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于坚主编的系列读物；当代诗坛标杆性诗文集，为诗歌爱好者必选。●于坚、韩东、朵渔、赵学成、吕德安，陶乃侃、杜尔斯·格仁拜因、阿明·可汗，集中呈现了一批当代中外诗坛*著名诗人的新作、代表作。
本书简介：
《诗与思》是著名诗人于坚主编的一部以“新诗”为主要内容，包罗中外前沿诗作、诗评、诗论的文集。辑录了冯强、翁文娴、赵学成、赵凡、李金佳、冯贺念等10位诗人或诗论家所撰写的10篇关于诗歌理论的文章；于坚、懒懒、韩东、朵渔、吕德安、红布条儿以及第24届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优秀诗人、当代澳大利亚诗人等众多中外著名诗人的诗歌若干首。无论文或诗，均为编者精心所选的优秀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作者简介：
于坚，1954年出生于昆明。著名诗人、学者。著有诗集、文集二十余种。1996年获台湾《联合报》第十四届文学奖。2006年获鲁迅文学奖。主要作品有：长诗《零档案》、《飞行》；《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于坚的诗》、《便条集》、《诗集与图像》。散文集：《棕皮手记》、《人间笔记》、《丽江后面》、《云南这边》、《老昆明》、《印度记》等。
目录：
诗歌与行动
─帕斯诗学思想批判冯强
不露痕迹的传统
─《台湾当代诗选》序翁文娴
只要大地上还有一个囚徒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一种信仰诗学朵渔
追寻“诗”的踪迹赵凡
一个人的诗学：读与写赵学成
何谓诗？李金佳
从语言指号到语言事件
─关于诗歌语言的一点思考刘连杰
“味其道”与“理其道”
─中西诗与思比较谈片沈奇
诗歌的意义与意味 文
诗歌与行动
─帕斯诗学思想批判冯强
不露痕迹的传统
─《台湾当代诗选》序翁文娴
只要大地上还有一个囚徒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一种信仰诗学朵渔
追寻“诗”的踪迹赵凡
一个人的诗学：读与写赵学成
何谓诗？李金佳
从语言指号到语言事件
─关于诗歌语言的一点思考刘连杰
“味其道”与“理其道”
─中西诗与思比较谈片沈奇
诗歌的意义与意味
─谈诗歌鉴赏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象征与隐喻山鸟
读海德格尔“黑色笔记本”贺念
诗
吕德安的诗
韩东的诗
红布条儿的诗
朵渔的诗
赵学成的诗
唐果的诗
懒懒的诗
于坚的诗
译诗
第24届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作品选
当代澳大利亚诗选陶乃侃译
在爱之后
─杜尔斯·格仁拜因情诗选译贺念译
译文
“与原住民一起赞美土地”
─第24届麦德林国际诗歌节诗论选赵凡译
诗与痕迹
─在首届西南联大国际文学节上的演讲克洛德·穆沙文李金佳译
“这就是你一生的作品，不过是小小的一沓纸？”
─罗恩·帕吉特访谈录埃里克·洛尔贝雷文陈兴译 诗歌与行动（节选）
——帕斯诗学思想批判
冯强
去年是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Paz，1914～1998）诞辰百年，是年三月，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出席墨西哥城为帕斯举办的展览仪式并致辞，称帕斯“是个正直勇敢的人、国家权力滥用的批判者，并且他从未害怕逆流而上”，索因卡、克莱齐奥等历届诺贝尔奖得主参加了此次活动；六月，在中国，北京和上海也同时举办了纪念帕斯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
维特尼援引一个曾经让帕斯痴迷的想法—“诗歌作为西方伟大精神传统的后嗣早已变为行动”—称帕斯终身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以诗歌和词语行事”（poetryandwordsdoingsomething）的可能。诗歌在何种程度上是行动的？又为何需要化为行动呢？这同帕斯对现代诗歌的看法有关：我们不是生活在诗歌的终点，而是生活在现代诗歌观念的终点。帕斯是如何描述现代诗歌的谱系呢？这恐怕得从他对现代性的界定开始。
一、现代性作为“批判的激情”
