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出版20年之后，余秋雨*振聋发聩的思想表达！
《何谓文化》是余秋雨教授继《文化苦旅》之后，又一部重量级作品。何谓文化？文化的*终目标是什么？听余秋雨*诚恳、*隆重的回答！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中华文化的*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所有篇章均为首次公开出版，中国人不可不读的文化自省录。
《何谓文化》中*饱含深情的文字，是余秋雨先生回忆七位文化巨匠的七篇文章，此乃余秋雨一生散文写作中的自珍箧藏，均为**次与读者见面，字字饱含敬意。他认为这些大师亲身用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深层奥秘，对“何谓文化”作出了生命的回答——声称自己“六十岁才成熟”的大导演谢晋，萧伯纳的中国学生、戏剧大师黄佐临，坚持“斥棍子”“说真话”的巴金老人，四十年前为文化重建作出卓越贡献的周恩来总理，在受到诬陷时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大学者章培恒先生，以及台湾文化大家林怀民、白先勇和余光中。首度披露文革往事，回应媒体诸多质疑。
“余秋雨到底是不是石一歌？”“诈捐门真相到底是什么？”“余秋雨在文革时期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中国文化圈，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余秋雨这么“饱受争议”的作家了。而在本书中，余秋雨将**次全面澄清和驳斥历年来媒体和个人针对他的各种质疑、诽谤与争议。比如在《寻石之路》中，他就以寻找“石一歌”这个带给他许多困扰的名字为主题，来详细道出自己如何被误解为“石一歌”的成员，从而一步步蒙受不白之冤的经过。
本书简介：
这是继《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20年来对迷失的中国文明的心灵叩问。
文化究竟是什么？在《何谓文化》一书中，作者在深邃的观察之后，用亲身经历和鲜活的感受来解读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分别从学理、生命、大地和古典四个层面来解析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从精英界到公众心理，到底缺失了什么。所有篇章均为第一次公开出版。本书可谓是一次文明巡阅之后的思想结晶最有价值的。
第一部分《学理的回答》，系统化地论述了何谓文化，何谓中国文化的本性等等问题，针对社会心理的浮躁，和作家本人的深邃思索，用罕见的直言不讳的批评，揭示了各阶层对文化本源的迷失，响亮提出文化重建的要义在于回到真善美。可谓发聋振聩。。
第二部分《生命的回答》，以鲜活的笔触，追溯了对周恩来和那些已经离世的多位文化巨匠的往事，如谢晋、黄佐临、巴金等，因为他们几乎用自己全部的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本源。《仰望云门》，则写了三位依然健在的台湾文化耆宿林怀民、白先勇和余光中，写他们是如何以敬畏之心对待传统，家国和人类精神穹庐的。这些文章，是余秋雨一生散文写作中的自珍箧藏。
第三部分《大地的回答》中，则是收录了余秋雨生命中撰写过的一些碑文。其中，还包括他为他的好友、大导演谢晋先生撰写的墓碑。
在最后一部分《古典的回答》中，则是精选了四个最权威的经典文本（分别是《心经》《离骚》《赤壁赋》和《逍遥游》），将它们翻译成尽可能优美的白话散文。之后还附印了一些余先生的书法真迹，弥足珍贵，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余秋雨
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人。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由教育文化界的多次民意测验和专家推举，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考察并阐释中华文明诸多被埋没的重要遗址。这些遗址就此受到保护和弘扬，他也被公认为当代中国重新梳理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所写作品，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风，追摹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又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故地，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一系列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作为国际间唯一亲身完成这种穿越的人文教授，他及时判断了新一轮恐怖主义的发生地，准确预言了欧洲不同国家的经济危局，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在这过程中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以高层级的思考性作品持续二十年受到社会各族群的广泛欢迎，他创造了惊人的阅读奇迹。直至二○一○年一月，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扬子晚报》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在全国余秋雨
