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所收篇章，多为作者对于以往人和事的回忆，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珍贵的史料价值，然而文字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其价值的核心是对历史的反省，对历史的批判。 这本书稿，上接2009年春至2011年6月大抵两年间所作长短文章的结集《蔷薇叶子》（青岛出版社，2014），收入了2011下半年至2014年末的大部分文章。所以叫近作。 为什么标作“文章”？我不是文体学者，过去不甚注意散文、随笔、杂文以至小品的界限（当然知道太长的不能叫小品），笼统的说自己写的是杂文吧，一来如同说“杂著”，或如俞平伯年轻时的书名之为《杂拌儿》，二来追慕鲁迅先生从初题“杂感”或“杂感文”，后遂直截了当命名“杂文”。当然，从“鲁迅风”的高度来考量，我是有很大差距的。 后来有了问题：文学理论批评家们，在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成绩进行总结和评骘的时候，常对这些往往针对社会文化有所议论，却又带有一些文学色彩的边缘文体感到犹疑，特别是其中部分被称为“时评”的速朽文字，左右为难，归入文学好像差点成色，完全弃置不顾又不大说得过去。——为了帮助这些专家学者摆脱两难，我想，索性把这些介于文学与新闻之间边缘文体，可能或有的认识意义大于应有的审美意义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索性还它一个古旧的范畴，叫作“文章”，让这些跟从古以来由“文章学”规范的文章多少又有所不同的另类“时文”，找个不受争议的，也不受歧视的位置安顿下来吧。 只是不知有关各方高见如何？ 至于以《痛与痒》为书名，卷首引的无名烈士诗中有此二字，可以点睛，三十年前我写过一篇《话痛痒》，就是从这首诗引伸说开的。原想把旧文放在这里代序，再一想，不可低估可敬爱的读者们的智商了，大家意会的事，何必费词赘述？诗评家曾指出我写诗过于直露，后来我转写杂文，以为既是所谓“议论文”，总该把想说的说透吧，因此少用曲笔，不懂含蓄，也还是没有参悟文章之道。今后如有条件继续为文，还是要加以注意。 因此，卷首引的辛稼轩词，我也就不强作解说了。好在这首词流传千古，解说者何止百千？当代杰出词人徐晋如（胡马）有一则词话，更极力推崇这阕词的下片。在这里，我也转请可敬爱的读者朋友们讽咏几遍，当可得之。
本书简介：
此书所收篇章，多为作者对于以往人和事的回忆，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珍贵的史料价值，然而文字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其价值的核心是对历史的反省，对历史的批判。 这本书稿，上接2009年春至2011年6月大抵两年间所作长短文章的结集《蔷薇叶子》（青岛出版社，2014），收入了2011下半年至2014年末的大部分文章。所以叫近作。 为什么标作“文章”？我不是文体学者，过去不甚注意散文、随笔、杂文以至小品的界限（当然知道太长的不能叫小品），笼统的说自己写的是杂文吧，一来如同说“杂著”，或如俞平伯年轻时的书名之为《杂拌儿》，二来追慕鲁迅先生从初题“杂感”或“杂感文”，后遂直截了当命名“杂文”。当然，从“鲁迅风”的高度来考量，我是有很大差距的。
小姐，老师和同志——小议词语的变迁 我从一篇网文上看到一条让我惊诧的信息：妓女称嫖客为“老师”。看来不是偶然一叫，而是蔚然成风了。让我立刻想到“小姐”的遭遇。在1949年前“万恶的旧社会”，小姐最早是对官绅人家未出阁女儿的尊称，后来也包括其他有产者的闺中女子。如果称平民小户的姑娘为小姐，分明是高抬了。到了“新中国”，则至少有30年讳言小姐，以前的小姐都成了改造的对象，检查交代的主体，谁还稀罕？管谁叫小姐，无异于骂她是“剥削者”的后代，犹如文革中直呼的“狗崽子”。大概是进入80年代以后，我们互相泛称的“同志”，复归为政治场合或共产党内的“官称”即正式称谓，而在民间日常生活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先生”和“女士”这一对中性的尊称大行其道，包括称年轻的女士为“小姐”在内，有些中年女子也愿意人们称她们为小姐。那时候你叫“售货员同志”她可能装听不见，但一声小姐就能叫正在扎堆聊天的转过脸来。但事情不断起变化，你若不能与时俱进，结果有一天，连叫了三声小姐没理你，叫第四声时，没有好脸给你看：“谁是小姐！？”因为小姐一词已经沦为“三陪小姐”以至直截了当叫作性工作者通用的代称或敬称了。