”把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成了“绝对真理”。我当时坐在最后一排，与该课的助教同位，我边听边记边与这位助教议论：照这种讲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有无发展的“余地”？“实践”对这些“真理”还有无“检验”的作用？这位助教（后来成为朋友）怎么给我释疑解惑的，已不记得了，但他肯定我提的问题是个“问题”，鼓励了我对当时流行的“成说”的怀疑倾向。现在仔细想来，这种所谓的“批判性格”的养成与特定的时代气氛、思想风尚密不可分。一九七九年，是一个窒息中华民族生机的“现代迷信”开始崩溃的年份，在这之前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把人们从“绝对主义”“一元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几亿人用一颗脑袋来思考的局面结束了，“怀疑主义”“相对主义”思潮蔓延开来，这造就了一代人的“批判性格”和“反叛心理”。我自然不会例外。另外，我早在上大学之前，已对许多所谓“经典著作”，如《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就比较熟悉了，而这些著作都是与“绝对真理”不相容的。把马克思主义“绝对真理化”，是哲学教科书的误导！所以，我当时敢怀疑老师的讲授。在大学时代，最要命的是消极地被动地接受课堂上和书本上所说的一切，将自己的脑袋完全变成别人理论观点的跑马场。“知出乎争”，“争”源于“疑”。一个不具有怀疑精神的人，是一个不会求知的人。“批判性格”的具备与否，可能
是一个大学生后来能否成才的关键。
勤于、善于利用图书馆，是一个会学习的大学生摄取知识的基本途径。我现在在给学生讲课时，从头至尾，都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强调一件事：你可以不看教科书，也可以不听老师的传授，但你没有理由不利用图书馆；不利用甚至没学会利用图书馆，你就等于白上大学，等于身入宝山而又空手而归。任何一个图书馆，尤其是大学图书馆（其历史当然愈久愈好），都是人类以往所创造的知识的宝藏，是人生信息的渊薮。这里储存着与教科书相左的著作，这里蕴蓄着与老师的观点背道而驰的议论，这些都足以开心智、启疑窦、拓思路。沉浸其间，你会摆脱尘世的喧嚣、俗务的干扰、杂念的侵袭。我四年的大学生活，可以说大部分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只要没课，我都会去图书馆。那时候的山大图书馆设在文史楼的西端，阅览室则在现在的学生俱乐部，十分拥挤。我在阅览室消磨的时光最多。那时（包括现在）我的最大嗜好是翻杂志，尤其喜读论战文章，唇枪舌剑，最富有智慧，最益人心智。
我虽是学历史的，但《文学评论》《哲学研究》一类杂志，最为我乐看。因为我一直想跟踪把握整个思想界、文化界的走向与动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读杂志，只有图书馆的杂志最为齐全。另外，老实说，我们的头脑，包括那些最杰出的头脑，只是思维、思想的“加工厂”，你必须源源不断地往里输送材料，才能期待它输出思想、观点来。而图书馆就是最大最好的“原材料储藏地”。历史上的几乎所有杰出学者均与图书馆有深刻渊源。马克思与伦敦大英博物馆（兼具图书馆性质）的故事早为人所知，正因为他在长达二十多年时间里日复一日埋身于这里的资料堆里，才有不朽的《资本论》；尼采虽然后来反对再读别人的书，但他在年轻时几乎读遍一座图书馆的藏书；中国著名思想史家蔡尚思先生说，他年轻时曾有两年多时间吃住在图书馆，一生的学问根祗在此；毛泽东说他早年在师范学校上学时，终日泡在图书馆里看书报杂志，很少去听课。总之，图书馆应该成为大学生的家。如此多的中外文图书，如此多的报章期刊，如此多的古今经典，如此多的信息集锦，如此方便简单的借阅手续，离开大学，你将再也难以寻找到这样一个应有尽有的读书环境。最大限度地开发使用你身边的图书馆，别再与它擦身而过，这是一件大学生活中的大事。
