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收录了林丹娅在不同研究阶段切合时代问题的，关注女性与文学书写问题，兼具学术研究性与思想性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在展现其学术思想发展踪迹的同时，凸显其一以贯之的“一家之言”。本书主题是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研究，作者视角独特，思维敏捷，观点鲜明而犀利，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展现出闽派文论批评的风采。本书简介：
本书分为三辑，第一辑讨论性政治、语言、性别符号、中国女性文化、女性与自然，讨论其中所反映出的性特观念、女性主义；第二辑从中西不同语言、文化环境下，讨论女性主义叙事与女性话语境遇；第三辑从具体的作家与作品出发，展现其中的性别观点与不自觉的性别歧视意味。
作者简介：
林丹娅，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厦门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女性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文学、性别与文学文化研究。出版小说集《白城无故事》，散文随笔集《人生的花季》《生命的流象》《不死的思念》《阳光之门》《用痛感想象》《经历长大》《女性景深》等10多部，论著有《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用脚趾思想》《中国女性与中国散文》等，发表《中国女性文化：从传统到现代化》等学术论文数十篇，主编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女性文学教程》等，主持“台湾女性文学史”等国家、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曾获福建省首届、第三届百花文艺奖，首届中国女性文学理论建设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等。
目录：
声音(代序)（1）
第一辑
性政治隐文：“私奔”模式与女性解放叙事（3）
语言的神力：神话隐喻的性别观（20）
作为性别的符号：从“女人”说起（34）
中国女性文化：从传统到现代化（46）
女性与自然：如何“被现代”的文学（59）
论近年女性写作中的乡土伦理观（72）
第二辑
中西语言观之辨异（85）
海外华文女性文学之概观（98）
华文微型小说的叙事自觉与阅读期待（118）
关于中国高校女性学教研问题的思考（129）
“拟态环境”中的性别信息新危机（141）
中国女性话语的文学境遇（148）声音(代序)（1）第一辑性政治隐文：“私奔”模式与女性解放叙事（3）语言的神力：神话隐喻的性别观（20）作为性别的符号：从“女人”说起（34）中国女性文化：从传统到现代化（46）女性与自然：如何“被现代”的文学（59）论近年女性写作中的乡土伦理观（72）第二辑中西语言观之辨异（85）海外华文女性文学之概观（98）华文微型小说的叙事自觉与阅读期待（118）关于中国高校女性学教研问题的思考（129）“拟态环境”中的性别信息新危机（141）中国女性话语的文学境遇（148）第三辑从闺阁诗到散文：从秋瑾看女性写作近代之变（165）冰心早期女性观之辨析（181）“私奔”套中的鲁迅：《伤逝》之辨疑（193）一种叙事：关于异性爱与同性爱（205）在她们与作品之间（217）由诺奖想到文学与性别的那些事（249）学术简表（253）跋（256）前言声音（代序）
答：《阴道独白》有一个惊世骇俗的剧名。它是是美国女剧作家伊娃·恩斯勒在采访不同群体的女性基础上创作的一个话剧。她让她们说出在世俗观念中被遮蔽、被扭曲、声音（代序） 访:林教授,您好！目前看,您应该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人,既是高校教授,又是作家,曾读过您的《女性景深》,感觉您在里面对中国女性注入了很深的情感，对女性文化有许多独到而新鲜的见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涉足其间的，能谈谈吗?答:我是在1990年代初，开始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调整到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研究上的。我自身是女性，女性自身品质的优劣与境遇的优劣，我不仅耳濡目染，而且感同身受，感觉女性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里有很多见怪不怪，欲说还休的奥秘。这肯定是我后来偏重做女性与性别研究的感性基础吧。记得我写的第一篇作品是关于女性的，编的第一套丛书是关于女性的，申请的第一个国家社科项目是关于女性的，写的第一部论著是关于女性的。近年来，愈来愈多的学者对女性文化的生成与状况产生研究的兴趣与关注。对女性文化的研究不仅涉及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如文学、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等。