文革时期，“敌我分明”（实际上界限又很模糊），不是什么人都属同志。于是一度流行互以“师傅”相称，既带着厂矿工人阶级特色，又透出传统的师弟之谊，真是天才的创意。文革后，有些老同志反感以“师傅”代替“同志”，经过博弈，一部分人回到“同志”圈，一部分人突破为“先生、女士”派，其后又有一部分，从“先生、女士”和“师傅”分流为以“老师”相称。后来异议之声又起，好像是说对谁都称老师，让可敬的老师们贬值了。维护师道尊严之心亦良苦矣，只是这位老师万万没想到，妓女正对嫖客称呼老师，嫖客想来也当仁不让地应声答对！小姐也罢，老师也好，词语都还照旧，只是所指转移，看来应该说，是词义的变异，形成了词语的变迁。从初版面世至今58年的《新华字典》，是一本功不可没的普及性语文工具书，而且贵在袖珍，物美价廉。据说新出的第11版，如同过去各次带有历史烙印的修订版一样，既记下了一个时期词语、字义、字音等的新发展，也对语文的规范化负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这种导向应该不是食古不化的，同时应该也不是随波逐流、追风媚时的。这里的分寸怎样拿捏，的确是很费斟酌的吧。我没看到新的版本，我估计对于“小姐”这个已经行之有年的词义变异，还没有急于定格。“老师”，更不会急于注释为“也渐成为妓女对嫖客的称呼”——因为，据说中国社会中我们习称为“妓女”的存在，以及相应的“嫖客”和“嫖娼”现象，尚未取得正式的承认。在官方词汇中，这些是以“黄（色）”为代称一笔带过的，当然入不得字典了。至于“小姐”能不能回归“一般对未婚女子的尊称”，“老师”能否不变异为“嫖客”的代称，而保持其两千五百年来从至圣先师孔夫子起始的崇高地位，这个谁也说不准，一切将取决于汉语言主体的全国成年人的口德，特别是有话语权的媒体人和其他使用文字、语言为主要工具的各专业工作者吧。而“同志”这个从“同门曰朋，同志曰友”起自古已然，到“红色年代”因富于意识形态色彩而呼遍遐迩的词语，其实也面临着时代风云的挑战。挑战者不是思想政治方面的敌手，而是长期受到社会歧视现在尚处于舆论争议中的同性恋者群体。因为几十年前，操华语的香港等地，“同志”已经成为同性恋者彼此之间的互称了。最近因吕丽萍女士转贴有关网文引起的轩然大波中，纸面媒体也已经使用“老同”这样的字眼（老同之同，作为简称，在这里应是既指“同性恋者”，又指“同性恋者同志”或同性恋者彼此间互称的“同志”吧）。如果对这样影响广泛的语言现象视若无睹，恐怕就落在不断发展变化（不管这种发展和变化是否符合我们的意愿）的形势后面了。2011年7月6日8月28日补记：其实“妓女”已是委婉的代称。“娼”也“妓”也，源自历史上的“倡”“伎”二字，原指古代以歌舞技艺娱人的群体，并不专指卖身的女人。所以后来把卖身的女人叫作妓女，也还是如同说“那个卖唱的”，“卖艺的”或所谓卖笑的而已。一种社会心理的辨析 为什么有人听到说共产党的“好话”不全信甚至全不信，而听到说共产党的“坏话”就全信呢？ 从在上者的眼光看，现在的群众——老百姓，是越来越不好管了，越来越不听话了，越来越不顺从了，一旦有点什么动静，围观者众，连同被围观的一起，竟好像分不清谁是刁民，谁是良民了。或曰：子非在上者，安知在上者的眼光里的群众什么样？我则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在上者眼光里的群众是什么样？ 我不可能亲聆哪位领导人谈话交底，更没有看到哪一级党政机关或维稳办公室的内部文件，然而党组织多年来教导我们要善于体会政策的精神，不可能对举国“维稳”的苦心孤诣掉以轻心。那末，试问，什么叫“维稳”，为什么要“维稳”？自然是深感不稳。不稳何来？若是来自境外、海外，有国防军为国干城，何须在国内各地设各级维稳机构，花大量维稳经费——据说超过了国防开支？ 小学生都知道，稳是稳定的意思。三令五申要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社会上的不稳，危及政权的稳定。首先要打击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嫌嫌疑人或所谓“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的人，但按照我们多年形成的观念，那充其量不过是“一小撮”罢了，对付“一小撮”也值得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据说他们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也就是蛊惑人心，搞乱社会。可见社会是否稳定，关键在于人心，怕的是人心不稳，人心不稳则社会不稳，社会不稳则政权不稳。 