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人。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由教育文化界的多次民意测验和专家推举，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考察并阐释中华文明诸多被埋没的重要遗址。这些遗址就此受到保护和弘扬，他也被公认为当代中国重新梳理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所写作品，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风，追摹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又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故地，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一系列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作为国际间唯一亲身完成这种穿越的人文教授，他及时判断了新一轮恐怖主义的发生地，准确预言了欧洲不同国家的经济危局，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在这过程中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以高层级的思考性作品持续二十年受到社会各族群的广泛欢迎，他创造了惊人的阅读奇迹。直至二○一○年一月，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扬子晚报》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在全国各省青年学生中票选“谁是您最喜爱的当代作家”，他仍然名列第一，且遥遥领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二○○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中外文化对比史”等课题，广受好评。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最近几年，兼任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奠基教授、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莫言，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二月河，南阳作家群代表人物，现任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
王安忆，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
董桥，台湾著名作家。历任《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制作人及时事评论、《明报月刊》总编辑、《读者文摘》总编辑等职，现任《苹果日报》社长。
李欧梵，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著名教授、作家、文化评论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现代小说和中国电影。
目录：
学理的回答
何谓文化
利玛窦说
世界报告
身上的文化
向市长建言
谢家门孔
Letthemsay
巴金百年
四十年前
寻石之路
欠君三拜
仰望云门
炎帝之碑
法门寺碑学理的回答
何谓文化
利玛窦说
世界报告
身上的文化
向市长建言生命的回答
谢家门孔
Letthemsay
巴金百年
四十年前
寻石之路
欠君三拜
仰望云门大地的回答
炎帝之碑
法门寺碑
采石矶碑
钟山之碑
大圣塔碑
金钟楼碑
秦长城博物馆
云冈石窟
都江堰
昆仑第一城
谢晋墓碑古典的回答
《心经》今译
《离骚》今译
《逍遥游》今译
《赤壁赋》今译前言
我一生投过稿的报刊不计其数，但我始终觉得《明月》最令我有亲切之感。自由、独立、中国情味大概是我对《明月》最欣赏的几点特色。——余英时（著名学者）
《明报月刊》不在场的时候台上冷场、台下萧条，他每再一次在场，锣鼓丝竹便应着幕起而响起，无他，文化的价值观也。——郑愁予（诗人）
《明月》是一本真正的知识分子刊物，她的价值中立立场和中性态度是一贯的。——刘再复（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
《明月》是海内外华文世界中，最多人文关怀、最严谨、最公道、最可信赖、可读性又最高的刊物之一。——柏杨(作家)谢家门孔
一
直到今天，谢晋的小儿子阿四，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
大家觉得，这次该让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解释，他诚实的眼神告诉你，他还是不知道。
十几年前，同样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这位小哥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两个月前，阿四的大哥谢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现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家里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岁的妈妈，阿四已经不想听解释。谁解释，就是谁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了。他就一定跟着走，去找。
二
阿三还在的时候，谢晋对我说：“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门，他就离不开门了，分分秒秒等我回来。”
谢晋说的门孔，俗称“猫眼”，谁都知道是大门中央张望外面的世界的一个小装置。平日听到敲门或电铃，先在这里看一眼，认出是谁，再决定开门还是不开门。但对阿三来说，这个闪着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种永远的等待。
他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因为爸爸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在那里出现，他不能漏掉第一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他都在那里看。双脚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脱落了，他都没有撤退。
爸爸在外面做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有一次，谢晋与我长谈，说起在封闭的时代要在电影中加入一点人性的光亮是多么不容易。我突然产生联想，说：“谢导，你就是阿三！”
“什么？”他奇怪地看着我。
我说：“你就像你家阿三，在关闭着的大门上找到一个孔，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亮光，等亲情，除了睡觉、吃饭，你都没有放过。”