同时，也会涉及到自然学科的方方面面。这里面有件很有影响的事情，就是美国物理学家出身的女性主义作家福克斯·凯勒对诺贝尔奖获得者、遗传学基因“转座”发现者女生物学家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科学生涯的研究。巴巴拉的遭遇激发了同为科学家的凯勒对性别与科学关系的探索。她发现男权对女性文化的历史，怎样影响了女性在科学中的权利与位置，而这种影响又如何影响了科学的走向与发展。性别歧视的文化，究竟在人类文明进程史上生成了那些恶疾，留下了哪些后遗症，这是以明智见长的人类迟早都要意识到的问题，无论男性与女性。中国这几年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最显著的变化是高校、研究机构与妇联组织的联手，使女性文化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性与实效性。作为女人，肯定有我自己的体验与观察。我发现在一种性别歧视的文化语境中，做女人的确更难些。她得领受活得特别不是人的滋味：你像个女人意味着你是只花瓶；你不像个女人意味着你讨人嫌（无论你是女强人还是男人婆）；你生活坎坷，能力平庸，那是因为你是个女的――女人的名字就是弱者；你顺风顺水，事业有成，那也是因为你是个女的――谁知道你是靠什么挣上去的呢，脸蛋还是身体？如果一个女人真的没任何空隙被人指摘是靠什么而做成事，她也免不了如当代出色的女诗人翟永明那样得到这种评议：“女人嘛，写到这种地步就不错了。”这也是上面提到的美国女物理学家凯勒在她的学习、研究生涯所感受到的巨大压力，它使许多女性选择放弃，半途而废。而这样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了女人不行的证明。我现在能够理解，没有文化的老祖母生前总是感叹：观音修行一万年也要修来一只男人脚。更能理解我的学长，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女教授的感慨：“妇女解放”的口号在中国也有百余年历史，她的母亲就是中国五四时期最早的一批觉醒者，可她身为女人，至今仍不知什么是女人，女人是什么。做人难，做女人更难，性别歧视从根本上起就是“本质主义”的。正因为它是“本质主义”的，所以，性别歧视文化是有问题的文化，是不符合人性与人道的文化，是一种糟糕的文化。它对生活中的男女两性的塑造与逼迫都是有害的，尤其对女性来说，它可以消解努力意志在前，消解努力成果在后，正如写《女性的奥秘》的美国作家弗里丹说的，它让女人一辈子沮丧。无论你成功不成功，你都无法改变性别。你终身笼罩在男性话语对你的描写与侵害中。人生而平等，是梦想，人生而不平等是现实，但是，人们总想通过现实的努力去实现梦想，否则就各自安分天命，就不会有改变命运这一说了。这是人生存在的意义，也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意义。 访：看起来你由文学而社会学，你可以给我们谈谈中国女性解放与男女平等的情况吗？答：我谈一点。1949年建国以来，有愈来愈健全的法律条文与政策法规使中国男女平等工作的进展实绩得到体现。但这同时也体现它“自上而下”的特质。因此几千年性别歧视文化的历史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与个体意识，是不会因为法律条款的制定而倏然消失的。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社会意识与文化意识在性别问题上相对游离。“社会”具有组织性与法规性，处于社会组织中的女性，在表层形态上似乎可直接享受到男女平等的权益。也就是说，在“硬件”层面上，国法规定了女性的权益。而文化却是“软件”，性别歧视的历史形成的文化话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中几乎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这是目前中国女性处境的艰难之处：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女性的处境相对好些，虽然仍存在城乡差别、阶层差别与群体差别；但在文化意识形态中，女性的处境则相对恶劣甚至恶化，不容乐观。我们触目所及的女性身体被作为大众消费的物化、商品化现象就是这种恶化的表现之一。最早的“妇女解放”概念是由男性精英们提出的。如伏尔泰等人从人的发现、人性解放的角度提出“妇女解放”；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粱启超等出于“保国保种”目的也提出“解放妇女”，虽然他们各揣用意，出发点不同，但亦可见女性解放从来就不是单性别的解放，是两性共同的问题，是关涉到人类完善自身与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恩格斯有句名言，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从中不仅可以意会到妇女解放不仅是漫长的，而且注定是最艰巨的。女性要从这种“被解放”的历史状态中走出来。