维稳维了好些年，花钱花了好多亿，看看人心到底稳不稳呢？要想得到可靠的数据，作为决策的依据，是不能潦草从事，老远地看一眼就作结论的。我找不到这样的民意测验结果，可能在我们这里也没认真地科学地做过这样的调查。但我“土法上马”，竟也发现我们的人心——或者叫民心——是有了不小的问题。我们的公共话语空间，是由主流媒体以“守土有责”的纪律实施“舆论导向”的，不能说已经切实做到了“舆论一律”，却也过滤了众多所谓“杂音”，基本上突出了由“党的喉舌”即党管媒体（传媒也算新名词，这里其实就是指党的机关报和国家电台电视台等）发出的声音。还有像大中学校，以“标准答案”育人，也不能不说基本有效，超出标准答案的人文思考，或得零分，或称“偏激”，都属异端，命定淘汰。然而，经过文革后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并且倡导有限度的思想解放，已见民智大开，不能设想再像文革中那样以“两报一刊”治天下，更不可能像秦始皇时期那样“偶语弃市”了（不排除有时还会师出无名地滥施抓捕，如对上网的网民跨省追缉等）。于是街头巷尾有了街谈巷议，这是真正的“舆夫之论”亦即原始语义上的舆论，是不受操控，不被收买，也无从一笔抹煞予以根除的。再加上近年网络的发展，在那片虚拟的空间，的确出现了“杂音”纷纭的局面，人们对此，说好说坏，因人而异。如果说，在主流媒体和像大中学校政治课、历史课讲堂上，传播的是执政党——当权派的声音，是官方的声音，反映的是党心和官心（北京一位中学历史老师袁腾飞曾经是个例外），从对这些声音的反应，也可以看出各阶层、各界别的民心；那末，从街谈巷议和网上传播的“自由谈”，则尤其可见民心所向。这就说到我要浅析的一种社会心理了。民间的俯耳倾听，网上的目光所聚，凡是涉及党政各级官员在公私生活中的负面现象，不管是失职渎职，滥用公权，官商勾结，贪污受贿，道德败坏，生活糜烂，也不管是百分之百的真相，或者虚实参半，甚至有的是“政敌”造谣中伤，但于听者，多半是采“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态度，在无法核实也无处追问的情况下，也多是自发地持“有罪推定”的原则，总之，是听而即信，区别只在有人接力传播，有人听过算了。常识告诉我们，在人们接受的非正式信息中，免不了会有不实信息，即所谓传言甚或是谣言。所以致此，往往由于正式信息的缺失（更不要说正式信息的虚假），于是“大道不通小道通”，古时就有“三人成虎”的典故，现代更有“苍蝇变成大象”的童话。问题是，那么多关于党与政府和公务员的正面报道、典型宣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之好人好事，怎么不能激起公众的强烈反响，口口相传；那么多的正面教育，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宣讲，怎么不能取得公众的回报认同，心心相印？而偏偏一有丑闻，立即信而不疑，继之家喻户晓，应了一句老话，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况。那时一片惊呼，说是“三信危机”，即信仰、信任、信念危机，一句话，就是，对共产党不那么信任了，对共产党的号令、主张，不像文革前那么坚信不疑，言听计从，一呼众诺、百诺、千诺、万诺了。而当时救之之道，还是既定之规，一是归咎于“林彪、四人帮”败坏了党的声誉，一切都是他们以党的名义搞坏了的，要狠批“林彪、四人帮”，肃清其流毒，谁不像从前老百姓那样信赖党，就是受他们的流毒之害了，必须检讨改正；二是归咎于有人（别有用心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国内外敌对势力……）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散布不满情绪，鼓吹离心离德，于是连年青诗人北岛写于文革的诗中一句“我——不——相——信”，也成了万恶之源；三是承认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存在一些问题，但重弹要区别“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和“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党和政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等老调，用宣讲者自己也未必相信的话去瞒哄群众，结果适得其反。