蔡元培先生说，大学之大，在于学问精深博大。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说，支撑大学的不是大楼，而是大师。大师云集，人才荟萃，是大学区别于其他任何机关的特征。一般说来，能称得上是“大师”和“著名学者”的人，多是些具有杰出才智的人。古人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此言不虚。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在大学读书期间，一定别忘了去聆听名人的报告与演讲，千万别以为这会耽误时间浪掷光阴。根据我的经验，真正的东西、最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并不在纸上，常常在面对面的“一席话”中。一个学者在两个小时的报告或演讲中，很可能浓缩了他两年的读书心得、甚至十年的漫长思考，而且还是那些具有杰出才智的人的“心得”和“思考”。从论文和著作中，你能获得的可能仅是些知识，而从演讲和报告中，你不仅能同样收获知识，还能享受智慧给你带来的愉悦。何况，在这种场合中，你更可直接感受与领略那些所谓“名人”的风采与人格。
先哲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等亲睹其人之风釆之后，再读其文其书，肯定会有另一番滋味。在读大学期间，我基本上是有报告就设法去听，而不管是哪个系的。幸运的是，我上大学时，学校来的名人特别多，几乎每个礼拜都有人来。历史学界的名人差不多都来了：赵俪生、庞朴、戴逸、章开沅、金冲及、黎澍、汤志钧、朱维铮、茅家琦、孙祚民、孙达人等。特别是现在已享大名的唐德刚先生，当时在山东大学连续讲学（主要是讲胡适）三个月，我几乎每讲必去。
唐先生讲胡适有个特点：两个小时的演讲，前九十分钟几乎都是谈天说地、上下古今，只最后三十分钟才说胡适。我关于美国的知识、对美国社会政治的认识最初均来自唐先生的演讲。诙谐有趣、妙语连珠、嬉笑怒骂，是唐先生演讲的风格。后来当我读到他的《胡适杂忆》《胡适自传原稿》“唐注”时，看到他那摇曳生姿、旁逸斜出、喧宾夺主的文笔，真是感到文如其人，不胜亲切。另外，在科社系，我听过高放等先生的演讲，在中文系，则不止一次听过李希凡和蓝翎先生的演讲。李希凡在国内外“非毛化”思潮比较流行的一九八二年，当众宣称：“我就是毛派红学家！”蓝翎则在同期的一次演讲中，对产自一九五八年的一句民谣“喝令三山五岳，我来了”痛加驳斥：“你来干什么，制造灾难吗？！”这些都给我极深的印象。校内高兰先生的诗朗诵、萧涤非先生就《李白与杜甫》向郭沫若的挑战、王仲荦先生用浓重的江浙口音发表的学术报告、安作璋先生的治学经验谈，今天回忆起来，均历历如在面前。他们对后生小子的滋润与启迪，终生难忘！
积极、主动地与任课教师进行交流，是大学生应该抓住的另一个学习机会——这是一个极易被忽略的机会。讲课可能“卑之无甚高论”，但每一个登堂授课的教师一般说来都学有专长，这是不请自到、送上门来、又不得不回答问题的老师，为什么要白白放弃这个学习的机会呢？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在课前课后，在课间休息，我都缠住老师问这问那，从不放松。当然，你心中必须得有“问题”，“问题”必须得有一定的质量，这样，老师才乐于或有兴趣释疑解惑。要做到这一点，还得回到我前面讲过的那个问题上去：你必须带着批判的、质疑的、挑剔的态度去听课，这样你才能发现“问题”，从而产生请教的冲动。
我当初没有放过任何一位授课的老师。其中，请教最多的是秦汉史专家孟祥才教授了。他的家是我读大学期间登门最多的。我第一次登门拜访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是高温仍在的一九七九年九月初的一天晚上，孟先生当时正伏案撰写《梁启超评传》，身着短裤背心，脚下一盘燃着的蚊香。记得那次孟老师说：搞学术研究的人没有花前月下，只有埋头苦读、皓首穷经。学术神圣的感觉当时油然在我心头升起。以后每当我晚间散步，看到夜深从教师家的窗口外泄的灯光时，我都认为那是智慧的毫光，对这种“毫光”我至今仍心存敬意。
我与乔幼梅先生、赵凯球先生之间的师生情谊也是在课间请教问题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他们在做人为学方面给我的教导、点拨影响至大。让我难忘的还有陈汉时先生，是他在课上和课间，让我注意并读恩格斯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导言》。他说，这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所谓伯恩斯坦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发源于此文，我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就是从读了此文之后开始的。另外，在徐鸿修先生的“春秋地理”、郑佩欣先生的“魏晋南北朝田制”、黄冕堂先生的“宋元明清研究概述”、路遥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专题”、李德征先生的“中国近代官制”、孔令仁先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等课上，我均获益匪浅。凡是给我上过课的老师，不论年老年幼，我可能全都请教过，虽然他们的名字，我无法在此一一缕述。大学期间，我觉得我比别人多学了许多东西，其因在此。