他听了一震，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又说：“你的门孔，也成了全国观众的门孔。不管什么时节，一个玻璃亮眼，大家从那里看到了很多风景，很多人性。你的优点也与阿三一样，那就是无休无止地坚持。”
三
谢晋在六十岁的时候对我说：“现在，我总算和全国人民一起成熟了！”那时，文革结束不久。
“成熟”了的他，拍了《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清凉寺的钟声》、《高山下的花环》、《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那么，他的艺术历程也就大致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为探寻期，后一段为成熟期。探寻期更多地依附于时代，成熟期更多地依附于人性。
一切依附于时代的作品，往往会以普遍流行的时代话语，笼罩艺术家自身的主体话语。谢晋的可贵在于，即使被笼罩，他的主体话语还在顽皮地扑闪腾跃。其中最顽皮之处，就是集中表现女性。不管外在题材是什么，只要抓住了女性命题，艺术也就具有了亦刚亦柔的功能，人性也就具有了悄然渗透的理由。在这方面，《舞台姐妹》就是很好的例证。尽管这部作品里也带有不少时代给予的概念化痕迹，但文革中批判它的最大罪名，就是“人性论”。
谢晋说，当时针对这部作品，批判会开了不少，造翻派怕文艺界批判“人性论”不力，就拿到“阶级立场最坚定”的工人中去放映，然后批判。没想到，在放映时，纺织厂的女工已经哭成一片，她们被深深感染了。“人性论”和“阶级论”的理论对峙，就在这一片哭声中见出了分晓。
但是，在谢晋看来，这样的作品还不成熟。让纺织女工哭成一片，很多民间戏曲也能做到。他觉得自己应该做更大的事。文革的炼狱，使他获得了浴火重生的机会。文革以后的他，不再在时代话语的缝隙中捕捉人性，而是反过来，以人性的标准来拷问时代了。
对于一个电影艺术家来说，“成熟”在六十岁，确实是晚了一点。但是，到了六十岁还有勇气“成熟”，这正是二、三十年前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的良知凸现。也有不少人一直表白自己“成熟”得很早，不仅早过谢晋，而且几乎没有不成熟的阶段。这也可能吧，但全国民众都未曾看到。谢晋是永远让大家看到的，因此大家与他相陪相伴地不成熟，然后一起成熟。
这让我想起云南丽江雪山上的一种桃子，由于气温太低，成熟期拖得特别长，因此收获时的果实也特别大，大到让人欢呼。
“成熟”后的谢晋让全国观众眼睛一亮。他成了万人瞩目的思想者，每天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着既符合自己切身感受、又必然能感染民众的描写，然后思考着如何用镜头震撼全民族的心灵。没有他，那些文学描写只在一角流传；有了他，一座座通向亿万观众的桥梁搭了起来。
于是，由于他，整个民族进入了一个艰难而美丽的苏醒过程，就像罗丹雕塑《青铜时代》传达的那种象征气氛。
那些年的谢晋，大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部部深入人心，真可谓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云蒸霞蔚。
就在这时，他礼贤下士，竟然破例聘请了一个艺术顾问，那就是比他小二十多岁的我。他与我的父亲同龄，我又与他的女儿同龄。这种辈分错乱的礼聘，只能是他，也只能在上海。
那时节，连萧伯纳的嫡传弟子黄佐临先生也在与我们一起玩布莱希特、贫困戏剧、环境戏剧，他应该是我祖父一辈。而我的学生们，也已成果累累。八十年代“四世同堂”的上海文化，实在让人难以忘怀。而在这“四世同堂”的热闹中，成果最为显赫的，还是谢晋。他让上海，维持了一段为时不短的文化骄傲。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谢晋最大的成果在于用自己的生命接通了中国电影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曲折逻辑。不管是幼稚、青涩、豪情，还是深思、严峻、浩叹，他全都经历了，摸索了，梳理了。
他不是散落在岸边的一片美景，而是一条完整的大河，使沿途所有的景色都可依着他而定位。他是一脉彩色的光缆，为很多并不彩色的历史过程提供了审美可能。
我想，当代中国的电影艺术家即便取得再高的国际成就，也不能轻忽谢晋这个名字，因为进入今天这个制高点的那条崎岖山路，是他跌跌绊绊走下来的。当代艺术家的长辈，都从他那里汲取过美，并构成遗传。在这个意义上，谢晋不朽。
四
谢晋聘请我做艺术顾问，旁人以为他会要我介绍当代世界艺术的新思潮，其实并不。他与我最谈得拢的，是具体的艺术感觉。他是文化创造者，要的是现场设计，而不是云端高论。
我们也曾开过一些研讨会，有的理论家在会上高谈阔论，又明显地缺少艺术感觉。谢晋会偷偷地摘下耳机，出神地看着发言者。发言者还以为他在专心听讲，其实他很可能只是在观察发言者脸部的肌肉运动状态和可以划分的角色类型。这好像不太礼貌，但高龄的他有资格这样做。
谢晋特别想说又不愿多说的，是作为文化创造者的苦恼。
我问他：“你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苦恼是什么？是剧作的等级，演员的悟性，还是摄影师的能力？”
他说：“不，不，这些都有办法解决。我最大的苦恼，是遇到了不懂艺术的审查者和评论者。”
他所说的“不懂艺术”，我想很多官员是不太明白其中含义的。他们总觉得自己既有名校学历又看过很多中外电影，还啃过几本艺术理论著作，怎么能说“不懂艺术”呢？
其实，真正的艺术家都知道，这种“懂”，是创造意义上而不是学问意义上的。
那是对每一个感性细节小心翼翼的捧持，是对每一个未明意涵恭恭敬敬地让它保持未明状态，是对作品的有机生命不可稍有割划的万千敏感，是对转瞬即逝的一个眼神、一道光束的震颤性品咂，是对那绵长多变又快速运动的镜头语汇的感同身受，以及感同身受后的气喘吁吁、神驰心飞。
用中国传统美学概念来说，这种“懂”，不“隔”。而一切审查性、评论性的目光，不管包含着多少学问，都恰恰是从“隔”开始的。
平心而论，在这一点上，谢晋的观点比我宽容得多。他不喜欢被审查却也不反对，一直希望有夏衍、田汉这样真正懂艺术的人来审查。而我则认为，即使夏衍、田汉这样的艺术家再世，也没有权利要谢晋这样的艺术家在艺术上服从自己。
谢晋那些最重要的作品，上映前都麻烦重重。如果说，文革前的审查总是指责他“爱情太多，女性话题太多，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太多”，那么，文革后的审查者已经宽容爱情和女性了，主要是指责他“揭露革命事业中的黑暗太多”。
有趣的是，有的审查者一旦投身创作，立场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认识两位职业审查者，年老退休后常常被一些电视剧聘为顾问，参与构思。作品拍出来后，交给他们当年退休时物色的徒弟们审查，他们才发现，这些徒弟太不像话了。他们愤怒地说：“文化领域那么多诽谤、伪造、低劣都不审查，却总是盯着一些好作品不依不饶！”后来他们扪心自问，才明白自己大半辈子也在这么做。