某些固执己见，不肯稍作反思的在上者，乃更进一步指责群众，却不敢正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早自文革以前，经过十年文革，经历了从脱离群众到压制或利用群众（或利用一部分群众去压制另一部分群众，也叫作挑动群众斗群众），而甚至竟堕落到与群众对立（不说“骑在群众头上”或与群众为敌吧）的历史和现实，不肯承认丧失公信力责在自身，一味埋怨群众本来“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对党是感恩不尽的，现在居然不再同心同德，岂非忘恩负义。一来二去，越是这样与群众对立，越是激起群众的逆反心理，有些本来持中间态度的群众也“偏激”起来了。不但年轻人如此，中老年亦然，不但知识分子如此，工农亦然。于是又惊呼民心大变，殊不知这是日积月累，渐失民心，只听颂声的耳朵，听不惯怨声载道，但终于是不爱听也得听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多恶政和坏人坏事，种因于若干年前，并不都是本届当政者的施为造成的，但是政权一脉相承，因果相循，不能割断历史，撇清责任，何况群众习惯了的忆苦、诉苦方式，也属于传统的遗留呢？上访人员过去常常得到这样的回答和劝慰，说你们的情况，基层的问题，领导上都知道。想用这样的话把访民搪塞一下打发走。我相信，上访者遇到的诉告无门，推托欺骗，以至官官相护等苦情，及其背后的政令不行，公权滥用，执法犯法等结构性弊端，上述领导确实也都知道，而且比我们这样的普通人知道得多，知道得深。然而在现有体制和机制下，积重难返，迄无良策，所以才要维稳，包括要各地各级政府严格控制群众上访，尤其是集体上访和所谓越级上访等。虽然现在不叫防止“群众闹事”而叫防止“群体性事件”了，而在各地政府看来，几乎所有的上访群众，都属于“聚众滋事”——这也常常是他们随意对上访者强行拘留惯用的罪名，好像这些离家背井的访民都是吃饱了撑的，不拿上访当误工，偏要跟截访人员玩捉迷藏，玩猫捉老鼠，而自己扮演老鼠！仅就如何对待上访群众，就可以看出在上者的思维和运作，怎样一步步失去民心，引起民怨的轨迹了。回过头去再说刚才的话题，那种听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干好事都不信，干坏事就相信的社会心理是怎样形成的，难道还不清楚吗？再傻再蠢再麻木不仁的草民，一次受骗可以，两次受骗可以，事不过三，三番五次同样手法的骗局，同样腔调的谎话，还不能使他们变得聪明一点吗？提倡干部、党员做“人民的儿子”，也是要看实际表现而不是靠宣传标榜的。那些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在老农民跪拜前都无动于衷的死官僚，有谁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儿子了？就算那嘴甜的宣传家是人民的儿子吧，人民能把瞎喊“狼来了”的撒谎的孩子，看成是说“他没穿衣服”的诚实的孩子吗？这样的要求，不是也太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智商吗！？上述对党不信任的社会心理的形成，已不止三年五载，而是长期欠账的结果。这里还不是说什么具体的债欠，而是指诚信的丧失，目前使党的事业的继承者们，亦即在上者所深感不快的，其实是不得不接受的历史惩罚：其一，过去善作夸大的以至虚假的自我宣传，一切全好，百分之百，从无错失，对未来则作空头许诺，也是一切全好，百分之百，然而事实打碎空言，导致逆反心理，百分之百的肯定，物极必反，变成百分之百的怀疑乃至否定了。二是，过去掩盖真相，把真相斥为谣言，但事实是顽强的，一只手难掩天下人的耳目，难掩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人们几经反覆以后，难免习于反其道而视之，纵令遇到真正的谣言，也甚或信其为实事了。举例来说，1957年整风鸣放时，人们响应号召，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意见，帮助整风；后来一翻脸，说共产党“成绩是主要的”，你为什么不说成绩而说缺点，说错误，岂不是给党抹黑，攻击诽谤？又说丰功伟绩是浩浩“主流”，缺点错误是小小“支流”，前者决定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的“本质”，后者是一时一地个别人不代表本质的“现象”！这些“哲学”歪理可以愚民于一时，怎么能长远为千百万身历亲经当代一切事变的人所信服呢？1959年又大唱“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说导致饿死千百万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绩占九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那么大点的缺点错误。