女性解放首先、也最终要落实到女性主体性的确认上面，才可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期待人们可以营造出一个性别平等的环境，使女性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与施展才能的机会，激发女性潜在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访:女性话语指的是什么?现在是女性话语的时代吗?答：顾名思义就是指女性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话/语言，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际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具体言语行为。女性话语当然不仅是指“女性说的话”这样表层与单一，它包含多层面的内涵。“女性”从会说话起她就在说话，便她究竟是在说谁的话。所以这个女性话语会特别指是相对于男性话语体系而提出的，它显然是在女性具有主体意识后产生出来的概念；显然是在意识到话语产生后面的男权历史文化背景后产生出来的概念。女性话语要在这样的认识层面上，特指女性说出自己的话。在男权文化历史过程中，女性要么沉默，要么只会说它的话，或者是它要她说的话。这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女性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也就没有自己的话语，也即自己的声音。举个靠文学边的比喻。第一篇发表的作品通常被称为“处女作”。不要说社会上凡有点文化的人等，就是女作家自己，在提到首发作品时也习惯性地毫无性别意识的采用这个经典性比喻，因为它足够准确、传神、生动、形象。我也一样。我的第一篇小说就发表在刊物特设的“处女地”的专栏上，大家都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处女的意象象征着纯洁和新鲜，第一次的占有，据说这是男性的经典体验。但女性为什么也只会用男性的体验与感受来比喻？男性的感受与体验为什么会堂而皇之地写进文学教科书里，成为社会每一个成员共同的审美趣味与经典修辞？还譬如，中外女作家都追问过女人为什么会有自己的节日，世界以“妇女节”体现妇女解放的努力与成效，但最能体现文化特色的民间语言，早已赋予“三八”一词予女性几乎是介于人身与人格攻击之间的双重贬义。性别语话的成份显示着性别关系的状态。显然，无论是说话人还是受话人，两性平等的交流、理解、渗透、促进、改善与和谐，只能建立在都有自己话语的前提上。如果占人类一半的女性没有自己的话语，那么又怎么可能出现如马修·安诺德所说的那种在很大程度上饱富思想、极具美感、聪明解事、生气蓬勃、人们生活鼎盛、一切文学艺术与创作才思百花盛开的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单性别话语存在的时代一定是有问题的时代。女性话语要改变的正是这种状况，而不是取而代之形成另一种话语霸权。“女性话语时代”的提法，既不是女性话语实践的理想，更不是当下社会文化生活各个层面中男性话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访：关于“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等等，不时争议四起，您如何看待？答：“身体写作”原是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出的一个写作策略。关于“身体”这个概念，首先应是出自哲学层面上的意义，是与“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感性”等一系列二元概念相关联问题，由于这些二元概念之间被赋予高低优劣的等级性，使它们之间的分离与对抗不仅成为哲学家们热衷讨论的问题，也成为文化实践的策略。这种二元对抗的意义与形式，最经常地被艺术家们所运用，对“身体”的作为常常成为反清规戒律及精神统治的先声与信号。由于在社会学的层面上，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等级制与性别等级制的相联系，使得“身体写作”这个文学行为具有了严肃的性政治意义与文化意义。但在“女性身体”成为男性欲望化对象的中国语境中，“美女作家”加上“身体写作”，其轻薄、调侃的贬义性起到了消解女性写作的意义。如有一评论者以“身体是美女写作的本钱”为题发表言论道：“…..有的人用生殖器思考，故而才有‘身体写作’和‘美女作家’之说。”可见这种所谓中国式想象的“身体写作”与女性主义“身体写作”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曾说过最可悲的莫过于女性主义话语的内涵，被中国式的男权习惯性思维所推理、所演绎，然后再给予非难。在此情形下，男权中心历史化社会化的“女性问题”言说，不仅不可能就此终结，甚至只会更趋复杂化――从被忽略的空白，到不屑的冷漠，到特别热闹得呈扑朔迷离状。对于进入公共空间试图进行任何交流的女性话语来说，在交流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男权文化话语的间离、扭曲与操作。甚至在这样的过程中，她们本身也会被同化为操作机制的一部分。