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行到失败中去》一位中国当代诗歌亲历者和诗学构建。2、《重新注册：西川译诗集》诗人西川首部翻译诗作自选集，当代世界诗坛**地图。3、《骑手和豆浆：臧棣集1991——2014》“标准诗丛”第二辑，中国新诗的标杆之作，阅读臧棣的不二之选。
本书简介：
本书是唐晓渡诗歌随笔集，是一份汉语诗歌界卓越写作者的深度解读与精神素描，也是一位中国当代诗歌亲历者和构建者认命如宿的自述。唐晓渡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尤其在诗歌批评领域卓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以评论者、写作者的双重身份，唐晓渡见证了、参与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构建，他对中国诗歌的思潮、现象、问题与个案均有深入解读。本书收录作者三十余年来对当代中国重要的有节点意义的诗人及其作品进行解读、品评的文章，有学术意义的研究，有勾勒性质的随笔，涉及卞之琳、邵燕祥、牛汉、杨炼、芒克、翟永明、顾城、食指、北岛、江河、昌耀、多多、陈超、臧棣等国内诗人，以及对他深具影响的希尼、帕斯等国外诗人。书中另有长文《人与事：我所亲历的80年代<诗刊>》,堪称一个人的当代诗歌史片段，值得一读再读。
作者简介：
唐晓渡1954年1月生。1982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作家出版社编审、《当代国际诗坛》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研究员。多年来主要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的研究、评论和编纂工作，兼及诗歌创作和翻译。著有诗论、诗歌随笔集《唐晓渡诗学论集》、《今天是每一天》等七种；译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文论集《小说的艺术》，以及S.普拉斯、V.哈维尔、C.米沃什、Z.赫伯特、M.赫鲁伯等诗人、作家的部分作品；主编“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多卷本、“当代诗歌潮流回顾丛书”多卷本、“帕米尔当代诗歌典藏”多卷本等；另编选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当代先锋诗三十年——谱系和典藏》等十数种诗选。参与创办民间诗刊《幸存者》《现代汉诗》。评论和诗歌作品被收入国内外多种选（译）本。2012年获首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2013年获第二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臧棣：另一种印象 有朋友建议我读一篇文章。“……《 霍拉旭的神话 》……是针对你们‘幸存者’的。”他的声音怪怪的，有点幸灾乐祸，也有点语重心长。霍拉旭我知道，“幸存者”我也知道；可针对“幸存者”的霍拉旭或被霍拉旭针对的“幸存者”我就不知道了。1991年年初某日，我感到一头雾水。这位朋友所说的“幸存者”指“幸存者诗人俱乐部”，由芒克、杨炼和我于1988年4月间发起，初衷当然是为了创造某种现代诗的“小气候”。俱乐部主要的活动方式是诗歌沙龙，无非朗诵、讨论，间或喝一次酒；也办了一份交流性的刊物，刊名就叫《 幸存者 》，包括“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特刊，前后共出了三期。“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也许是俱乐部最辉煌的一次作为，但正如在中国常见的那样，“首届”就是末届，辉煌就是结束——艺术节举办两个多月后，俱乐部就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幸存者”的宗旨是“致力于维护和发展诗人的独立探索，并通过诗人间的交流，促进这一探索”，而不是要建立一个风格流派；它从来没有具体倡言过、事实上也不存在什么共同的诗歌主张。唯一一篇阐释性的文字，大概就是我为《 幸存者 》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 什么是“幸存者” 》了。在那篇文字中，“幸存者”意味着隐身沉默与死亡对弈，这和霍拉旭有什么关系吗？而且还“神话”！雾水变成了好奇。好在文章不难找到，《 发现 》，也是创刊号。奇怪的是，读完这篇署名“戈臣”的文章，我丝毫也没有那位朋友所说的感觉，相反倒有一种息息相通的快意。当然，它确实“针对”了“幸存者”，然此“幸存者”非彼“幸存者”。如果说，前一种“幸存者”（ 或“幸存”意识 ）因偏执于诗的“见证”功能而具有自我神话化的倾向，因而必须解构的话，那么，对后一种“幸存者”（ 或“幸存”意识 ）来说，这同样是题中应有之义。真正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文章所显示的耀眼的理论才华，以致有所保留的歧见变得无关紧要。“后生可畏哪。这位戈臣，必定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可是，他是谁呢？”又过了一年多，我才从另一篇文章中得知，“戈臣”就是臧棣。 我和臧棣相识肯定远远早于这一小小的文本事件，然而，当我答应写一篇“印象记”，试图搜罗、整理有关他的印象时，此前的记忆库房中却顽强地呈现出一片空白；换句话说，《 霍拉旭的神话 》暗中做了“消磁”的工作。这种情况似乎还从未有过，我不免反躬自省：究竟是他的才华掩没了他的魅力，还是我太注重他的才华，却轻慢乃至忽视了他的魅力？如果是前者也就罢了；但如果是后者，我将和许多女同胞一样，对我的审美能力感到不可原谅。当然，认定戈臣“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已与事实核对无误，可对臧棣来说，两片薄薄的嘴唇又算得了什么呢？