于是，只要说一句“放卫星”是虚夸，说一句粮食不够吃，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算账派观潮派总之是右派，若是说某地饿死人了，那就是现行反革命！再举一例，1976年“四五”清明，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自发集聚悼念周恩来，同时以诗词影射抨击江青、张春桥，因毛泽东听汇报后认定是针对他的，遂大举清场镇压。嗣后从首都到各地，针对群众传抄天安门诗词，并有一些关于高层领导核心中涉及江青和批邓等等的传说，又自上而下开展了一个“查谣”的战役，实行瓜蔓抄式的追究，人人过关，人人自危，称得起再一次“红色恐怖”。然而几个月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事实证明，当时所查的“谣言”，尽管细节不尽准确，却都不无根据，其来有自。这都是几代人走过来的历史。文革后的三中全会上，重提“实事求是”的口号（当然不止是提口号，而且辅之以平反冤假错案等实际行动），受到公众的欢迎。人们深知，“实事求是”的“实事”，指的就是“事实”，有了事实，有了真相，才有你所求的“是”；离开事实，离开真相，就没有人们要求的“是”，人们更不会点头称是。这样的心态是理性的。在尚未依法享有公民应享的充分知情权的人们，他们对资讯不足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在资讯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听取非正式的信息，并做出自己的带有某种主观色彩的判断，是正常的。他们对某些缺乏诚信的人，对某些缺乏公信力的公众人物或机构单位的言行，持保留的态度，存疑的态度，甚至作某种臆测、猜度和分析，也属于凡有思维能力的人皆可能有之的常情。这与理性的心态并无矛盾，而正是一种要求“拿出事实来”的理性，什么花言巧语、屏蔽遮掩，在公众的这种理性前，都是欲盖弥彰，心劳日绌，休息去吧！用简单的办法，是不能改变人们经由多年实践特别是饱经忧患换来的教训（所谓反面经验）的。如果不是靠自身的改革和完善，而是责备群众，用围追堵截的方式施压威慑，那结果是会造成反弹的。“强扭的瓜儿不甜”，怎么能想要人爱你人家就爱，想要人信人家就信你呢？要改变一种社会心理所需的时间，不会少于这种社会心理形成的时间。更不是你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关键在于事实真相和实际行动。时间将最后解决问题，大家都要有一点耐心才好。2011年7月21日 祝贺杨绛先生百岁大寿 杨绛先生：您好！ 向您拜寿！按中国民间算法，您今年已是101岁大寿，一到7月17日，您就迈进第101个年头的门槛了。 读到您在文汇报上的答问，超强的记忆力，清明的理性，暮年而葆有朝气，给人温暖和欣慰。周毅的提问也好，她是认真读过您的书的。 多年来，我从您做人和为文中，读到您生命力的坚韧，并为您感到骄傲，您不忌讳这两个字吧，您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柔能克刚的那一类型。但同时，我也感到微微的怅惘：像您这样的人不会再有了。您这个“人”，是百年沧桑和您自己家世身世阅历通过您的个性研磨造就的。在您身上，我才懂得了“学养”两个字。一般的“博学”“审问”，有自觉的努力可以做到，“慎思”“明辨”就不那么容易。这里有您天生的悟性，书香的薰陶，尤其是亲经几乎空前甚至绝后的得天独厚的时代剧变（谁还能重历一遍辛亥、五四、抗日、内战和1949年后的光影斑驳），您以好奇、探询、思考为生活，包容东西方文明形成的教养玉成了您的一生。说您“世事洞明”，自然当之无愧，而您更达到了超越世俗的人生（不仅是人生边上的）智慧。这是难得的通达和透彻（不是机巧和小聪明）。现在媒体经常炒作所谓“达人”，他们那里有什么达人，真正意义上的达人在您这里！我不敢说对您有多么深入贴切的理解，更不敢说从您这里学到了一些什么，但我终于可以说，不期而然地成了您“同病相怜”的——“聋”友！听觉障碍两三年来急剧严重，不戴助听器就无法与人交流。不过，我已经以阿Q精神对付之了。另纸抄前年打油诗一首，供一笑！我和谢文秀向您再拜，祝：仁者寿，智者寿，并勇者寿！——您虽低调处世，但在在表现了仁者智者之勇，您是百年人生中的胜利者，不是吗！？钱先生和钱瑗都会赞同我这一说法的，我有这个自信。 邵燕祥上七月十二日 二O一一年〔附〕失聪打油春风过耳马如聋，把酒论人雷自轰。只为偏听常俯耳，并非慎独且孤行。