访：21世纪被人称为“她世纪”，也有人引用此概念说中国文坛的“她世纪”来了，您这么看吗？答：这要看“她世纪”的内涵是就何种意义上来概括的。如果从整个文学现状来看，我想这个提法虽然是基于新时期以来中国女作家创作愈来愈活跃，业绩愈来愈醒目的事实。但同时它更是基于与历史的比较而言的。由于男性书写历史的既定，从前的女性几乎没有书写的权利。现代女性解放使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学习文化，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生活，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促使更多的中国女性能够以文学的形式表达自己。但这种情况是否就意味现在就是文学的“她世纪”，而没有“他”的存在？我想这简直是耸人听闻了，太夸张，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作家是一项非常个人化的艺术工作，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在今天，如果没有性别歧视的文化机制继续在制约着他或他，个人应该完全是可以听凭心的召唤，走进文学门槛里一展才华，实现价值的。所以，男作家听到此话大可不必心有戚戚或愤愤不平矣，女作家听到此话也千万别信以为真。要知道，女性写作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数量到质量，已被注定看起来要发展得快，进步得快。这其实是跟女性自己的过去在做纵向比较。如果做横向比较呢，那就得同志尚需努力了。法国女作家伍尔芙在她著名的《一间自己的屋子》里表达出她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女人如果不拿起笔来写自己，写他人，写世界，那么就只好任由他人去写自己，让自己成为被他人写的女人。但这个世界是两性共存与相处的世界，两性性别的“互见”才能带来“互明”。为了照亮自己和他人的灵魂，女性必须写作。“我们平等，我们分享。”如果这个世界是两性并存的世界，那么文学的世纪也该是两性并驾齐驱的世纪。访：我读过你的《用脚趾思想》、《用眼睛感受》、《用痛感想象》这样的书和文章，感觉是很奇怪的名字，为什么以此命名呢？林：是啊，我们常常会有如此体验：有的事看上去挺奇怪，但细想下去却并不奇怪；有的事看上去并不奇怪，但细想下去却愈发奇怪。女性文化就是这么一个让人见怪不怪，却又让人愈想愈怪的事。《用脚趾思想》是出于一个大家都能感同身受的体验：当权力给我们削足适履时，我们的头脑可能只会告诉我们权力的旨意，甚至这种旨意因文化环境而化成我们自觉的美感与追求，如三寸金莲，但脚趾头却仍会告诉我们真实的疼痛，我想这就是“身体写作”的意义，也许最终只有身体的痕迹与记忆才会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历史的真相，也许女性更会对强权下的思想意识与身体记忆的悖离有较深刻的体验。《用眼睛感受》也是出于我的身体体验：因为近视我带上了眼镜。眼镜在延伸我的视力的同时，又强加予我它的视域，并让我以为它就是我的，或者它所看到的就是真实的。我们常常忽略自我视野的遮蔽性与扭曲性，如安徒生童话里写的，人类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沾上魔鬼的镜片，变成“他性”的眼光。作为研究者，对自我“眼睛”阅辨功能的缺陷，尤其要有警觉、自审与修正的意识，是那英唱的那首歌：“借我一双慧眼，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意思。《用痛感想象》是《当代女学人文丛》中的一本，它表达的是我对前面的我，我的后面还有我的逻辑想象。也就是一位女诗人在诗中写出的那种对女性角色历史化的感悟：母亲前面有母亲，母亲后面还有母亲。访：作为学者，您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女性文学。什么是女性文学？为什么没有男性文学这个概念？答：一直以来，有人对什么是女性文学，为什么要对文学标识出“女性”界定而感到困惑，其根据之一就是为什么没有男性文学？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还未意识到性别研究中一个基本命题，即父权宗法制君临天下的统治地位，在漫长的历史文明进程中，造就了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男性历来执文化霸权之牛耳，男性意识成为普遍性。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男性不单比女性占优势，而且成了人的一般性，以同样的规范方式支配具体的男性和具体的女性。这是由男人的权力地位以种种中介造成的。”又说：“人类文化可以说并不是没有性别的东西，绝对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客观性的文化。相反，除了极少数的领域，我们的文化是完全男性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想，上面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因为一部既定文学史本身即是男性文学史，他不用标示即可堂而皇之地存在，而女性要创造出有别于此的文学史，就不能不标示出自己的性别。