对于评论，谢晋与他的同代人一样，过于在乎，比较敏感，容易生气。
他平生最生气的评论，是一个叫朱大可的上海评论者所揭露的“谢晋模式”。忘了是说“革命加女人”，还是“革命加爱情”。谢晋认为，以前的审查者不管多么胡言乱语，也没有公开发表，而这个可笑的“谢晋模式”，却被很多报纸刊登了。
他几乎在办公室里大声咆哮：“女人怎么啦？没有女人，哪来男人？爱情，我在《红色娘子军》里想加一点，不让；《舞台姐妹》里也没有正面爱情。只有造翻派才批判我借着革命贩卖爱情，这个朱大可是什么人？”
我劝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恶意，只是理论上幼稚，把现象拼凑当作了学问。你不要生气，如果有人把眼睛、鼻子、嘴巴的组合说成是脸部模式，你会发火吗？”
他看着我，不再说话。但后来，每次研讨会我都提议让朱大可来参加，他都不让。而且，还会狠狠地瞪我一眼。
直到有一天，朱大可发表文章说，有一个妓女的手提包里也有我的《文化苦旅》，引起全国对我的讪笑。谢晋也幸灾乐祸地笑了，说：“看你再为他辩护！”
但他很快又大声地为我讲话了：“妓女？中外艺术中，很多妓女的品德，都比文人高！我还要重拍《桃花扇》，用李香君回击他！”
我连忙说：“不，不。中国现在的文艺评论，都是随风一吐的口水，哪里犯得着你大艺术家来回击？”
“你不恨？”他盯着我的眼睛，加了一句：“那么多报纸。”
“当然不恨。”我说
他把手拍在我肩上。
五
在友情上，谢晋算得上是一个汉子。
他总是充满古意地反复怀念一个个久不见面的老友，怀念得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名人；同时，他又无限兴奋地结识一个个刚刚发现的新知，兴奋得一点儿也不像一个老者。他的工作性质、活动方式和从业时间，使他的“老友”和“新知”的范围非常之大，但他一个也不会忘记，一个也不会怠慢。
因此，只要他有召唤，或者，只是以他的名义召唤，再有名的艺术家也没有不来的。
有时，他别出心裁，要让这些艺术家都到他出生的老家去聚合，大家也都乖乖地全数抵达。就在他去世前几天，上海电视台准备拍摄一个纪念他八十五岁生日的节目，开出了一大串响亮的名单，逐一邀请。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在一般情况下是“八抬大轿也抬不动”的，因为有的也已年老，有的非常繁忙，有的片约在身，有的身患重病。但是，一听是谢晋的事，没有一个拒绝。当然，他们没有料到，生日之前，会有一个追悼会……
我从旁观察，发觉谢晋交友，有两个原则。一是拒绝小人，二是不求实用。这就使他身边的热闹中有一种干净。相比之下，有些同样著名的老艺术家永远也摆不出谢导这样的友情阵仗，不是他们缺少魅力，而是本来要来参加的人想到同时还有几双忽闪的眼睛也会到场，借故推托了。有时，好人也会利用小人，但谢晋不利用。
他对小人的办法，不是争吵，不是驱逐，而是在最早的时间冷落。他的冷落，是炬灭烟消，完全不予互动。听对方说了几句话，他就明白是什么人了，便突然变成了一座石山，邪不可侵。转身，眼角扫到一个朋友，石山又变成了一尊活佛。
一些早己不会被他选为演员和编剧的老朋友，永远是他的座上宾。他们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帮不上他的忙，感到不安。西哲有言：“友情的败坏，是从利用开始的。”谢晋的友情，从不败坏。
他一点儿也不势利。再高的官，在他眼中只是他的观众，与天下千万观众没有区别。但因为他们是官，他会特别严厉一点。我多次看到，他与官员讲话的声调，远远高于他平日讲话，主要是在批评。他还会把自己对于某个文化高官的批评到处讲，反复讲，希望能传到那个高官的耳朵里，一点儿不担心自己会不会遇到麻烦。
有时，他也会发现，对那个高官的批评搞错了，于是又到处大声讲：“那其实是个好人，我过去搞错了！”
对于受到挫折的人，他特别关心，包括官员。
有一年，我认识的一位官员因事入狱。我以前与这位官员倒也没有什么交往，这时却想安慰他几句。正好上海市监狱邀请我去给几千个犯人讲课，我就向监狱长提出要与那个人谈一次话。监狱长说，与那个人谈话是不被允许的。我就问能不能写个条子，监狱长说可以。
我就在一张纸上写道：“平日大家都忙，没有时间把外语再推进一步，祝贺你有了这个机会。”写完，托监狱长交给那个人。
谢晋听我说了这个过程，笑眯眯地动了一会脑筋，然后兴奋地拍了一下桌子说：“有了！你能送条子，那么，我可以进一步，送月饼！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你告诉监狱长，我谢晋要为犯人讲一次课！”
就这样，他为了让那个官员在监狱里过一个像样的中秋节，居然主动去向犯人讲了一次课。提篮桥监狱的犯人，有幸一睹他们心中的艺术偶像。那个入狱的官员，其实与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四年以后，那个人刑满释放，第一个电话打给我，说他听了我的话，在里边学外语，现在带出来一部五十万字的翻译稿。然后，他说，急于要请谢晋导演吃饭。谢导那次的中秋节行动，实在把他感动了。
六
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觉得拍电影是一个力气活，谢晋已经年迈，不必站在第一线上了。我提议他在拍完《芙蓉镇》后就可以收山，然后以自己的信誉、影响和经验，办一个电影公司，再建一个影视学院。简单说来，让他从一个电影导演变成一个“电影导师”。
有这个想法的，可能不止我一个人。
我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对我们的这种想法，深感痛苦。
他想拍电影，他想自己天天拿着话筒指挥现场，然后猫着腰在摄影机后面调度一切。他早已不在乎名利，也不想证明自己依然还保持着艺术创造能力。他只是饥渴，没完没了地饥渴。在这一点上他像一个最单纯、最执著的孩子，一定要做一件事，骂他，损他，毁他，都可以，只要让他做这件事，他立即可以破涕为笑。
他当然知道我们的劝说有点道理，因此，也是认认真真地办电影公司，建影视学院，还叫我做“校董”。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消解他内心的强烈饥渴。
他越来越要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他的精力充沛、步履轻健。他由于耳朵不好，本来说话就很大声，现在更大声了。他原来就喜欢喝酒，现在更要与别人频频比赛酒量了。
有一次，他跨着大步走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不知怎么突然踉跄了。他想摆脱踉跄，挣扎了一下，谁知更是朝前一冲，被人扶住，脸色发青。这让人们突然想起他的皮夹克、红围巾所包裹着的年龄。
不久后一次吃饭，我又委婉地说起了老话题。
他知道月台上的踉跄被我们看到了，因此也知道我说这些话的原因。
他朝我举起酒杯，我以为他要用干杯的方式来接受我的建议，没想到他对我说：“秋雨，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善饮的吗？我告诉你，第一，端杯稳；第二，双眉平；第三，下口深。”