如果有可能，在上大学期间，做一点乡土社会调查，写一份或若干份调查报告，也会受益无穷，说不定还能把你引向治学之路。在这方面，我也有很深的体会。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在我的家乡附近发生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一伙盘踞在抱犊崮（枣庄郊外的一座山名）上的土匪在津浦线上成功阻劫了一辆豪华列车，将二十六名中外旅客掳往崮顶，其中包括一名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员，一时举世关注。当时的北洋政府为处理此事中断了众多国务活动，西方国家则将此一事件看作是“义和团”的再现，鼓吹要“共管中国”，此事后来通过谈判了结。还在上大一时，对我十分关心的本系张知寒教授建议我趁假期去抱犊崮周围地区作这一事件的社会调查。我带着很大的兴趣着手此事：先查阅当时的多家报纸（主要是北京《晨报》、上海《申报》）对此事的报道，再制订采访提纲，然后去当地史志办公室，最后我单枪匹马深入深山老林，找当年参与劫车的“马子”、找知情人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和众多细节。我前后去当地三次（其中一次与两位大学同学同去）。后来，我们还去枣庄调查过“铁道游击队”等事件，与小说《铁道游击队》中“王强”这一人物的原型合过影。这些调研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深了我对社会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现在的大学生是否也可作类似的调查活动？譬如，乡下的同学可关心一下下边的问题：“土改”是怎样进行的？“人民公社”是怎样一种体制？“社员”的“劳动工分”怎样计算？“三年自然灾害”是怎么一回事？当年的生产队干部与社员是怎样一种关系状况？现在的村委会与村民又是怎样一种关系状况？等等。相信这些采访活动绝对有利于大学生的成长与成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仍是条有益的古训，搞点社会调查，是“行万里路”的内容之一。
备有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小本子，随时记录下自己认为有用的信息与资料、特别是记录下自己的思想火花、突然领悟到的道理等，在我看来，是想成材的大学生必需的另一门功课。这就是说，要养成做笔记的习惯。这种笔记，可以是读书笔记，用来记录读书心得、引发的联想、产生的感慨、获得的启示等等，还要抄下有用的资料、发人深省的概括等等。这种笔记还有一种功能即资料索引。碰到有用的、精彩的文章，字字珠玑，记不胜记，就要将与此文有关的信息写在本子上，供以后查阅；某些书的某些内容太重要，同样记不胜记，也做个索引，日后用得着的时候再查。必要的时候，就在这个小本子上练练笔，写写小文章也可；学文史的学生尤其要如此：做篇小考证，汇聚同类资料建立一个小假设，写篇微型论文均可。前辈学者很推崇这一方法。著名学者杨向奎先生一再强调说：“文科学生必须平时做札记、论文。不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就不能提高。”“文科做题就等于理科做实验……理科不做实验是空的，文科不做题照样空。”勤做读书笔记、随手写札记、写小论文，既储存记忆，又训练行文能力，在许多大师看来，这是文史学者成材的必由之路。
如前所说，这种笔记也可以是思想笔记。俗话云：“好脑袋不如烂笔头。”大脑是供思维用的，思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要想使思维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尤其是沿着一个方向进行下去，就必须把思维成形化，即随时记下来加以斟酌，看看还有无不清晰之处，若有，再思考，直到比较彻底有了结论为止。这个过程，一刻也离不开思想笔记，在你的大脑处于高度活跃状态，“为伊消得人憔悴”时，尤其如此。我当年做学生时，就是这样。当时脑子里同时装有好几个问题，有的甚至好长时间百思不得其解，折腾得失眠。失眠的时候脑子好像又特别好使，有时达到浮想联翩的程度，这样经常趴在被窝里记笔记，记那些白天想不通、现在突发灵感的东西。