就是中国足球常常在人们的意识中就是指的就是男足一样。访:女性文学有什么作用与意义?答：以女性话语的出现作为标识的现代女性文学产生近百年来，她的意义首先是相对几千年来男权文学话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言说主体的女性文学，呈现与表达的是来自女性自己的体验与声音，这使女性不再遮蔽在他人的想象与虚构、塑造与观赏之中；二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促动女性自我表达。在表达自我的前提下，艺术个性才会得到充分的体现与张扬。女性所具有的独特的生命体验、生存感受、生活方式、思维形态、乃至审美经验等等，通过独特的表达方式，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与审美元素。三是它以文学的书写行为与话语成效，介入了对现代新文化的创造之中。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则弥补了有史以来文学批评与研究中的一个理论盲点，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从性别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的研究方法与途径，在文学审美的创造与文本解读的两方面功能中，已然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与渗透。它影响既定的文学标准，对既往研究结构与学术导向产生了明显的作用。它使文学在更深刻、更广泛、更丰富、更符合人类精神旨归的层面上的重现、重读、重解与重写，成为可能。总之，无论是从审美经验上，还是从文体学、主题学、艺术学、思想史上，她们都为文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女性书写。访：你指导学生排演过多部女性主义教学实践剧，如厦大版的《阴道独白》等，引起很大反响。有观众说，剧中那些极具震撼力的台词，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第一次去想的。请您给我们谈谈有关情况吧。
答：《阴道独白》有一个惊世骇俗的剧名。它是是美国女剧作家伊娃·恩斯勒在采访不同群体的女性基础上创作的一个话剧。她让她们说出在世俗观念中被遮蔽、被扭曲、被漠视、被玷污的深刻事实和疼痛，揭示“阴道”是如何由一个类同于“手臂”、“眼睛”的身体器官名词，变成贬义缠身的禁忌字眼。揭示女性身体、精神与生命、生存的真相。该剧推出后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经常被欧美各国高校的学生改编上演，成为经典。这种情况有些类似当年世界各地争先上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即娜拉出走剧。五四时期，进步学生甚至上街去演该剧，尽管其所涉问题与中国当时的“妇女解放”内涵完全是二码事。但《阴道独白》避免了这个问题，伊娃特别声明她欢迎世界各地排演此剧，她不要版权，唯一条件是不能更改这个肯定会让人感觉无法说出口的的剧名，她要的正是这种振聋发聩与直面存在呈现真相的效果，这是她创作此剧的动机与初衷。与此同时它的最大特点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改编时，都可以加入当地女性的体验与遭际。这一方面表明它是一个包容性很大、蕴涵丰富的开放式剧本，另一方面也再次证明，性别问题的世界性。所以，《独白》剧版本奇多，厦大版就肯定与中山版、北京版、上海版就不一样。厦大版的《阴道独白》是我们学生张甜甜编导，并领衔组织厦大学生自愿者排演的。多年前，我虽有勇气把此剧作带回厦大，却没有想到我们会克服那些预想中的障碍，去上演这部原剧作者可以不要版权但绝对不能更改此剧名的要求的剧目，因为我恐怕还是会如伊娃所预见的那样，在大庭广众面前羞于启齿说出这个剧名。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从“阴道”那儿来，但“阴道”却被男权观念中的我们，意识成污秽、龌龊、腌脏、下流、黄色、桃色的地方，它的苦难、悲剧、梦想、真相就这样被遮蔽在我们不愿说、不想说、不屑说、不知说什么、不知怎么说之中。我的学生比我勇敢，更能接受世俗的挑战，此剧的上演，获得了“没有人在看了《阴道独白》以后，还会以原来的方式看待女性的身体”的效果，这才是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的真谛。也没料到演出时的盛况，闻讯而来的校内外观众，把剧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之中有学生情侣，成年夫妻，甚至老年人，他/她们凝神屏气静静倾听着那些极具震撼力的台词，把泪花与一阵阵热烈掌声，献给他们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来自女性生命深处的告白。身置此情此景中，甚至会觉得“女性解放”似乎不会如预言中的那么漫长，“性别平等”也不会如想象中的是个神话，我们也以此剧的演出积极参与了那年“全球消除性别暴力，推进性别平等”的活动之中，应该说是获得了性别教育与艺术感染的双重效果吧。