失聪便怪人能静，聆教翻疑语不通。莫笑身无天子相，老夫忽地变真龙。 二0 0九年十二月廿三日对官员的“精神卫生”检测 6月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精神卫生法（草案）》征求公众意见。人们最关心的是，法律能不能保障正常人“不被精神病”。这方面的舆论沸沸扬扬，足够立法部门好好消化一阵了。而我在这里拾遗补阙，是要建议对所有官员（分步骤地展开，可从主要和重要官员开始）在任命前进行“精神卫生”检测。现在乡镇以上各级主要官员，在第一线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沉重的工作压力，任务、责任，政绩指标、维稳要求，以至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诱惑，无不形成负担，引起焦虑。而心理素质各各不同，应对和承受能力各各不同，日积月累，足以致病，首先是精神疾患。“精神卫生”检测，就是关心他们的精神健康，防止精神疾患的恶性发作。手边就有一个例子：恰在上述《精神卫生法（草案）》公布的一个月后，7月10日晚，河北邯郸一个区长（区委副书记），被发现在办公室颈部割裂死亡。上级机关联合调查确认，“排除他杀可能，系重度精神疾患自杀死亡”。而死者生前，他周围的人对他重度的精神疾患显然重视不够。据新华社报道，“死者家属反映：‘最近两个月他一直比较忙，回家睡觉也睡不好。以前就有这个症状，他本人也怀疑有抑郁（症）倾向。’市中心医院医生也说：张海忠今年6月25日和7月3日两次前来就诊，医生给他开了镇静类药物。”死者生前从自觉症状的失眠，怀疑自己有抑郁症，而家人、同事乃至领导之所以熟视无睹，是对抑郁型精神疾患习以为常，不以为病。正像一般体检并不包括精神卫生检测一样。我以为，在体检中加入有关项目，特别是对各级负责官员，任命之前，公示提职之前，进行精神卫生检测，是应该提到议程上来了。这不仅关系到公务员的个人健康，更关系到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整个行政系统正常运转的效率，乃至一乡一县一省一市一国的安全。我们刚才只是举出抑郁症一例，而精神疾患却还包含了像偏执型和其他强迫性的表现。据说希特勒就是个可称偏执狂的精神病人，设想他在1930年代当选德国政府总理后，履任之前，若经过检测，认为他已丧失或部分丧失行为责任能力，因此不具备上台的资格，就可防止一次长达12年的“疯人治国”，那一段历史不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吗？斯大林也有类似问题，如果说他的问题只是所谓“晚年错误”的话，那末他大概也正是老年偏执狂加上老年多疑症患者。当然历史不容假设，然而，我们以史为鉴，岂不是可以多少避免重蹈覆辙吗？记得近二十年前，由穆欣的一个话题说起，他是被人告密，揭发他说江青脑子有病，而排除出中央文革小组的。看来，江青不愿人说她有病，正合着“讳疾忌医”这句成语。我们冷眼旁观，她至少有我们常说的“歇斯迭里”那种毛病。不知道如经检测，是否会认为她的行为能力受到影响，则特别法庭会依法给她减刑呢。——这也是对历史的假设，笑谈了。不过，说到这里，我想，即使国务院法制办没有提前截止征求意见，即使我正式提出对各级官员首先是主要和重要官员实行“精神卫生”检测的建议，恐怕被采纳的可能等于零。这是基于我对当代国情特别是“官情”的认识。不客气地说，这个建议虽好，在目前怕是极难付诸实行。它比让官员公布财产更“超前”。如果这方面舆论一起，那末，大声疾呼反对和防止“被精神病”的人群构成就会改变，不是在“被精神病”阴影笼罩下的正常的普通人，而是强调自己属于正常人的各级官员了。倒是那些曾经使不少正常人“被精神病”的精神病院，又会纷纷遵旨不经检查就给各级官员开“心理健康，无精神疾患”的证明。所以，“精神卫生”检测之议虽好，一入大家熟悉的“酱缸”，也就变成一纸空文，劳而无功了。暂且把此议收起来，存以备考。 2011年7月26日公务员的“门槛” 公务员考试越来越热门，岂仅十里挑一，百里挑一，甚至成千的人里挑一。但仍见莘莘学子，有各地各类高校本科毕业生和硕士、博士资格的适龄人趋之若骛，就像媒体说的“全国人民奔协和（医院）”一样。我每每想对这些意气风发的精英们远远大喊一声：“嗨，慢点跑，慢点跑，想想你要进这个‘门槛’，准备好了吗！？”我说的这个门槛，不是俗语说门槛越来越高或门槛越来越精的那个门槛，而是19世纪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写的那个《门槛》。那是一篇散文诗，我们这里早年有巴金的译本（后来黄伟经等还曾重译过），篇幅不长，但对那个想跨进革命“门槛”的姑娘的一连串提问，却是惊心动魄：“你想跨进这门槛，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吗？”