说着，他又稳又平又深地一连喝了好几杯。
是在证明自己的酒量吗？不，我觉得其中似乎又包含着某种宣示。
即使毫无宣示的意思，那么，只要他拿起酒杯，便立即显得大气磅礴，说什么都难以反驳。
后来，有一位热心的农民企业家想给他资助，开了一个会。这位企业家站起来讲话，意思是大家要把谢晋看作一个珍贵的品牌，进行文化产业的运作。但他不太会讲话，说成了这样一句：“谢晋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个人名，而且还是一种有待开发的东西。”
“东西？”在场的文化人听了都觉得不是味道。
一位喜剧演员突然有了念头，便大声地在坐位上说：“你说错了，谢晋不是东西！”他又重复了一句：“谢晋不是东西！”
这是一个毫无恶意的喜剧花招，全场都笑了。
我连忙扭头看谢晋导演，不知他生气而走，还是霭然而笑。没想到，我看到的他似乎完全没有听到这句话，只是像木头一样呆坐着，毫无表情。我立即明白了，他从这位企业家的讲话中才知道，连他们也想把自己当作品牌来运作。
“我，难道只能这样了吗？”他想。
他毫无表情的表情，把我震了一下。他心中在想，如果自己真的完全变成了一个品牌，丢失了亲自创造的权利，那谢晋真的“不是东西”了。
从那次之后，我改变了态度，总是悉心倾听他一个又一个的创作计划。
这是一种滔滔不绝的激情，变成了延绵不绝的憧憬。他要重拍《桃花扇》，他要筹拍美国华工修建西部铁路的血泪史，他要拍《拉贝日记》，他要拍《大人家》，他更想拍前辈领袖的女儿们的生死恩仇、悲欢离合……
看到我愿意倾听，他就针对我们以前的想法一吐委屈：“你们都说我年事已高，应该退居二线，但是我早就给你说过，我是六十岁才成熟的，那你算算……”
一位杰出艺术家的生命之门既然已经第二度打开，翻卷的洪水再也无可抵挡。
这是创造主体的本能呼喊，也是一个强大的生命要求自我完成的一种尊严。
七
他在中国创建了一个独立而庞大的艺术世界，但回到家，却是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天地。
他与夫人徐大雯女士生了四个小孩，脑子正常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谢衍。谢衍的两个弟弟就是前面所说的老三和老四，都严重弱智，而姐姐的情况也不好。
这四个孩子，出生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这十年间。当时的社会，还很难找到辅导弱智儿童的专业学校，一切麻烦都堆在一门之内。家境极不宽裕，工作极其繁忙，这个门内天天在发生什么？只有天知道。
我们如果把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与谢晋的那么多电影联系在一起，真会产生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每天傍晚，他那高大而疲惫的身影一步步走回家门的图像，不能不让人一次次落泪。不是出于一种同情，而是为了一种伟大。
一个错乱的精神漩涡，能够伸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吗？谢晋作出了回答，而全国的电影观众都在点头。
我觉得，这种情景，在整个人类艺术史上都难于重见。
谢晋亲手把错乱的精神漩涡，筑成了人道主义的圣殿。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饭，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围着白围单、手握着锅铲招呼客人。客人可能是好莱坞明星、法国大导演、日本制作人，但最后谢晋总会搓搓手，通过翻译介绍自己两个儿子的特殊情况，然后隆重请出。
这种毫不掩饰的坦荡，曾让我百脉俱开。在客人面前，弱智儿子的每一个笑容和动作，在谢晋看来就是人类最本原的可爱造型，因此满眼是欣赏的光彩。他把这种光彩，带给了整个门庭，也带给了所有的客人。
他自己成天到处走，有时也会带着儿子出行。我听谢晋电影公司总经理张惠芳女士说，那次去浙江衢州，坐了一辆面包车，路上要好几个小时，阿四同行。坐在前排的谢晋过一会儿就要回过头来问：“阿四累不累？”“阿四好吗？”“阿四要不要睡一会儿？”……过几分钟就回一次头，没完没了。
每次回头，那神情，能把雪山消融。
八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家后代唯一的正常人，那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典雅君子，他的大儿子谢衍，竟先他而去。
谢衍太知道父母亲的生活重压，一直瞒着自己的病情，不让老人家知道。他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得一清二楚，然后穿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去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
他恳求周围的人，千万不要让爸爸、妈妈到医院来。他说，爸爸太出名，一来就会引动媒体，而自己现在的形象又会使爸爸、妈妈吃惊。他一直念叨着：“不要来，千万不要来，不要让他们来……”
直到他去世前一星期，周围的人说，现在一定要让你爸爸、妈妈来了。这次，他没有说话。
谢晋一直以为儿子是一般的病住院，完全不知道事情已经那么严重。眼前病床上，他唯一可以对话的儿子，已经不成样子。
他像一尊突然被风干了的雕像，站在病床前，很久，很久。
他身边，传来工作人员低低的抽泣。
谢衍吃力地对他说：“爸爸，我给您添麻烦了！”
他颤声地说：“我们治疗，孩子，不要紧，我们治疗……”
从这天起，他天天都陪着夫人去医院。
独身的谢衍已经五十九岁，现在却每天在老人赶到前不断问：“爸爸怎么还不来？妈妈怎么还不来？爸爸怎么还不来？”
那天，他实在太痛了，要求打吗啡，但医生有犹豫。幸好有慈济功德会的志工来唱佛曲，他平静了。
谢晋和夫人陪在儿子身边，那夜几乎陪了通宵。工作人员怕这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撑不住，力劝他们暂时回家休息。但是，两位老人的车还没有到家，谢衍就去世了。
谢衍是二○○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下葬的。第二天，九月二十四日，杭州的朋友就邀请谢晋去散散心，住多久都可以。接待他的，是一位也刚刚丧子的杰出男子，叫叶明。
两人一见面就抱住了，嚎啕大哭。他们两人，前些天都哭过无数次，但还要找一个机会，不刺激妻子，不为难下属，抱住一个人，一个经得起用力抱的人，痛快淋漓、回肠荡气地哭一哭。
那天谢晋导演的哭声，像虎啸，像狼嚎，像龙吟，像狮吼，把他以前拍过的那么多电影里的哭，全都收纳了，又全都释放了。
那天，秋风起于杭州，连西湖都在呜咽。