接着，我们在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的支持下，把这种形式作为教改的一项内容继续推进，与相关课程配套，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不分学科共同参与，先后又成功推出原创剧《美人计》、《风语》、《第二次迁徙》等，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被认为是一项把性别意识教育与教学结合，把理论学习与社会行动结合起来，具有创新意义的教学成果。访：你还主编出版了第一部女性文学教材，成为这个领域教学研究的必读书，这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怎么做到的呢？答：情况是这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和研究的兴盛，国内不少高校陆续开设了女性文学方面的课程。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学科建设只是刚刚起步，这门课程进入高校教学体系也还处于探索阶段，因而没有合用的教材。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任课教师都是白手起家，满怀建设的热情，在吸收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心得进行教学实践。而编写适合教学的女性文学教材，也便成为许多教师的共同心愿。这里还要提到的一个背景是，1995年在首届中国女性文学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多所高校与相关机构单位的学者们，动议成立我国第一个女性文学研究团体“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女性文学委员会”。委员会成立至今，经过多年开辟与努力，已培育和凝聚了国内众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教研人员，在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委员会的标志性成果应该有以下几项，一是持续召开了12届国际的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影响广泛；二是进行了四届全国女性文学优秀作品、女性文学研究优秀成果的评奖，并配套出版了优秀奖丛书；三就是由会长谭湘策划，我来组织申报，南开大学乔以钢教授和我合作主编，十多位从事女性文学教学和研究、在国内女性文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的高校教师撰写的《女性文学教程》，它被列为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重点规划教材。正如你所见，它是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女性文学学科基本理论和相关知识的高校教材，甫一出版，即成为高校相关课程的教学研究重要用书，也成为社会读者系统了解女性文学的入门书。在关评论说，这部教材的出版，标志着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中国高校主流课程，也标志着妇女/性别研究走向学科化、主流化。访：太好了，你们所做的工作真的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真心希望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推动中国两性平等构建文明社会的实践与进程。谢谢您！答：谢谢！一种叙事：关于异性爱与同性爱 一、妇人杀夫——性政治与一种叙事原型性，在人们的理解中，首先指的是它的生物性，由此而具有生理学或解剖学意义。但对社会人来说，性已不单纯只具有动物性本能。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KateMillett）在其论著《性政治》中，揭示性在男权制历史与社会中已涵有的政治层面上的意义，以“性政治”概之，其特征为性别关系也是一种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呈现出“一群人可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和组合”，甚至，还是“维持一种制度所必需的一系列策略”[1]。小说《杀夫》原名《妇人杀夫》，是台湾作家李昂自己“十分喜欢”的命名[2]。相对于李昂的喜欢,改名者(据作者透露为“评审”)显然认为“杀夫”用语则更为简洁。可是,作家李昂为什么反倒喜欢赘语式的“妇人”在此小说命名中的出现呢?最直观的解释似乎只有一个:作者极不喜欢主语“妇人”哪怕是在语表层面上的匮乏。相对“杀夫”来说,“妇人杀夫”是一个语言结构意义更完整的陈述句,它不但陈述了一个两性尖锐对峙的极限状态,而且还陈述了一个反传统秩序的颠覆状态。如果从《礼记》“妇人,从人者也”的定义,从《女诫》“夫者天也”的定义始看妇人与夫的关系,便从来是妇人“事夫如事天”的关系。