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镜内镜外》一份汉语诗歌界卓越写作者的深度解读与精神素描一位中国当代诗歌亲历者和构建者认命如宿的自述。2、《重新注册：西川译诗集》诗人西川首部翻译诗作自选集，当代世界诗坛**地图。3、《骑手和豆浆：臧棣集1991——2014》“标准诗丛”第二辑，中国新诗的标杆之作，阅读臧棣的不二之选。
本书简介：
本书是唐晓渡诗歌随笔集，一位中国当代诗歌亲历者和诗学构建。唐晓渡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尤其在诗歌批评领域卓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以评论者、写作者的双重身份，唐晓渡见证了、参与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构建，他对中国诗歌的思潮、现象、问题与个案均有深入解读。本书收录作者三十余年来对当代中国重要的诗学问题与诗歌现象所做的分析、讨论、反思，既有对朦胧诗、先锋诗、第三代诗、纯诗、实验诗、女性诗歌、新诗潮等不同写作潮流的阅读与诊断，也有对现代性、时间神话、公共性、多元化、精神自治、有机性、可能性等观念与概念的厘清，深入到诗歌问题内部来观照诗歌。
作者简介：
唐晓渡1954年1月生。1982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作家出版社编审、《当代国际诗坛》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研究员。多年来主要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的研究、评论和编纂工作，兼及诗歌创作和翻译。著有诗论、诗歌随笔集《唐晓渡诗学论集》、《今天是每一天》等七种；译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文论集《小说的艺术》，以及S.普拉斯、V.哈维尔、C.米沃什、Z.赫伯特、M.赫鲁伯等诗人、作家的部分作品；主编“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多卷本、“当代诗歌潮流回顾丛书”多卷本、“帕米尔当代诗歌典藏”多卷本等；另编选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当代先锋诗三十年——谱系和典藏》等十数种诗选。参与创办民间诗刊《幸存者》《现代汉诗》。评论和诗歌作品被收入国内外多种选（译）本。2012年获首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2013年获第二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我所理解的“新诗潮” 到了1986年底，甚至最保守的人们也不能不承认，当代诗歌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变革。“多元化”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批评术语之一。二十二家诗报诗刊和两千多个诗歌社团还只是一种“量”的显示；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一批艺术追求的分野日趋明显的创作群落——我避开了“流派”这个大字眼——和具有程度不同的鲜明个性的诗人。在11月间《 诗歌报 》和《 深圳青年报 》联合举办的“’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中宣言“注册”的流派多达八十四个。这种掺杂了极大的浮夸乃至虚假成分的现象当然不足以成为当代诗歌繁荣的真正标志，却足以提醒人们注意其内部所蕴藏的活力。不管怎么说，自五四时期新诗诞生以来，如此活跃的局面是前所未有的——今后或许也不会再有。不可能把这种局面的形成片面地归结为哪一种社会或美学力量使然。它只能是一种历史合力的结果。这里，考虑到十年来整个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革是一方面，以此为背景而发生的诗坛内部的不同力量之间的相互冲突、渗透和影响是另一方面。尽管如此，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或主要作用的一些因素仍然是必要的。就这一点而言，“新诗潮”的发生和发展确实是这十年间最重大的诗歌事件。事实上，它是上述彼此冲突、渗透和影响的一个焦点，其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它所受到的反对和批判。所谓“新诗潮”是一个相当含混的说法，一如所谓“朦胧诗”。关键在于，它不应被视为一个统一的诗歌流派，而应视为一种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的诗歌现象。至于外延，则毋宁说是极其模糊的。如果定义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不妨说，它是一场以青年为主体的先锋诗歌运动。显而易见，这里成为参照的首先是既定的诗歌意识和诗歌格局，尽管对后者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并且不应忽视在总体变革的情势下，传统追求所同样具有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说“新诗潮”不是一个统一的诗歌流派，并不是说其中就没有任何一以贯之的东西，没有某种内在的沿革衍化的生长逻辑。对于某一个别诗人来说，这种生长逻辑始终是存在的，一种诗歌现象也不例外；当然情况要复杂得多。这里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进化”或“进步”。生长的必然性通过不同追求的偶然性得以呈现。至于这种追求是否成功，是否提供了独特的审美价值，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当代诗歌发展的“网上纽结”，则是另一回事。在这一方面，唯一能说明问题的，只能是单个的诗人及其作品，而不是其他。但是，至少是生长于同一历史断层这一点，使我们仍然能够把“新诗潮”作为一个整体的诗歌运动来加以把握。只是在这一历史的断层上，作为个人的诗人才开始得以出现，而“个人化”则成为一种普遍的追求。从这里出发，“新诗潮”对所有遮蔽诗歌的成见进行了勇猛的爆破，同时把自己作为一个不可逆的、具有无限生长的可能性的过程显示出来。而一旦新的格局得以形成，它的使命也就结束了。“使命”这个词听起来有点过于一本正经，但就“新诗潮”在当代诗歌发展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而言，或许是恰当的。如果把参照标准定得稍高一些，那么可以说“新诗潮”并没有带来多少真正是“新”的东西。它迄今的全部努力，只不过是力图使诗重新成为诗而已。“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一古老箴言对艺术的发展往往显得特别有力。“达达主义”式的颠覆之于艺术的变革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破坏只是为了更好的建设。中国当代诗歌曾经濒临毁绝的边缘；古老的诗歌王国所蒙受的这种耻辱使我们格外意识到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建设几乎是在废墟上进行的，我们在估计其现实成就时又必须格外谨慎。昔日的光荣既不足恃，也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成后来者的财富。近代以来飞速发展的世界及其以同样的速度生长着的人类精神，使我们日益明确地意识到我们在文化上的偏狭和匮乏，而摆脱这一困境既需要坚韧不拔的持恒努力，也需要时间。尽管如此，我们没有理由自轻自贱。这里，信念的力量首先来自我们自身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替代性。同时，那即便在最危困的时刻也没有消失的理想也仍然在深处光耀着我们。注意到“新诗潮”是一种普遍而深刻的危机的产物始终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所谓“危机”总是与生机联袂而至；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危机的时刻，我们开始获得自己。它像一道闪电，使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看到我们的过去、今天和未来。它不仅照亮了我们所悚然下临的深渊，同时也照亮了深渊彼岸的道路；而只要我们不甘于沉沦于黑暗之中，我们就必须设法越过（ 当然不可能飞过 ）深渊，一次次重新开始作为一个诗人所必须走过的精神历程。“新诗潮”自发轫迄今已将近二十个年头了。一个人对历史不能要求得太多，但他有理由渴望收获。有一段时间，我们颇为“思考的一代”的共名而自豪；曾几何时，却更多地品尝出其中的悲凉乃至嘲讽意味。当然我们不会停止思考，但生命的品格天然地高于思考。帕斯捷尔纳克曾用“要活，只是要活，只是要活到底”来表达他对生命、爱和被爱的信念；而谁又能说，他没有在更大的程度上，道出了生命不可战胜的微妙之处呢？ 1987年4月，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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