他并没有在杭州住长，很快又回到了上海。这几天他很少说话，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有时也翻书报，却是乱翻，没有一个字入眼。
突然电话铃响了，是家乡上虞的母校春晖中学打来的，说有一个纪念活动要让他出席，有车来接。他一生，每遇危难总会想念家乡。今天，故乡故宅又有召唤，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给驾驶员小蒋说：“你别管我了，另外有车来接！”
小蒋告诉张惠芳，张惠芳急急赶来询问，门房说，接谢导的车，两分钟前开走了。
春晖中学的纪念活动第二天才开始，这天晚上他在旅馆吃了点冷餐，没有喝酒，倒头便睡。这是真正的老家，他出走已久，今天只剩下他一个人回来。他是朝左侧睡的，再也没有醒来。
这天是二00八年十月十八日，离他八十五岁生日，还有一个月零三天。
九
他老家的屋里，有我题写的四个字：“东山谢氏”。
那是几年前的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要我写这几个字。他说，已经请几位老一代书法大家写过，希望能增加我写的一份。东山谢氏？好生了得！我看着他，抱歉地想，认识了他那么多年，也知道他是绍兴上虞人，却没有把他的姓氏与那个遥远而辉煌的门庭联系起来。
他的远祖，是公元四世纪那位打了“淝水之战”的东晋宰相谢安。这仗，是和侄子谢玄一起打的。而谢玄的孙子，便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谢安本来是隐居会稽东山的，经常与大书法家王羲之一起喝酒吟诗，他的侄女谢道蕴也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而才学又远超丈夫。谢安后来因形势所迫再度做官，这使中国有了一个“东山再起”的成语。
正因为这一切，我写“东山谢氏”这四个字时非常恭敬，一连写了好多幅，最后挑出一张，送去。
谢家，竟然自东晋、南朝至今，就一直住在东山脚下？别的不说，光那股积累了一千六百年的气，已经非比寻常。
谢晋导演对此极为在意，却又不对外说，可见完全不想借远祖之名炫耀。他在意的，是这山、这村、这屋、这姓、这气。但这一切都是秘密的，只是为了要我写字才说，说过一次再也不说。
我想，就凭着这种无以言表的深层皈依，他会一个人回去，在一大批远祖面前划上人生的句号。
十
此刻，他上海的家，只剩下了阿四。他的夫人因心脏问题，住进了医院。
阿四不像阿三那样成天在门孔里观看。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任务是为爸爸拿包、拿鞋。每天早晨爸爸出门了，他把包递给爸爸，并把爸爸换下的拖鞋放好。晚上爸爸回来，他接过包，再递上拖鞋。
好几天，爸爸的包和鞋都在，人到哪里去了？他有点奇怪，却在耐心等待。突然来了很多人，在家里摆了一排排白色的花。
白色的花越来越多，家里放满了。他从门孔里往外一看，还有人送来。阿四穿行在白花间，突然发现，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他弯下腰去，拿出爸爸的拖鞋，小心放在门边。
这个白花的世界，今天就是他一个人，还有一双鞋。"
我们生活在剧烈变化、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剧变中的人，不同的年头、不同的时期各有不同的背景和命运；有时候年与代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乃至超过了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差别。
我有一个朋友，从中国去到美国，上学、毕业、赢得学位、打工、找到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取得了在美的居留权，再回到祖国服务报效，前后用了十七八年的时间。有一次我们闲谈，谈到祖国这十几年的突飞猛进与变化幅度之大，他用“隔几年就认不出来了”形容他对于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感受。再谈起“文革”、“反右”、“大跃进，诸旧事，更是恍如隔世。
我问他：“这十几年美国的变化大吗？”
他说：“当然也有些变化，但美国这个国家已经相当定型，远远不像中国的变化之大。”
◎“五四”时代的作家硕果仅存
是的，我们生活在剧烈变化、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不仅是改革开放这十几年，整个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个转型剧变的世纪。
剧变中的人，不同的年头、不同的时期各有不同的背景和命运；有时候年与代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乃至超过了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差别。例如“文革”中北京的中学生，有一年初高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有的去了云南，有的去了黑龙江，最近的也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但次一年的毕业生全都留在了北京市当工人，这两届学生的故事就大不一样。
拿中国的作家来说，有“五四”当中成长起来的最老一代，如冰心、巴金，德高望重，硕果仅存，我想与许多旁的作家一样，青年时代的经历、他们拿起笔来写作时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对于他们世界观与文学观的形成与人生道路、文学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青年时代的主要文化背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基本上是启蒙主义者，他们通过文学手段呼喊和争取民主、科学、幸福、反帝反封、醒国醒民并救国救民，他们有很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我不太了解这一代作家中持相反文学价值观的人们的情况，例如被称做“封建余孽”或“洋奴”、“叭儿”的人们，他们都已作古，是非功过仍可评说。倒是现今有些年轻人持（“五四”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说，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颇多批评，于是“五四精神”的传人们，不得不站出来为它的理念与旗帜进行辩护。
◎革命战争年代的作家敢于斗争