帕斯对现代性的一个界定是“批判的激情（criticalpassion）”，即现代性同时是“批判”和“激情”，它道出了现代性的二律背反特征。这个简单的连缀渊源有自，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文明试图在沉思的生活和行动的生活之间达到平衡的一种努力，帕斯卡尔对几何精神和直观精神的划分，康德三大批判即认知、道德判断和反思审美判断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视为“批判的激情”的家族前辈。“批判”是依赖于理性的批判，理性是“最重要的批判”，是谓“批判理性”。批判理性的开端是哲学。激情是理性的一个对冲，用以释放人类不能以理性语言说出的各种无意识。比如在痛苦和死亡面前，理性和哲学更像是一场自我安慰，即使暂时遮挡了痛苦和死亡，理性也只能把自己置于绝对怀疑主义的泥淖，因为理性就是不断地怀疑和批判（有限的、当下的）自身，更何况无限异延的理性会使主体陷入主观性而不拔，最终丧失其行动能力。当然这种批判是比格尔意义上的“体制内批判”而非“自我批判”，前者的主要结果是对旧制度的巩固，后者的后果则是大革命，“革命就是批判转变为行动”4。比如，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就是宗教的自我批判，它只有在宗教作为一种旧制度丧失统治合法性，即宗教不能提供一种普遍的世界图景时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接着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历史证明，“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仍然是自我神圣化的，帕斯本人就见证了列宁主义如何将“对天国的批判”“转变为恐怖主义神学”1。这是对马克思所生活的革命年代的批判，是继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之后的革命批判，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关于“神话”和“启蒙”关系的批判非常相似。帕斯同时看到宗教批判和革命批判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但他显然没有将宗教和革命视为批判可以清理干净的，因为它们也是不可抗抑的激情，他为浪漫主义以来的现代诗歌规定了一个同时保留宗教和革命因素的矛盾而含混的内核：现代诗歌的历史在宗教和革命的双重诱惑中摇摆2。首先，“现时代开端于同基督教社会的决裂”3，“现代性开端于对基督教‘永恒’的批判”，基于此，他认为浪漫主义之后西方诗歌和文学的基本要素是“没有上帝的基督教和基督教式的异教”；另外，现代诗人也着迷于大革命，他们对革命，既有同情，又有不满，最初的吸引之后跟着倒戈：两场诗歌运动与当时发生的两场大革命的关联密切，对浪漫主义，是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恐怖和拿破仑帝国，对先锋派，是俄国革命、大清洗和斯大林的专制暴政。帕斯援引托洛茨基的看法，俄国诗人将十月革命视为一个俄国（宗教）的事实而非革命的事实。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结尾就描写了拿着旗帜、戴着花圈，走在十二个赤卫军前面的耶稣基督形象。基督教的顺从、消极同革命的暴力、积极，最后的审判同最少的革命之间具备了隐匿的关联7。展开说，帕斯赋予了现代诗歌超宗教、超革命的地位，它“既是先于一切宗教启示的原初语言，也是历史和变化的革命语言：它回归了社会不平等之前的最初契约。它重拾了最初的清白，是个体的又归属于每个男人和女人。它同时反对现代和基督教，但也同时承认现代世界（革命）的历史时间和基督教（最初的无罪状态）的社会时间。建立一个新社会是革命主题，它将开端的时间放在未来；对原初清白的恢复是宗教主题，它将绝对的过去置于当下的堕落之前。”现代诗歌改变现实的冲动在魔法和政治、宗教诱惑和革命诱惑两个相反相成的方向上展开，前者试图消除人与自然的分离而恢复堕落之前的清白状态，或将自身从历史中解放出来，后者则渴望征服历史和自然。而无论是哲学家还是革命家都无法容忍现代诗歌的这种矛盾和含混。
二、“反对自身的传统”：从浪漫主义到先锋派
关于现代诗歌，帕斯70年代初在哈佛大学的诺顿文学讲座《泥淖之子：从浪漫主义到先锋派的现代诗歌》有充分的阐释。帕斯将现代诗歌视为西方传统孕育下的产物，尽管所谓的“西方”内部千差万别，但是“西方世界唯有一种现代诗歌”，这一诗歌的起点就是18世纪晚期兴起的浪漫主义。简单地说，现代诗歌“诞生自英、德两国的浪漫主义，变形为法国象征主义和西班牙语美洲的现代主义运动；并最终在20世纪的先锋派运动中达到高潮”。浪漫主义和先锋派至少在以下几点具有相似性：都是青年运动；反抗理性结构及其价值；承认身体的激情和想象的基础地位—情欲、梦境和灵感；尝试破坏可见的现实，并通过魔幻、超现实等手段发现或发明另外的现实。浪漫主义和先锋派的“我”捍卫自身并以反讽、冷嘲为武器向世界复仇，既毁