“知道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吗？”“知道你会和人世隔绝，完全孤零零一个人吗？”“知道不仅要躲开敌人，而且要抛弃亲人，离开朋友吗？”“你情愿去牺牲吗？”甚至你会遭到不是敌人而是来自你的同志的打击……后来，那曾经横在旧俄革命者面前的“门槛”，到20世纪，又引来了中国几代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样以“我知道”和“我准备着”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跨进了革命的“门槛”。他们跨进门槛以后，在地下秘密斗争中，在战场和非战场，对敌斗争和内部斗争中，他们所遭逢应了预言，他们以忍受实现了他们的承诺，他们“求仁得仁”了。此间的公务员考试，不是在革命战争、秘密斗争的时期，而是在革命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六十年后，尽管还没有最后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毕竟已是在执政条件下，情况与《门槛》一纸风行的年代完全不同了。这里的“门槛”，不再是为革命者设置的类似苦行的考验了；跨过这一道门槛，就是作为执政当局庞大公务员队伍的一员了。一般说来，等待着公务员的不会再是一连串寒冷、饥饿、监狱、疾病，甚至死亡了。当然，有时需要到抢险救灾的第一线，跟群众一起吃些苦，受些累，却也只是一时的特殊情况，并非仕途常态；而且有现成的政治术语可资应对，如“为人民服务”、“与群众同呼吸，共患难”之类，跟从小入队、入团后来入党誓词一样可以随时上口的。我不知道这些年历届公务员考试，除了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学说和科学发展观这些属于指导思想方面的常识，以及某些现行政策的内容以外，在笔试尤其是面试中，是否还要针对应考者的思想道德品质修养提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是否有助于应考者对从政生涯寄予期待同时，也对可能遇到的实际如“官场险恶”有所准备。因此，我设想，在公务员的门槛前，除了应该问他们对基本国策、政策法令以至《公务员法》等是否能烂熟于心，还应该问问他们对当下官场现状了解多少，比如：“你知道在有些地方或基层，好官难当，你坚持操守便属另类，成为某些势力的眼中钉，会遭受嘲笑、挖苦、孤立、排挤、打击，不但对你，甚至你的家人，妻子的工作、处境会受影响，小孩的安全会受威胁，被所谓不知名的人砍砖头，……这时候，你还能坚持不跟腐败分子同流合污吗？”我甚至想，应该设问：“你是否知道，你在只要你服从和执行领导指示，不需要你有独立思考，更不得有不同意见的‘职场’，有明规则还有潜规则，有时候你得充当上峰错误决策和犯罪行为的替罪羊，特别是你如果没有强大或比较强大的‘背景’，还会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互抓把柄的牺牲品，因为你介入太深，了解内幕太多，你甚至要准备被‘杀人灭口’，那就未必是几年十几年最终会被‘捞’出来的一员，而是将一去不复返了。对这样的不无可能的前途，你能像旧俄那个想革命的姑娘那样，在回答‘你情愿去牺牲吗’的时候，干脆地回答‘是的’吗？”怎么，你害怕了？你只看到了仕途的光明面，甚至只看到了权力的诱惑，寻租的机遇，公款的挥霍，急遽的升迁……你愿意为获得这些而赴汤蹈火，火中取栗，但你没看到爬得高，跌得重，在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中，真是危机四伏，一步错棋，全盘皆输，随时会给你一个“神马都是浮云”。何况还有你忘到脑后的草民，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盯着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人在干，天在看”啊！当然，你也可能运气好，在公务员的“门槛”前，并没遇到这让你尴尬的问题，但是，聪明人，你就不会自己向自己提几个问题试试吗？——报考公务员的人，没一个不是聪明人，只怕私心太重，聪明窍被堵塞了。 201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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