譬如，上“大二”学现代史时，我对一个问题特感兴趣：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其成员百分之九十以上却是农民，尤其是那些文化不高甚或没文化的农民，这种状况怎样保证这个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马克思主义性质？这个问题一直把我折腾到大学毕业也没想出个说法。记有类似这样的思考过程的笔记前后共有十本左右，其中一部分至今我还保留着，闲来无事时翻翻看看，颇为有趣。值得指出的是：现在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仍和大学时期所思考的那些问题或有关或相通。
最后须要强调但绝非无足轻重的一点是：在大学时期，一定要保持较高的探索欲、求知欲、创造欲，没有这“三欲”，上边所谈各点都会落空。我绝对接受“人各有志”这一事实，也绝不反对做官、经商、搞实业的选择。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无论选择什么，都是四年以后的事，问题在于大学四年应该怎么办：是以读书为主，还是以搞社会活动或提前介入商界为主？我的意见是，不论将来做什么，在大学期间似乎均应以求知为主。“艺不压身”，好好地、潜心地读四年书，不会耽误做官只会有助于做官，不会妨碍经商只会更有利于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至于立志走治学之路的人，那就更不可懈怠了。
一个人在大学期间是否真正接受过学问的陶冶，实际上看得很清楚：你就看他言谈举止间、看他、她的脸上有无人文气息就够了。很多人尽管有大学文凭，但似乎看不出一点曾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痕迹，身上不曾有一点“清气”。应该看到，大学阶段所奠定的人生观、善恶观，所接受的行为准则、所确立的价值偏好、所选择的终极追求，一直在制约着、影响着人的一生。一个人在大学阶段事实上已经定型，当他走出大学校门时就像出窑的砖一样多数已经很难改变了。
尽管已经过去二十年，我仍怀念我的大学生活和随后的研究生生活，因为这七年正是我上边所说的探索欲、求知欲和创造欲最旺盛的七年。这是一段近乎狂热的读书生涯。这若干年究竟读了多少书？不知道。自己只知道未浪掷什么光阴。走上工作岗位后，尤其是建立家庭后，你就会发现，你再也找不到大学和研究生时代那么大块用来读书思考的时间了，你的心思和精力再也不能那么集中了。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天降大任、舍我其谁、横扫六合、澄清宇内、“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情，也逐渐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格外现实、异常理智、随俗浮沉的处世态度。在大学时代，我们是那么轻易地被激动，记得一九八一年我和一两位来自乡下的同学，看到《文摘报》转载的四川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时，我们都哭了，那一只破碗，那一双绵羊般顺从的眼睛，那一脸苦相，那两只粗糙干裂颤抖的手，集中表达了数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们的苦难和对温饱的祈求！我敢保证，即使现在看到了比这更“苦难”百倍的画面和真实图影，我们那颗麻木的心再也不会起波纹了。我们会竭力不让这些东西来干扰我们现在的平静生活，来影响我们对汽车、洋房、豪华陈设、存款额度等布尔乔亚式的追求。在大学时代，我们那么在乎时局的变化和政坛的走向，因为我们感到我们对社会持有一份责任，抱有一种“吾曹不出奈天下何”的使命，也就是，有那么一点“东林党人”的精神：“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清楚地记得，为了讨论国事家事学术事，我们的宿舍已经成为课堂的延伸，我们彼此辩论，脸红脖子粗，比声音的高低；不少时候，食堂的饭桌也变成了论坛，就餐成为舌战。
如今，我们都成熟了，都老练了，不再为那些“劳什子”彼此伤感情了，认为那些东西都是政治家的事、社会活动家的事，与我的职称、岗贴、待遇何干？我们就这样一点点衰老下去，走入暮年。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每一代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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