灭对象又毁灭自己。浪漫主义和先锋派中呈现的现时代对自身的态度有一个共同点：既否定又承认。而且先锋派清楚地知道，他们对浪漫主义的反对也是一次反对自身的浪漫行动。这一“反对自身的传统”（traditionagainstitself）—传统通过反对自身获得延续，以否定浪漫主义传统的方式延续浪漫主义—是由浪漫主义开创的。“反对自身”是“现代”的固有特征，其实就是在认知和道德理性鼓噪下“求变的本能”（principleofchange），变是现代诗歌的压舱石，因为使自身免于批判的唯一可能就是不歇止地批判，就是将自身倒逼为变化和历史，它唯一的原则就是对其他所有原则的否定，它就是断裂本身，只在断裂和变化当中寻求自身的根基。
浪漫主义诗人第一次将历史和精神的优先权赋予诗歌而非宗教启示和哲学理性。帕斯将类比（analogy）和通感视为某种“元规则”，视为浪漫主义至超现实主义以来现代诗歌一以贯之的真正宗教：节奏和韵律、隐喻和转喻都是相似性的类比思维在发挥作用：“这”不是“那”，因此才有可能在二者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它首先是一种相似性的连接，这样一种“相似性的戏剧”能帮助我们接受差异和他性（otherness），当然，它不是以某种理性而是依靠重复出现的永恒节奏，它在理性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了相似和一致。与之对应，现代诗歌继承浪漫主义的另一事业是反讽（irony）。反讽就是类比的相似和一致断裂的时刻，是类比中发作的不连贯性，作为一种知识，它对应于生命和生活的有死性。类比和反讽背后的时间想象是不同的，前者是循环时间想象而后者是直线时间想象，二者的关系有如激情和批判，帕斯有时也以“反讽的爱”（loveofirony）来表达“批判的激情”类似的意思。
帕斯认为浪漫主义和先锋派的关棙是他们都尝试统一生活和艺术。它们不仅是一种美学、一种语言，也是一种伦理和政治的参照框架，一种世界观，一种行动，总而言之，一种生活方式。类比/反讽和上面提及的魔法/政治的二元，都可以回溯到艺术/生活这一核心对子，但在浪漫主义到先锋派的发展历程中，帕斯看不到这对矛盾得到解决的出路：先锋派不同于浪漫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将浪漫反讽变成了元反讽（meta-irony），反讽占据了统治地位，类比退居次席。反讽贬低客体，元反讽则对客体的价值无丝毫兴趣，只在符号层面关心诸多客体如何象征性地运作：“元反讽显示出事物的‘高阶’（价值）和‘低阶’（价值）是如何紧密地相互依存，这迫使我们不得不悬置自身的判断力。这并非价值的转换，而是道德和美学失却标准之后的解放：彼此矛盾的事物和价值开始交叉。”反讽遵循的直线时间想象被颠覆了，也就是说，断裂、偶然、意外、有死性被抽走了，就像进化论文明竭力将死亡掩盖起来，元反讽也在一种没有死亡威胁的绝对安全环境下运作，它开始遵循一种循环的时间想象：“元反讽将客体从时间、将符号从意义的担荷下解放出来……有着一股将一切翻转至其反面的亢奋。”由于困于将语言作为主要文学体制这一局面，20世纪最优秀的先锋派比如乔伊斯同时对语言和通过语言说出的、对看之主体和被看之客体进行批判，在这一流通体制中，语言处于中心地位，而作者和读者不过语言的两个时刻。作者和读者构成共谋和串通关系，他们对某物的看（lookingatsomething）并非中立：是主体的目光激发起客体（主体是客体的前提），也因此，看（seeing）和欲（desiring）就是同一个活动的两面，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和窥阴癖没有什么不同。美学和道德之间的裂隙让艺术成为一个问题。这归根到底又回到帕斯所认为的现代诗歌不能解决的艺术/生活悖论，而最终，先锋派结束了浪漫主义“反对自身的传统”，浪漫主义自我批判的循环被关闭了。
三、“现代”的终结：向当下身体汇合的时间
显然，当后先锋派的艺术家不具备乔伊斯和杜尚的才华和控制能力时，先锋派的元反讽就会落入为批判而批判、为反讽而反讽的泥淖，艺术中的暴力和极端主义就会将艺术家带到其能力的极限，现代艺术和诗歌也就逐步丧失其否定的能力：它越来越成为一种仪式性的重复，反叛沦为程序、批判沦为修辞、僭越沦为客套。否定不再是创造性的。那么现代艺术没有未来了吗？“我不是说我们生活在艺术的终点：我们生活在现代艺术观念的终点。”