在这个关系秩序里,从“人”=正面展开为“大”=加上成年男子的冠冕为“夫”的男性=的人类潜移意识中,可以清晰看到父权父系下的男性本位意识取代两性意识对符号给予意义的文化过程。流落在“人”的表形概念之外的(也意味着流落在历史主流文化之外的)妇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可能才是其两性关系的真确写况。然而,令人难解的是，以“妇人杀夫”命名的故事反而长叙不衰。那么,人们在“妇人杀夫”这个反传统审美价值的陈述句中,究竟填充了一种什么样的叙事,才使它仍然达到具有传统审美价值的叙事价值呢?当然,回答这个问题是如此轻而易举,因为除了能看到一个又一个淫妇谋杀亲夫的叙事外，如“淫妇药鸩武大郎”中的“潘金莲杀夫”，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就如李昂叙事所揭示的“妇人杀夫”事件,最后不也在民间叙事(社会舆论)中又成为一桩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同时又最是让人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无奸不成杀”的“情杀案”么？林市就是这又一起《妇人杀夫》中的那位杀夫妇人。她祖上原薄有资产,当家门衰微时，灾难便首当其冲落在身为女性的她与女儿林市身上。母女赖于栖身的一间瓦房被族亲以无男丁传宗接代而未亡人的可能改嫁之理由予以剥夺。从此她们流露街头，无以为生。当林市母亲以性与一团白米饭做交易时，被族人发现，从此不知所终。寄人篱下的林市成年后即被族亲以猪肉作交易被卖给屠猪人陈江水为妻。此后她成为陈江水的性奴隶。她延续着母辈的命运：用两次遭丈夫强奸得“要死掉了”的少女初夜，换来饭菜果腹。母女俩几乎同出一辙的性感觉与食感觉的演示，高度概括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本质。女性在这里被塑造成、被强制成、被扩充成一个性容器的形式,由此她才获得价值,获得维持生命存在的基本物质的保证。一旦主人专有的性容器形式因各种生理的(如年老色衰)、心理的(如专有者的喜新厌旧)、道德的(如林市母亲被认为是淫妇)诸种因素而被认为价值消失的话,那么操有精神与物质双重给予大权的男主人,便会随之撤去他提供给她赖以生存的保障。因此她实际上无法不处于被其任意驱使与摆布的奴役的地位。作为妻子的林市每天的日子便被这样的场景所充斥:他在晨间到猪灶杀猪后回来要她,这已经成为习惯……他总是在她不备中要她,……而至引得她连声尖叫。 林市当然也会本能的抵挡过,只不过陈江水的力气远非她能对抗,最后,她仍得被压在下面,……看着他咪细陷在肉里的眼睛,闪着兽类般的光。他还每次弄疼她,……痛楚难抑使得她只有大声呼叫和呻吟。还好不管怎样,时间再长再短,这事情总会过去……因而,几近是快乐的,林市走出房间,赶向灶前。这已经成为一个定例:在陈江水要她的那一天,他会带回来丰富的鱼、牡蛎,偶而还有点肉片……林市,妇人,就是这样成为一个以婚姻形式确定下来的性奴隶,成为除了关心三餐果腹的饭食外,一无用心的非人非兽。叙事剔除了种种蔓生在女性身上由于只能被动而接受的苦难,最直接地以林市的生活形式暗示女性在夫妻中的传统地位犹如屠夫丈夫与他刃下任其宰割的猪仔一样,只不过他对它发泄源于“人”的食欲,而他对她的发泄源于“人”的性欲。叙事中的林市母亲不断地在林市身上被人看到,这种情景强烈地暗示着林市母女的生存方式表征着一个从未被间断的、或者说是一直被父权制意识所保证着的连贯历史,一种命运之链,母亲与女儿,不停地沉淀、传送与承继。母亲不断在女儿身上复活、重现漫长的历史——这是一个只在一种视角中存在的历史,男性视角,不管它的讲述人是男是女，因为大量的女性也介入这种讲述,就如林市周遭以阿罔官为首的妇女介入男性社会对林市的塑造一样。如果说,被新婚初夜如此施暴的林市没能“杀夫”的话,那么,习惯并麻木了的在以后的每一天中被施暴的林市便丧失了“杀夫”的冲动与可能。但李昂的叙事使事物朝它自己的逻辑演变一路发展下去:一是林市作为被动接受性虐的一方,她负痛而锐叫的声音非人非鬼,常常传至“二三里外”,众人皆以为是“猪嚎”。而这种惨叫声却被施虐的一方当作必不可少的性享受而被重复制造。这个在异性爱中的性爱常态,经过李昂几近客观的叙事,也掩饰不住它的畸态。它使阅读能够达到这样的思考:如果说,林市像宰猪一样的嚎叫也算是一种“声音”的话,这种声音所能表达的意义只有一种,那就是性受到强权的肆意侵犯与创伤而作为生存交换的真相的声音。小说顺理成章地刻划这种非人的声音被“人”听做“猪嚎”的声音。但是,如果作为对性的肆意侵犯与创伤是一种非人道兽行的话,那么,林市的声音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人所能发出的最正常的声音,而那施行性暴力的一方才是非人,是兽类,把这种声音听做异类之声而无动于衷的“人”才是非人。以此类推,那个维持林市夫妻关系的，实际上也就是维持、默许、支持陈江水可以对林市任意施虐的社会才是非人的,才是非常态的。但即便如此,历史叙事(或曰社会成规)表明,如果没有其它极限压力使这种交换内容变形,以至于造成交换中止的话,这种不平等的惨无人道的交换形式仍会一直运行不止。正如李昂叙事中的林市不也是在默默地接受、忍受,并努力习惯中“几近是快乐”地活下来吗?但男权秩序对女性的无以复加的苛刻,反而毁坏了这个原就极不平等的交易。