后来有——我想称之为革命和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年代拿起笔来的一代作家，持积极投入革命和战争态度的这一批作家，充满献身精神，信仰坚定，立场分明，富于自信，敢于也善于斗争，他们隶属于胜利者与（新中国的）缔造者的光荣行列。建国后相当一个时期执文坛之牛耳者当然是这些作家，他们的名字群星灿烂，有许多巨星已经陨落，也还有一些人仍然健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物特别富于一种政治敏感、主人翁意识、整体（包括事业整体与文坛整体）意识、主流或中流砥柱意识，党与人民的代言人意识，方向意识乃至开国元勋的责任感。例如最近我就看到这样一位老作家，声言有了谁谁谁来“接文学的班”，他老就放心了，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群伦的情怀溢于言表。这一代作家是新中国文学事业、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崭新的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和主力部队。他们虽然也逐渐变得高龄，他们中的许多人物，仍然笔力不减，新作迭出，尤其是正言谠论，与“歪风邪气”作斗争的精神甚劲（包括公开发表的与动辄上书言事的）。
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主流，这些老作家拿起笔来的时期的主流是革命与战争，同时每个时期也都有对于主流积极投入或不是投入而是黯然疏离的不同选择。选择了疏离主流的作家在革命大获全胜后受到主流的相当的疏离，坐了相当长时期的冷板凳，乃至受到了批评直至冲击，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无倾斜的，历史不可能对所有的人微笑抚摸捧抬装点，同时历史的秋千又常常荡来荡去。最近一个时期，一些疏离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主流的作家在某些圈子之内，颇有些个时来运转的气象，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被请了出来，再现辉煌，重新红火，行时得很。这大概也很符合中国式的物极必反的辩证法——因为中国少有那种一个时期的互补共存、互相制约也互相激荡的多元平衡，而多半在某一特定时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目前有些学人对待“五四”以来新文学史的态度发展到一百八十度转弯——不疏离的不要、不边缘的不爱，红过的都贬或贬过的都红，从不符合某种意识形态要求的不行到沾上了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就不行（这其实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即反对前一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标准），从唯周扬之马首是瞻到唯海外某种舆论或学术思潮说不定即海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马首是瞻——的程度，令人感到仍然是非艺术的思路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信仰革命、信仰苏联
再往下就要说到笔者这一代人了，我们的基本背景是新中国的诞生，这一代人信仰革命、信仰苏联，无限光明、无限幸福、无限胜利、无限热情，十分骄傲自豪。我年轻时常常觉得过往的老一辈实在活得冤——他们竟然那么多年活在旧社会，旧社会的生活岂能算是人的生活？后来的人也不如我们幸福，他们完全没有见识过新旧社会，没有见识过革命的凯歌行进与美丽光荣的新中国在旧中国的废墟中诞生。因此唯有我们这一代——后来通常称为五十年代起来的作家——是历史乃至上天的选民，但后来这些人中的许多遭遇到了反右运动的蒙头盖脸的试炼，于是又形成了一种难以清除的对于极左的警惕乃至于恐惧，“文革”结束后，这批人活跃了一阵子，有的还颇成气候；但也有些人由于锋芒太露、战线太长而受到了这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包括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夹击，被指责为不够革命、干脆不革命或者是相反——始终没有脱离开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太过革命，他们曾经那样热爱革命、热爱苏联以至于那样警惕或曰内心恐惧极左，也被某些年轻人嘲笑，觉得他们太没出息，有些讨厌和啰唆。年轻人想“现在都什么年头了，还怕（或防）极左”？看来是幸福的，但他们自己仍然觉得太不幸、太不走运的新一代人，不理解上一代人怎么会那样轻信，那样自找苦吃，又那样地摆不脱放不下；尤其是上一代留给他们的这个世界离他们的要求还太远太远。他们批评那一代人说，那是被扭曲的一代，他们从自己的苦难中生产出的不是应该生产出来使下一代人现成接收受用的光芒四射的真理，而是破铜烂铁，不是很有趣也很讽刺吗？
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新中国建立时期拿起笔来的这一批作家当中找不到几个疏离者呢？莫非我们是在一个没有疏离的反衬的关头成长起来的吗？这倒真有点扭曲的味儿了。至于反右云云，那倒是除了警惕者、恐惧者外也还有意犹未尽者，还有意欲一反到底虎视眈眈跃跃欲试者，事物从来不仅是单方面的，这也正常。
◎“文革”中成长的作家高举批判大旗
现在在文坛上最活跃、最有能量的还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所谓共和国的同龄人，所谓“从红卫兵到作家”（这是旅加汉学家梁丽芳的一本著作的题目），所谓青春无悔，所谓“六八”人（似指1968年毕业的高中学生，论者认为这个年级的学生最有思想，会出“思想者”或这个年龄段要出人才），所谓喝狼奶长大的（此话不够友好和全面，但也多少说明了一些事实）等，他们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上山下乡，又在盛年经历了改革开放，他们热情洋溢，勇于高瞻远瞩，富有正义感和悲壮感，富有精英意识乃至提出向世俗化宣战的口号。他们富有火气和冲击力，他们声音洪亮颇有气概。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文革”后期，上山下乡时或刚刚上山下乡后拿起笔来写作的。人生的不同阶段，他们也都是热情投入、努力奋斗的，从而他们都有效地汲取了当时的最新鲜、最生动、最丰富时髦的思想营养与人生及世界信息，他们痛感到战斗正未有穷期，他们是当今文坛的主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若隐若现地怀念着或呼唤着“红卫兵”式的理想主义精神，他们提出了或响应着当前的最新思潮，高举爱国主义与批判的大旗，批判现代性、批判启蒙话语、批判国际资产阶级与殖民文化的民主、法制、科学、宽容观念，他们的主张使人耳目一新，他们的思想的超前性发人深省，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