何谓“现代”？这个本该在文章开头就给予界定的老生常谈现在必须出场了。我们说过，现代和现代诗歌在帕斯的心目中都是西方的产物，这一产物尤其和基督教传统和大革命传统联系在一起，现代之为现代必须在同基督教和大革命的参照下才有可能，而这也是我们文章第一节已经在做的。简单说来，现代社会同基督教社会有着不同的时间想象和历史意识，基督教将永恒视为完美境地而关闭了未来，一个基督徒被强行推入时间终结的天堂或地狱，一个现代人则被推入未来：一个朝向前方的无限运动，一个持续的开端。历史（history）成为西方人通往完美的途径，而未来（future）被想象为进步（progress）。现代就始于未来的反叛。对理想现实的憧憬和对既成现实的厌弃使现代人将历史从外部完全转移至内部：人的命运是与历史而非上帝结盟，尘世的历史行动代替了与上帝融为一体的渴望成为通向完美的法则，这就是伴随18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到20世纪先锋派诗歌的几次大革命。但也是在20世纪，未来和进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人们开始恐惧未来，昨天看来还是进步带来的奇迹今天已经变成了灾难。未来不再是完美的宝库，它储存的是恐惧。”人们不再以未来批判现在，而是颠倒过来，现在批判未来并逐步取代未来。其实，即便诞生于历史的革命也有其含混的一面：革命也是对历史的否定，是对“初始时间”（primordialtime）的回归，在帕斯看来，初始时间才是批判的最终胜利，“只有现时代能把我们带回初始时间，因为只有它能否定自身”。即使“现代”作为一个观念已经终结，“初始时间”作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母体或原型也是帕斯所要从“现代”打捞出来的，帕斯给它取的另一个名字是“当下”（present）。现代诗人最先将当下视为所有时间的汇聚点，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同时代大部分人的共识：当下越来越取代未来和过去而成为核心价值。但是，我们要清楚，帕斯在取消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单向观念的同时，并未取消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实在性，而是相反：“将来和过去成为当下的不同维度，它们都是当下—都是现在的当下呈现。新的时间观念在当下诗学之上建设了新的伦理和政治。政治不再是殖民未来，而是建设可居的当下；伦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享乐，它还承认判断力。当下显露出开端和结束既非不同也非对立，而是互补、不可分的两半。活在当下就要直面死亡。人类曾发明出永恒和未来以逃避死亡，但永恒和未来都是致命的困境。当下让我们与现实和解：我们是有死的。”
在帕斯，“当下”总是同“身体”联接到一起。身体就是当下的具体承担者。基督教下的身体以堕落为开端，但是可以被神圣的恩宠化为荣耀的身体；资本主义下的身体不再是天使和魔鬼的战场，它世俗化为用以提高生产力的劳动工具。作为诗人，帕斯反对基督教和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身体规定，他所要的身体是感知的和想象力的原初身体，是当下的身体：“这是对开端之开端的回归，对浪漫主义作家强调的感受力和激情的回归。身体之‘复活’可能是人类最终恢复其所失去智慧的一个征兆。身体不只反对未来：它是通往当下的通道，通往此时此地的通道，在这里，生和死是同一个球体的两半。”走笔至此，我们发现帕斯虽然宣布浪漫主义到先锋派的现代诗歌观点已经走进死胡同，但他认为浪漫主义代表了最大胆的诗学革命，“是对梦境、无意识和情欲这些隐秘地带的首次探索”，对他来说，身体的激情代表着非人工的、非文明的自然和初始世界，是身体对社会秩序的僭越，它不说社会制度规定下的理性语言，而说象征和隐喻这些携带者身体感受力的、溢出社会秩序的语言，并以此连接起神圣与世俗、崇高与亵渎。鉴于他最重要的诗学词汇仍然是浪漫主义的，他的工作同将他称为“伟大的现代主义者”的伯曼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复活19世纪那种生气勃勃的辩证的现代主义……回溯到现代主义的根”，照这样一个思路，帕斯不过将波德莱尔明确提出的“美的永恒一半”重新归还给诗歌，“通过处于最具体的当下和现时性中的历史性意识来走出历史之流”4。就是说，帕斯放缓步伐，重新思考“现代性”中某些已经被证明错误的规划或者之前被忽略的部分，以当下的身体作为最可靠的媒介重写过去和未来。
四、诗歌与行动：诗歌作为对“他性（神性）”的寻求
帕斯对诗歌的界定非常简单：“对于他物的追寻，和对于他性的发现”5。对于“我”来说，他物和他性总是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但又不是可以确定的，不可预见，无法以理性定义，因此也是不可征服的。但是诗人的使命恰恰是凭借灵感和想象，运用先于宗教和革命的诗歌语言，将他性转化为意象。这源于诗歌语言的社会属性：除了指涉物，语言至少牵连到主述者和聆听者，它既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也归属于他人，属于每个人，但又不属于任何人。这就规定了意象显示的公共性和可沟通性。这颇类似于巴赫金的“外位性”思想：即外在于我的某时某地虽是“不完整”的，却也是“不可缩减”的，“人的实现只能来自外部，通过别人的眼睛完成”，这一外部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死亡是尚未来临的现实）。