林市被虐而本能发出的“猪嚎”声,被老太阿罔官听到,阿罔官对林市的“猪嚎”做如是评论:那里要每回唉唉大小声叫,骗人不知以为有多爽,这种查某(妇人,引者注),败坏我们女人的名声,说伊还浪费我的嘴舌。……都是林市贪,早也要晚也要,真是不知见笑,那有人大日头作那款事情。……每回都要唉唉叫,三里外的人都听得见。 我们作女人,凡事要忍,要知夫与天齐,那可一点点小痛疼,就胡乱叫,再来败坏查埔(男人,引者注)人的名声。……你们知否十多年前伊阿母,私通一个兵,伊阿叔赶到去捉奸,两人还压在一起,不肯分离……女儿跟阿母学看样……由于阿罔官发言的正统性与权威性(守寡几十年并曾以上吊赴死明“贞节”),更由于林市已以“几近是快乐”的感受标志她对正统社会观的归顺,阿罔官如是评论,对林市的精神制约非同小可。从此林市为自己被迫接受性虐时所发出的痛叫声感到羞耻。如果说,林市的叫声表明着一桩人性与兽行之间的两性交易真相的存在的话,那么,阿罔官对“唉唉叫”的实质的歪曲与指责,无疑起着抹杀与掩盖这桩非人交易事实存在的作用。阿罔官的言论活动及效应,几乎就是父权制话语活动的缩影。林市们只有哑巴吃黄连,为了不再被代表正统的舆论所指责,当天晚上,饭饱酒足的陈江水,在饭桌边“一把抓住林市,……兴起的将林市压在厅里的泥土地面。林市先是惊恐的闪避,再看无从逃离,终于逐渐放弃挣扎,只自始至终,林市始终闭紧嘴不曾出声……陈江水在有一会后方发现林市不似往常叫喊,兴起加重的凌虐她,林市却无论如何都不出声,在痛楚难以抑遏时,死命的以上牙咬住下唇,咬啮出一道道齿痕,血滴滴的流出,渗化在嘴中,咸咸的腥气。”林市不敢再痛呼,人们自然也就听不到林市的“猪嚎”了,一切又处于常态之中,尽管性虐在无声与黑暗之中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更“加重”地在进行。但林市被迫以更大的痛苦换取的沉默,却打破了为夫者交换均衡:陈江水供给林市食住,林市必付出“被虐的性+痛呼声”。现在林市的痛呼声被社会正统舆论噤声了,尽管为夫者陈江水由此“每每陷入疯狂的狂暴怒意中”。“揍她、掐她、拧她,延长在她里面的时间,林市咬紧牙关承受,只从齿缝中渗出丝丝的喘气,咻咻声像小动物在临死绝境中喘息。”——由此亦可见一个做“人”与做“动物”的根本区别:精神上的控制与攻击往往比肉体上的控制与攻击来得奏效。这个现象还呈现了另一个事实:林市越想做“人”,进人常态社会中“人”的范畴里,她便得越加忍受、越像动物一样生活——为夫者得不到原有的享乐,便理所当然断绝了对林市的食物供应:“你先像过去哀哀叫几声,我听得满意,赏你一碗饭吃。”“林市惊恐着后退几步,看着白米饭困难的摇摇头。”林市母亲就是在一次一团白米饭与付出寡妇贞操的交易中而消失的,当阿罔官说破这个联系点时,像母亲一样从“妇人”中消失的恐惧,令林市顿然拒绝母亲式的“失贞交易”。那么,林市还有没有别的生存出路呢?林市痛定思痛,在为夫者断绝了她的食物供给多日后,出现在集市上,她要买十只母鸭仔来养,自力更生,走出一条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物质来取代作为性奴隶换取被饲养位置的路。可是人们几乎就在林市实施自给计划之始就能看到这个计划的破产:林市买生产资料的钱恰恰来源于为夫者赏她:“这个臭贱查某(妇人)开苞钱。”林市用于包裹这几个开苞钱的小油布包,正是阿罔官送她涂抹被“开苞”所创伤的伤口。它们都暗示着她想自力更生的失败：女性根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他一定要维持他饲养她的经济地位，因为这是他能随意驱使她，宰割她，并享受她的政治保证。最后，走投无路的林市只有发疯,神经错乱,才能摆脱在“常态”秩序下没有出路的状态。以不正常的形态而实则是最正常的必然反应，举起屠宰刀，完成了“杀夫”行动。当以阿罔官为代表的社会舆论把“杀夫”归结为“古人说，无奸不成杀”的“情杀案”时，我们看到李昂叙事最终的犀利，她成功颠覆了自古以来“妇人杀夫”中“无奸不成杀”的“情杀案”的所指，揭开其中的性政治涵义。在李昂叙事面前,人们开始有可能从“奸夫淫妇”的传奇叙事惯性中滑出，看到自古以来众多异性爱悲剧故事的另一种原型，它的变体在当代叙事中触目皆是:她们用性交换招工招干进城表格,用性交换好单位编制名额,用性交换好日子,用性交换成功机会,用性交换……当代大陆的林市们开始在叙事中表述她们无法摆脱的性政治之天罗地网的境遇,她们比从前的林市稍稍进步一点的似乎只在于她们在“杀夫”时,能够表示更“女性主义”一些的清醒。[3]
[1][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第32页。[2]见李昂《写在书前》，《杀夫——鹿城故事》，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9页。[3]李昂在“女性主义限制了我的小说吗”里谈到欧美女性主义者以为林市的“杀夫”是在失常状态下完成的,是非女性主义的。大陆的女作家林白在其小说《致命的飞翔》里，叙述了一个也是因性交易不公而导致的在清醒状态下的“杀夫”行为。前者参见《女性与文学》第65页，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1995年版;后者参阅《花城》1995年第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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