“前几天你们北京的臧棣来过这里，哎呀，一米九的大个子，白白的脸蛋宽额头，围一条五四青年的大围巾，啧啧，那叫‘要型有型，要款有款’！”说这话的可不是什么女同胞，而是一位东北糙老爷们儿。他又看了看我，一副于心不忍的样子，但终于还是忍不住，续道：“恕我直言，晓渡兄相比之下，可就……惨了点儿。” 戈臣之所以“必定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是基于命相学所谓“唇薄善辩”的推断；然而薄唇的臧棣还是成功地狙击了这一推断，使之充其量只实现了一半。90年代与臧棣的交往慢慢多起来，才发现他于命相学多少有所辜负。他的敏感、他内在的激情、他思维的活跃程度，与他的口头表达能力似乎有点不对称。前者往往过于快而猛烈，以至后者像是在故意设置障碍。这不是说他口拙，不喜欢表达，而是说他的话经常显得突而秃，有点辞不达意，没头没脑。最先指出这一点的不是别人，而是我的女儿、其时尚不到十岁的闹闹。当时她狂热地痴迷于“脑筋急拐弯”，几乎所有来客进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像回答拦路的司芬克斯那样，回答她从书上贩来的那些令人对自己的智商深感担忧的问题：世界上什么帽子不能戴？一个人从十楼的窗子往下跳却没有受伤，为什么？等等。由于怀揣事先备好的得意，通常情况下她总是不待客人猜到第三遍便宣布答案，于是大人目瞪口呆，满屋响彻她咯咯的笑声。可那次她发出的却是恼羞成怒的大叫：“臧棣叔叔你怎么啦，没头没脑的！”过去一看，她小脸憋得通红，正对一旁也红着脸，同时讪笑着的臧棣叔叔耍横。相问之下，原来是臧棣叔叔故意回避她的问题不答，却就问题本身和她纠缠个没完。当然，臧棣叔叔始终是最受她欢迎的客人之一，但她却从此确立了对臧棣叔叔的心理优势。那次臧棣也红了脸大概是因为我作为家长突然到场，然而他遇事爱红脸对我早已是见惯不惊。据说这样的人一般都心地诚实，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现在的女孩子们是否还像从前一样，特别喜欢这样的男子？假如仍然如此，那臧棣的优势是否太多了点？好在上帝公正，赐一利者必予一弊。臧棣既爱红脸，也就不易守住秘密。比如一段时间电话寻他不着，再见面时调侃一句，若面不改色则无事，若红了脸，则必有蹊跷矣。当然我等也是点到即止，不会再作深究。前些时偶翻《 诗歌北大 》，发现他的学生也注意到了他的这一特点。一篇纪言师尊的文章，有关他那节的标题就叫《 30多岁还脸红 》，其结论是：“一个到了30多岁还爱脸红的人必定是善良的。”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于我所蠡测过的他的授课风格亦有所验证。在说到1999年“盘峰论战”留给老师的余绪时作者写道：“一些人的超出了正常的学术论争的无理指责显然激怒了臧力（ 臧棣的本名——唐注 ）。在给我们上的‘当代诗歌’课上，他的情绪依然难以平静，谈到某些问题时，嗓音会颤抖，写粉笔字的手也会颤抖……”其未及之处，大概与前面说到的那种“不对称”不无关系。 薄唇的臧棣显然深谙“损不足以补有余”的资源配置之道，他把“善辩”的天赋更多地留给了他的诗歌和批评写作。作为批评家，臧棣的“善辩”应该和一个谐音词——“善辨”，即洞察力——结合起来考虑。在这方面，《 霍拉旭的神话 》只不过是端倪初现，其“耀眼的理论才华”背后，是对当代诗歌写作在经历了80年代的剧烈动荡和分化之后正迅速步向成熟，并形成崭新的自我意识这一趋势的敏锐识读和反省。随后的《 犀利的汉语之光 》等文章进一步呈现了这种识读和反省的细部：新的欲望、新的语境、新的压力、由此导致的“加速写作”现象、加速之于传统的意味、普遍的实验风格、对形式的迷恋……“向心式”的专业态度和“对汉语的全新理解和感悟”相匹配，从中臧棣发展出一种既雄辩滔滔，又极为节制缜密的批评风格。这种风格在《 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 》（ 1994 ）一文中找到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在这篇文章中，臧棣以一批成熟的诗歌文本为倚托，以解构“朦胧诗的语言、语言风格和它所借助的语言规约的真实性”为切口，以“对语言的行为主义态度”和“不及物性”的诞生为标志，以不断拓展汉语诗歌的可能性为前景，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当代诗歌在80—90年代的持续裂变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如果说，实现了“从传统意义上的写诗活动裂变成以诗歌为对象的写作本身”是后朦胧诗对当代汉语诗歌的重大贡献，那么，系统地总结这一裂变并予以上述经典性的定义，就是臧棣对当代诗歌批评的重大贡献。为“后朦胧诗”正名，昭雪其“靠造翻起家”的不名誉出身只是这篇文章的副产品，其高屋建瓴的气势和深挚的内省目光表明，一部装备精良、动力强大、雄心勃勃的批评机车刚刚开始提速。这部机车后来好像一头扎进了某条叫作“新诗传统”的时光隧道中，我们不知道它最终会选择谁的天灵盖作为出口，但还是能透过《 现代性和新诗的评价 》等，听到它沉稳的运行声。 很抱歉一篇印象记写着写着竟滑入了“小评论”的窠臼；同样需要抱歉的是，被事先限定了的篇幅已使我无法对作为诗人的臧棣说得更多。问题还在于，至少是就目前而言，关于臧棣的诗，还能有谁比诗人胡续冬在《 金蝉脱壳 》一文中说得更好？该文不难找，就刊载于《 作家 》杂志2002年第3期上，从中读者可以发现，另一个同样与“善辨”谐音的词似乎一直在等着臧棣，那就是“善变”。在诗歌的“本质”被打进现象学意义上的括号，“只指涉自身的写作”（ 福柯语 ）为诗的自主提供了进一步的合法性依据，诗的可能性的天空因之向我们无穷敞开之后，“变”差不多已经和臧棣所倡言的“享受写作的欢乐”成了一回事。那么，它也会成为他不惮于突出的“局限”吗？ 2005年元月26日，天通西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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