然而同样我也不太找得着这个“代”的疏离群落。时至今日，倒是有人特别敏感于新条件下的同行的礼崩乐坏、精神失落、道德颓败，他们举起了抵抗投降的大旗；而另一些人显得温和一些，易于认同（投降？）一些，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分化。
◎改革开放年代的作家喜欢张扬个性
同时，更新的一代人正在崛起，应该称他们为改革开放的一代；他们更少条条框框，更喜欢张扬个性与公开地追求物质利益，我不想多谈这一代作家，因为我对他们的作品的阅读和理解还很不够。但他们与过往的几代作家又有不同则是明显的，例如他们当中已经有人发表对于共和国同龄人不敬的议论了。
代与代的沟通并不那么容易。例如我前面举的那个五十年代作家热爱至少是热爱过苏联、深受俄苏文学影响的例子。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喀秋莎》这支我们那一代人的圣洁的歌曲，是作为小流氓们在“老莫”——莫斯科餐厅聚会的背景音乐来出现的。我试图教过孩子们学我们年轻时喜欢的苏联和中国革命歌曲，我全然失败了。一位孩子说：“你们从前唱过的歌原来这么水”，而我认为是他们爱唱的流行歌曲才“水”得要死。不知道这算不算代沟一例。
近年来中国文坛笔墨官司此起彼伏，有的争得很情绪化，除了其他原因，代与代的区别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近百年风云变化，每隔那么十几年二十年乃至三年五年就“当惊世界殊”“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一回，不同年龄段的人会有不同背景、不同的惯用语言——包括俗话、套话、俏皮话，不同的精神风貌，不同的服饰做派——现在的西服革履，如果放到“文革”中穿会出现怎样的情景，连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也想不出来。一代一代人也会有不同的歌曲、书籍、思潮被青睐，这样，隔上一段时间人们在发现世界之“殊”的同时也会发现他的同类——人也已经“殊”了又“殊”，叫做时惊世界异，自觉彼此殊；殊，也会成为一种隔膜吧。这也好，不这样中国岂能由鸦片战争时期的大清帝国发展到今天！
同时在每一代人之中，对于历史提出来的中心任务与活动舞台，有积极投入与消极疏离的态度的区别，这又是一种“殊”——人言人殊了。积极投入者叱咤风云，活得、写得都充实红火，但也可能在历史的风景中跌断脖颈，或失误受挫。至于因了投入历史的中心任务而顾不上乃至损害了文学的某些艺术层面的精雕细刻，更是不在话下。疏离者常感困惑，常受冷落，有时貌似无所事事，苍白空处，向隅独吟；但在边缘状态下也许反而显得清醒，反而显得更纯洁、更温柔、更逍遥、更迷人地经营着精美的文学。待到风息浪止，沉淀寂静下来以后，他们就会被挖掘出来一放异彩。
选择了红火的人应该不拒绝为红火付出代价，选择了寂寞的人应该不拒绝为寂寞付出代价。寂寞了偏要人家承认你的伟大，红火了偏要人家承认你的高洁；然后为自己的寂寞或红火而骄傲，而自我欣赏自吹自擂或互相吹捧不已，再加上排斥不同的选择，未免显得太贪、太满、太发烧友，应该慢慢懂得，真理没有谁能够垄断，赞美没有谁能独赢，百分之百的满分，谁也不可能全部得到。
（对于当今的社会发展主流：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各代作家的态度就复杂多了，有的欢呼投入，有的总结经验唯恐历史再走回头路，有的面对市场经济六神无主，有的我行我素，有的忧愤交加痛心疾首……总之有的摩擦、有的适应，以摩擦的姿态适应，以适应的姿态摩擦，屡屡跌破眼镜者也大有人在，这不是本文能论及的了。）
◎各代作家自有其历史机遇与舞台
在中国内地，人们不太喜欢“代沟”这样一种来自西方的语词。那么看看几代人之间的不同乃至他们之间的龃龉，恐怕也难以否认差异存在的事实。其实各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机遇与历史舞台，有自己的历史业绩、历史性贡献与历史局限、历史遗憾，人们被历史成全、被历史厚爱又有时被历史捉弄乃至被历史牺牲。与此同时，整个百年中国，代与代之间有它的连续性、传承性、一致性。各代作家之间，有许多一脉相承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也有代而不沟或有沟也可以架桥的因素。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对立起来，没有必要把自己这一代想得太美太悲而把更上一代或下一代想得太差太丑。动不动自我作古、自我纪元、怨父恨子，是幼稚的。
因此我希望，每一代作家除了看到自己这一代人的伟大悲壮以外也正视自己这一代人做过的蠢事，除了悲剧的精神也不妨具有一点喜剧的精神，除了执著的态度也还有一点自我的超越，除了自恋自怜、自我咀嚼也不妨有一点自嘲、自省、自审，除了热度也可以有一些冷度——清醒度；我过去这方面做得也常常不足，我在近年的作品中追求的也包括这个。我希望人们除了相信自己这一代人的生辰八字必有异彩——这很可爱很能鼓舞人——以外也不妨相信旁的年头也能出人才，这也就像相信任何年头都会出小有所得便烧得不行，不太明理而又喜欢自吹和咬人的人一样，这样，人们不但可以并认定应该审父教子；也还可以研究与理解乃父乃子，与乃父乃子沟通交流。即使要审要教也还得弄清楚乃父与乃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理解代与代的差异的客观依据与历史依据。有了理解，再有了善意，有了那么多共识和统一，有了清醒与自知之明，那么不但你上学那一年流年八字极佳，他上学那一年，现在与今后的子孙后代上学的许多年，都还是有一定的希望的。遇到不同代人的不同意见，不必立即悲壮亢奋，也不必把对方立即视为妖魔、丑类、歹徒。君子和而不同，几千年前的孔夫子的话说得真好。我相信各代作家都是一些或愿意是一些君子，我盼望隶属于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不同性别、不同背景、不同风格、不同观点的作家，都能和而不同：不苟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同时不苟敌、苟恶、苟斗、苟贬，尽可能地不伤或少伤和气，除了斗斗斗骂骂骂以外，也还可以讲一点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学习的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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