另外，帕斯对诗歌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期待即诗歌对历史的挑战，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上一节对“当下”的理解结合起来。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就面临的诗歌与历史复杂关系，只不过诗歌的现代语境更加将历史视为牢笼或者噩梦：“每首诗都是为了诗的利益而在历史和诗之间达成的妥协……不存在没有历史的诗作，而改变历史是诗唯一的使命。因此，唯一真正革命性的诗是关于世界末日的诗。”变之可能在于死亡被秘密抽走了。帕斯认为以积累为最高价值的进化论文明总是试图掩盖死亡形象，而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将现代诗歌中早已承认的死亡护送回政治和伦理思考当中，以期产生一种新的文明。这一工作颇类似于本雅明的讽喻（allegory）。这一概念是恰恰本雅明针对浪漫主义的核心表征模式—强调部分和整体、有限和无限、世俗和神圣的瞬间融合的象征—提出来的，一方面讽喻与象征相对立，另一方面讽喻的建构又离不开象征，是看不到尽头的象征跌落，但时间的每一秒又都有微弱的弥赛亚力量挤进窄门的可能。讽喻直面死亡和废墟，并从中把握和了解历史的意义。无论是从生的方向看（象征）还是从死亡的方向看（讽喻），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需要犹太教—基督教的背景，无论经历多少曲折，总要把目光从世俗、从尘世指向彼岸和天国，无论其中上帝和耶稣以多么弱化的形式显现。
因此，我们需要仔细辨认帕斯言说背后的宗教文化传统—比如失乐园和复乐园—这些传统在不同的西方诗人那里有不同的改写，比如米沃什就将诗歌定义为“对真实的热情追求”（thepassionatepursuitofthereal）并明确指出“真实”不是简单的现实，而是意味着上帝，而诗歌的规则也就成为“我们所知之物与我们所启示之物之间的距离”。与米沃什几近垂直的历史想象力不同，帕斯常用的一个词是“汇聚”（convergence）或者相交（intersection），诗歌就是主客观事物的汇聚点，“这并非超验而是汇聚”：“在某种特定时刻隐匿着的现实会以某种方式从其墓穴里站起来并与人类相结合”。帕斯（也包括上面提到的巴赫金和本雅明）不像米沃什那样直接说出上帝，但他并不隐晦的表述背后我们仍能感受到十字架和耶稣的隐匿在场，他暗中将崇高维度的超验平铺进日常生活，所以他才会在全书的最后将“纯粹时间”命名为“在场之出现/消失时刻的心跳”。
“人，意象之树/语言是花朵，花朵是果实，果实是行动”，这是帕斯《废墟中的颂歌》（1948）中的最后几句。在我看来，“意象”最好地承担了他性和死亡、外位性和讽喻的功能，针对历史，它是想象的产物，将瞬息变化的可能性（非实然性）变为形象，也就是显现和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瞬息，以融入历史的方式征服历史。在帕斯的描述里，意象试图逃开西方世界非此即彼的二元性思维，它迎来的是一个“彼”和“此”可以共存甚至是“彼即是此”的世界，矛盾的事物可以具有同一性，虚无之境同存在遥遥相通，意象把对立的事物汇于一炉，但又无法用语言加以解释，因为诗歌高于语言，由诗歌启动的语言回到了亚当夏娃堕落之前的初始时间状态，说话就是创世，命名和事物成为一体，而不是工具性语言愈来愈堕落的名实不符。意象始于自身，终于自身；意象只是它自身；意象就是显现，就是行动。意象使诗歌成为诗歌行动。“我”在意象中变为“他人”的前提就是有所行动：“意象转化为人，同时把人转化为意象，也就是说把人转化为对立物在其中相互融合的领域。生来就分裂的人，成为意象之时，成为另一个人之时，就跟自身协调起来了。”诗歌是先于宗教和革命的最初行动，相比之下，宗教和革命只能是对最初行动的解释。诗歌之意象意味着“新人”的产生，周边的一切相互交通，相互变化，同一种血液流经不同的表象：“人是他的意象：他自己和另外的那个人”。如果让我们找一点意象和讽喻的不同之处，意象的行动属性应该算一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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